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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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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
作者:易鹏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新型城镇化是“新四化”的核心。它既是一个扩大内需的需求侧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经济增长的供给问题,同时还有投资保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落实好新型城镇化,对中国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十分有利。但是,外界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城镇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不甚了解和疑惑。
为此,本书旨在科学、全面、正确地解读“新型城镇化”,并对之前城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法。
作者简介:
易鹏,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研究员,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多个地方政府战略发展顾问,《人民日报》、FT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特邀撰稿人,CCTV与央广特约评论员。
文摘正文
序
三中全会将推动城镇化走质量型道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历史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全会提出了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等一系列关于更好推动城镇化的要求,这必将从多个方面推进城镇化从之前的速度型走向质量型。
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推进人口城镇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之前的城镇化表现出来的是半城镇化,也就是进入城市的2亿多农民工,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大部分没有享受应有的包括医疗、养老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以致2012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52。5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三中全会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突出位置,在接下来出台的具体改革政策中,这必然会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之前存在的半城镇化局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第2页 :
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将有利于构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在之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有形的手动得过勤,导致政府干了很多市场该干的事情,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空城”和“鬼城”,地方政府的各种隐性债务也被推高了。三中全会重点强调,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将市场化的作用从之前的基础性拔高到决定性,这必然会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对应在城镇化领域,这会鼓励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之前政府主导的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中来,而政府更多的是利用规划、政策等手段来引导城镇化走质量型道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另外,市场化作为决定性作用地位的确立,必定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繁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将为城镇化提供最关键的产业支撑。j米j花j书j库j ;www。7mihua。com
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些原则会推动农民收入提升,最终实现城镇化从最大的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城镇化是内需的最大潜力,但要想将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需要有收入作为支撑的消费者,而当前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影响到内需的扩大。目前存在的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主要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导致的工资收入差和财产性收入差共同造成的。通过三中全会提出这些原则,推动城镇化中对应的土地制度等改革,可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而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也会推动农民从农业领域进入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工资性收入。有了更多高收入的群体,城镇化必定会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内需。
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必定推动围绕城镇化的财税体制改革,构筑更有利于城镇化走质量型路径的财税体制。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会减少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财力平衡的压力,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为地方城市政府建立可持续的税收来源,也可以避免其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改变之前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的局面。财税制度改革也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将城市打造得更宜居,吸引更多人来居住,从而提高自身的税源。营改增这种税收制度改革,会推动服务业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城市的能耗,一方面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
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必定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走节能、环保、生态、集约、绿色、低碳的道路。中国城市存在城市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资源使用成本过低,生态保护不严等。为此,三中全会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这必定会有利于扭转之前城镇化过程出现的各种城市病、粗放病。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得到全面落实,必定会更好地推动中国城镇化走质量型道路。
第3页 :前言 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
前言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
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了“新四化”的建设任务,其中将新型城镇化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希望通过“新四化”同步打造出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当前外界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只有科学、全面、正确地解读“新型城镇化”,才能更好地推动“新四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起步”和“波折”两大阶段,到1978年城镇化率只有17。98%,年均只增长了0。2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突飞猛进,34年间城镇化率提高了34。7%,年均增长1%左右,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5亿多人大规模进城的壮举。这次社会平稳的城镇化进程,直接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突出的。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一是出现了2。6亿农民工,造成了伪城镇化,这些农民工尽管在城市工作但并没有分享到户籍人口具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不公平;二是中国城市的管理、运作、规划水平较低,发展模式粗放,出现了空气质量差、交通状况差、资源消耗极高等现象;三是中国城市的土地城镇化率远高过人口城镇化率,导致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空城”、“鬼城”现象频出;四是东中西区域的城市发展差距拉大,三大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在众多方面差距越拉越大;五是城市发展的行政级别导向明显,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普遍比行政级别低的城市发展好,这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导向。
当前,面对之前城镇化出现的这些情况必须对症下药予以破解。首先要对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价值进一步予以确认、认识。要看到城镇化对于扩大中国经济内需的重大意义,也要看到城镇化对于优化经济结构的积极作用,更要认识到城镇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价值,最后要看到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市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加深分工和交换,挖掘出更多的经济空间。农民变成市民,一方面劳动生产率会大幅提高3倍以上,另一方面收入也会增长3倍以上,因此既可以通过消费的方式扩大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可以通过提高全民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增加供给。城镇化是结果,也是产业发展的平台。应该说城镇化靠产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工业——支撑才能够发展,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必定是危险和不可持续的。但如果单纯靠产业尤其是工业,城镇化发展也将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城镇化与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供应侧,一个是需求侧,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需要产业发展来充实,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同时,城镇化也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通过制度改革释放出城镇化的内需必定可以推动产业的发展。关键一点是,城镇化能够使服务业、新兴产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4页 :
其次,要认识到这轮新型城镇化立足于质量为主,速度为辅,通过树立新思维、新观点、新路径来推行城镇化。这种“新”主要体现在新型城镇化未来的路径将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二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三是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四是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按照以人为本、环保生态、集约紧凑、四化同步的原则来推行新型城镇化。
第一,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主要体现在要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目前中国有2。6亿农民工,未来随着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农民工人数将为6亿左右。让这么大一个基数的群体短时间处于不公平的二元结构中,或许可以给经济带来活力,但长期的不公平,一定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型城镇化首先的要义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并非是一个经济问题。¥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但政治问题也需要通过经济来部分解决。要想实现全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务之急是资金的筹集。全国不同区域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市民的成本不一样,但从全国摸底来看,10万元是一个最低的成本开支,这就意味着实现全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将需要百万亿级别的资金投入。面对这个巨量资金不需要过于紧张,只要将账算清楚,压力就会小很多。其一,可以用时间换空间。因为城镇化不能一步到位,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将是一个20~30年的过程,这样投入的资金分解到每年就大幅减少了。其二,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除了政府掏钱以外,企业、个人也要掏钱,三方承担会减少政府的一些压力。其三,中国有大量的央企、国企,可以将其股份化或者通过改革分红机制来充实社保基金。陕西就通过延长大型省属国企的资金来建设保障房。当然也可以从现在财政收入每年高达10多万亿元的国有的土地、矿产和外汇储备等中多挤出一部分。其四,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来筹集资金。这主要是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制度创新,当前浙江搞的宅基地换社保就是积极的尝试。其五,通过金融工具融入一些资金。城镇化过程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惠及多代人,所以可以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如开发性金融方式等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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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城市群做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源于对规律的遵从。尽管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采取了非常严厉的人口限制政策,但在2000—2010年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长了47%,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了39%,广州的常住人口增长了27%。北京2012年常住人口突破了2000万,达到了2069万,远大于规划中要实现的人口规模。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特大城市在各个方面都比其他中小城市拥有明显的优势。“人往高处走”的基本规律推动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如果这些大城市的管理水平、技术跟不上,大城市病就很容易产生。为了克服这个两难的问题,城市群这种主体形态就成为了首选。未来中国在当前三大城市群基础上,再发展几个有潜力的城市群,这个“3+N”数量的城市群将成为主要人口聚集的区域。这些城市群会更多采用轨道交通的方式,从而形成相对合理的大中小城市群的布局。最终,城市群将容纳中国50%以上的人口,GDP将占全国GDP的80%以上。。xjqi。
第三,立足于全方面地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城市承载能力首先必须靠产业支撑,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最终可能使得农民变不成市民,反而变成流民,甚至变成暴民。有些拉美国家城镇化率高达90%,但因为没有产业支撑最终出现了大量贫民窟。这种城镇化不是新型城镇化所需要的城镇化。目前来看,通过大力简政放权来激发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是关键所在,也是新型城镇化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原因所在。其次,要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资,满足城市人口增长后的承载力硬件要求。同时要大量运用低碳城市技术、智慧城市技术等让未来城市交通更便捷,更节能。当然也必须提高城市的管理、规划、运行能力,通过提高软实力来提高城市承载力。此外,要提高城市承载力的水、电、油等资源支撑的可持续性,要根据这些资源条件合理设定城市的承载极限。还有,必须对未来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保持一定的前瞻性,从而使城市能够根据新技术对人口迁徙的影响力合理调整承载力和承载空间。这轮新型城镇化并非是单一的经济话题,也不是“投资大跃进”和“房地产化”,但因为产业、基础设施、资源、新技术等方面会带来相应的投资需求,所以城镇化对中国经济有保底作用。
第四,一定要有整体的制度改革来作新型城镇化的保障。这轮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要想将潜力最终变成内需,结合改革才能获得最大的红利。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总抓手,城镇化的制度改革牵涉到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级别的改革、统计信息制度改革等方方面面。这些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了这些改革既对城镇化有推动作用,也对中国整体改革有决定意义。所以只有更有力度的改革才能使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得到保障。
总之,这轮新型城镇化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问题。新型城镇化既是一个扩大内需的需求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经济增长的供给问题。新型城镇化不走投资依赖的老路,但依旧对投资有保底作用,更有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新型城镇化如果落实得好,必定会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第6页 :绪论 中国城镇化的演进过程
绪论中国城镇化的演进过程
一、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是指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等。
当前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学界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和谐发展。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即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g米g花g书g库g ;http://www。7mihua。com
通过这几种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界定其内涵是大致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①
“城镇化”一词其实是中国学者创造的新词汇。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城市化”的概念被应用到中国城市规划中,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国土面积辽阔的中国有超过两万的中小城镇,这些地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城市的水平。所以出于区域发展均衡性的考量,学者们选择用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城镇化,来定位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因此,“城镇化”虽然远远比“城市化”有中国特色,但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与“城市化”的概念一样,“城镇化”的概念也是一片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尚无统一的概念。但有一点是被广泛认可的,那就是“城镇化”离不开“非农化”。
第7页 :二、城镇化历史上的演进过程
二、城镇化历史上的演进过程
历史上的城市从遣词规律上解释便一目了然,它是“城”与“市”的组合词。早在新石器时代,城市的雏形已经初现,只不过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几千年来建立在手工业和商业基础之上的城市与今天我们所见有所不同。
以中国古代历史中唐朝的都城长安为例,长安当时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俨然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即便是与1000多年后的城市规模做比较,长安城也算得上一个特大城市。但与如今城市形态不同的是,公元7世纪的长安城是建立在一种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社会之上,同时作为唐朝的首府国都,兼具军事意义。我们来想象一下长安是如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长安城的百姓原本过着男耕女织、日中为市的小农生活,公元618年李渊在这里建都。可以想象,当时为了保卫李家天下的安定,长安必须囤积大量的兵马;为了稳定新政权,负责管理国家的官员大量集中到长安。于是,这些军人、官员和他们家眷成为长安第一批新增人口。第二阶段,长安发生了和如今北京一样的情形,大批人才窝蜂般拥入。李白、杜甫这样的才子,或到长安城留学,或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就这样,人口大规模凝聚到长安城,就有了城市的本质——人。有了人,手工业开始繁荣,同时以长安城为源头的丝绸之路,引发了来自全世界的贸易,继而城的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就又可以做更多的事。可见,长安属于典型的有城而市,由市而城,是二者相辅相成的结果。市是什么?用今天的话讲,市就是产业、市场。一个地方只要能承载更多的产业、市场,就会形成良性的动力,就会推动城市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城镇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政权更迭的影响。中国历代都城从未免于战火的摧残,我们如今若再到咸阳去找秦皇朝时的遗迹就只能到地下去找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城市框架是不断扩张的,但其分布还是随着政权的变动而变的。比如,正是因为明成祖朱棣将都城北迁至其封地燕京,在这里大兴土木,发展经济,传播文化,培育新的龙头城市,这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城市——北京。包括故宫在内,北京城里保留下的很多建筑和风俗文化是明朝传承至今的。
从另一个角度不难看出,近代以前,中国的城镇化并不是主观的政治经济政策,而是受生产方式限制和政权变更影响形成的被动之举。以农耕为基础的“乡土中国”是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殊的体系,它神奇地支配着各个阶层的中国人生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历史亦无例外地镌刻着浓郁的“乡土中国”的印记。几千年“乡土中国”留下的不单单是制度,更是铭心刻骨的文化传承习惯。历史上众多宰相告老还乡就是传承习惯的印证。晚清名臣曾国藩丁忧回到湘乡之后便给自己晚年准备了一座宅子——富厚堂,准备在那里度过晚年。这些臣子、将领回到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养老,凸显了乡土文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城镇化率不高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讨论的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并非随村镇聚居而来的城市发展,而是乡村趋于衰落、城市大批兴起的世界性的社会现象,主要还是要看近300年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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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城市化发展进程远远快于中国,它开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城市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但发展一直缓慢,1800年前后,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后来工业革命爆发,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于是城市人口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800—1950年,全世界人口总数增加了1。6倍,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23倍之多。
18世纪在英国发端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城市的初始形态有所松动,城邦与城堡开始从政治管理中心和军事防卫堡垒,转向以工厂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体形态的经济中心。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启动了城市化进程。英国则在1851年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50%,率先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得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其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从1850年的11。4%上升到1950年的52。1%。美国在1780—1840年的60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从2。7%上升到8。5%。美国1870年开始工业革命时,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不过20%,而到了1920年,其比例骤然上升到51。4%。到了1950年,不少西方国家成功地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当时的城市化水平英国达到了79%,美国为64。2%,德国为64。7%,加拿大为60。9%,法国为55。2%,瑞典为65。7%。①$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从全世界看,城市化率1900年为13。6%,1950年为28。2%,1960年为33%,1970年为38。6%,1980年为41。3%,到2008年达到了50%,从乡土世界走向了城市世界。
1850年的中国正站在封建传统走向溃败的临界点上,那时的中国也开始试探着发展工业。鸦片战争后,坚船利炮打破了清王朝紧闭的大门,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也逐渐接受了一部分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但这些都没能推动城市的规模化发展。当然,中国确实有一批城市因工业革命而起,尤其是港口城市。当年的广州、上海,后来的宁波、青岛、大连,都是各国签约的通关港口的地方,这些港口城市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大量人口就在这些城市聚集了起来。就连武汉的城市扩张也是因为张之洞彼时主持创建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和汉阳火药厂,带动了武汉的人口增长。
但是,由于接连经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一朝倾覆的海市蜃楼。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为应对日军进犯而毁了整座长沙市的那一场文夕大火导致长沙3万余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达10亿元。最早提出“焦土抗战”的李宗仁主张,“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著名的焦土政策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现名为伏尔加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仅为10。64%,也就是只有4000万人生活在城市,现在所说的中国人三代以上基本都是农民就源于此。
第9页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城镇化进程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城镇化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城镇化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1949—1957年的城镇化起步阶段,当时大约有2000多万人进城,使中国城镇化率在1957年达到了15。64%。
1949—1978年城镇化率
但随后城镇化进入了巨大波折阶段,一直到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才达到17。92%,可以说是基本停滞阶段,其中最高值的1960年反而比1978年高出近2%。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世界水平的50%,落后一大截。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实行了农业反哺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国防工业的战略。中国之所以能在计划经济时期造出“两弹一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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