经济周期循环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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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译者序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1983年5月23日，为了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上述这段文字，正是一代管理学大师向前一辈经济学伟人的致敬与赞誉。
　　单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来说，凯恩斯无疑是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经济学大家，相形之下，熊彼特为何能赢得德鲁克如此高的评价？
　　创新，一切皆是创新。熊彼特从一开始就坚信一点——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并非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为此，他宣称：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有创新才能在动态不均衡中建立社会，也唯有这样的社会才具有稳定性和凝聚力。而企业家扮演着这种动态经济中的英雄角色，他们是利润的来源。
　　这种观点使熊彼特在整个经济学传统中脱颖而出。而更令他名声大噪的，还有他所阐发的经济周期循环理论。
　　繁荣、崩溃、萧条、复苏……
　　一提到经济周期，很多人都会想到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确实，当今的经济局势，似乎正在印证着一点：新一轮的经济循环正在发生。虽然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及1929－1933年大萧条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事实上却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泛、最深远的一次。
　　从这一点来考虑，重温1929~1933年大危机后人类经济思想界的一些大师对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理论反思，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在那些有关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论述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恐怕当属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了，而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实并未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但是，不可否认，在理解目前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方面，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Bussiness　cycle）更为深邃，更具前瞻性，也更具启发意义。
　　熊彼特认为，当经济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因此，每一次萧条都包孕着新技术革新的可能。
　　相比较而言，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学说更侧重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过程，从而取代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和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其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旨在从理论上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产生原因，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未做透彻分析。
　　与凯恩斯不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创新的视角解释了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发生。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而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
　　在纯理论模式中，熊彼特假定，企业家的创新是一个独立的内生因素，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在此之前，经济体系处于静态均衡。企业家为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断创新，进行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组合。
　　于是，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对银行信用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依照这一思路，企业家的成批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企业家会竞相推出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繁荣。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和竞争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盈利机会减少。接着，银行信用收缩。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根据上述商业周期的纯理论推论，熊彼特又提出了商业周期“四阶段论”的现实模式，即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熊彼特还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论述，提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商业周期的论点，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时间大致分别为60年、10年和40个月。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包括*）对现代市场经济周期性繁荣现象的理论解释而提出来的，显然带着对1929至1933年大危机理论的反思痕迹。放在今天看来，熊彼特的一些极端提法（如“创造性地破坏”）似乎有些言过其辞，但在充分了解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之后，或许更能帮助我们把握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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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期（1）
关于危机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周期性的商业波动理论，不像已经被详细说明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贷、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利息等理论那样，它甚至还没有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对其主题的陈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应该比过去更需要对大量的不断增多的资料进行综合处理，更需要以那些表明商业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指标为基础，制定出许多个别理论。在这方面，我的工作还只是一个不成形的框架；我所承诺的彻底研究还没有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这种情况还将长时间持续。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交这一章，除了在表述上，没有其他任何变化，这不仅是因为现在这一章对于考察危机有其一定的地位，而且还因为我仍然坚信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包含的内容有助于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而且还因为它对本书的贡献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因此，我愿意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　
　　通过研究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的意见，我更坚信我的信念。这里我只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批评说我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一位最有才能的，也是我最尊重的权威提出来的。意见表达得是这样文雅，所以为了让读者明白它的真实含义，我必须亲自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某种十分明确的含义，它不同于“价值的心理”，比如，它意味着坚信那些令人害怕的商业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它们是我们在每一次危机中注意到的，特别是在过去已经注意到的。因此，作为一种危机理论，它意味着一种科学的解释要么依据显然是同时发生的以及相应产生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要么，只在某种缓和的程度上，依据以前对股票看涨的趋势、促销热潮，等等。这种理论是很枯燥的；这种解释也没有说明任何问题，但这不是我的观点。不只是因为我总是讨论外在行为，因而在我的论述里，心理因素只能在对每一经济事件的陈述中找到，甚至是最客观的陈述，而且还因为我解释商业波动的现象——不管现在是否发生——仅仅用一串自动运行的客观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也就是用新企业的出现对现有企业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产生于第三章所解释的各种事实。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由洛伊提出的，他说我的理论没有解释危机的周期性。对此我不理解。周期性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仅指每一次繁荣之后都有一次萧条，每一次萧条之后又跟随着繁荣这个事实，而我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第二种含义是指实际的周期长度。但是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从数量上解释这一点，因为，显然它依赖于个别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对此作了一般性的回答：一段时间之后，繁荣结束，萧条开始，而在新企业的产品上市之前，这种现象必然会消失。当吸收创新的过程结束时，一种新的繁荣会战胜萧条，从而出现繁荣景象。　
　　但是洛伊还有其他的含义，这些内容由埃米尔？莱德勒表述如下：我的论证被说成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试图说明为什么企业家实际上是周期性的大批地出现，他们可能出现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如果条件对他们有利，他们是否将会不断地出现，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现在有人可能认为，我对企业家的成群或者大批出现（这是形成繁荣阶段的唯一原因）以及它所引起的现象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但是如果说我根本不曾努力解释它——实际上，我的整个论证都是为了解释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企业家们得以出现的条件——不考虑竞争经济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第三章中已经说明了，而且也可以简略地、不完全地表述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从私人经济的角度看是更有利的——这个条件必须被实现；由于人们主观意识的限制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实现；还要加上一个能够十分可靠地估算出来的经济形式。如果人们能坚持我们对企业家概念所做的假设条件，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会出现在这些条件下，就不是难以解答的问题了，就像人们一看到有利的机会就会伸手抓这个事实一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商业周期（2）
现在，我并不带有任何批评意图，只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这些观点，我打算把我的理论与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做过最充分论证的斯皮托夫的理论加以比较——尽管在彻底性和完备性方面很难与之比较。从尤格拉那里得来的观点——据此，商业中的波浪式波动，而不是危机本身，似乎是需要说明的基本问题，这个观点对两者是同样的。我们赞同这个观点，即变换的状态（斯皮托夫称之为“Wechsellagen”）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所采用的形式。因此，我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即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只能追溯到这种变换状态首次无误地出现的那个时代（根据斯皮托夫的观点，在英国是从1821年开始，在德国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
　　再者，我们赞同钢铁消费数字是反映经营状况最好的指标；也就是说，斯皮托夫发现并计算出的这个指标——在这方面我没做任何努力——我承认也是我的理论认为的正确指标。我同意这个因果关系首先开始于用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而繁荣首先实现于工业厂家（工厂、矿山、船舶、铁路，等等）的生产中。最后，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正如斯皮托夫所表述的，产生繁荣是因为“投入了更多的资本”，固定于新的企业中，接着这种冲击延伸到原材料、劳动、设备等等市场上。从在这里具有重要性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理解资本，例外的情况是，在我的论述中购买力的创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论述中则不是这样。至此，我只应该补充一点，即资本的投入不是随着时间均匀分布的，而是间隔着大批地出现的。显然，这是极其基本的事实，对此我提出了一种解释，这是斯皮托夫不曾提出的。我接受斯皮托夫关于标准周期的概念。　
　　我与斯皮托夫的不同在于，我们对那种中断繁荣进而产生萧条的环境的解释不同。斯皮托夫认为这种环境就是资本品的生产过剩，一方面相对于现有的资本，另一方面相对于有效需求。作为对客观现实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观点。然而，斯皮托夫的理论只停留在这一点上，还想使我们理解，是什么环境诱使那些设备、建筑材料等等的生产者，周期性地生产比当时的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更多的产品，而我的理论试图解释这些事物，所采用的方式可以在本章中找到，也可以概括如下：通常新企业并不是从老企业中产生，而是在它一旁出现，并以竞争形式消灭掉老企业。所以，新企业大量的出现，它对老企业以及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形式的影响，就是要改变一切环境，从而一个特殊的适应过程就是必需的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区别，通过更详细的讨论，将会进一步缩小。　
　　想把我原先的说明缩短而又无懈可击，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它做了进一步压缩，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个基本思想。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将给论述的步骤编号。　
　　1．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描述的整个发展过程会不中断地持续下去吗？它与一棵树的成长相类似吗？经验的回答是否定的。的确，经济系统不是连续地、平稳地向前运动。多种不同的运动方式：逆运动、后退、事变，它们的出现阻碍了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价值体系里也有干扰发展的瓦解因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　

商业周期（3）
如果经济系统从发展平稳的直线偏离出去的程度很小，那么，它们几乎就构不成理论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里，个人可能会遇到对他而言非常严重的灾难，而理论又没有任何理由深入到这种现象中去。同样，那些很可能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事件，如果它们被认为是孤立的偶然遭遇，那么就不需要对此做全面的调查。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逆运动和后退是经常发生的，以至于一考虑到这个问题，似乎周期性就表现出来了。如果不是从逻辑上考虑，实际上，这表明对这类现象进行抽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如果情况是这样：当克服了一种挫折之后，早期的发展又从它被中断的那一点重新开始，那么从原则上说，这个挫折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有关发展的基本事实，即使我们不能说明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或者干脆把它们抽象掉。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逆运动不仅阻碍了发展，还结束了发展。大量价值被毁灭；经济体系中领导者计划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被改变。经济系统在重新向前发展之前，必须振奋精神，恢复精力；其价值体系也需要重新组织。这时，再一次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旧过程的继续。
　　诚然，经验告诉我们，新的发展过程或多或少会朝着类似于早期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个“计划”的持续性被打断了。新的发展过程产生于不同的环境，部分地产生于不同人的行为；许多旧的愿望和价值被永远埋葬了，全新的事物得以涌现。从经验上看，存在于挫折之间的所有这些局部发展的主线，可能恰好与总体发展的粗略轮廓相吻合。但是，在理论上，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整个过程的轮廓。企业家不能逾越挫折阶段，把他们的计划原样地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且科学的解释也不能这样做，除非它完全脱离实际。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这一类现象，它与其他发展现象相比较，更鲜明突出，而且显然它处于某种与其他现象对立的位置。一开始就存在下面所说的可能性。第一，危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现象。发展过程特殊的崩溃现象（我们从经验得知的并且描述为危机），甚至对于天真的人们，都总是显得是一个而且是相同的一个现象的各种形式。然而，危机的这种同一性肯定是不会持久的。相反，它主要存在于对经济系统和个人影响的相似性上，而且存在于这个事实中——某些事件总是习惯性地出现在大多数危机中。然而，这种影响和事件，倒是和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外界的和内在的干扰一起出现，并且不足以证明危机总是同样的现象。实际上，危机的不同种类和起因是可以识别的。我们没有理由事先假定危机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作为开始的基本要素要多，也就是说，危机是所有那些使先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停止的事件。　
　　第二，不管现象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危机都不一定能作纯粹的经济解释。当然，危机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决不能断言说危机属于经济体系的本质，或者甚至说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属于任何一种体系，即它们必然产生于经济因素本身的作用。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很有可能存在于经济范畴之外，也就是说，危机是外界干扰经济领域的结果。危机发生的频率，也就是人们常宣称的危机的规律性，本身都不是定论，因为很容易想象，这些干扰必定经常出现在实际生活中。所以，简单地说，危机是经济生活使其适应新环境的过程。　　。。

商业周期（4）
考虑到第一点，我们在开始就可以谈到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无论在哪儿遇到大的干扰就说是危机，那么除了干扰这个事实之外就没有其他一般性质了。目前，也可以在这个广义上构想危机。相应地，经济过程也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循环流转过程、发展过程、阻碍发展不受干扰的过程。这种分类绝不是脱离现实的。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把这三类区分开来。只有更详细地分析才能表明其中的一类是否属于另两类中的某一类。
　　危机史已经证明了不存在干扰的普遍特征。这些干扰在经济实体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地方已经爆发了，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有时，它们出现在供给一方，有时出现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种情况下，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领域，有时出现在市场或者信贷关系方面；在后一种情况下，有时体现为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尚风格的变化），有时体现为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大多数工业集团来说，他们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才是其他的。有时危机以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尤其是对资本家影响的信用制度，有时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遭受的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卷进来。　
　　乍一看，试图在危机所表现的形式中寻找共同的成分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是这种共同成分导致了一种流行的、科学的信念，即危机总是一个而且是同一个现象。然而，很容易看出，这些可以从表面获得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对于所有危机来说，它们既不是共有的，也不是本质的。比如说，恐慌的要素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的显著特征。但也存在这种情况，即有恐慌但没有危机。进一步说，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无论怎么说，恐慌的强度与危机的重要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更多的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如“投机热潮”、“生产过剩”等等流行口号也适用。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式，那么大量的投机买卖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几乎生产出来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与当时的状况完全适合。类似地，个别厂家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以及其他要素基本上都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令人满意的判断危机的标准，这一点可以由下面这个事实表明，即尽管在有关这个主题的描述性文献中必定重现了一定数量的危机，但除此以外，危机的个别细节彼此之间并不相符合。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危机都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危机以及所有的形成原因及其结果，都能从对经济系统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中得以理解。很清楚，情况不总是这样，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要这样。我们应该承认，比如说战争的爆发，它可能导致足够大的干扰，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决不是规律，例如，19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大都没有立即导致危机。不过，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假设一个岛国，它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而且它的经济体制是那种我们所说的达到了充分发展，假设它被敌国舰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进出口受阻，价格和价值体系被粉碎，不能偿付债务，信用的链绳被切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这些都已经出现，而且的确标志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战争的起因是经济制度以外的因素。由于这种外界实体在经济领域内的作用，便产生了危机，同时也解释了危机。这些外界的因素经常被用来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糟糕的收成，显然它可能引发危机，而且众所周知，它甚至已经成为有关危机的一般理论的基础。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商业周期（5）
但是，即使环境不像战争或者气象条件那样明显地从外部作用于经济体系，但从纯理论角度看，它必须被看做是外界干扰原因的结果，因而在原则上它就是偶然的。举例来说，突然废止保护关税也可能引起一场危机，这种商业措施当然属于经济事件。但是我们不能精确断定它的外形；我们只能考察它的影响效果。从经济生活的规律来看，它只是外界的一种影响。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危机，它不是我们所谓的纯经济现象。因为它们不是纯经济现象，所以从纯经济视角，我们通常说不出任何关于它们起因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们一定被当做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是否存在纯粹的经济危机？是否存在没有我们刚才所列举的外界冲击而出现的危机？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接受：危机总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结果。无疑，这又是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危机经济理论，我们也将无所作为，只能简单地证明这些事实，或者至多不过是试着对危机的那些外在原因进行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去掉一种特殊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是靠另一个国家来筹集资金的，如果繁荣的浪潮冲击着后者，而后者向资本提供的用途比前一个国家迄今为止所提供的用途更为有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从先前的投资中抽出资本的趋势。如果这种行为迅速并且轻率地发生了，那么结果很清楚，会在前一个国家导致危机。这个例子应该表明，一个经济地区的纯粹的经济原因可能导致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经常并且普遍地被认识到。显然，这不仅会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发生，而且可能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在同一经济区域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发生。一旦危机在一个地方爆发，通常它将牵连到其他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我们在寻找的那种纯经济的现象吗？回答是否定的。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任何给定经济系统的资料，并且在解释该系统内的现象时，只能作为非经济要素。对于正在考察的经济系统，它们是偶然事件，而且，如果试图为这种危机找到一般规律，将是徒劳。　
　　最后，摒弃了所有来自外界的危机的原因之后，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纯经济特征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产生于经济体系内。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反映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用我们的老话说，每一种新的组合都有招致明显的失败的风险。尽管产业的各个部门犯致命性的错误的情况很少，但它们还是会发生。如果存在问题的这些产业相当重要，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就可能从它们中产生。但是，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只是小的意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单独解释。而且，从经济过程的本质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这就是值得怀疑的了：如果我们对所有的项目进行抽象，是否还会剩下什么，从而，如果由于内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任何足够重要的事情都出了差错，危机便发生了，我们是否可以对危机的因果关系比它这样实际发生的说得更多。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矛盾。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历史情况下，都有许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能被认为应该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责，而这并不荒唐，从而，探索更普遍的和更基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就不像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明显。　。。

商业周期（6）
顺便应提到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多数重大的危机，其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情况下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比一般理论中的内容更重要——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理论只能对实际情况下的诊断或补救政策有所贡献，而不期望它有任何其他作用。如果商人们总是试图用手中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任何一种危机，他们也不完全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的”对试图构建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对抗态度也不完全是错的——尽管它不是这种情况所要求的对抗，而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务之间的一种显然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同时把我们的问题转移到稍有不同的环境下，确立了这个事实，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危机，它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变化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不论怎么说，它都是有规律的，如果不是必要的事变；这类危机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经济生活。于是，这个现象从大量形形色色的和不同质的事实中产生，这些事实可以用来解释各种后退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这些巨大的改变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解释的。一旦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不仅有理由而且不得不假定：不存在所有其他——外部和内部的——工业生活可能招致的干扰，这是为了将理论研究上最有意义的问题独立开来。然而，这样做了，我们还必须牢牢记住，我们排除那些情况，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同时，如果我们的理论局限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它必定与所有更广阔领域的努力分析不相称，这种努力分析的目的是为全面理解事物的实际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为什么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不像树木的成长那样均匀地前进，而是跳跃式地前进？为什么它表现出特有的上升和下降？
　　2。这个回答不可能简短，也不可能足够的精确：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像人们根据一般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如果以这种方式，人们就可以选择等间隔的时间，在每一间隔里可以实施一种新的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现，它就以不连续的方式成群或成组地出现。　
　　现在，（a）解释这个回答，（b）解释这种成组方式的出现，（c）据此分析这一事实的结果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因果关系的过程（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