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大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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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两个方向发展。曹魏的这一发展战略中统一中原，征服东北、西北都先后实现了。但由于赤壁之战的败衄，却令曹操的第三步战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连荆州汉中也先后失守。在曹魏政权所有战略中最正确的战略是先剪除后患，避免两面作战，最后与袁绍决战；最错误的战略便是与孙刘的赤壁大战。正是选择了正确的时机与袁绍的一战定乾坤以少胜多，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也正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与孙刘联军的赤壁大战，彻底破坏了他征服江南与西南的宏大战略，并由此终止了他一生的事业发展。
　　至于东吴的发展战略则无足轻重了。因为东吴基本是地方地主政权，唯以自保为唯一战略，对于天下大势，除了隔江观虎斗，乘机捞一把，扩大点地盘外，并没有什么宏图大略。今天和刘汉和亲，明天又反目成仇，然后再联盟；今天向曹魏投降，明天开战，后天再屈服。基本是一切立足于保住地盘、保住位子而已。就像一个政治盗贼，处处的机会主义。很有一点鼠窃狗偷的味道。周瑜、鲁肃在时，尚有横行天下志在一统的雄心，周瑜、鲁肃曾经有过规划，但二人去世后，东吴便采取了一种永久性的防御战略了。就是有发展的机会都要放弃。比如陆逊火烧连营打败刘备后，本可以乘胜追击，但却草草收兵。但这从长远的战略伙伴关系上来看是正确的，不应受到非议。但有许多这样的机会都放弃了。甚至东吴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并不在于扩张与获胜，只是做做样子，耀武炫兵，威慑曹操而已。这也与东吴军事力量的特点有关。孙吴的军事主力部队都是水军，离开了水便无大能为。而曹、刘政权的军队多以步骑为主，因而与东吴作战取胜也很困难，赤壁之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东吴政权固守长江天险、巩固内部、自我发展，对曹刘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是一种正确选择。一直到三国归晋，东吴是最富庶的，乃至到最后仍成为苟延残喘的东晋政权的可靠大本营。
　　在东吴的战略中最正确的抉择是蜀汉联盟，是赤壁大战，使东吴扩大巩固了江东政权的西部和北部防线，为江东建立了可靠的外围阵地。最致命的错误是并不认真贯彻也不忠于这个联盟战略，总是与蜀汉闹磨擦，搞小动作，甚至与曹操联手来破坏这一联盟。在后期也从不认真执行这一战略，甚至在魏蜀最后大决战中，东吴非但不援之以手，反而趁火打劫派兵去争取巴东，围困白帝城。所以蜀汉一亡国，东吴就没好日子过。司马氏的一队楼船就把它灭掉了。战略事关兴亡，三国所以兴亡似乎都与战略有关，所以战略问题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可忽略。
　　

三国兴亡各有因缘
三国兴亡各有因缘，蜀汉却是在一个根本不应亡国的情况下灭亡的，且实在是不亡于邓艾的进攻，而亡于益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出卖
　　曹魏政权自曹操于公元217年称魏王开府算起，到司马炎在公元265年取代了魏元帝曹奂立国称帝为止，一共历时48年。曹魏政权纯粹是在一场逼宫政变中亡国，且曹魏氏族已失去了统治能力。司马氏父子对于后来几任曹魏幼帝如曹氏对汉献帝一般无二，有过之而无不及。曹魏在三国中最强大，但统治的时间只有48年便亡国。如果再加上曹操执汉相那段时间，也不过70年左右。
　　孙吴政权自孙权于公元200年接替孙策执掌江东算起，一直到亡国之君孙皓于公元279年投降魏晋，前后经历了79年，是最后一个灭亡的。它的灭亡纯粹是由于内部党争造成的分裂，从孙权时代就开始的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
　　蜀汉政权自刘备于公元219年于汉中南部称汉中王始，到公元263年成都城破，刘禅降于邓艾止，前后经历了44年。蜀汉是三国中最先亡国也是最短命的。而且无论读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会有很大的困惑：蜀汉政权尚有姜维等将帅手握中央重兵可用，还有罗宪等名将镇守的地方外援支撑，而且还有广阔而稳定的云、贵大后方可以回旋，为什么只邓艾一支已无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一旦破关而入兵临城下，蜀汉就亡国了呢？一是由于邓艾突袭，蜀汉朝野都没有充足的准备，更何况黄皓不断隐瞒军情不报，以至于南中守将霍戈要入援刘禅却拒绝了。二是由于诸葛亮后时代的刘禅昏庸，宦官黄皓与大将军闫宇联手专政，使文臣武将丧失了信心，部队已失去战斗力，成都外围将士不是没有抵抗，而是都壮烈牺牲了，已没有主力战将。三是蜀汉的主要军事支柱姜维被逼离开权力中心外出屯田避祸，使中央政权失去了应变和抵抗能力。四是进攻蜀汉的魏军不止邓艾的部队，还有钟会一军在剑阁对姜维的牵制。两人统帅18万大军，近于蜀汉全国兵力的两倍。更主要的是益州地方的旧官僚地主集团政治势力的出卖。
　　邓艾兵临城下时，朝臣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投奔吴国，一种是后撤南中，以图恢复，竟然没有一人提坚守的。难怪此前东吴使臣来蜀后回江东汇报时讲道：入蜀境以来，没听到一句正直的话。这时蜀汉的光禄大夫谯周站出来说话了，他认为撤到南中没有准备，投吴还不如投魏，吴早晚都得被魏灭，我们还得二次受辱，还不如一次性降魏的好。然而这个昏庸透顶的刘禅不但没有怪罪之意，却胆怯地问“如果邓艾不接受怎么办？”只这一句话便看出蜀汉亡国也是必然。谯周却信誓旦旦地保证受降，而且还保证一定不失为裂土为王，否则他去洛阳抗议。仿佛他是曹魏的主子。无非是要刘禅早投降，早降魏。可是在朝文武多是怕死之人，因那些刚武的将帅早被黄皓等人排斥出朝了。刘禅还是不想投降，想撤往南中。可是谯周又威胁他道：去南中，那里必会反叛，说不准还没到南中，连命都保不住了。刘禅就这样硬是被自己的部下劝降了，蜀汉也就灭亡了。只可惜那些在外的蜀汉将士还在苦苦浴血奋战。前线蜀汉将士接到成都发来的受降命令无不失声痛哭，以剑击石。就是刘禅降后，姜维仍为蜀汉政权谋取复辟失败而死于乱军之中。南中都督霍戈素衣向成都号哭志哀三天，仍坚守南中不降。巴东太守罗宪志哀三天后仍然坚守白帝城，抗击东吴趁火打劫派来的进攻部队。连续多次打败东吴将军盛宪、都督步协、名将陆抗，以两千人敌三万众，一直坚守了6个月，东吴也没有得手而退军。有这样的将帅在外怎么能投降呢？亡国之君亡国之君，亡国在君而不在臣，在相而不在将。至少蜀汉是这样。
　　那么还要说及为什么谯周那么积极地敦促刘禅投降呢？因为谯周是益州的地方政治势力地主集团在朝中的代言人。蜀汉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是中原人士，是以入侵者入蜀的，因而始终受到地方的反对。尽管刘备、诸葛亮在组建政权时充分考虑到了吸纳地方政治势力的加盟换得了稳定，但同时也埋下了政治隐患，一旦时机成熟，便借助外部势力，把蜀汉集团的中原势力几乎全部从蜀中驱赶了出去。由此亦可见地方政治势力的可怕之处。由此亦可知东吴为什么会最后灭亡，而且吴亡后江东仍然稳定不乱，一直到东晋也仍是小王朝的可靠后方。
　　益州的地方势力、地主集团自以为得计，借事变之机几乎把蜀汉旧臣尽数排挤出成都。但这些旧臣却拥有自己的部队并都带走了，而蜀人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地方，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武装起来的蜀汉旧臣都走了，剩下的是没有武装起来的地方政治势力，因而两晋年间，他们根本没有抵抗不断变乱中陆续进入的武装侵入势力，仍遭受了二百余年变乱的荼毒，要比蜀汉时代悲惨的多，这也是咎由自取，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是地头蛇政治的一种结果。
　　是的，蜀汉早晚要亡国，但亡国的时候却绝非是应该亡国的时机。因为蜀汉尚有余力对抗吴魏，只是因了一介书生与地方政治势力的出卖，因了一个昏庸君主的昏庸而提前寿终正寝，实在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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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资刘放（1）
孙资刘放　——“倾国害时”的曹操早期的两个“秘书”怎样在托孤之际偷梁换柱帮司马氏崛起，致使“魏室之亡，祸基于此”；千古一鉴——为什么你最信任的人在最关键时刻最有可能成为你的颠覆者
　　一个政权的消亡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哪个臣子。但一旦臣子主宰了君主，那么就难逃亡国之咎。魏蜀汉三国的消亡各有各的因缘，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后期的君昏臣奸。在三国衰亡的过程中乱臣贼子魏、蜀、吴各有一窝，但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的叛卖旧主的奸臣人物基本上有八位：曹魏政权的刘放、孙资、贾充；蜀汉政权的陈、黄皓、谯周；孙吴政权的孙峻、孙琳。而且，魏蜀两国的这6个人都是旧政权的近臣、宠臣、权臣；东吴二孙则是王室的皇亲。也正因为如此地位，才能对一个政权起颠覆性的作用。下面分述这八个弄权误国的叛卖性、颠覆性人物。先讲孙资刘放二人。
　　凡是读过、听过三国的人，都知道曹魏政权是被篡夺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导致司马氏篡权成功的两个关键人物——刘放与孙资。那么，刘放、孙资这两个人是何等人物呢？
　　刘放，字子弃，北方汲郡人士。这个人算来也是刘汉皇族的后裔。直系是东汉广阳顺王的后人。东汉末年被举荐为孝廉，在本郡做小吏。后来军阀混战，他便去投靠了皇室成员同在北方的渔阳王刘松。那么，刘放这个破落皇族子弟怎样混入曹魏政权的呢？
　　曹操在中原大败袁绍攻克冀州时，刘放便劝渔阳王刘松要对曹操深相结纳。因为他认为在各路军阀中只有曹操能拨乱反正，而且“所向必克”，特别能战斗。曹操成气候，已是“大势所见，速至者渐福，后服者先亡”，“将军宜投身委命，厚自结纳”。以一个皇室后裔去劝一个皇室亲王去投靠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军阀，这无异于一种屈身叛卖，但渔阳王刘松却听信了。
　　公元205年，正好赶上曹操在青州的南皮一带###袁谭，至书刘松加盟。刘松便马上举雍奴、泉州、安次三县之地依附曹操。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人欣赏，也得自身有本事。这刘放的本事是文章写的好。曹操有书信招刘松，刘松也得回信，这回信就是刘放的捉刀代笔。曹操一见回信写的十分有文采又很有水平，又知道是刘放的手笔，人未相见，便已心仪之，向往之。因为这曹操也是一个十分有文才的人，见了好文章自然有惺惺相惜之心。所以，曹操马上召见了刘放，与他一交谈又很称心，便想把刘放从刘松那里调到自己的跟前服务。所以当渔阳王刘松与刘放在不久之后来投奔曹操大营时，便任命他为“参司空军事”。当时曹操任汉家的大司空官职。这司空的位置很高，与司徒、司农并列三公，是一个主管建筑与水利的官，但曹操是个带兵的人，所以让他名义上做军事参谋，但实际上主要用他的文笔，让他当秘书。这曹操有一个特点，特别会给部下戴高帽来收买人心。什么张良啊、陈平啊，古代的勇士、大力士、前朝名将啊，他都会很轻松地把这些很重的头衔加戴在他的部下很年轻的头上。那么，他给刘放戴了谁的帽子呢？班彪。原话是：“前朝班彪投靠了窦融才建立了西河之功，今天你投奔了我和班彪多相似啊！”窦融是汉光武刘秀创业时代的开国功臣。初年经营黄河以西西北五郡，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后经班彪劝说投靠了刘秀。曾任东汉初冀州牧、大司空，与曹操现任职相同，所以曹操有此言自比。而班彪则是后投靠窦融的总参谋，窦融在当时与刘秀相联系的书信都是班彪所写，很为光武刘秀欣赏。窦融归刘秀后，刘秀知道是班彪的文笔，便亲自召见任为朝官，主要从事文书、历史写作之事，也曾被任为地方官。主要功勋在于辅佐窦融在河西统治凉州一带，是窦融在河西时代的谋主。曹操在刘放初来投奔时就给了他那么高的位置，那么高的评价，刘放当然死心塌地的为曹操卖命了。曹操几乎对于每个来投奔的谋士都给予尽可能的最高评价，但该杀的时候都从不手软，纯属嘴甜心苦之人，但对那些政治寄生蟹而言却都普遍有效，一句话能让人卖一辈子命，这也是曹操过人之处。刘放从此死心塌地的为曹魏政权卖命了。但从实质上讲，这一类人都不过是为了生存与个人的发展而选择寄主，并不太在乎寄主本身的生存，这也是他后来行径的一个无法改变的基础。那么，孙资呢？

孙资刘放（2）
孙资，字彦龙。山西太原人。少年时代便很聪明。三岁时父母双亡，依兄嫂长大，在朝廷的太学中攻读学业，很受同乡王允的赏识。曹操迎献帝许都被任大司空后，任用他为官，但并未到职。因为他的哥哥被地方官员所杀害，他回乡亲手杀了仇家后举家到河东避难。不论是曹操、地方征召他都不肯出来为官。在好朋友后来著名于曹魏的贾逵劝说下才应曹操征召去报到，被任命为一个小官吏。当时任尚书令的荀彧很欣赏他说：本来以为北方边地战乱之中人才凋零，想不到还有此等人物。便想留他在尚书台任尚书郎。但他仍旧以家难为由辞官回乡。后来曹操当丞相后曾被曹操任命为县令、参丞相军事等职。又与刘放一同被任命为从事文秘工作的秘书郎职务。
　　文帝曹丕即位称帝后，又把二人同时任命为尚书台的左、右丞，相当于国家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在曹丕去世前，建立了统管机密的尚书省，任命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并各加给事中。所谓“中书”即内朝文书，也指朝中上请下达的办事部门。中书监、中书令相当于办公厅的秘书长、主任。而给事中一职是虚衔，是一种代表内朝权力的级别类似于侍中的官衔，主要加给那些顾问于帝王的人。除此而外，曹丕还封两个人都为侯爵。从此，两个人“遂掌机密”，得以参与曹魏政权的内朝机密议事。到了魏明帝即位后，两个人“尤见宠任”，因为明帝并不信任文帝留下的辅命大臣曹真、司马懿等人，而是把他们都放到朝外去专督地方军事。这两个人倒成了魏明帝的心腹。孙资多参与决策，而刘放则负责起草发布皇帝命令诏书。史称“三祖诏命，有所诏谕，多放所为。”两个人均得参与军事、政治大事的讨论，而且建议多被采纳且卓有成效。二人又“以参谋之功”，由最低的关内侯、亭侯的侯位，进位为乡侯、县侯，获得了三国时代侯位最高的等级。到了此时，两个人一方面权重一时，一方面又与曹姓家族发生矛盾，许多曹魏宗室对这两个人都很恨怨，因为他们太权高位重了。这两个方面决定了这两个人既有参与重大决策的决定权，又有了损害曹魏政权的动机，更何况这两个人都是为了谋取个人地位的内臣，因而既不会放弃权力甘于寂寞，更不肯任人宰割了。危机与机会终于同时来了。
　　魏明帝病重，开始拟定辅政大臣名单。第一个五人名单是：燕王大将军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这五个人都是曹夏宗室，就是秦朗也是曹操的后妻秦宜禄夫人带来的养子。很显然，明帝从即位开始就不放心司马氏，所以把他放任外官。同时明帝也认识到只有宗室子弟才能对皇室负责，所以拟定了这个名单。可是，孙资、刘放这两个人见了名单却坐卧不安如处针毡之上。因为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与他们不合，这些人一掌政，还有他俩的好？尤其是曹肇与夏侯献二人更恨这两个三朝执掌机密的老东西。因为这两个人当时权太重了，“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裴注语），因而惹得曹魏宗族众怒。
　　曹氏的辅政大名单一出炉，五大辅政预选人便都到位警卫服侍病重的明帝，所有朝臣进见必得通过他们。有一天夏侯献、曹肇两人都在明帝卧室外守候，见孙、刘二人走过，便指着蹲在树上的两只鸡指鸡骂人的说道：“这两只鸡在这儿蹲的时间太长了，还能呆多久？”这一下，孙、刘两个人更害怕了，但计无所出，连机会都没有，明帝周围全是曹氏亲近把守。也是合当有事。那个不成器的曹宇本是曹操的儿子，是明帝曹睿的小叔叔，两个人年纪相仿，一同在宫中长大，是非常友爱的一对叔侄。因而，明帝一即位就对这位小叔叔特别宠信。因而，明帝在去世前，便拜他为大将军，并想让他充任小儿子曹芳的首辅大臣。可是只有四天，他就不干了，不断的向明帝推让。明帝也有些拿不定主意。此时刘放、孙资两个人也急坏了，很想见明帝，但两个人进不去内宫，曹氏诸将不放他们进去。恰巧明帝病发作，曹宇出去找曹肇议事，孙刘两个人趁着只有曹爽一人在守候的机会便向曹睿的病房内闯去，孙资很害怕说别进去了，可是刘放却说：我们都被扔进锅里煮了，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能做的？他们两个人并不怕曹爽，与他相互间也无恩怨。于是，两个人见了明帝就问他身后谁来辅政？二人异口同声的推荐了他们的好朋友司马懿。明帝就问二人：曹宇这个人任首辅可以吗？两个人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自救的机会，就一点不掩饰地说道：“这个人不是故意谦让，实在是因为自知不堪大任。”而且祖上有制，亲王不得任辅政，更何况曹宇几个人在您病重期间毫无悲哀之心，反在外面与宫女鬼混。燕王曹宇又拥兵守宫，不允许我们见您，隔绝内外，这种人怎么能辅政呢？明帝听了大怒，便问谁可辅政？二人异口同声的推荐了他们的好朋友司马懿。明帝又问道：“谁能是他的对手呢？曹爽可以吗？能不能胜任？”两个人都赞成，这时需要曹爽表态，但曹爽却傻了，直流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刘放踢了踢他的脚，趴在耳旁小声教他说“臣以死奉社稷”。于是第一个辅政名单就被推翻了。明帝马上让刘放发诏书召见司马懿速从征辽东班师途中直接回京师直入卧室相见。两个人出去后，曹肇等人哭泣力谏不可召司马懿入朝，于是明帝又告诉人不让他们召司马懿入朝。不久孙资刘放两个人又回到明帝身边劝说明帝还是拟旨召司马懿入朝。明帝又说曹肇这些人几乎坏我的事。于是刘放又请明帝重新拟手诏。明帝说我已不能写了。于是孙资刘放二人上床，一个人铺好纸墨，一个人捉着明帝的手写下了手诏一道。就这样勉强拟好遗命辅政的诏书后，又给明帝念了一遍。这时曹睿已有些木然了，什么态度也没有，两个人便捉着明帝的手加盖了御印。再说曹宇走出明帝卧室后，在外面见到自己的大将军司马曹肇的弟弟曹篡时，曹篡大惊说道：“你们两个人怎么能这时候一起离开明帝呢？快点回去。”可是已经晚了，孙资、刘放已命令宫门守卫，不得放曹宇、曹肇等人入内，天已黑了，曹肇等人只得自回自家。第二天，曹宇、曹肇、夏侯献等人终于见到了明帝，但明帝却告诉他们：“我已另安排人守卫了，你们都回去吧！”孙资刘放二人手持明帝遣诏当堂宣布，并大声高喝：“有诏免去燕王曹宇等人的职务，不得在内宫停留。”于是，这几个无用的家伙便一个个垂头丧气、流泪而出。司马懿不久便回到了洛阳，奄奄一息的明帝将8岁的曹芳执手托孤于司马懿后便闭目身亡。于是曹爽、司马懿成为了新王曹芳的辅政大臣，原来的四个人却都被免了职。真是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政治这东西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关键时刻间不容发，一小疏忽便可导致全盘皆输。
　　司马懿虽然从曹操时代便加盟曹魏，但始终不得信任，曹丕虽然对他很信任，但曹氏力量仍强大，他也无所作为。到了明帝时代对他重新不信任，但只因刘放、孙资一言便使他成为了执政大臣，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政归司马氏。而孙资、刘放这两个东西仍在新王那里“决定大谋”，两个人又同任左、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子孙封侯；不久各自又被升任为将军，一直干到临死前两三年才退休。史传多评二人“权闻当时”，“获讥于世”。正由于两个人“受人亲任”而不能尽以公心，处安危所断之时不讲真话，向明帝推荐了一个不能胜任的曹爽，又推荐一个有野心的司马懿，所以史称“魏室之亡，祸基于此。”而晋人写《晋书》抨击荀勖误国时，仍称“时议以勖倾国害时，孙资、刘放之匹”。
　　历史总会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历览古今可以验证的一条真理是：你最信任的人往往是你最不该信任的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当断而断则无异于自掘坟墓。曹魏三祖都有英雄气概，但都迟疑、犹豫，误用于刘放、孙资、司马懿这三个人，所以终至失政于他人之手；而曹宇等四人于关键时刻坐失良机，也许得之非福、失之是祸，但也的确没一个掌权人物，哪里是孙资、刘放、司马懿的对手？
　　

贾充
贾充——祸乱魏晋两朝的奸臣“乞丐之徒”；天下所有君主都一样：你让他顺心，他便看你顺眼；你对他臣服，他便让你舒服，只要是甜的你给他毒药也吃；天下最不可靠的便是全靠吃官饭为生的政治乞丐；“官场如市”与“政治如树”
　　在孙资、刘放之后的曹魏奸臣仍不止一二，但最为阴毒的无过于贾充，不仅背叛曹魏，杀死了曹髦，而且到了西晋也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臣。
　　贾充是魏文帝时代最著名的功臣名将贾逵的儿子。是贾逵晚年所生之子。曾任司马昭的大将军司马、右长史，成为司马氏的心腹。在司马昭执政时，由于害怕地方反叛，就派贾充去试探领兵外驻扬州的司空、大将军诸葛诞是否忠于司马氏。贾充问诸葛诞说：“如今天下都希望司马氏取代曹魏，您认为怎么样？”诸葛诞怒喝道：“你还是贾逵的儿子吗？你家世代受魏厚恩，岂可容忍社稷输于他人之手？有这种事发生的话我宁可死难。”贾充回来后便帮司马昭策划如何杀掉诸葛诞，并随军征诸葛诞，为司马昭谋主。成功回师后封为乡侯。
　　后来，曹髦忍受不了司马昭的欺凌，便亲自率宫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皇帝亲征没有人敢动手，司马昭很危险，他的部下便请示贾充怎么办？贾充毫不迟疑地下令杀死了曹髦。为此，司马氏又任命他为京师所有诸军的统帅。史称司马昭特别信任他，“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受腹心之任”。晋武帝代魏后，他又被封为车骑将军、尚书令。晋书也评价他“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卒下，专以诌媚取容。”“无德而禄”，“非但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
　　那么，像贾充这样一个人，父子两代深受曹魏之厚恩，竟然可以下令杀害曹魏的君主；家女又嫁与晋室为后为妃，虽仍不忠于晋室，但为什么仍能高官任居，作威作福，“身极宠兴，任兼文武”呢？其一，所有的帝王君主都是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因而都需要有人吹捧、应合、拍马，为他们卖死命。你得让他顺心，他就看你顺眼；你让他如意，他便让你得意；其二，贾充、孙资、刘放这一类人物都是寄生性的，既无大德，又无大能，只有靠不断的投靠新主子，抛弃已不能再向他提供养料的旧主子，这是此类人的政治生存本能。所以，晋史又称他为“乞丐之徒”。而天下最不可信任的便是那些靠长官吃饭的寄生式的政治乞丐。你有奶可吃便是娘，无奶可吃时，他便一定会去投怀送抱于有奶者，或看出来一定会比你的奶多者。而且不管是“老娘”还是“新娘”，他一定是只考虑自己的奶要吃得饱、吃得多、吃得长，而不会去考虑这“娘”的死活。没准还巴望着那个奶不足的“娘”早一点死掉才好。孙资、刘放是这样，贾充同样如出一辙。曹魏政权与其他政权都同样，正因为都有这样的一帮政治“啃老族”，所以总会被吃死，被啃掉。而这几个典型人物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
　　古人说官场如市，朝盈夕虚。什么意思？就是说官场就像一个市场一样，早上货多所以人就多；晚上没货了，所以没有人来也是正常。如果说这很有道理，那么政治就犹如一棵大树了。树长的树叶茂盛时，猴子便都跑来遮荫、栖息、摘果子吃；可是树或者老了朽了，或者倒了，那么“树倒猢狲散”也便是自然了。如此说来，似乎孙资、刘放、贾充这一类人都不应该受到责备了。但人不是猴子，也不应该只以自己买菜吃饭为准则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取舍。这也许正是每个亡国王朝也都有殉国的忠臣良将，每个家主家破人亡之时，都会有死难的节烈之士的缘故吧！
　　

陈黄皓（1）
陈黄皓　——“蜀中四贤相”身后的狼狈专政者；史称二人“互相表里”，“操弄威柄，终致覆国”；小人得志自有得志的道行，忠臣遗恨无不恨在帝王好恶之间与自己傻帽；忠诚忠到让主子都不舒服的忠臣肯定干不过奸臣
　　蜀汉在刘备身后赖有诸葛亮；诸葛亮身后赖有蒋琬、费、董允三个贤相前承后继，因而得以政治安定。蜀中称以上四人为“蜀中四贤相”、“四英”。这是蜀中政治的一大特点，军人很难参政，也很少军人兼政治活动家的。虽然有大将姜维是诸葛亮生前选中的军事接班人，但在诸葛亮身后，姜维始终很难进入这个政权机构的核心层，而是处处受到限制。因为姜维是一个最后加盟的年轻干部，在这个政权中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在前三相时代，基本上不得参与政治，也因为他始终带兵在外，与魏国在边地作战，是蜀国后期的惟一主要将领。
　　到了最后一个贤相董允时代之前，宦官黄皓就开始努力参与政治。这个黄皓本是一个随同刘禅一同长大的小宦官。刘禅十分喜欢他，因为他不但能陪同刘禅玩乐，而且还有点小聪明在后主面前玩弄，史称其“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就是总出一些讨后主喜欢的坏主意，以讨人喜欢，企图由此进身于朝政。但此时主政的董允是他往日的老上司，曾是刘禅为太子时代的太子洗马，后主即位后董允便任黄门侍郎，总管后宫之事，不久又升迁为侍中同时兼统皇宫宿卫亲兵，对于后主身边的事一切都由他来做主。后主想扩大后宫嫔妃的编制名额，可是董允却认为后宫人数已不少，古代天子宫妃也不过12人而已，不能再召民女入宫。而且处理后宫事务十分严厉，连后主都很怕他，史称“后主益严惮之”。因而黄皓更怕他。董允发现这个人开始在后主面前耍奸邀宠，且后主很买他的账，生怕他把后主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