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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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问题。
　　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毛泽东，对自己统帅的这支军队有着透彻的理解。要改造好这支军队，就必须让其彻底摆脱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革命目标。毛泽东悟透了这番道理。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刚刚遭受到挫折，急盼革命成功的官兵灰心丧气，部队中逃跑成风，5000人的队伍到永新县三湾村时，剩下不足千人，军心涣散，几乎已不战自溃。
　　著名的“三湾改编”，就发生在一间普通的杂货铺——“泰和祥”杂货铺里，毛泽东将部队缩编成一个团，并创造性地在部队中建立起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基本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铁律。
　　从此，仍是这支破衣烂枪的队伍，却列队整齐，目光炯炯。官兵知道了为谁打仗，懂得了为谁扛枪。党的战斗堡垒筑在了最基层，筑在了斗争的最前沿。
　　井冈山斗争，形势异常艰苦，红军数度濒临绝境，但始终军心不散，队伍不垮，反而日益壮大，“支部建在连上”正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支军队的改造；绝非朝夕之功。1929年；在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时；又起争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当时到红4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一位负责人，挑起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一些同志对重大决策由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非常不习惯，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也很严重。
　　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小城，红4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前委书记改选中落选，他离开了红4军，到了闽西特委。随后召开的红4军“八大”仍未正确地解决问题。由于红4军中思想不统一，军事上也吃了败仗，许多同志这才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
　　

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2）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看到红4军的有关报告并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肯定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明确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红4军恢复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这年12月28日，在上杭古田一个院子里，红4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二、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在党内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在组织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司令部对外是错误的。规定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四、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制度，尊重地方民主政权，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等等。
　　古田会议，澄清了红军建设中一系列错误认识，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从而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铸就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品格，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基石，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被毛泽东视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1935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将军权看得高于党权，依恃兵多枪多公然伸手向党要权，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没有达到目的后，他公然违抗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擅自率领右路军南下，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最终在屡遭失败、无法生存和全党全军的反对下，不得不撤销其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
　　毛泽东在总结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其他势力插手人民军队。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方面要派特务头子康泽到八路军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一口回绝。为了抗战，我们可以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但决不容许康泽之类的特务插手人民军队。
　　全国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飞到延安，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实行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纪律，一句话，要取消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国民政府的武装。
　　为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落实，毛泽东逐步确立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大环节：
　　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一是政治领导，就是用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统一全军的思想与行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思想领导，不断用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与思想武装官兵，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三是组织领导，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形成与部队建制体系相适应的组织系统，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指挥高度统一。
　　

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3）
军队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为政治工作确立了三项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官兵一致，就是要彻底废除旧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建立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新型官兵关系。他首先要废除官兵生活上的不平等待遇。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荣桓回忆说：“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菜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后，官兵艰苦与共，待遇改成完全一样，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从毛泽东做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
　　如果说生活待遇还仅是一种形式，毛泽东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士兵委员会，则具有深刻的内涵。他把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视为在红军中确立民主制度，彻底废除旧军队陋习，建立新型官兵关系的有力武器。
　　红军初建时，来自于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军阀习气严重，官欺兵、兵欺民早成惯例。毛泽东就是要打破这个陈规。士兵委员会委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兵对官有监督权，可以提出批评，甚至有制裁权。这是亘古以来中国军队从未有过的新制度。正是这项制度，消除了官兵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士兵的雇佣兵心理，开创出人民军队独有的民主制度。
　　1948年1月，毛泽东亲笔起草了题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赋予军队中的民主生活以新的内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民主的概念。
　　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军队中的三大民主，就是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三大民主中，军事民主令人耳目一新。练兵中，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互教互学；作战时，群策群力，召开诸葛亮会，研究破敌之策；作战后，讲评讨论，共同提高。
　　千万不要小瞧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方法，一旦士兵们的智慧融入了部队的作战行动，任何奇迹都可能发生，许多卓有成效的制胜战法就是诞生于这种军事民主之中。
　　民主制度使得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焕然一新，而严格的群众纪律，则使得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亲密无间。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就为红军立下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他率部上井冈山之前，就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款子要归公。后来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博学多才，可尊为大师，可他制定这些纪律所使用的却是再也朴实不过的语言，就连不识字的士兵也能牢记。
　　此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不断调整。1947年10月，毛泽东重新修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全军，一直沿用至今，始终是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毛泽东以最简明的规定，将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变为便于执行的行为准则。人民军队之秋毫无犯，之与人民同甘共苦，之与人民血肉相连，就在于它永远视人民为父母，因而得到了人民如同对待子女般的呵护。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军队腐化堕落、纪律废弛，官兵“忘了革命，忘了主义”，成了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但他却不肯承认自己分而治之、亲疏有别的治军方略正是导致他军队惨败的重要原因。他的嫡系恃宠而骄，狂妄无比，杂牌部队则各怀心思，临阵自保，在战场上总是演出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丑剧。他的得意门生杜聿明被俘后讲得倒是一针见血：国民党军是“战事毁于人事，战术毁于权术”。
　　毛泽东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的卓有成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依靠的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脱胎换骨，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红旗不倒、军心凝聚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在战争中上下同心、士气高昂的无敌雄师。毛泽东之用兵如神，首先在于他治军如神。
　　

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4）
两相比较，国民党军焉能不败？！
　　

四　游击战争　出奇出新（1）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他对毛泽东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看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毛泽东听到此事后，笑了，他答道：肯尼迪　“看我写的军事著作，这有可能是真的”。
　　这的确是真的。肯尼迪到乡间度周末，也不忘了要带上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名言：“游击队必须活动于人民之中，犹如鱼游于水中一样”，更成了他的口头禅。
　　毛泽东，这位崛起于东方的军事伟人，不仅翻天覆地般改变了中国历史，也用自己独创的游击战争理论为世界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闪光的一章。他的理论，诞生在中国，却冲破了时空限制，影响着世界！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高山密林，地势险要。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剩余部队来到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地方。
　　初上井冈山，这支队伍只几百人，这就是最初的“星星之火”。
　　教科书上正规作战的战略战术，显然用不上。毛泽东独辟蹊径，采取以宁冈为中心的“打圈子”战术。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的打圈子战术，就是以根据地为中心，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圈，等他转晕了，暴露出弱点，就抓准狠打。转圈是手段，消灭敌人是目的。打就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有缴获。
　　“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是当地山林武装的统军经验。毛泽东却说：我们“不仅会打圈，更要会打仗”。毛泽东指挥部队以宁冈为中心，四处游击，平均九天一战，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1928年1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遂川的一个会场，毛泽东再将“打圈子”战术深化一步，提出了“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
　　在随后的战斗中，毛泽东将这12个字化作具体的作战行动，指挥部队避实击虚，连续粉碎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游击战锤炼出红军独特的战略战术，也让初掌帅印的毛泽东参透了游击战争的奥秘，并形成了迥异于任何军队的兵法要髓。在总结红军游击战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将游击战的作战原则进一步概括为著名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毛泽东自己说：十六字诀，是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它把进与退、走和打、防御与进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有效方法。尔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乃至于人民军队的全部作战原则，都是由此发展出来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都是走州过府，流动作战，最终难成气候。对此，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他要创立红军游击战争的新内涵，这就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将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合二为一，将游击战争的基石奠定在红色根据地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以此扩大苏区，壮大军队。
　　刚上井冈山，毛泽东就着力恢复遭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强调红军有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做群众工作。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吃粮当兵，天经地义。而毛泽东的部队，不但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争一刻不能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毛泽东套用唐人名句来比喻根据地建设与红军发展的关系。他说：“人不能老是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他将根据地比作红军的靠山，比作红军坐下来依靠的屁股。后来毛泽东把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的关系定义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四　游击战争　出奇出新（2）
井冈山根据地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规模，工农革命军有了展开游击战争的深厚群众基础，如同鱼儿畅游于水中，不仅能灵活自如地打击敌人，更可壮大自己，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地位。
　　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和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毛泽东作出了“攻势的防御”方针。1929年1月，红4军向赣南、闽西出击。部队刚到达赣南的东固，国民党军就跟踪而来。这里没有同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红军没有依靠，怎么打游击？
　　他还是采取了“打圈子”的战术，但这次不是以固定根据地为中心的“打圈子”，而是盘旋式的“打圈子”，指挥红4军两入闽西，三打龙岩，在赣南、闽西广阔的地域中，实施变定不居的游击战。红军既可机动打仗，又能经常开展群众工作。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术，是在强敌跟追而根据地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轻便灵活的优长，在一定区域内与敌人盘旋，同时又能反复做固定地区的群众工作。这种变定不居的游击战，既能拖垮、拉散敌军，又能组织发动群众，最终消灭敌人。
　　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将红军的三大任务具体化，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他诙谐地用渔民撒网来形容这一原则：“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聚分结合，循环反复，游击作战与发动群众融为一体。
　　在赣南、闽西的苍山沃土上，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基本形成。总的指导原则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避免硬仗，以孤立分散之敌和战斗较弱的地方部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方式，速战速决；在强敌跟追下，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方法。
　　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蒋介石哀叹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同，避实就虚，随心所欲；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外战争史上首次将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地位，主导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毛泽东指出：弱小的“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八路军则依托山西境内的山岳地带，以游击战打出了神威。
　　随后，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敌进我进，在华北、华中开辟敌后战场，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一般的游击战，主要是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方式，在战役、战斗中直接配合正规军作战。但毛泽东的敌进我进方针则不同，它使游击战争不再主要是在内线作战中从属于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实施大规模独立作战，在战略上与内线作战的正规军进行配合。游击战争由此被真正提升到了战略地位。这既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理论的一大创新。
　　于是，在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一幕战争奇观：在正面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节节失利，而在敌后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在进攻作战中迅速推进，放手开辟抗日根据地，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
　　这一时期，毛泽东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著作，成了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经典。
　　

四　游击战争　出奇出新（3）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对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和战略、战术做了精辟的论述。谈到战略，概括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他要求游击战一定要具备进攻性、计划性、主动性、灵活性、速决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从而构建了游击战争的完整理论体系。
　　毛泽东不仅是大战略家，也是精于战术研究的大家。他对游击战的战术更是深入总结，自成一家。
　　1938年1月，毛泽东把他在中央苏区写的小册子《游击战争》抽出部分内容进行修改，题为《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他对游击队的任务、编成和发展，游击战的基本战术作了详细论述，毛泽东把自己的游击战制胜秘诀毫无保留地全都抖搂出来，我军和国民党部队都能看到，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指南。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将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归纳为袭击，引申出十二条袭击战术的要领，十八条袭击行动之敌的方法。他特别强调，游击战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是袭击行动中的敌人，这种袭击分作对预期遭遇之敌的伏击和对不预期遭遇之敌的急袭两种形式。虽然仅仅是一篇文章，却集中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战术精华。
　　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形成了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法宝。敌人学不来，也防不住。
　　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平原地区的村乡联防战，河湖港汊的水上游击战，铁路沿线的铁道游击战，沿海地区的海上游击战，还有专门破坏敌军交通、通信设施的破袭战，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军陷入了游击战争的火阵之中，如一头蛮牛，四处乱撞，最终无法逃脱被烈火吞噬的命运。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人民群众抵御侵略者的英勇行动层出不穷，但基本都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统治者不敢动员群众，也不会组织群众，生怕群众的动员最终将动摇其统治。因而这些抵抗尽管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却对战争的结局难以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抗日战争则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放手发动群众，而且将群众的抵抗行动变为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形成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敢于动员群众，又善于组织群众，这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
　　全国抗战八年，毛泽东领导敌后军民与日伪军作战万余次，歼灭日军万余人，歼灭伪军万余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亿，解放区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游击战争显示了空前的威力，毛泽东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所指挥的游击战争，如疾风流水，似狂涛巨浪。中国革命战争在他亲自指挥的游击战争中扬帆起航，又在他运筹调度的游击战争中破浪前进。游击战争点燃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也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他因此被举世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游击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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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诱敌深入　后发制人（1）
延安，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塞小城。自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开始，毛泽东一直住在这里。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25万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力图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大军压境，延安是守是弃？毛泽东成竹在胸，他说：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很多人对此难以接受。毛泽东却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可以打到延安，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诱敌深入，克敌制敌。毛泽东将中国古典战法赋予了崭新的内涵，进而变为他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典战法，成了毛泽东用兵屡试不爽的克敌制胜妙策。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时的英明预见。仅仅过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又过了两年，人民解放军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
　　毛泽东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但没有人能够准确估量出它对毛泽东用兵的启迪究竟有多大。有一点是肯定的，幼时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籍，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思维的形成，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诱敌深入战法的运用。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刻画了诱敌深入的基本内涵。“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生发开去，从中外战史的验证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家眼中，诱敌深入只是一种具体战役战斗中的谋略战法，但在毛泽东的眼中，它却变为一项有目的的战略方针，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井冈山斗争初期，这种战法体现为“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接连“进剿”、“会剿”的硝烟又促使他将这种战法上升为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战略方针。
　　1929年7月，当赣闽粤三省国民党军对红4军和闽西苏区展开“会剿”时，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由于敌情变化，这一方针没有实现。
　　1930年2月，在打破闽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战斗中，毛泽东第一次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法，并且立竿见影，大获全胜。当红4军已经准备进攻吉水时，江西国民党军却向赣南苏区发动了进攻。毛泽东立即放弃进攻吉水的计划，果断改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率领红4军向富田退却，诱使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孤军冒进。然后，毛泽东集中兵力在水南将其大部歼灭。
　　诱敌深入，初显威力。然而，中央苏区的一些领导者对这个方针并没有形成共识。1930年秋，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
　　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行动委员会在罗坊召开会议，讨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方针。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激烈。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主张充分利用根据地的优越条件，“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并强调“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一部分同志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进攻南昌、九江，以外线进攻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围剿”，认为诱敌深入，将丧失土地。
　　毛泽东条理分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