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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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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１９３３ 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
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 １９３４
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
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
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至 ９ 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
负责。接着，在 １０ 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
段时间，直到 １９３４ 年 １ 至 ２ 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
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49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66—167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8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59—26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 192—193、495
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53 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
第 3 卷第 61 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
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 2 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
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
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62 页。
③ 《明报月刊》，第 40 期，第 98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62 页。
④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45、249—251 页；《星
火燎原》第 2 卷，第 99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409—41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 203—205
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第 154—184 页。
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②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
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
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③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
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④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
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
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
出身。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
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
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
未组织过贫农团。③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
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
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
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
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
要的。④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党中
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①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
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
１５％。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②３１２５
户中就有 １５１２ 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
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③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
② 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95—196
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集》 第 3 卷，第 207—208
页。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23 页以下。
②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54 页。
③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23、257 页；《斗争》，1934 年 5 月 24 日；王观澜文，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21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2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211—212 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译者。
③ 《斗争》， 1934 年 5 月 26 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 年 3 月 15 日。
产 ３０７５３９ 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
的），并没收价值 ６０６９１６ 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 １９３２ 年到 １９３３
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 １５—２０％。⑤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
埃政府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发行了 ３００ 万元公债，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间发行了 １０００
万元货币，并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向人民借谷 ６０ 万担。⑥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
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
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
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①但自秋收起义失败，
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
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
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
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
与他们正在做的事。②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
实上，在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
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
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③１９２８ 年 ７ 月，两个国民党军官，
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
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④然而到 １９３０ 年，农民们表现出
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⑤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⑥１９３４ 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
３０％是工人，而 ６８％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 ７７％）来自中央苏区本身，
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 ４％。①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
④ 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 317539 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 年 1 月 26 日。
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360、368 页。
⑦ 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25 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28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②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7 页；罗 荣桓文，《星火燎原》
第 1 集上册，第 139—140 页；《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57 —59 页。
③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465—470 页。
④ 方强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431—436 页；《红旗飘飘》，第 10 集，第 186 页；斯诺：《西
行漫记》，第 273 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 270 页。
⑤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57—59 页。
⑥ 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90 页。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 63—64 页。
起草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
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
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
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
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
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
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
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
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 １：３。事实上，这一比率在 １９３４ 年是 ２８％对 ７０％。④指
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
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
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
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
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
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
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的富田事件——在那
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
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
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
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
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
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
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
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
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
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 １９３０ 年约有 ５
万人。１９３１ 年增加到 １０ 万人以上，１９３２ 年增至 ２０ 万人，１９３３ 年增至 ５０ 万
人。在 １９３０ 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
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 １９３５ 年 ７
—８ 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 １９３７ 年辖 ３ 个师的八路军以及
１９３８ 年的新四军。③
②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39—140 页。
③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124 页。
④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40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4、453—254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8—69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309—310 和第 2 集，第 145—148 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
237 页。
③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 99—100 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1 卷，第 203 页。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 １９２７ 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
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 １９２８ 年六大的政治决
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
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
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
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
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
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
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
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
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
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
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
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
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
路线的核心。到 １９３０ 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
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
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倾向。①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
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
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
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
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共政治
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
① 《红色文献》，第 152—153、166 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1929 年 10 月 26 日（《红色
文献》，第 334 和 340 页）或 1929 年 12 月末。
③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 180 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7 月 23 日或 1930 年 6 月），《红色 文献》，第 346—355
页。
② 李立三：《反托》，第 9 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2 页。
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
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
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
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
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或 ７ 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
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①共产国际
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
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
确实，李立三在 １９２８ 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
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
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
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
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
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
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１９３０ 年 ２ 月李想象工人将
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
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３ 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
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
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６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 １９３０ 年春
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 ６ 月或
７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
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42—51 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 22 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 335 和 358 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 1930 年 6 月（见 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
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34—335 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 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 5 期第
40 页（1929 年 8 月 20 日）＇和 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 10 期第 18 页（1930 年 4 月 10 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 1 集，第 166—16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页。
⑤ 《红旗》，1930 年 3 月 29 日；《中央通信》，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8 日）。
⑥ 《中央通信》，第 70 期（1930 年 2 月 26 日）。
① 《红旗》，1930 年 8 月 16 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
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
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
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７ 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
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
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
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１９２８ 年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
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
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２９ 年初的成就，在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
省。
１９３０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
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
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
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
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
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
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
不到 １０ 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 ９ 月 １ 日到 １３ 日，毛和彭的
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
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３０
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43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 页。
①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59 和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5 和 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4 和 6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99 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78—279 页；陈志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56—159 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
《中国季刊》第 14 期，第 187 页和《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5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
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
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
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
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１９３２ 年 １ 月日本对上海的侵
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
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 ３０ 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
政策，直到 １９３７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
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
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９ 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
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
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
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
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 １９３１ 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 １９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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