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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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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才智之士有机会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才使得当时大家辈出，人才济济。吕不韦见荀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点眼红了，也想著书立说以博个青史留名。
而这时的吕不韦养尊处优，哪有闲工夫亲自著书立说？
他想到了他的食客们。
前面说过，吕不韦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闻名诸侯，心中颇不服气。以秦国之强，以吕氏之富，岂能在养士方面输给什么“四公子”！于是，吕不韦也广招天下之士，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食客，顾名思义，就是白吃饭的人。吕不韦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他养士也不会白养，不仅要计算成本，而且还要见到效益。就算养士不能直接给他带来利润，也得给他带来社会效益。
吕不韦突发奇想：让食客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政治见解写下来，综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吗？
他吕不韦不用点灯熬油地亲自写，让别人代劳，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不是“一言而万世之利”的好事吗？
而且，通过让门客们著书，谁有什么样的见解，谁有什么样的才能，谁有没有学问，谁有没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于是，吕不韦一声令下，他的门客们便开始“人人著所闻”。吕不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的综合性巨著的主编。
按司马迁的说法，吕不韦让门客们著书，书成后取名为“吕氏春秋”，是气不过荀子等人“著书布天下”。可知吕不韦只是想借著书图“万世之名”。
清代的学者毕沅也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说：“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
吕不韦组织门客撰写《吕氏春秋》，仅仅是为了与荀子等人争名吗？仅仅是为了自己名垂千古吗？
笔者以为，其实也不尽然。
二
除了“图名”这一点之外，吕不韦主编此书还有什么目的？
《吕氏春秋》虽然被史学家刘知几誉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一部“杂家”著作，但主要内容却是一些如何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书中动不动就是“先王”如何如何，“贤主”如何如何，分明是一部为君主写的教科书。
经国巨贾吕不韦（17）
而且，书中还有大量的有关地理和自然的“基础知识”，就如同给学生上课用的教材。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介绍什么是九野、九州、九塞、九薮、八风、六川：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帯⒉巍⒍荒戏皆谎滋欤湫怯吖怼⒘⑵咝牵欢显谎籼欤湫钦拧⒁怼㈤簟�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闲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大昭。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
联系到书中苦口婆心地教导做君主的如何做一个“贤主”，如何治国安邦、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勤政爱民、如何修身养性……笔者认为，此书实是吕不韦写给儿子嬴政看的，是吕不韦组织人给儿子编写的教科书。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果嬴政将《吕氏春秋》当作自己的必修课，按吕不韦教导的去做，那么，秦始皇必为一代“圣主”、“贤主”。可惜的是，嬴政将《吕氏春秋》里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视作粪土。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之后，便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搞得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于二世而亡，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天下笑。
三
现存《吕氏春秋》共160篇，20多万字，写到竹简上，可谓汗牛充栋了。这在以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先秦，当然是一部鸿篇巨制。
《吕氏春秋》虽然并非吕不韦亲笔所撰，但从行文风格、主要思想来看，肯定是经过某一个人编辑加工了的。书成后，吕不韦令将书稿在咸阳城门公布，“悬千金其上”，扬言谁若改动其中一个字，便给予千金奖励。
可见，吕不韦对此书是极为满意的，否则就不会这样张扬了。吕不韦公开征求意见之举，也是空前绝后的。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吕不韦对著书者绝对信任，二是吕不韦亲自参与了此书的编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满意了，才有勇气作出谁若增损一字奖励千金的承诺。
到底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成为吕不韦的“一字师”呢？有没有人获得千金奖赏呢？司马公没有记载。
我想，很可能不会有人为吕大丞相的《吕氏春秋》“增损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删改一字的文章和书籍？
没有人站出来为《吕氏春秋》“增损一字”，并非说明《吕氏春秋》“既尽善矣，又尽美矣”，也并非说明秦国及诸侯没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慑于吕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
而吕不韦恐怕也并非真的想使《吕氏春秋》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这样做，与其说他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不如说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商人嘛，作秀与炒作是其看家本领。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可以视作一次广告宣传活动。这一炒，立即使《吕氏春秋》变得家喻户晓，连惜墨如金的司马公也在《史记》中记下了吕不韦的这一创举。
既然书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当然要为自己负责。如果他任由门客们乱写一气，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会如此重视、如此满意、如此自信的。这么说来，《吕氏春秋》虽非他亲自撰写，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见解。起码，书中的思想见解与吕不韦的思想见解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讲得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我们也能隐约发现，其中的许多道理，对经商也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的乾隆皇帝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四库全书》，《吕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
四
有人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号称“良史”，但也有马虎的时候。理由是《史记》记事，有时前后矛盾。
譬如，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组织人著《吕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联系到文中的意思，“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分明是说，吕不韦被罢官流放到蜀地后，才“发愤”而作《吕览》。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作于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吕氏春秋·有始览》之前有篇《序意》，开头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维是语助词，“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岁纪年，“涒滩”即“申”。而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对此，清人孙星衍解释说：“考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
这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两年后，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才被罢相。又过了一年，嬴政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从《序意》标明的时间可知，《吕氏春秋》应该完成于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令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之时，肯定还居于相位。否则，他被罢相流放之后，是没有机会下令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门的，更不可能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时并没说“世传《吕氏春秋》，而是说《吕览》。
难道《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我们知道，《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吕览》很可能是专指《吕氏春秋》中的“八览”：“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
而《序意》序的是“十二纪”，不包括“八览”和“六论”。于是，有些学者便断定，《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作于秦王政八年，“八览”和“六论”则作于吕不韦被罢黜之后。
而《史记·吕不韦列传》明明说《吕氏春秋》完成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可见吕不韦做丞相时，书的名字就已经叫《吕氏春秋》了。
如此说来，以上诸说仍不太可靠。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司马迁所写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八个字，并非“不韦迁蜀，乃著《吕览》”，而是用了“世传”两个字。
也就是说，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的主编工作之后，便遭到罢官流放的厄运。他虽然被流放了，但他的《吕氏春秋》却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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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18）
《吕氏春秋》完成后才过了一年，吕不韦便被罢免了。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什么？
是不是说，吕不韦在决定招集门客著书之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可能来临的危险？
是不是说，秦王嬴政已经长大了，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虎狼之性，才想起写一本书来劝导他？
是不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感到危机来临之时的“发愤”之作？
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孝行览》一章就是专门论述“孝”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的。其开篇即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
再如：“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又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文中还大量引用曾子关于孝道的论述，说什么“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怎么做才算是尽了孝道呢？文中点了五个方面：“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反复论述“孝”是一国之君的“本务”，尽了孝道，就会达到“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的奇效。吕不韦想让嬴政孝顺谁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吕不韦很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向嬴政说明其身世之谜，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做着诸如此类的舆论准备工作。
然而，这些道德说教对于虎狼之性的嬴政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第十一章、《吕氏春秋》蕴含的商业智慧
一、商亦有道
经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不过即使如此，《史记·货殖列传》竟也遭到了历代一些所谓“正人君子”的责难，如明清的一些腐儒便指责司马迁为商人作传、公开言利，是伤风败俗之举。甚至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商业也是很不受重视的一业，“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大凡越是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商业也越是不受重视。
在中国古代，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名声也不太好。一提起商人，“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词，好像是专门为商人准备的。所以，中国人自古不仅耻于言利，还耻于言商。如汉初的贾谊、晁错等人，只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晁错在《贵粟疏》中进一步说：“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两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nbsp；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都可以从晁错的文章中找到根据。
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他通过风险投资发迹之后，也耻于言商。他做了秦国丞相，一心想着经国，早已忘了经商。他组织人编写的《吕氏春秋》中，大谈如何治国安邦，甚至谈到了如何养生，却绝口不言商。所以，总结吕不韦的商业思想，我们只能从其所作所为中寻觅一些蛛丝马迹了。
不过，在号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中，即使里面没有一点涉及商业的内容，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寻觅到许多放到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的道理。换言之，这本书中也蕴含了许多可贵的商业思想。
《吕氏春秋》在开篇“孟春纪”中，便指出：“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不妨简单地理解为“道理”，这“道理”包括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富贵，却不懂“道”，那么，富贵对他来说恰恰是祸患，还不如让他贫贱呢！
人没钱不一定幸福，有了钱也不一定幸福。许多人有了钱之后，反而弄得父子失和、夫妻离心、朋友反目、兄弟阋于墙……这就是“贵富而不知道”。
“当务篇”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这个故事说明：就连强盗也有“道”，何况其他行业！盗跖总结的“大盗”应该具备“圣、勇、义、智、仁”，否则是成不了大盗的。这“圣、勇、义、智、仁”，即是大盗的“道”。
俗话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各行各业都有其“道”，即都有其业内人士应该遵循的规则。不知“道”、不遵守“道”，是无法在某一行业混下去的。
经商亦是如此。商亦有道。商道即商经。
虽然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但中国商人一直在顽强地生存着，并留下了大量关于经商的名句箴言。如：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商是通财路，市是聚宝盆。
●七十二行，商是桥梁。
●要经商，走四方。
●开门七件事，件件连着商。
●民安物阜，商安货通。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有万贯，不如开店。
●士农工商，买卖为纲。
●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
●不懂生意经，买卖做不通。
……
在《吕氏春秋》通篇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中，有许多道理也适用于商界。下面笔者略举数例——
二、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俗话说：在商言利。
商人不言利、不逐利，就不是商人了。
但是，商人逐利，也应有道。
《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说明高明的商人，是善于投资、善于让利的。为了更大的利益，有时可以放弃暂时的或微小的利益。吕不韦在子楚身上的投资，便是去小利、得大利的经典实践。
春秋时，范蠡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曾多次散财救助贫困朋友和家乡父老，即《史记》中所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有意思的是，范蠡并未因乐善好施而影响他积聚财富，反而“三致千金”。这倒应了《吕氏春秋》里的话：“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或许，这是上天对“富好行其德者”的报偿。
更为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观点。
《吕氏春秋·恃君览》云：“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经国巨贾吕不韦（19）
这种计利要为天下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观点，虽然是针对“天下之士”讲的，对商人也同样适用。
商人只知赚钱，充其量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殊不足取。成功的商人、高明的商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既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也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应该有各自的精神追求，没有哪一个人甘愿吃吃喝喝地度过一生。
胡雪岩曾说：“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市盛。是故，有德之商，多好行其德。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是为鸿商大贾也。”
可贵的是，中国商人自古便有报效国家的传统。春秋时期，秦国派兵###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贩牛行至黎阳津，得知秦国大军即将偷袭郑国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星夜回郑国报信，自己则选肥牛二十头，冒充是郑国的使臣，拦住正在前往郑国的秦兵，声称奉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秦将孟明闻言大惊，说：“吾师千里远涉，正以出郑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其为备也久矣。攻之则城固而难克，围之则兵少而无继。”遂打消了袭郑之谋，转而偷袭滑国。
这位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献牛秦师的弦高，可谓最早的“爱国商人”了。事实上，每到国家危亡关头，中国商人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胡雪岩就深谙“商人荣枯，系于国运”的道理。在湘军攻打太平军盘据的杭州城时，他买米十万石送给湘军做军粮，并筹措白银十万两劳军，要求湘军攻下杭州后不要伤害杭州的老百姓。清军占领杭州后，清军和浙江人都感念胡雪岩的恩德，将大量银两存入胡雪岩的钱庄。多财善贾，胡雪岩凭借雄厚的资本从事贸易，不几年便赢利逾千万。
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每有战事，清军的粮饷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商人们的捐助。文中说：“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
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国内外的许许多多中国商人也都慷慨解囊。被誉为“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的胡文虎先生“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在9·18事变发生后，率先捐出两万元支援东北军民；淞沪会战时，他又电汇一万元给十九路军。1941年，他捐献国币200万元作为对抗战伤亡将士的救济款，还买了50万元的抗日公债。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先生捐献的财物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除此之外，胡文虎先生一生中还为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达2000万美元。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先生在美国夏威夷去世后，《星岛日报》专门发表悼文，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国商人、大慈善家。悼文说：
“现在胡先生虽不幸弃我们而长逝，但是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为着继承胡先生的伟大精神，就是仁慈与博爱，这一点如何发扬光大，乃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海内外仁人君子，与社会贤达，共同匡扶，长期于成，同人不敏，窃愿永久追随。
我们谨以此意敬告胡先生在天之灵，最后高呼：胡先生精神不死！”
与胡文虎先生一样，陈嘉庚先生也是爱国商人中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捐款支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9·18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发出通电，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举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68人，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选为总会长。该会在南洋各地设有分支机构85个，总会设在新加坡，从多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自抗战以来，南洋各地华侨汇款回国平均每月就达2500万元。除了捐款外，该会还招募了3200多名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回国参加运输工作。
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陈嘉庚还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1913年起，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1924年创办《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
他不仅热心在家乡办学校，而且在海外也热心侨胞的教育事业，资助建立发展爱国学校、崇福女子学校、中华女校、南洋女中、南洋华文中学、南洋大学等华侨学校。在经商亏损的情况下，宁可企业收盘，也绝不停办学校。陈嘉庚一生为了办学究竟捐过多少钱，人们已经很难算得清了。与陈先生交往较深的洪丝丝先生在《陈嘉庚办学记》一书序言中说，陈一生对教育事业所捐献的钱，如果当时买了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左右。
陈嘉庚先生有名言云：“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经商30年获利1900万元，仅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就花去800万元。
1919年，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说指出：“吾国今日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属财产家，宜捐其一部分振兴教育，以尽救国责任，国家存在，而后国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则为犹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杀，生命且不可保，安从而娱乐耶？”为什么他致力于兴办教育呢？他认为这是“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的唯一手段。
与陈嘉庚先生捐款时的大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和他的家人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据其亲属回忆，他用餐常常是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平时，他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从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连菜馆、咖啡馆也从未光顾过。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陈嘉庚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要求家人也过同样的生活，他的夫人给已经上学的儿子陈国庆买了一条领带，被他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给儿子用。陈国庆后来自己工作，才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条。
1961年6月23日，陈嘉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首都2000多人参加了公祭陈嘉庚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公祭结束后，由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灵车。
得知陈嘉庚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有万人参加的追悼陈嘉庚大会。灵堂中，陈嘉庚巨幅遗像上的横匾写有“万世流芳”四个大字，两旁悬挂一对挽联：
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
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被誉为“一代完人”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尚不多见。陈嘉庚先生足以当之！
像胡文虎、陈嘉庚先生这样的商人，才是真正的“鸿商大贾”！
三、人无诚信，百事不成
人们认为“无商不奸”，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人们的一种偏见。
真正的“鸿商大贾”，最讲诚信。不讲诚信的奸商，最终是成不了大器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
如今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诚信经济。经济活动离开了诚信，是不发达的经济，是病症缠身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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