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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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作过一个计算，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国仅凭着这个货币特权和连带的财政特权，就可以额外享有上万亿美元的可支配资源。又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美国仅凭着这个语言特权和连带的文化特权、知识特权甚至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的特权，又可以额外享有难以衡量的支配权力。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最强大的霸权力量，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当做楷模，当做“普世”性的成功法宝，当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因为这种普遍的顺从而赋予美国的超级权力，比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霸权合起来还要大几倍！
　　四、“西方化”绝非“美国化”
　　问题这样看就清楚了。理论上的一个公式：*共和=富强之路；现实中的一个实例：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两者合起来被做成了一个“政治商品”套装。这个“政治商品”的总生产商当然是美国，从19世纪末它就开始向全世界出售，不仅厂家直销，还通过各国本土的“美国派”进行分销，以各国政府为对象进行强买强卖。如果乖乖买了就算了，如果不买，那就与你这个反*的专制政府没完，一次革命不够就再次革命，革命复革命，直到全盘“美国化”。
　　回看中国近代史，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言改革未果，同年11月回到檀香山决定发动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美国模式的共和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落入了“你看人家美国！”这个陷阱，从此以后，就是漫长且激烈的革命复革命原地转圈，没过多久，“乎将与欧洲并驾”，就变成了“晕晕乎将与非洲看齐”！
　　本书作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分析。当年急于学习登山的中国，选择了直接学习美国，而没有像日本那样，选择学习英国和德国，于是走上了一条与日本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当日本在“二战”之后又转变为学习美国时，中国却因为早期的学习失败，转向了学习苏俄，两国的发展道路再次相左。改革开放后，中国再一次转为学习美国，但十年后的政治风波，几乎让中国早期的失败历史重演，美国“政治商品”死灰复燃：“*共和=富强之路”、“你看人家美国！”
　　这一次，中国通过一个惨烈方式，将“美国化”的诱惑连同那只死死抓住这个“政治商品”不放的手臂一起割掉了。壮士断臂，鲜血四溅，举世大惊。
　　当年因为轻信了“*共和=富强之路”，因为误读了“你看人家美国”，20世纪的中国，走了一条一步错步步错的苦难之路、曲折之路。如果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那就不再是在所难免，而是无可救药；那就不再是失误，而是愚蠢。

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8）
纠正错误，恢复明智，只要把“*共和”与“富强之路”两者之间的等号去掉，甚至不妨把眼睛从“美国化”这个特例上移开，回归更为真实的世界现实，很容易就豁然开朗、拨云见日了。
　　历史事实一目了然：几乎所有的西方强国，在其转入现代化进程之初，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在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国家成形，是在大国王专制时期；在后起的俄国和德国，也是君主专制制度；而在日本，是从封建幕府制度重新恢复天皇制中央集权后，再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
　　排除掉美国这个特例，即可得出这一结论：中央集权制度，在一个国家转入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是最为可靠的政治制度保障。而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现代化”起步之路，才是真正的“西方化”道路。
　　无论听起来多么不“革命”，多么不“*”，但事实就是这样，“西方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就是：第一，现代化进程初期，若正逢一个伟大的君主，就继续其统治；第二，若君主没有能力领导现代化，就实行虚君制，由铁腕人物组阁，维持中央集权制度；第三，如果已经分裂为封建割据，就应当恢复君主权力，重建中央集权；第四，如果已经推翻了君主制，实行了共和制，就应当在共和制基础上再重建中央集权。
　　为什么中央集权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可或缺？道理也不复杂。想象一下，一个正在平地上独自悠闲散步的人，突然卷入了一场很多人参加的登山赛，赛事的成败不只事关荣誉，而且事关每个参赛者的生死，这个转变过程有多剧烈？散步时可以心不在焉，也可以信步而走，走快走慢、朝东朝西，都无所谓，但一场事关生死的登山赛，需要的是什么？身体必须保持紧张，大脑必须保持清醒，四肢必须保持协调，不仅要奋力前行，还要寻找登山之路，更要与前后左右的竞赛者搏斗，此时的这个人，难道不需要让自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一样吗？难道他还可以像散步一样吗？还可以漫不经心、懒懒散散、手上托着鸟笼子、脚下迈着四方步，像闲人一样随便乱走吗？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在转入现代化道路后需要保持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一个登山者需要让自己保持战士的状态一样，必须如此，非如此就是自取灭亡。
　　在所有的制度选择中，贸然效仿美国的*共和制，将君主制中央集权视为*共和的敌人推翻打倒，靠人民革命和宪政*建国并推动现代化，是一条最为危险、最没有保障、几乎注定会艰难曲折的现代化道路。这个选择，就像是一个人在事关生死的登山赛上，跌入了陷阱、误入了迷途一样。
　　中国这头睡狮并不是一直没醒，而是惊醒之后跌入了陷阱、误入了迷途。
　　五、“中国力”：大难不死的道理
　　这样看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早期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之所以说这个失败的故事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所犯的错误只是一个初级的错误，因为自从二十年前中国强力弃绝了“美国化”的诱惑，重新回归“中央集权现代化”这一普遍模式之后，其现代化进程，立刻就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
　　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一次没有重蹈覆辙、再犯错误，在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后，坚定不移地保持住了中央集权制度，终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　想看书来

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9）
经过连续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GDP的世界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到了世界第三位，而且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位。
　　能够让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带着它全部独特的文明历史和国情现实，汇入世界的现代化潮流，其影响因素必然独特。任何外力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源自于中国的某种力量，才有可能完成这一壮举。本书因此提出了“中国力”这个新观念。
　　在英文里，Westernization被译为“西方化”，Modernization被译为“现代化”，Sinolization被译为“中国化”，都属于动词性的名词，带有主体运用某种力量使客体发生变化的含义。
　　据此，“中国力”在英文中用Sinolizing来表示，被理解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实践力量，这一力量基于中国传统和文化，又在西学中得到改造，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失败和曲折之后，终于蓬勃地生发出来，成功开创了“中国模式”，并保障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行。
　　因为中国登山成功，尤其是先失败后成功，所以断定中国具有特殊的“中国力”，就如同看一个人，因为他做到了某件特别的事，所以人们说他身上有某种特殊的力量，或者是特殊的能力，或者是特殊的魅力、特殊的凝聚力、特殊的意志力等。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在一百多年前亡了国，成了登山大赛的第一批牺牲者，那么也就可以认为，中国在遭遇来自西方的第一波冲击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
　　再想象一下，中国虽然没死，但至今仍然不能适应登山赛，仍然不能成为一个奋力登山的战士，不得不退出竞赛，留在山下，甘为人后，那么当然可以说，中国完全没有对于现代化的适应力。
　　由此可见，当人们承认，中国终于走出了前现代，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甚至达到了很高的现代化水平，就等于是断定，中国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具有对于全新文化的良好适应力。
　　不仅只是生存和适应，考虑到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和国家史，两千五百年前就有过类似于当今世界的列国时代，两千年前就有过类似于当今世界的“全球化”，那么，如果反过来看，将中国视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中心，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为中华文明对现代世界的融汇，也就是，把整个登山赛视为几千年中国道路的一个阶段，这种力量又是什么呢？
　　当代中国成为现代主权国家之一，在某些方面是“进化”到这一步的，在某些方面又是“退化”到这一步的，也就是从“天下”退居到了“国家”。当今世界一百多个主权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从小长大的国家，有的还是刚出生没多久的国家，中国却是这群孩子国家里唯一的一个从老变小、返老还童的国家，能把它当做普通国家来看么？一群年轻的战士当中混着一个宝刀不老的白胡子老头，这又是一种什么力？
　　老人见过很多世面，尽管有时反应慢一些，也常犯迷糊，但最终还是会接受新事物，这也是一种力。
　　学到了一些东西，有好有坏，拿来先用，用得好自己知道，用得不好自己也明白，于是养成了一种对不好的东西进行抵制、对好的东西兼收并蓄的能力，这又是一种力。
　　最重要的，非常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将新旧事物和内外事物一体编排、为我所用的整合力和驾驭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10）
这种力量非同寻常，一事当前，无论初看起来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最终都会在我的整合和驾驭之下，转变成对我有利的事情。这种力量，只属于从容、自信、头脑清楚、意志坚定的领袖型人物。这种力量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复苏的。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所谓“夷夏之辨”，诸夏与诸夷之分别，不靠武力，也不靠血缘，只凭礼义，几千年没变过。诸夏居中国，用夏礼整合和驾驭中国周边诸夷，诸夷占了中国，被统治者继续用夏礼整合和驾驭统治者。中国从来就没有让“夷礼”成过气候，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这个东西？历史上多少次，诸夏都已经被征服了，都北面称臣亡了国了，没有比这更惨的境地了，没关系，还是从容自信，最后也还是以夏变夷，以夏制夷。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曾经最充分、最成功地运用过整合力和驾驭力，那么就是古代中国，凭“夏礼”整合一切，驾驭一切。
　　中国突然丧失掉这种力量，就是在现代化这场登山赛开始之后。类似于散步的古代结束了，你追我赶、你死我活的登山大赛开始了。中国是数千年来的“散步之王”，没学过登山，要想在登山赛上活下来，必须学习登山，而且必须向一直跟在中国后面邯郸学步的诸夷学习。这就是李鸿章当年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传统的天道文化上看，等于是中国的天数千年来从来没塌过，这一次天塌了；从“夷夏之辨”上看，等于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向都是以夏变夷，这一次让人家以夷变夏了。
　　天道崩塌、以夷变夏，其结果是，今日中国成了一个半夷半夏的“夷夏国”，散步的功夫还在，但也终于学会了一整套的登山术。
　　当中国具备了散步术与登山术混合的力量，既不是登山赛中永远的学生，也不是停留在散步时代的旧古董，既懂得散步式登山，也明白登山式散步，这就是中国独特的整合力和驾驭力了，就是“中国力”开始发挥作用的明证了，这就标志着以“中国力”为内容的新时代“夏礼”，正在不期然间渐次生成了。
　　我们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力，自身文明传统的生命力、延续力，对异质文明的洞察力、透视力，对新事物的适应力、接受力，对好坏事物的抵抗力、包容力和维新力，以及对各类事物的整合力和驾驭力等，就是“中国力”的具体内容。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三大主义
　　中国现在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当前采用的登山模式的官方名称。正是“中国特色”这几个字，让这个模式中的“中国力”最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前面加了“中国”，这个主义对于国学中的各种东西，都保持了接纳，散步术中的精华，都结合了进来；又加了“特色”，这个主义也没有排除任何一种西学中的东西，登山术中的诀窍，也都结合进来了。就这样，既没有专门排除什么东西，也不再坚决反对什么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了几十年之后，几大主义在中国形成了科学合流，中国式的登山模式得以成形。
　　从经济上看，不能否认，中国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成分，但谁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从政治上看，不能否认，中国仍在实行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却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11）
从国际上看，不能否认，中国经常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样，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
　　都是，又都不是，都有一些，又都不全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运用驾驭力对多个主义实行一体驾驭的主义。
　　而一旦实现了驾驭，使几大主义在各自的位置上稳定下来，运行起来，也就等于形成了一种政体模式。与其他政体模式不同，不是几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是几大主义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制衡。
　　分别看一下。
　　在资本主义这方面，由于受到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约束，于是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受控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被置于权力之下、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的资本主义。资本的力量再大，也不得超越政治权力和民族利益。比较一下更清楚，完全不受控的资本主义，就是任由资本利益高于一切、资本力量不受任何制约、即使给市场和社会造成巨大祸害也不受任何惩罚的“猖狂”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变得“乖”一些，让资本贪婪和疯狂的本性受到钳制，至少不会发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资本*”和“资本专制”。
　　在共产主义方面，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遏制，于是也成了“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也就是不再具有全权主义和普世主义，其政治权力受到市场制约，也受到公众舆论监督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社会动员、社会公平、集体主义、公共意识等方面的价值，则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
　　同样道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合制约下，变形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受控民族主义，一种最终总要服从经济利益和政府威权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相比，新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基本去除了其盲目、狂热、非理性的部分，逐渐具有了成熟的特质。
　　通过运用驾驭力，实现几大主义科学合流，不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的精细设计，但很符合政治上的制衡原理，也很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事实证明，一旦恢复了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中国就有十足的能力，在“攀着树枝上山”的踽踽前行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摇晃晃中，摸索出这种无心插柳却卓有成效的经验。
　　实际上，目前盛行于世的各种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登山赛的产物，都是关于登山模式的学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哪个不是？因此，只要登山者具有了很强的整合力和驾驭力，结合多少个主义都无妨。经过三十年连续的上升，中国已经具有了很强的“中国力”，不仅可以驾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宿敌，也可以解开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对冤家，这就叫SINOLIZING。我们最终引进了“成熟民族主义”这个新概念，建立了一个从历史到未来的整体理解。
　　最后总结几句。
　　1743年，一位名叫安森的英国贵族，怀着极美好的期望，历经劫难，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但是，在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完全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那个中国，那个“友善而船只熙攘的海港，住着知书达理的人，物产丰饶而文明鼎盛”的东方国度。离开前，充满失望的他，否定了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从“伟大民族”的地位上向下坠落，坠落的曲线陡峭而惊心，一直落到马嘎尔尼敢公开说“*人是一种低等的动物”的地步，落到在中国土地上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警示牌的地步。
　　其实，无论是安森爵士离奇的印象，还是马嘎尔尼恶毒的评语，都没有太大意义。西方人得益于在登山赛中的领先，几百年来已经很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世界，对落在后面的他国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现代化既是一场实际的竞赛，也是一套价值标准，只要领先，一切都对，只要落后，一切都错。*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另一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仅凭这两句即可断定，中国当代的政治领袖至少已经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
　　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是在现代化登山赛上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只要中国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独特力量，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乃至开创出自己的独特模式，散步是中国式散步，登山是中国式登山，中国终究还是中国。
　　“胜不妄喜，败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此话对于具有中国力的今日中国，这个在一百七十年时间里完整经历了大失败和大成功的国家，已别有深意，可以书成条幅，置于案头，常常诵读了。
　　本书从“中国力”的角度，详尽剖析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与成功。不直面失败，无从看出当年的中国是否曾败不惶馁、危不惊惧，不直面成功，也难以判断中国能否胜不妄喜、安不奢逸。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过只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最新片段，正所谓“天命所归是大国”，大国就是大国，是大历史、大未来，而不是小历史、小未来。
　　本书写给所有相信中国具备“中国力”，相信中国享有大历史也拥有大未来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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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1）
鸦片战争二十多年后，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布衣文人王韬，先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最早看明白了一件事：搅得中国方寸大乱的所谓“夷情”，其实是一个世界大势。他把这个大势称为“光气大开，远方毕至”的“通商大局”，对于国人视西人为害，“尽驱而远之”的主张，他认为完全没用，因为“势不能也”。他主张利用这个“去害就利”的转机，让中国走上自强之道。王韬后来亲往英国，更坚信自己的判断不错，他在一封信中发出预言：整个地球将合而为一。“不出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
　　其时的中国，人口约四万万，从有记载的资料上看，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认识西方的问题上能有这般远见卓识者，除了王韬之外，尚未见有他人。
　　在王韬写下这些文字的同一年，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写了那篇被称为“洋务运动纲领”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力主“皇然变计”，实行变通，但其认识水平，却比洞察到了世界“通商大局”的王韬低了不小的一个层次。信函中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可见，还是一个静态比较的狭隘视角，没有看到全局，也没有看清大趋势。
　　洋务派的人数比王韬们多了很多，不仅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地方实力派领袖，也有朝廷里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冯桂芬等学界的思想先驱，代表了当时中国认识西方的主流头脑。
　　洋务派再往下，是守旧派，认定西方器物就是一些“机巧之术”，抱着“工匠之事，儒不屑为”的态度，坚信“礼义为本，技艺为末”，不屑于认识西方、认识世界。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思想论战，持续了三十余年，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从洋务派的连连受挫，几起几伏，可见守旧派的势力之大、代表性之广。
　　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之时，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将过去的历史都理解为散步，将现代化理解为登山，这种思想更不可能产生。而将所有外来的新事物都归结为“洋务”，将“洋务”和中国千年不变的“圣人之道”对立，这个对立，最多走到“西方立国有本有末”这种认识，就到头了，就近乎于造反了。李鸿章与守旧派论战，一气之下，也能说出“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术器艺来”等大逆不道的话，但最多就是如此了。
　　登山赛的全貌，还锁在重重迷雾当中，但王韬们已经看出来，这是一场“远方毕至”的竞争，中国无论是采西学还是守中学，无论是办洋务还是坚持圣人之道，最终都是要竞争，胜者一切都对，败者一切都错！“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王韬此议，在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全面通商之前一百四十年。
　　李鸿章们没能洞察到这一点，他们看见西方跑在了前面，也发现西方站到了高处，但没有把整个形势看成是一个不断的竞赛。他们心存幻想地误以为，只要中国办好洋务，一步赶了上去，天下就会重归太平，中国继续做天朝，四夷臣服于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又三十年，到了新旗手康有为，也还是这个思想。按康先生的设计，中国的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整个的世界观，还是一个你上我下、我上你下的等级格局；最后的大目标，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四周的霸业宏图。

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2）
而守旧派方面，既不想看，也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大山，更没看见登山赛。“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西夷之事，与我中国何干？
　　回看当初，可以肯定，在中国接触世界现代化之初，基本上没有发挥出自身的洞察力。现代化是一场登山赛，登山赛与平原散步完全不同：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前者是连续不断的，后者是一步到位的；前者是领先决定胜败，后者是霸业决定胜败。这个认识，四万万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王韬派、洋务派、守旧派，在认识西方和现代化这件事上，若按洞察力来评判，分别算是“有洞察”、“半有洞察”和“没有洞察”三个层次，人数上，分别是极少数、较少数和大多数。而“真正的洞察”，则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能认清世界大势者，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至少多出一些王韬？为什么洋务派没能至少达到王韬那种洞察水平？为什么守旧派如此顽固，在列强的军事打击之下连连惨败，仍然坚信中国的忠信礼义必能战胜西方的坚船利炮？
　　后人都是西学中人了，从小就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回头翻看前几代祖宗们的那些思想文字，不知如何理解以上问题，只觉得愚昧无知、不可理喻，于是肆意嘲笑，以自己比这些祖宗们聪明为幸，以自己与这群先辈们同族为耻。
　　人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西方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西方这个东西放在那，你要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二是你用什么认识工具来认识它。这两个意思很不同，前者是What，后者是How。举个简单的例子，王韬说“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这里的“地球”就是西学里的观念，王韬是在用西学的认识工具来认识世界，假如是一个仍然相信天圆地方、中国在中央的中学人士，根本说不出这句话。
　　今日中国人，用的都是西学的认识工具，甚至直接用西方语言，按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把这个事当做理所当然了。看完一大堆外文书，冷不丁回头看一眼清末士大夫们的论战，不禁捧腹，引为笑料，并未觉得其实自己也很可笑。想象一下，一个用电脑做算术的人嘲笑用算盘做算术的人，如果用算盘的人有电脑而不用，此嘲笑有理，如果此人不知有电脑，只知有算盘，则不应被嘲笑，反倒是嘲笑者因为不知电脑与算盘之分而该被嘲笑。
　　中国人在接触现代化之初，其处境，类似于一个人不得不用算盘来认识电脑中的问题。从洞察力上看，肯定是具有西学知识的人，才拥有适用的认识工具，才可能在认识西方时有所洞察，而不具有任何西学知识的人，则不大可能深刻地认识西方。但需要指出，正如不能低看算盘使用者一样，也不能认为没能认清西方和现代化的中国人一概昏聩无能，因为他们在当时就像是这样一群人：不仅没有电脑，而且在算盘的技艺上已出神入化、难以自拔。
　　五百年前中国的王阳明，当过都察院御史、巡抚和兵部尚书，政治军事功勋卓著，学问文章名满天下。一个在修齐治平各方面样样出众的人杰，一辈子也都是靠“算盘”式的认知方法做事。王阳明原以为朱熹老师的“格物致知”是认知的绝招，是不二法门，结果钻到竹林里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了整整七天，大病一场，还是没明白竹子是什么。后来又悟出“心即理”，原来万物就在自己的心中！天理就在自己的心中！学生问他：您老说万物都在心中，那前面山里的花开了，您又没看见，那一丛花怎么会在心里呢？王老师回答说：我没看到花时，那丛花与心同归于寂，等我看到花时，花与心同时明明白白，由此可知，花并不在心外。
　　在“算盘文化”中，这就是洞察！
　　中国文化早熟，中国式洞察太高级、太潇洒。但问题在于，假如中国人一直都还像王老师这样洞察自己，洞察世界，估计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会被集体灭种。因为当手持洋枪洋炮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都已经是懂科学的现代人了，他们从没觉得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金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