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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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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机会。这同样适用于广东全省，该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纵观第
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１９２５ 年）前的一个世纪，历史就已经突出并加
强了该省与其他各省绝不相同的创造力。广东的沿海位置与其特殊的历史传
统的结合，可能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同盟会也曾发现这
是一个进行颠覆活动的优越地带。
① 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 年》（未刊论文，华 盛顿及东南区域中国史讨
论会，1979 年 3 月），第 17 页。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38、787 页和附录第 217 页注 87。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
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
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
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
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
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
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
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
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①
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
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
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
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
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
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共产党
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
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
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
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
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
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两县居
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
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
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 １９２３
年，海丰大约有 ２０％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 ２５％，佃农占 ５５％。私人拥有
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短缺与人口最密集的
中国东部和东南部一样严重。总而言之，在 ２０ 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
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①
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
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 １９２２
年以后的行动（似乎与列宁导致十月革命胜利的行动（甚或更引人兴趣的是，
１９１７ 年初列宁藏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因
素。
然而，列宁不会不把彭湃的创造性成就判断为具有共产主义“幼稚病”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1004 页和第 1000—1014 页各处。 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
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vi、xi、
1、8 — 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 页和各处。
① 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 （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 1—146 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 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
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 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 以
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 60 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的特征。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彭被批评为“冒险主义”，特别是关于他为海
陆丰苏维埃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与中共的官方路线完全一致的（这时由
瞿秋白统治），而这条路线又由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认，并
于次月由广州公社说明。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的一致只不过肯定了共
产主义运动的每一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确定的总战略的依赖程度。但
是，彭湃在海陆丰执行极端主义的政策无需来自党中央的鼓励，上面提到的
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这些政策使苏维埃树立
了许多敌人，远远地超过了地主的队伍：他们包括从资产阶级到商号和店铺
被没收的零售商，甚至到丧失了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苏维埃不满足于树立
不必要的内部敌人，它还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敌人的军事实力。它对人民的数
量和力量（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被估计过高）的迷信意味着对必
不可少的军事准备的忽视。突然到来的失败使它的领导人（首先是彭湃）大
吃一惊。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付出了代价，他们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长矛和
土枪去击退机关枪和大炮是多么困难。①
彭湃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象征着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幼年
期。经验就是逐步排除共产党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
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
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
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简言之，党要根据在海陆丰早期开创性实验过程
中实际上已全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学习，并加以改进。
外地和以后
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够读到的在海陆丰苏维埃瓦解后
２０ 年中有关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资料。②一般说来，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的经验
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
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
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①但是，共产党抓住了外
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
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共产党人都
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 ３０ 年代后期，
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共产党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
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
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
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
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
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共产党人无疑是坚决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93 和 904 页。
② 见本书第 4 章（陈志让著）、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 13 章（苏珊 娜？佩珀著）。
① 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 年》。虽然我在这段中
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共产党农民运动的 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
心与共产党政权》是 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
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②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
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１９２３ 年在岳北（湖南
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
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
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
农会也消失了”。③大约 １０ 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
政治的波动而盛衰”。①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
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
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②无论到了什么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能够
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共产党的农民运动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
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③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
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
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
华北和西北的共产党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
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
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
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
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
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共产主
义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
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
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①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
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②农民也倾向于对苏
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
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
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
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
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③运动一旦起步，由于开展
② 见本书第 13 章第 3 节《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苏珊娜？佩珀著）。
③ 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218—223 页。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主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 88 页。又见第
90—93 页和第 103—104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265 页以下。 又佩珀：《中国的内战》，
第 329 页和本书第 12 章《新四军事件》一节（莱曼？范 斯莱克著）。
③ 范斯莱克，同上。又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 杂志》，第 2 卷第 3 期
（1975 年 4 月），第 332 页。
① 原文为 P′ing…hsiang（萍乡），应为平江——译者。
②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3、20—24 页。
③ 黄宗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 年兴国县个案，1927—1934
了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就能开始招募真正的农民。以后，他们便把那些不能
克服其掠夺成性的二流子驱逐出他们的队伍。一旦共产党人有了足够的力
量，他们也清洗了许多富农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党员。④他们有计划地
从中农，更乐意从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共产党人有充分理
由防止富农和地主渗入新的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
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共产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
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共产党上层周
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
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
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
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
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
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
刻出现了。像 １９４９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
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
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① １５
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
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
部们就是这样，但是，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与以后共产党的控制
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１９４６ 年豫鲁边区刚宣
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②（在
１／３ 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 １９７９ 年加强计
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
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
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忿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
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
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
备。”③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
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
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
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
①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
年》，载黄宗智等编：《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 1927—1934 年》，第 7—13 页。
④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文献研究》，第 169 页。
① 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政策，1931—1934 年》（印第安纳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1
年），第 449、450 页。
② 佩珀：《中国的内战》，第 294 页。
③ 迪瓦尔？卡亚尔所说，见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 世纪和 18 世纪诺曼底研究》，第 55
页。
① 关于中农，埃里克？沃尔夫更正确地写道：中农“百般设法……保留传统的……使他成为革命者”（沃
各种理由抱怨、但其巨大优点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既定秩序——这种渴望蕴藏
在许多表面上是分散的防御性回击之中：例如，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但也
包括对任何不熟悉的、新的事物，总之，实际上对蓄意的或偶然的冲击现状
的任何事物的怀疑和抵制。这种渴望不能认为是心理失常。确实，它们是很
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同意米格代尔：威胁或破坏传统地保持在“内向的村庄”
中的稳定性的革新，随后给该村带来压力和危机，即使不是绝望。②
极少数知识分子在发动这些陷于怀旧或地方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方面取
得了成功。然而，动员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更为普遍的状况才是前提。没
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关于农民运动的这一章能
有效地与专述农民状况及其发展的一章加以比较。③人们不必与当代的许多评
论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共同的观点，即在民国时期农民状况普遍地恶化
了，就可以赞同下列说法：任何一地一时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是悲惨的，并
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时会引起动乱——这一部分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
也仅能免遭灭顶而已。①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农民的状况即使没有任何恶
化，也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认为未来的“解放区”的居民是比其
他地方居民遭受剥削更为严重的受害者，目的在于反驳过分简单化的社会－
地理决定论。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在中国各地都有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
满和疏远，使共产党的组织者们一开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他们的
宣传（即使没有达到冒险支持他们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后会有许多农民充分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冒险行事，甚至作出终
极的牺牲。他们在为革命服务中，做出了许多无价的英雄之举，但本章主要
注意的是农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些农民，
然而只要有适宜环境，英雄主义的种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开花，即使在一般认
为专心于脚踏实地的打算和斤斤计较的村民们中也是如此。不仅是共产党人
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
自我和牺牲自己，这决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
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
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共产党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
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
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
要小得多。共产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
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
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
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
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
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尔夫，《20 世纪的农民战争》，第 292 页。我本人要 用“造反者”一词代替“革命者”。
② 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 5 章。
③ 由于缺乏整章论述，可参看费维恺（本书上卷第 1 章《农业》一节）和马若 孟（本卷第 5 章《农业危机》
一节）说明的情况和不一致的解释。
① 用 R。H。托尼的话说：“没颈”（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 77 页）。
第 ７ 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从最早时期开始，中国政治制度的质量，大体上被认为并不比最低层政
府的质量好。晚清政治的理论继承了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论，即现存官僚政治
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的利和弊。各县若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央选派的外
地人管理，其得失将如何？让地方人士参与政治，官僚政治的国家要承受多
大风险？ １８６０ 年以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又把这些老问题以尖锐的形式提
了出来。如果国家的强盛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通过什么样的地方上渠道才
能最好地得到这种力量？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钱，通过什么样的地方机构才
能最顺利地得到钱？在 ２０ 世纪，军事现代化、扩大的和西化的学校系统、新
型的警察力量，所在这一切都需要国家设法更好地控制地方社会，并从中汲
取更多的财源。
就在国家被迫以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渗透进地方社会的时候，民众运动
的各种思想也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政府。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动员力量，因为中
国的命运越来越被看作是每个人的事，新的群体要求过问政治。这些群体主
要是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的商业阶级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但也包括内
地的一些地主和有科举功名的人士。立宪政府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
模式，合法的国民议会成立以前，必须调查和确认选民资格的合法性。建立
一些地方名流能正规地参与政治的机构，确实背离了清代的旧体制；在旧体
制中，地方名流也参政，虽然也有势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
这样，来自上面的压力，又加上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它们的目的是要改
造中国的地方政治体制。大部分中国近代的政治结构的特征，都产生于这两
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哪一种将最后占上风？中国的地方政治是否会因此而变
得更有参与性，或者，这个官僚政治的国家是否会比以前更成功、更细致和
更严厉地控制中国社会？
社会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早在现代部门成为 １９ 世纪末期重要的力量以前，晚清社会名流的积极参
与精神，就已从社会及经济的内部条件中产生了。政府谷物贡赋体制的弊政，
引发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下层士绅的抗拒运动，他们以特别联盟的形式向北京提
出上诉；联盟有章程、执事人及非官方的集资，堪称完善。联盟从未得到官
方的认可，成员也容易受到指控。在太平天国叛敌期间，地主名流卷入类似
的团体，但这次采取官方支持的地方团练形式。团练具有社会名流积极参与
的传统特征，但它在职能上并不是严格专门化的。同一地方领导层可以使用
团练于各种用途，如教育和慈善救济工作，很像宗族团体可使用其财源于各
种各样的需要。政府在叛乱年代依靠地方名流的领导，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
即他们带头组织团体和筹款，可以得到官方的保护并取得合法地位。
到 １８ 世纪后期，水道管理已经成为地方管理人才的一个重要的用武之
地。例如，在上海县，地方名流负责疏浚河道，并向地主和商人征集款项。
这种办法超出了特定的社区自愿捐助的原则，主事人具有绅董之类的准官
衔，以表示他们在官府边缘的地位。这种办法称为“官督商办”，这是一种
弥补县级官府统治薄弱的混合制度。①
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支持相结合，也表现在慈善救济方面。例
如，江苏嘉定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即由救济站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３１ 个这
样的施粥厂原建于 １８０５ 年，以救济饥荒。在整个 １９ 世纪中，施粥厂的董事
逐渐成为在地方行政中辅助知县的近乎常任的官吏。在他们之下轮换任职的
是村长。随着集镇网络的交错发展和市场地域的分化，地方行政区划也相应
改变。市场社区的政治功能从而正规化，而由地方名流充任准官吏性质的管
理人员。在这些富庶的商业化地区，地方名流的管理功能已渐超越非正式的
调解和特定的社区服务工作——而我们的“士绅社会”的概念常常就是与这
两点联系在一起的。②
城市化使古老简陋的城市服务过时；城市士绅和商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
在取得一种新的综合性的行政管理身分。１９ 世纪后期，士绅管理的善堂和商
业公会，正在负起一般城市服务的责任。这是利用传统的社会事业机构发挥
新的作用。到 １９ 世纪后期，也就是说，在现代型商会出现之前，地方官府授
权传统城市组织担负起市政的某些职能。此外，综合职能模式是由专门职能
模式发展来的，而不是相反；救火会担负慈善和民团工作；善堂担负民团、
救火、街道清扫和道路保养。当然，做所有这类工作，都是为了给商业和士
绅宅院创造一个有益的、安全的环境，深合老式的士绅服务的精神。这些社
团的准政府权力，包括征收商业税款。随着这类社会事业机构在 ２０ 世纪头十
年的发展，它们的职权也扩大了。上海市政工程局议董在 １９０５ 年创立，部分
地是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成功的启发。在官方直接赞助下，地方绅商受权选
举董事管理城市服务，如道路、电灯和警务。议董具有城市政府职能的更明
①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从 1480 年至 1910 年的上海县》，载史坚雅：《中华帝 国晚期的城市》，第
441—473 页。关于地方名流积极参与的兴起，见本书第 1 章《清代权力机构的失衡》与《名流积极精神的
兴起》两节。
② 《嘉定县续志》，卷 1，第 4 — 5 叶。
显的标志是，议董拥有征税和司法权能。①
由社会名流管理的新公共事业，其财政基础必须是在土地正税之外。清
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防止地方名流介入土地正税系统，虽然到了 １９ 世纪，某些
土地附加税已由士绅参与的机构征收。然而，一般地说，这类附加税是杂捐，
给地方名流提供了一条介入地方财政系统的合法渠道。和更有名的厘金一
样，这类杂捐可以很容易地扩展为新税源，官府很难监督。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的“地方自治”活动，包括举办新式学校和警察，就是利用这类捐税。它
们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名流管理，他们急切地不让县的办税人员插手这些新税
源。
产生于这类地方活动的一项制度变化，是官方明确规定“地方”征税范
围。在此以前，县政府仅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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