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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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　ＡＢＣ　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
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
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
抗，这时候它有　１００　多万军队困在中国”。①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
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
共产党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
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贴地包含
了先前的两种概念。②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
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
于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
这就是大西洋宪章。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
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大西洋宪章列举了
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中
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
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


① F10904/280/10，见　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② 《新共和》，第　105　卷第　8　期（1941　年　8　月　25　日），第　238　页。



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
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
日。③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
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
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
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
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
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
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
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
性。因此在　１９４１　年　９　至　１２　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
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
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
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
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①　１１　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
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
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
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
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
是遵循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
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　２０　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
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
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
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　１９４１　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
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
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
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
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９　月初
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
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
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
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
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
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　１９３１
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
择，日本选择了挑战。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
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　１９３１　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


③ 《朝日新闻》，1941　年　8　月　16　日（晚刊）。
① F8496/60/10　和　F9109/60/10，见　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
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
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
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
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
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
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
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
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
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①
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
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
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
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
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
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
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
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
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
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
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
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
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
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
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
的构架。如　１９４２　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
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
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
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
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
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１９４３　年　１　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
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
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①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
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
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
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
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②


① F14155/13469/10，见　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① 《大公报》社论，1942　年　12　月　7、8　日；1943　年　1　月　3、9　日。
② 同上，1943　年　1　月　29　日。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
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
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
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
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１９４３　年　３　月罗
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
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
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
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
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
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
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
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①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　１９４３　年初同国
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
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
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　１０　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
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
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②这一思
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
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
军事强国，与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
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
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
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
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
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
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
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
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因此实际上正式
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
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１２　月　１　日的
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
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
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
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
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


① PREM4，28/9　和　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②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　年》，第　553　页。



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
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①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
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　１９４４　年初，两件重要的、
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
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
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
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　１０　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
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
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
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Ｅ．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
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
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②对蒋介石更糟的
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
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
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１２　月　３１　日，戴维斯写信给
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
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
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
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
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
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
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
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
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
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
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
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
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①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　１９４４　年而得到
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　１１　章）是一次卓越的
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经蒋的勉强
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
官约翰？Ｓ．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
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
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
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
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


① 《大公报》社论，1943　年　12　月　3、7　日。
②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年》，第　156　页。
① 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分享权力。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
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
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
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
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
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
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
使中国　１９３１　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
不奇怪。在　１９４４　至　１９４５　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
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
得统一。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
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
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
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
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
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①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
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
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
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
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
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
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
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　１９４４　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
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
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
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
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
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
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
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　183—187　页。
①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　199　页。



已做出努力”。②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
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
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
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
改善”。②
在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
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１９４５　年　２　月，罗斯福、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
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
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
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
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
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
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
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
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
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
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
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
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
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③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
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
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
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
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
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
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
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
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
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
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
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
些要求。
这就是　１９４５　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
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
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
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


② 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　年》，第　448　页。
②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　211　页。



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
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
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
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
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
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
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
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
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　３０　年代日本开始寻
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　１９４５　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
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７　月
底哈里？Ｓ．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
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
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
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８　月　１４　日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
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
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
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
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１９４５　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
斯福总统在　４　月逝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