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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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派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和。共产国际认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机已经
成熟，因此它发出指示，实行彻底革命的方针。
在此以前，英国曾采取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改
变方针，并且宣布了温和的对华新政策。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潮流更加汹涌
澎湃，英国寻求缓和的希望破灭了。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４　日和　９　日，大量的示威者
分别冲进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无法派出援兵，最后通过一个归还
租界的协议，放弃了这些租界。①
南京于　３　月　２４　日陷落时，六名外国人在革命军士兵的暴行中被杀。长江
上的英、美炮艇从江中轰击这座城市，帮助他们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领
事馆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军军官和部队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对待，另
一些人受到枪托的敲打，财物被毁，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领事馆建立通
讯联系的海军官兵拆掉他们的机枪，并应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们的武器藏在
一间后房里，以免他们的武器刺激中国士兵。其结果是虽然发生了暴行，但
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无事。
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国加强了在上海的防卫，并要求日本和美国
也这样做。美国派遣了援军，但试图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币
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贯彻他的不干涉中国的原则。由反对党政友会领导的对币
原温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加强。此外，军部和参谋本部
双方都支持与英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认为英国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
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日本真正的在华利益不在领土而
在市场。第二，如果国民政府确实想把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来这
是可能的——日本应该避免磨擦。第三，正在出现分裂的迹象，因为国民政
府内部亲共分子与反共分之子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最后，如果中国不答复日
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绝日本的要求，怎么办？外国支持蒋介石会使之像一个
叛徒。除了让蒋介石自己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政府外，别无其他有效的办法。
当然这是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的流血政变以及随后的剿共行动中所做的事。
由于蒋的反急进政变，华盛顿会议体系可望最后到位。中国终于有了一
个有希望保持稳定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反对苏联——一个留在华盛顿框架
之外的强国。华盛顿列强虽有分歧，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互相协商
和合作的原则。不幸的是，１９２７　年后的岁月表明，在国内动乱不仅席卷中国
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时代，在远东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艰
难。
这段无休止的动荡历史，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在这里，１９２７　年后中日关
系的梗概应足以说明，实现一个被国内势力所接受并为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
模式是极端困难的。


① 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上卷韦慕庭著：《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1923—1928　年》。



蒋介石采取反共行动，展现了条约国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
性，在同一个月里，日本内阁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陆军大将田
中义一。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田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其前任币原对华政
策软弱的机会。现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强硬对华政策的职位。①
在北伐的　１９２７　年阶段，当革命军于　５　月迫近山东省时，田中以保护日本
侨民为名派军队到山东。中国军队撤回鲁南，避免了一场冲突。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北伐重新开始，田中再次派兵进入山东。较早占领济南的中国军队与那里的
日本军队遭遇，经过一些小事件之后，双方于　５　月　３　日发生冲突。受反帝情
绪驱使，有些中国士兵出来杀了　１１　名日本平民。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大
规模的行动，并把他们逐出济南近郊。中国军队绕开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
进军。虽然未与日军发生进一步冲突，但是济南的战斗，甚至在蒋的政治上
温和的部队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绪。
张作霖大元帅被这些中国军队打败，于　６　月　３　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
他的沈阳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阳这一边的一场大爆炸中丧了命。
他的被暗杀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官策划的。他们的想法是，张作霖的死将使满
洲群龙无首，并陷于混乱。然后日军将以恢复秩序而干预，并占领满洲。①
但与此相反，满洲并未陷入混乱。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赶回沈阳，他对父丧
一直秘而不宣，直到　７　月　２１　日年青的张学良继位。暗杀不久就被确认是关东
军干的，但张学良认识到发布这条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摆布，所以保持了沉
默。
在提防日本捣乱的同时，这位满洲的新统治者也发现他被中国民族主义
收回主权的要素所吸引。首先他与他父亲的宿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然后他
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政府的秘密谈判结束后，满
洲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易帜。张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
此后，张逐渐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国人在满洲的反日运动趋于公开化。日本
商人受到损害，甚至实力雄厚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出现赤字。接着　１９２９
年末的大萧条时期来临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
曾达到　２００　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是　１９３１　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
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　１９１０　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
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　８０
万。
１９３１　年，大约　４００　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
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
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但是在　７　月　１　日，大约　８００　名中国
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
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
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
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


① 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① 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　年》；和马场伸也：《进退 维谷的日本外交：关
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　年》。



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　９　月　１８　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
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
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
在不到一个世代，仅仅　２０　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
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
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



第　３　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南京政权是在派系斗争和流血中诞生的。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清晨，黑手
党①似的青帮歹徒冲上上海街头，捉拿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把他们就
地枪决或用大刀砍死。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月内，被屠杀者达数千人。蒋介石
已同共产党分裂；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此结束。六天后，在　４　月　１８　日，国民党
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酷——不亚于要力挽百余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家
分裂的浪潮。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久已落入地
方军阀之手，他们同样也是常常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求依靠军事实力来增
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
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
—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
遭侵蚀。









































① 黑手党——20　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权力初步巩固

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
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到北方
的北京（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　１２　卷）。对
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
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
在　１９２９　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
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
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
然而，到　１９２７　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
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
混乱不堪。事实上在　１９２７　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
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
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
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
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
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
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
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
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
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
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
伍里的共产党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
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
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
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
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２　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１０　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
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
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
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
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　１８９４　年组织兴中会，
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
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
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１９２４　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



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
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
望”。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
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　１９２６
年的仅　１５　万人增至　１９２９　年的　６３　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
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
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
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
构成状况在　１９２７　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
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同中国共
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
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
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
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
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
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
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
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
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
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
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
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
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　１９２４　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
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
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
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
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
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　８０％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
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１９２９　年　１／３　国民党员年龄在　２５　岁以
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寄居欧洲，并且至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0　页。
② 《晨报》，1928　年　1　月　11　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　2　期（1927　年　10　月），第 102　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　133—199　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　331—333　页；阿
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　1　卷第　1　期（1975　年　1　月），第　57—59
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4　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　1　万人。见江
上清：《政海秘闻》，第　72　页。



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
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１９２８　年　５　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
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　１．５　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　９　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
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
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
１９２８　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
在　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
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１９２８　年，陈
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
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
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
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
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
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
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
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
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
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
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
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
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
以，紧接着蒋介石于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
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　２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
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
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
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
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
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
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
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68—73　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　140—152　页；陈公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78—190　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第　64—79　页；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
158—159　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
第　96—131　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
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１９２８　年　２　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
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
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
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
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
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　１／４　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
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
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
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
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　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
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
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
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
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
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　１９２９　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
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
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
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
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
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
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
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
１８　年后，在　１９４６　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
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　27—29　页；《中华年鉴，1929—　1930　年》，伍德海编，
第　1163—1173　页；迈纳：《浙江》，第　64—79　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　158—159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　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　1170　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　年》，第　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
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　1/10　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　年　3　月　21　日；《反蒋运动史》，第　46—47　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8　年　4　月　14　日，第　48　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5　期　（1946　年　8　月　24　日），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
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
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
种状况：１９２９　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
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　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是军官。在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　３３　个省份的省主席，有　２５　个是将军。③在这　１０　年间，
政府支出的大约　２／３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
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
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　１０
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　3　—　5　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6　期（1946　年　8　月　31
日），第　5　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　53　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　572　页；田
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40　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　75、147　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
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　１９２９　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
已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满洲四
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名义
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