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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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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袢司纸鹗杖�3 321元的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基本持平。
从相对比例来看情况则大不相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我国的消费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 36％，原因是过去10年来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6年，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1％下降到了15％。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98~2005年，中国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53％下降到了41％，几乎与消费同比下降。不仅政府、大企业与民众的存款差距在加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证明，1995~2004年期间城镇和农村各阶层间收入差距都显著扩大，近两年虽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间差距仍然迅速扩大。
政府得到了如此多的收入，公共产品却时常发生短缺。实行高税收的国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国家对每个公民生老病死一包到底；另一种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政府推动经济起飞，西方经济史学者曾指出东欧等国的发展历程，说明政府与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关系，一般较为落后的新兴国家，行政力量较为强势。
我国发展初始，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但政府介入经济的前提是积极财政政策确实是经济推动器。可惜，另一些数据时刻在提醒我们，这样的发展模式代价越来越高，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财政收入浪费现象极端严重。虽然中国的宏观税负大升，财政收入高增长，但并没有出现财政盈余。政府的储蓄占GDP当前6％左右的比重，与10年前的5％相比并不显著。2005年，收支相抵之后，支出大于收入2？亿元。只有一个结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政府本身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2005年政府支出增长了，或者是政府投资项目效率不高，导致资金在黑箱中沉没，国家审计署的数字可以证实浪费的严重。实际上，加上地方政府的保守估计 2 200亿元的债务，政府财政收入处于赤字状态，一些基层地方政府财政濒于破产，因此地方政府债券屡被提上议事日程。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2）
其次，在财政收入上升之时，社会保障相对处于萎缩状态，从表面上来看，政府的收入似乎多得花不完，所以才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到国外投资，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从医疗到教育都位居世界后几位，从房地产行业征收的巨额税费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建设的数额令人羞于启齿，失去安全感的民众消费能力难有起色。
更严重的是，苛刻的税费政策将扼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上游企业垄断资源掌握定价权，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化税收政策的影响。2007年前5个月增长最快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所得税、进口环节税收，分别增长 、和 。虽然我国已制订了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从生产型向消费型改革的政策，但是，从上面数据看得很清楚，除了那些进入增值税试点的幸运地区之外，企业在间接流转环节和所得环节继续被双重征收税，间接税未除，直接税又来，以至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以“是税三分毒”警示有关部门。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政府分别享有60％和75％。如改革税制，还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双方争执不下，倒霉的是纳税人。
我国的征税基数与财政支出一样，只能升不能降，这种政绩足以反映出税收制订的随意性，如果每年的收入都超额完成，说明政府的税收政策不够科学，低估了纳税人的赢利、收入增长，如果是竭泽而渔或者随意设税，则会降低经济发展动力和民众福利，为政府主导的投资火上加油，让市场丧失稳定的预期。
认为我国税负低的主要论据是税收占GDP比重只有20％左右，但税费相加达到惊人的40％，各种费用层出不穷，至今未有收敛之迹，不要说税收法治化，就是离税费一体化都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情况在2008年得到根本改观，沿海地区制造企业受到严重冲击，社会各界呼吁政府出台减税等政策，携手企业共渡难关，鼓励企业优胜劣汰的并购交易，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很可惜，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形势并不匹配，企业与个人在忍受信贷紧缩的同时，不得不同时承担高税负的痛苦。
2008年下半年经济急剧下滑，在出口下滑，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之时，政府税收与居民收入的情况又如何呢？政府成为拉升经济的火车头，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加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向行政主导方向发生悄无声息、但十分关键的转变。
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加迅速，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与2007年度31％的增速接近。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企业所得税，增幅达近2 000亿元，为 2007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近1/4。国家税务总局对此的解释是，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带动2008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 000亿元，扣除此因素后，2008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应该为这些声明补充两点，2007年下半年人民币开始加快升值，央行实行货币紧缩，制造企业开始过冬，2007年与2008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还是托国有的福。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与税收增长相反，居民收入与消费者信心都在下降。2008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2007年的大幅下降到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可比增速由回落到。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与此类似。收入下降之后消费本应随之下降，但我国出现了消费与存款同时增加的情况，这种增加不是好消息，只是热钱增加、居民资产投资渠道被堵塞、通胀压力之下的被迫消费的无奈之举，注定无法持久。
消费者信心指数表明我国消费前景不容乐观。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监测，2008年上半年，我国千家核心商业企业零售指数同比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只有，比2007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2008年二季度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满意指数为，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和个百分点。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看法的预期指数为，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和个百分点。2008年消费者对经济状况和走向的预期，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意愿，都比2007年低。
在企业遭遇困境、居民收入下降、消费者信心回落时，财政部发布政府税收收入大幅上升的喜讯，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巨大转变中，政府对于生产、资源的调控能力不降反增，在市场的名义下，优质、廉价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时政府不得不对遭遇困境的石油等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价格体制的扭曲与行政对市场的强大控制，真是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吗？
税收，还是税收（1）
让人心焦的是，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引发严厉征税潮，这对于刚有暖意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当头一棒，严厉征税会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9年5月22日，笔者收到一封网友来信，指出政府严格征税让企业人心惶惶。全信质朴简短，引用如下：
我是江苏的，我们江苏最近税务局召开全体企业法人开会，贯彻*的讲话，对税收要“应收尽收”，所以对所有企业的财务全部查账3年（2006~2008年）。据内部消息，税务部门是有罚税指标的，数额不小，现在是大家都人心惶惶，地方财政收入降低，入不敷出，像这种变相收款不知会重复到何时？
唯一可以安慰这位朋友的是，不仅江苏，很多地方因为2009年一季度财政收入下降，处于与江苏同样的不安之中。
保证2009年的财政收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9年4月13日下午，中国财政部网站公布了2009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万亿元，同比下降；全国财政支出12 亿元，比2008年同期大幅度增加3 亿元，增长。由于一季度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前的预拨款，预算安排的大量支出项目还在准备阶段，因此，历年来一季度支出额都比后几个季度要小。也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支付压力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要完成全年增长的任务，接下来的8个月财政收入至少要实现18％的增幅。”一位原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尽可能完成税收任务，善于征税者已经被树立为标兵。2009年5月24日，江苏省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张庄‘四轮齐转’冲刺财政收入双过半”的新闻，称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张庄街道的干部，“对照财政收入计划，责任到人，挂图作战，实行‘征、管、协、护’四轮齐转，明确征收机关、稽查机关为主动轮，办事处为协税轮和村级组织为护税轮。每月召开征收人员财政分析会，请稽查机关参加，分析本月收入完成情况，从国税、地税入库的可比性，从税收征管摸底上分析企业纳税的真实性，从企业产销情况分析税收走势，同时安排落实下月的税收任务”。征税已经成为落实到街道、村庄，征税、稽查、街道干部齐动员的群众运动。
上述新闻会让处于寒冬中的企业战栗，另外，有几个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可能出台。
在严格征税的同时，扩大税基的提议出笼。如江西省瑞金市国税局工作人员称，他们不仅仅加强了对原有税源企业的监管，还准备扩大税基，缩小免税和税收优惠的范围，比如原来营业额在5 000元以下的企业免征营业税，调整后可能免征营业税的范围会变成营业额4 000元以下。
另外，税收之外的预算内收费可能增加。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已经有此苗头，税收收入大幅减少，“收费”不降反增。2008年非税收入为7 亿元，同比增加1 427亿元，增长，占总收入的比例为；其中中央财政的非税收入1 亿元，增长，完成预算的；地方非税收入5 元，增长幅度为。
按照法规征税无可非议，但在经济紧缩期改变以往实际操作中的税收规则，如削减以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预征未来的税收，事实上都会增加企业的实际负担。由于中国税制初定时，担心征管能力跟不上，实行的是宽税基政策，一旦应收尽收，很多企业将无利可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税收，还是税收（2）
加强征税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最怕的是查税。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通常欠缺透明度，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在国资委有详细的账本。从2008~2009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对亏损的大型国有企业网开一面，面向国有企业的倾向型扶植仍未改变，政府给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企业注资，银行还以巨额低息贷款的方式替这些企业买单，同时，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订单也主要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很难想象，政府会对这些国有企业课以重税，除非政府在课税之前允许这些企业提高产品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这与经济复苏的目标背道而驰。
加税对内销企业的打击重于出口企业，政府鼓励出口，重新提高出口退税税率，这等于变相增加了内销企业的负担，与扩大内需的政策针锋相对。
中国降税减费、扩大内需的改革遭遇财政收入拦路虎。政府的矛盾之处在于，要扶助企业走过产能过剩的严冬，减税是扩大投资与消费的必然之举；不过，由于大手笔实行财政刺激计划、扩大社会保障、企业赢利下降，导致政府财政收入迅速下降，不得不实行更加严格的征税政策，税务官员马不停蹄到各个企业，成为催税员。
此时加税是在经济复苏的星星之火上浇上一大盆冷水。在接下来的8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加18％，意味着经济必须回到火热的2008年—看看现在各地的企业情况吧，这将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市场希望政府节约行政开支，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全面转型，以减轻国内企业与消费者的负担。但对政府而言，行政改革困难重重，收效甚微，面对国内的巨额储蓄，最简单的办法是加大国债与地方债、企业债的发债量，也许2009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将远远超过预算，这将给日后中国经济复苏埋下隐患。
藏富于政府，还是藏富于民？关键在于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对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如果政府在强大的收入激励下，将自己当成独立的利益主体，而不是纳税人所购买的公共产品的服务主体，甚至站到市场主体与消费者的对立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约束财政增长幅度，使政府不得不恢复公共服务的本职，迫使政府组织消肿，否则，财政收入的增长只能提供更多的浪费资金和沉没成本、*成本。
世界经济转型，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又一个契机，当我们一再表明对外开放与市场化的立场时，应该以市场化的财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相辅而行。经济下滑而税收增长，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在宏观经济数据与税收增长反差的背后，说明中国企业的市场化动力在衰退，说明居民财富缩水、消费意愿下降，这种情况不改变，我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表面增长下的实质性衰退。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1）
经济衰退期有人重提增加国民收入为内需拨火，在2007年中国经济热得发烫时，很多人提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经济降温。无论经济是冷是热，国民收入增加是所有人共同关注的焦点，是解决中国经济顽疾的公开药方。
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旨在为发烫的经济降温。会议透露出2008年宏观调控将“从紧”，“稳中求进”将成为基调，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2007年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明确表示，未来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两防”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谁都不会否认，在中国经济转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平稳的产业与金融环境，此轮调控正值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起步之初，能源、环境、税收等一系列政策鼎革之际，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共识。
争论的焦点不在于降温本身，而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如何降温？第二，中国经济在降温之后走向何处？这两方面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正反两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经济必须尽快补上国民财富增长难敌国家财富增长、内需远远抵不上出口这一课，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公共福利体系的完善，来抵挡资本时代的巨大冲击。
让中国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不停地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前一种方法目前已经初现端倪，中国企业源源不断参与海外并购、中投公司与QD II资金海外投资起航就是表现，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办法，通过减少货币总额与资金量强行除泡；后一种方法则可以称之为中医疗法。
通常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短期内大幅提高是经济步入过热区间的一个标志。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常见理论，同时容易导致片面解读，形成认识上的巨大误区。在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市场预期模糊的情况下，劳动者可支配收入追随产品价格提高是通货膨胀无法压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通胀的成因。
那些认为我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增长的说法同样昧于事实，在藏富于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够，甚至大多数无法享受资产收益的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无法同步地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利益分享者。
国民收入增加将使经济失衡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以日本为例，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比计划提前三年使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由此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作为配套措施针对农业与中小企业制订了专项法律，缩小不同企业、不同阶层之间利润与收入的剪刀差，同时实行基础建设与减税等方案。到该计划结束时，日本的最大特点是全体国民恢复了经济信心，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以往激烈的劳资等社会矛盾开始消解，民间私人产业投资兴盛，失业率维持在1％左右，“平稳发展派”最担忧的通胀难题等并未如期而至。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2）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即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成为有源之水，否则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当时，日本政府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到197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目的是达到“经济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计划目标），才有了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达到（计划目标），二者基本实现同步增长，虽尚未做到完全同步，但已经实现了消费革命。
投资增加与资源的有效使用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从1952~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增长超过10倍，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这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反观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私人投资增长虽快，却大起大落，经济发热时如野草蔓延，经济紧缩时祭于旗下，一片肃杀。如何在稳定中求发展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考验。对于投资的约束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有配套的经济手段—充实社会资本、控制外资、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即缩小工农业剪刀差与各阶层收入差）和确保社会稳定。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个庞大的经济发展规划，涉及行政与经济资源的调整，涉及政府的财税政策与补贴政策，涉及产业的调整，概而言之，是整体经济的大转型。2008年7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答复有关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广东省从2008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2008年开始，广东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在经济急剧下滑、农民工纷纷回乡之时，仅仅依靠劳动保障部门的一纸行政命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只能是一个不成功的秀。
宏观经济数据也能印证这一结论，政府设立工资指导线基本上属于画饼充饥。
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出台地方性工资法规或规章的省份达12个，27个省份对容易发生拖欠工资的特定行业建立了工资保证金制度。各地按照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要求，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全国各地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绝大多数调整幅度在10％以上，调整幅度最高的达到64％，2007年，有21个省份又进行了调整。
实际执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中国社科院2007年11月发布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赢利能力与竞争力》，数据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降低到，降低了12个百分点。可见，劳动者报酬被大力挤压。以往的企业利润高涨期，劳动者报酬都没能水涨船高，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艰难的转型期，绝大部分制造企业处于汇率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受阻的水深火热境地，最大的任务是存活，而不是给工人涨工资。
企业工资指导线对企业只有参考价值，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工资条例（草案）》主体已完成，将把工资劳资双方集体协商通过法律化确定下来，“刚性”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有关法律法规将明确规定除少数垄断行业和企业外，企业有关工资福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要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决定。
要兼顾企业发展与劳动者薪酬，政策必须通盘考虑，不仅赋予劳动者博弈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转型期善待企业，收缩政府财政在GDP中过大的比重，给予企业平等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不是采取目前经济转型、企业艰难之际采取割喉战术，给予市场沉重打击。事实上，随着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企业的破产，失业者会大批增加。发展经济之后才能共享发展红利，有关方面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常出现在下述经济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品过剩与通胀压力共存，政府需要提振内需；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过度；政府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民收入增幅，导致储蓄、投资大于消费，造成经济不平衡。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起飞几乎都经历过类似的国民收入培增计划。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化解经济体内的两大痼疾：一是改变产能过剩；二是藏富于民。藏富于民可以自然消解巨大的外汇升值压力，从行政市场走向民间市场。也只有制订了这样的规划，有关部门才能回答，发展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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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既得利益阶层手中拯救市场经济（1）
2008年是转折年，《劳动合同法》、《工资条例》等一系列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出台，旨在从严重倾斜的收入分配中拯救市场经济，重树市场经济的合理逻辑，寻找市场经济的民间合理性与合意性。
政府必须主动纠偏，而不能一味依赖市场的自觉，那是因为在市场之初的资源分配并不健康，已经有了行政之手的烙印，只能依赖行政之手给予干预；而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往往成为公平竞争与全民红利的市场经济的最大敌人，唯一能与既得利益集团抗衡的只有政府的力量。美国金融学家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正表达了这一层含义。
我国目前的劳动者薪酬过低，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劳动者议价主动矫正。有几个客观因素：第一，是劳动者供应过于充分，这使得劳动者对薪酬毫无议价能力；第二，法律法规没有给予劳动者简便低廉的议价权力，农民工讨薪居然要总理出面，高成本的背后是薪酬畸低、议价成本畸高的现状。农民工工资的制度性折价不是市场所能够解决的，必须通过法律与基础人口流动制度的调整才能解决；第三，经济上升期资源偏向于企业主，如果要维持廉价商品与一定的出口比例，就必须使劳动者的薪酬维持较为灵活的市场定价体系，否则就需要重新进行一套制度设计，而这也需要动用政府的力量。
不可否认，在《工资条例》出台之前，《劳动合同法》、《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等法律法规都对工资的良性增长有些许规范，但最终都没有形成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指出，“其实我们一直在通过多种调控手段来增加职工的工资收入”，劳动保障部门曾督促各地，要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是，从目前反馈的信息来看效果不彰。原因在于，法律的软约束无法打造刚性的最低工资约束机构；制度性的劳动力折价消解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努力；政府在效率与劳动者权益之间左右摇摆。最后的司法救济不能落实，法律徒有其表。
政府的一些倾向性政策造就一级分配体系的不公平，消解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努力。如垄断企业与一般竞争性企业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垄断企业内部不同身份员工之间的收入不均衡。2008年中石化员工普涨300元工资，掀开垄断行业上调收入的序幕，据悉，包括中石油、电信行业、电力行业在内的一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都在计划上调工资，部分企业上调工资方案已经上报国资委分配局。最后，在制订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制订者一再强调：“中国不能再回到计划体制下，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不能再由政府搞一刀切”。这证明制订者担心此类法律会损害市场效率，在学界内部的相关争议也趋于白热化。
毫无疑问，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来取代国民收益的普遍提高，以垄断企业的效率来取代市场的公平，反而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基石。有关方面应该理直气壮地修订《劳动合同法》与《工资条例》，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劳动者以成本更低的博弈权利，将最低工资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以免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准随CPI上升而直线下降，改革的成本由大众承担，果实由权贵独享。 。 想看书来
从既得利益阶层手中拯救市场经济（2）
在社会声讨国有企业高管高薪之际，另一种声音被忽视。国有企业高管发出压抑的抱怨声，认为自己的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公允的定价，薪酬改革市场化之路前途多艰。国有企业高管有什么委屈？
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一直受到抨击，也受到徒劳的抑制。继2009年年初财政部出台金融机构高管“限薪令”后，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牵头拟订的薪酬管理制度有望出台。新规定内容涉及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结构、薪酬制度、基本年薪、绩效年薪、补充保险、职务消费规范方式以及监管体制等各个方面。其重点在于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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