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国与广州的贸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进行干
预。一个外邦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曾引起外国商人的要求和一场由宗教
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圣战。结果是清朝在击退了浩罕对喀什噶尔的入侵后，谋
求稳定；他们向外国商人支付赔偿，并接受浩罕代表们的一种治外法权，这
些代表监督他们的商人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因此贸易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
行。１８３５　年的这种中亚解决方式，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广州最后解决方式的相
似太令人惊讶了，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②
其次，当清朝沿亚洲腹地和东部沿海两段边界的政权结构开始瓦解时，
它发现它的军事防卫能力远远不够，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扩大贸易来羁縻外国
人。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怀柔蛮夷的各种方法。鸦片战争以后，清朝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 第　2　章。
② W。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　年》仍是这方面的名著。
①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　年以前的两国外交关系》。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7　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沿袭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认一切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第二，对这些
国家一视同仁。③当中央政权衰弱时，中国确曾习惯于平等主义的对外关系。
④这种长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　１８４３　年英国附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后付诸实
施。清帝对礼仪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贡制度，依然悬而未决；由于　１８６０
年后新皇帝尚在冲龄，外国公使在他面前行叩头礼的问题只能推迟到　１８７３
年去解决了。
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在这种形势
下，长期形成的战略是嗾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一个侵略者。几乎在美国和
法国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广州管理蛮夷的官员就寻求他们的帮助来制
止英国的侵略。后来，例如李鸿章在制止日本、俄国和法国蚕食的各种努力
中，一再试图得到美国的调停和外交帮助。在　１８９４　年英国未能帮助反对日本
后，李鸿章转向俄国。“以夷制夷”是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①虽然中国人认
为有必要放弃中国中心主义，但利用一种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种外国势力的
思想是容易沿袭的。它与西方的均势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１８６０　年后中外关系过渡时期的特点，简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
说明，这是非中国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国人共同治理中国的一种方法。
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利用外国统率的洋枪队保卫上海和宁
波，然后是赫德领导下的帝国海关的发展，但赫德只是　１９　世纪中期后众多外
国雇员和顾问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毕竟借用外国技术理所当然地一起带来了
外国专家。这一切都是通过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而取得的。但是这种在北京
的共同治理的权力机构和条约口岸中靠把英国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
稳定的趋势，只有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样，满人熟练地
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一旦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种办法就失去了效用。②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
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清朝领导下的东亚的中国中心帝国，已
经确立了中国的优越中心文化和物质力量与围绕其陆上边界的较小民族之间
的关系。但当中华民国继承前帝国时，它面临极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义
原则上的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民族中地
方统治者的宗主权。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爱国者最反对的西方式殖民帝国
主义，民族和帝国的观念才能相容。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统一中国领土的传统
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
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
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
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
它的基础。


③ 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 的中国对外关系》，第
50—60　页。
④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　世纪》。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　4　章《李鸿 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
1879—1895　年》。
②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　19　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 靠条约的共同统治》，载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
之中。①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
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
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②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
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
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
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
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
中国人。１９１１　年前的　１０　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
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①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
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
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
收。②清末　１０　年（１９０１—１９１１　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
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
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
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１９１１　年　７　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
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亚有　１７００　英里的边界，在　１９　世纪中叶沙俄就已确定了对
蒙古的目标。俄国从北京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并追求像对保护国那样
的优势；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圣彼得堡赞成蒙古继续在清朝宗主权下自治，
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
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
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
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
中国的一部分。１９１１　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　８００　名俄
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
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１２　月　２９　日，库伦
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
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
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
古军队的同时，于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
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
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
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的俄
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
判后，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
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


① 本书上卷第　1　章。
②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　143—145　页。
①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②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　10　卷第　8　章。



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
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
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
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
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
革命党在　１０　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　１９２４　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
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①②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
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
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
属。清朝在　１８　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　１８８６　年
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　１９０４　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
国前头，她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
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１９０６
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
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她并不注意
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　１９０８　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１９１０
年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
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
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
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
达赖喇嘛于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宣布西藏独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
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　１９１４　年英国、中国、
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
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
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
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
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
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①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
政治的边缘。１８９０　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　２０　年，从　１９０８　年起
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１９１２　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
到　１９２８　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
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
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


① 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 1911—1921　年》，第　39　页和各
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 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　年》第　7—13　章的全面叙述；又
见罗萨比：　《中国与亚洲腹地》第　9　章更近的概述。1917　年以后的事件在　B。希伦德夫和 M。桑吉道尔吉编
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　3　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1　月　5　日，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译者。



坏性影响。１９２４　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
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
贸易急剧增长。从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度的　３４０　万卢布猛增到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度的
２２００　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
杨督办①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②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种方式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对中华民国只保留
边际的重要性。满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在一个汉族地
区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直接对抗，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日本的蚕食引起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总体问题。已被迫放弃对外
来者礼仪至尊传统要求的中国，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
的屈辱地位？为此目的，她怎样才能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新观念，
来代替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在这中间，在中国和围绕中
国而发生的战争——不管中国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样影响它的政治和经济
的呢？中国衡量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当与另一个国家——大多是
日本——发生冲突时，中国的领导人和舆论是怎样面对斗争的？简言之，他
们怎样看待他们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是一个有教育意义
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现代的中国人确立了对他们自己和对现代国际社会
的观念。






























① 1914　年　6　月，都督改为将军；1916　年　7　月，将军改为督军；1925　年　1　月，督 军改为督办——译者。
②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　220—　229　页。又《中华
民国传记词典》第　4　卷，第　11—13　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 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于　1943　年得
到重申以前，由　1933　年夺取 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训练的军官，他处决了 许
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 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
义还是机会主义？》。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和西方
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①１９０１　年后，西方列强已经加强了自我
约束以保持现状，并追求它们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俄国和德国除外。甚
至随着　１９１７　年的革命放弃了原来在中国本部的不平等条约权利后，俄国也继
续渗入蒙古和北满；而德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东亚舞台上消失，
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东山再起。相反，日本不仅追求扩大她的经济利益，而
且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中运用她的政治力量。在吞并朝鲜之后，满洲成了她的
主要活动中心。
满族部落的家乡（现称中国东北），在中国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区中最为
引人注目。旧中国沈阳以下地区称为辽东，自汉代以来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国
的一部分。然而北满仍处于部落状态，在满族征服中国后，清朝把它作为民
族禁区保留，并作为军事边疆治理。１９　世纪中叶，中国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
制，而北京也认识到甚至必须对此加以鼓励，否则俄国将从黑龙江向南扩张
以填补真空。而吉林和黑龙江对移民的进一步开放导致了经济的开发，特别
是鸦片和人参，伴随着走私和抢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税收问题，比未充分扩
展的清朝军事管理所能应付的更快。在满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样，易受
中国商人剥削，也产生了忠诚问题。
到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清朝为了自卫，已经开始计划修建从长城向北的铁
路，以抵御俄国筹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威胁，但中国的努力太晚，工作也
太少。１８９５　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直接导致了　１８９６　年的中俄联盟和俄国修
建穿越满洲的中东铁路。俄国在　１９００　年义和团期间对满洲的军事占领在灾难
之上更加上了灾难。日本诱使其他列强要求俄国撤出满洲，而沙皇政府却竭
尽全力压迫北京政府签订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协定。昔日满族的家园，当今
成为大国特别是俄日之间竞争的焦点。①与其他主要从海上到达中国的列强不
同，这两个国家正从陆上蚕食。在下一个五年内，日本已经在辽东半岛取代
了俄国，并沿铁路干线向北推进。
这是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　８　日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遭受多次失败，但到
１９０５　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资力已丧失殆尽，难以再战。例如，在　１９０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３　月　１０　日的沈阳大会战中，日军　２４　万人和　９９２　门大炮与数量上占优
势的俄军　３７　万人和　１２１９　门大炮对抗。毫不奇怪，俄军发射了　５４　万发炮弹，
超过了日军的　３５　万发。当　３　月　９　日日军开始对建有城墙的沈阳发动总攻并于
次日占
领该城时，俄军主力只是由铁路撤至沈阳以北铁岭的新阵地。日本已经用极
大的代价包围了俄军，但因缺乏弹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有秩序地撤退。
日本人的后援储备已经动员起来，他们发现事实上已不可能运送另外的军队
和弹药到前线。


① 所以理查德？斯托里为他　1979　年的著作选用书名为《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 落，1894—1943　年》。关
于这一节的一般环境，见马里乌斯？　B。詹森：　日本 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　年》；又见乔舒
亚？福格尔：《政治与汉 学：内藤湖南（1866—1934　年）个案》。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7　章，《东北满洲的丧失》。又 见罗伯特？H。G。李：《清
史中的满洲边疆》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　　1　章。



至少在　５　月　２７　日以前，情况似乎有利于俄国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已
经驶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并在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停泊作最后补给。５
月　２７　日，这支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的联合舰队歼灭。这使俄国难于继续作
战。同时，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流血星期日”开始的俄国革命，给沙皇体制
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６　月，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在奥德萨起义。虽
然人员和物资继续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前线，但是军队士气低落。伴随着
国内的骚动，这使俄国政府丧失了战斗的决心。
５　月　３１　日，日本人秘密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作调解人安排和平会议，
这次会议于　８　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在此以前，罗斯福寻求有
关日本意向的保证，并同意东京坚持满洲门户开放以及有意将满洲交还中国
的答复。在谈判进行时，俄国代表谢尔盖？维特伯爵拒绝承认战败，隐瞒了
俄国国内形势，并宣称俄国准备继续战斗。在俄国这种强硬路线的压力下，
日本政府认识到它已无力继续作战，放弃了财政赔偿的要求；了解到对库页
全岛的要求是不会成功的，而决心获得南半部。俄国在辽东半岛的权益，还
有在长春附近一个地点与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战争形势的外相小村寿太郎，与维特伯爵进行了一波三折
的谈判，他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因为这似乎是一场外交上的失败。不了解真
正形势的日本公众被条约的条款所激怒。报纸谴责政府，而以东京的心脏地
区日比谷公园为中心的反政府骚乱，花了三天时间才镇压下去。①然而政府领
导人明白，朴次茅斯条约提供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他们试图获得中
国和列强对条约的认可，以促进东亚的稳定，并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首先接近中国。小村经过与维特伯爵的令人精疲力尽的谈判后于　９
月回国，１１　月前往北京。他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进行谈判，得到了北
京对俄国让与日本的各项权益的承认。日本也就一个秘密草案与中国谈判，
以增加日本的经济收获，并包括中国对不修建任何有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利益的铁路的承诺。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日北京条约》签字。②③但在两年
内，为美、英参加满洲交通建设而进行的多次讨论发现中国反对这种安排。
日本同时寻求加强与英国的联盟。因为最初在　１９０２　年签约时，英、日同
盟仅适用于中国和朝鲜，但当日俄战争期间英俄间的对抗遍及整个欧亚大陆
时，英国想加强这个联盟，同时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强的同盟来帮助它制止俄
国的复仇战争。因此，英日同盟于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进行了修改，其范围扩
大到印度。１９０７　年英俄关系突然好转后，为了对德国势力的迅速增长作出反
应，英日同盟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到　１９１１　年，在第三次修订稿中，焦点是
对德国和俄国，这份修订本执行了　１０　年。与英、日一方签订仲裁条约（如英
美之间）的各个国家被排除在外，减轻了英国对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心。①


① 关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见伊恩？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　年—1907　年》；冈
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约翰？A。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鹿岛守之助：《日本
外交，1894—1922　年》第　2　卷《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
② 秘密草约收入约翰？冯？A。麦克默里编：《1894—1919　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 1　卷，
第　554　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　341　页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　159—161　页讨论到这个草
约，但对草约的效力表示怀疑。
③ 该条约的签字日期应是　12　月　22　日。——译者。
① 关于条约中心点和措词的含糊，见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　年的英日关系研究》第　70



法国同时也认为有必要为其在亚洲的地位寻求另外的保证。１９０７，日本
和法国达成协议，开始确认尊重中国主权和机会均等，并继续避免干涉对方
的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以未公布的附加条款为基础，协议指出法国愿意就
日本在大陆的新地位达成妥协，也希望东亚政治稳定，使俄国可以再次自由
地在发展中的欧洲反德联盟方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这次新的热
诚的一部分，同年法国允许日本在巴黎发行三亿法郎债券。在业已加强的在
满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经济优先地位方面，日本现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为了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危险，外相林董也准备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俄
国谈判。俄国起初似乎不愿妥协，但当俄国寻求德国支持的前景变得暗淡时，
圣彼得堡被迫在亚洲寻求和解。俄国与英国的关系改进了，而它的法国盟友
希望稳定与日本的关系。俄国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转向东欧。谈判以第
一个日俄协议结束，于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签字。协议再次保证尊重中国的独
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在秘密条款中，日俄互相承认
各自在北满和南满的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地位；而
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②到　１９０９　年，当美国国务卿菲兰德？Ｃ．
诺克斯提出南满铁路中立化的建议时，日本和俄国的共同反对使它们更为接
近。１９１０　年　７　月的第二个日俄条约，认为两个国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
保护各自在满洲的特殊范围。１９１１　年　４　月，美、英、法、德组成一个财团向
清政府提供贷款时，日本和俄国联合声明表示反对。结果组成了六国银行团。
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８　日签订的第三个日俄协议把内蒙
分成两部，并承认日本和俄国各自在东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这样，英、法、
俄、日以损害它们曾庄严保证要保护和支持的中国为代价，达成了相互间的
协议。
同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西海岸对日本人的排外运动而紧张起来。
美国加利福尼亚对华工门户开放的关闭，已经在　１８８２　年至　１８９５　年间由美国
劳工组织者领导的种族主义的煽动而完成。①此后，同样的种族主义对准了日
本人。１９０６　年，加利福尼亚加紧实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赶出公立
学校的法规。
为抗议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中国虽在　１９０５　年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
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却从美日对抗中看到一个
获利的机会。袁世凯首先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从　１９０１　年到　１９０７　年占据了李
鸿章在天津的原职，然后成为北京的显要人物，直到　１９０９　年下台。袁世凯和
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仆们，设法在晚清发展铁路、电报、矿山、新军
和警察力量，包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②他们在满洲仿效　２０　年前李鸿章
在朝鲜的战略——开放该地区的对外贸易，这样给贸易大国以既得利益，以
保持中国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对日本或俄国的蚕食，这是一种门户开放
战略。
不幸的是贸易大国的商业赶不上俄日对满洲的军事和经济侵入，所以袁
世凯不得不回到竞争的战略上来，在中国主办下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