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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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漫记》）到　１９４４　年末和　１９４５　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
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节）的访问。
陕甘宁（见地图　１０）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
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　１４０　万居民。大
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　１２％，却拥有土地的　４６％。农业生
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
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３　年间，饥荒席卷了
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
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
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

未能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
地的特产。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１）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
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
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２）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
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
的安全和生存问题。（３）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
单。（４）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
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５）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
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
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作出这方面的努力。（６）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
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６　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
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　１９３７　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
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１９３７　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
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
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
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
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
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
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
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



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
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　１９３７　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
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　１８８６　年，比毛泽东早出生　７
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　２０　年代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１９２７　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
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　１９３８　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
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
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
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０　年间，估计约有　１０　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①有些人
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
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
作家、各类知识分子。１９３８　年末，据说有　２　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
②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
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
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
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
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
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
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
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
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
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
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①所有这
些条件到　１９４０　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　１９３６　年中期到　１９３９　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
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
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
力的重要文章。②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　１４　章，第　８４４　页以下各页。）
２．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
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


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　年》，第　99　页。另 有　8。6　万名移民在　1941—1945
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　179　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　60　万元在　1937　年中期相当 于　18　万美元（近似汇率为
3。35∶1），即每年　215　万美元。“这笔补助在　1938 年足以支付　1936　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
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183　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　年》，第　　　2　—　4
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的外，所
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
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
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
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　２０　年以
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　１９３７　年初他害怕
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①１９３６　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
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引起
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　１９３５　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
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
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
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
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
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１９３５　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
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
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　１９３６　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
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
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
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
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
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
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
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
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①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②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
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
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
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
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他们的
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③

牺盟会又制订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
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


①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　9—　12　章。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② 《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5　日），第　3　版。
③ 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　142　页。



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
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
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
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　４　个“决死纵队”组成，
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　１０５　个县中大
约有　７０　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　７　个较大行政区中有　５　个据共
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
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

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
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
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
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①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　１１５、１２０　和　１２９　师所提
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
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
河南、绥远。第　１１５　和　１２９　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３．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　１１５　师，与
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
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
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
锐的板垣第　５　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
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　１００
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
自杀。②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
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
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１）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７）
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
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１２）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
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
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　１１５　师的几支部队（约　２０００　人），在
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
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52　页。
② 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　3　卷，第 351　页。
① 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64—65　页。



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
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　３０　个县、冀中（平汉铁路
以东）的　２０　个县和察南的　４　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５　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　３９　个县的　１４８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　２８　个“组织”：
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
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
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
它指导根据地今后　５　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　９　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
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①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
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
辖　１１　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蒋介
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
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
的第　１２０　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
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
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　１２９　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
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
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
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
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
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
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
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
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
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
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
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
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
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
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
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
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图　１２。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　１３　万元以
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　５　战区的一部分，由令
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　３　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
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


① 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　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 《一步一步来》，第　84—
89　页。



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
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
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
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
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
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
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①在战争的头
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
那种根据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１９３９　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
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
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
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
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
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
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
设政策的决心。①表　２１　和图　１２　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
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入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
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
了原第　４　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　１９４１
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
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
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　１９３７　年前一直与党
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
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
夺。
图　１３　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
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
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
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
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　３　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１）中共已经创立了相
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
表　２１　　　　　　　　　　　　　　　　　新四军（１９３９　年末）
军部。军长：叶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
任：邓子恢
江南指挥部（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成立）
第　１　支队。司令员：陈毅。１９３９　年初向太湖东、南扩张的努力不很成功。这支部队的大部在　１９４０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　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 学，博士论文，1980　年），
第　38—48　页。
① 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 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
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 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
作战。在弄清日军 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年　３—６　月间转移到江北。
第　２　支队。司令员：张鼎丞。１９３９　年初，罗炳辉率领支队部分力量渡江帮助组建第　５　支队，并
置于其领导之下。
第　３　支队。司令员：谭震林。
江北指挥部（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成立）。司令员：张云逸
第　４　支队。司令员：戴季英。最初由武汉以北湖北大别山区（靠近黄安）原鄂豫皖苏维埃共产
党残部组成。最初由高敬亭，一个以前的贫苦农村屠户领导。高对抗新四军的命令和纪律，
拒绝与国民党部队合作。他勉强转移到安徽巢湖以东，被指责为“专横的军阀”，并于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在一次公开审判后被叶挺下令处决。①第　４　支队的一些成员被派去帮助组建第
５　支队。第　４　支队主要是一个训练单位。
第　５　支队。司令员：罗炳辉。１９３９　年春在巢湖西南的庐江组成；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转移到苏皖边界南
京对岸的来安／六合地区。１９３９　年底更东进至江苏高邮湖／运河地区。第　５　支队多次与国
民党人和日本人战斗。
第　６　支队。司令员：彭雪枫。１９３９　年夏由八路军派往河南的部队组成。吸收了不少地方武装和
国民党军队的散兵。１９４０　年初从豫东（太康／淮阳）向东进入皖北。第　６　支队是皖北和苏
北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军事力量。

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
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
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



（２）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
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
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
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３）在不同程度上受
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
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
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
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
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
乱的图　１４，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
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
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
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
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


①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　1939　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来源：陈永发前引论文，第　2
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124—　132　页。



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
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
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
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
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
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　１９３７　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　３００００　余名成员的　２００
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①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
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
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
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
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
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
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