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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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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来，孙承宗算得上是太过幸运了。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在当年三月将后金政权首都由辽阳迁到新都沈阳。孙承宗刚刚离开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立即秣马厉兵，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他似乎根本就没把大明帝国接替孙承宗的新任辽东经略放在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做得完全正确。大明帝国前来接替孙承宗的督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配受到敌人的重视。
新任辽东经略名叫高第，据说深得魏忠贤赏识与支持。他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将孙承宗花费巨资的三年布置、三年心血大体废止——下令将山海关外近五百里土地全部放弃，命令所有关外军政人员、物资、百姓人等全部撤退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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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6）
后来的情况表明，除了那个出身广东东莞的南蛮子袁崇焕之外，高督师的命令得到了很有效率的执行。两个月后，到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正月，军事要塞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等已经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孤悬关外二百里处，里面驻扎着不足二万守军，及孙承宗四年心血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袁崇焕，准备“独卧孤城，以当大敌”，与宁远城共存亡。
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与锦州一样，坐落在北面是山，南临大海的狭长地带上，守住这两座城池中的一座，便锁住了东北通向山海关的咽喉，号称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今，锦州守军已撤，剩下袁崇焕，冒着被高第尚方剑诛杀的危险不肯撤离，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性情。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与朝廷中剧烈的###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是带着两个坚定信念来到山海关的。
其一，他坚定相信孙承宗率领的所有山海关及关外部队总人数不会超过五万人。以前孙承宗申请领取的十二万人粮饷，不是为了养兵，而是为了肥己，因此，自己有责任让他和他的亲信们把吞进去的钱粮，怎么吞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孙承宗是一位威望崇高的东林党亲近分子，魏忠贤与东林党不共戴天，孙承宗既然不为己用，就必须把他干掉。高第的此种坚定信念，来自朝廷中这种你死我活的###形势。
其二，高第坚决认定，山海关外土地辽阔，地形平坦，根本不可能长期防守，防线就应该放在山海关。
为了确认部队准确人数，以便坐实孙承宗的罪行，高第一到山海关便立即下令，关外所有大小防守据点一律撤除，所有部队、官民人等统统移入山海关内。
命令下达后，前线将士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明白这是什么路数。耗费千万军费钱粮、历尽千辛万苦才收复回来的土地，建设好的城镇与军事设施，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一切的一切，一夜之间说不要就都不要了？国家经得住几次这样的退守？人民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颠沛流离？普天之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败家子？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乱命，不可能不受到置疑和抵制。面对怀疑、不满和抵制，高第越发认定这些官吏将佐之所以不愿执行命令，就在于他们集体贪污了空额兵饷之后，害怕撤回关内清点人数，暴露了罪行。于是，高第态度更加强硬，并且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厉命令上述战略据点统统撤离，就连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屯二城也要一并撤除。对于不听命者，他准备祭起尚方宝剑，来试试那剑锋锐利否。
高第的举动，惹恼了那个著名的、连皇帝都知道其蛮的南蛮子袁崇焕。袁崇焕看到自己这位顶头上司恣意胡为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便索性以在高第看来同样不可理喻的态度，写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宣布说：“我是宁前道尹，官职就在宁远和前屯卫二城所管辖的地面上，官于此就应该死于此，我肯定是哪儿都不去的。”
高第大怒。据说，他派人仔细查阅了职官录，发现那袁崇焕确实兼任了宁前道尹。
一般说来，在此种情形下，若没有皇帝发话，还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不过，此时的高第可不能一般看待。他手持尚方宝剑，是皇帝辽东军事上的最高代表。在理论上讲，他有权力对巡抚以下的文职官员和总兵以下的军官先斩后奏。此时，袁崇焕的三个官职分别是山东按察司佥事、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文职够不上巡抚，武职没达到总兵品级。他这个道员的职级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干部，恰好在高第可以请出尚方宝剑诛之的范围内。倘若不是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很有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袁崇焕的英名了。
据说，就在高第准备搬出尚方剑诛杀袁崇焕时，却意外地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致使袁崇焕逃过了这一劫。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7）
这个小道消息来自北京，来自皇帝的身边。
此时，我们帝国的皇帝早就已经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实行了全面转移，从治理国家转向了木匠手艺。他高度热爱这项事业，并在光着膀子、大汗淋漓之中，发现了自己才华和兴趣之真正所在，从而心醉神迷。偏偏有一天，在工作之余暇，有人和皇帝谈起了宁远的事情。于是，我们天才的木匠皇帝于凡事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宁远是山海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确应该加强防守。这是大明天启皇帝朱由校七年皇帝生涯中，所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明白话之一，遂载入史册，并使手握重权的辽东经略高第，悻悻然收回了那柄大约已经出了鞘的尚方宝剑。
就这样，山海关外的所有官民部队全部撤进了山海关，就留下了一个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处”。就此，几乎为努尔哈赤一口气让出了四百里作战空间。
高第不知道，他那收回去的手，成就了一段历史，成就了袁崇焕的英名。也使努尔哈赤的一世横绝，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高第可能同样没有想到，现在，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原因是发生了一个除孙承宗外，可能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部队撤进山海关后，清点人数的结果，完全出乎高第的意料之外，整个撤进关内的部队，已经超过十万人，如果加上跟着袁崇焕“独卧宁远城中”的二万人，其总数已经超过十二万。就是说，孙承宗和他的部下们，不但没有冒领军饷，他们可能还在往里赔钱。这一下子高第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他不但在朝廷上言之凿凿地认定孙承宗们贪冒军饷，更糟糕的是，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力量，他信誓旦旦地只向朝廷申报了五万人的军饷份额。如今，他深悔孟浪，懊恼得恨不得抽自己嘴巴。
最后，这厮想出了一个所有坏主意中最坏的主意：给士兵发饷时，按照对折之后再打一个对折的标准发放，就是说，每个战士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的军饷。结果，引起了官兵们普遍的愤恨，许多人逃离部队，自谋出路。于是，高第以此惩治这些逃兵的长官，说他们冒领粮饷、贪污舞弊。就此，这个真正的混球把一个坏蛋在军队中当了官儿后所能做的坏事，差不多算是做到头了。由此引发的怨毒和憎恶可以想见。据说，当时的部队中，有不少人放出狠话，说是愿意一命换一命，和自己的最高统帅同归于尽，就是“与汝偕亡”的意思。
这样一来，又吓着了我们的辽东经略。史书记载说，由此，“高第大惧，始稍敛迹”。就是说，那些要找他玩儿命的家伙，把他吓坏了，于是有所收敛。并且，对袁崇焕也开始改变态度。
以前，高第可能是很想看着袁崇焕出洋相，看看他如何在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面前“独卧孤城”。如今，对于那些申请调到宁远去的人，不但批准，还会嘉奖他们。到后来，看到袁崇焕因为“独卧孤城”而名声大盛、深孚人望的景象，这高第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盛赞袁崇焕有勇有谋，应该再行升迁。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是想明升暗降，通过升官，把袁崇焕的实权剥掉，然后再把他弄出宁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高第对袁崇焕享有的崇高威望很是眼热，自己也颇想尝试一二，于是使出了这个招术。
谁知，朝廷不但欣然同意给袁崇焕升官，将他任命为按察使，相当于今天主管司法的副省长，还同时让他兼任宁前道尹，使关外诸官吏将佐如总兵、副将、参将、守备们，一下子都成了袁崇焕的部下。袁崇焕在山海关外俨然自成一军，高第有苦说不出，更加拿他无可奈何了。
当此时，袁崇焕召集全军将士，当众刺血，写下血书，誓与宁远共存亡，并郑重地给将士们下跪，为国家为生民请命。将士们泪流满面，发誓愿效死命。据说，当时全城官民尽皆遥遥下拜并挥泪宣誓，愿与袁崇焕共生死，场面至为感人。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8）
随后，袁崇焕分兵几路，一路动员城外百姓迁居城内，以便坚壁清野；一路严密盘查奸细内应，准备将计就计；一路筹备守卒食粮；一路准备战守器具。然后，传令宁远以西的前屯卫守将和山海关守将：“凡有逃到这里的宁远将士，一律斩首示众。”
就此，宁远城中已是众志成城。
努尔哈赤则全然没有把宁远城和袁崇焕放在心上。因为，在以往的岁月中，他已经得到了太多蔑视大明帝国的理由。如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对宁远城与袁崇焕格外高看一眼。
论城池高大坚固，宁远城远远不如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中的任何一座，与那些辽东名城比起来，宁远城是什么？一个在此之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的弹丸之地。
论起官爵高低，袁崇焕虽然当上了副省级的按察使，若和辽东经略比起来，可还差着好几级呢。这些年，直接间接死在努尔哈赤手里的大明辽东经略已经不止一个。
论起实战经验，据说这个袁崇焕从来没有亲临战阵打过仗，更不要说身经百战了。在横行天下的努尔哈赤眼中，“何物袁崇焕？”——袁崇焕是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罢了。
此外，论兵力、论军备物资、论财力等等，袁崇焕和努尔哈赤以前的对手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开战之前，努尔哈赤志在必得，几乎是出动了倾国之兵。据说，他此次出兵的目的，是要直下山海关，然后与大明帝国以山海关长城为界，重新划定两国疆域。
公元1626年，是为大明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高第尽撤关外诸城没几天，努尔哈赤便带重兵席卷上述各地，并于二十三日直薄宁远城下。
此刻，努尔哈赤最忧虑的不是拿不下宁远，而是担心开战后袁崇焕会率军跑掉，增加了山海关的防守力量。于是，当他率领十三万余大军来到前敌时，所做的布置不是攻坚，而是跨过宁远城五里扎下营寨，将宁远通往山海关的大道拦腰截断。意思很明白：防止袁崇焕跑掉。显然，努尔哈赤对自己和自己指挥的军队充满信心。
应该说，努尔哈赤有理由这样做。
后金军队已经快四年没有教训大明帝国了。平心而论，在那个庞大的国家里，帝国的官员和将士常常具有卓越的学识与才能。可是，由于身处一种愚不可及的制度之下，在这些人身上，便时常只能看到过多的傲慢、自私、贪婪与怯懦。那些试图表现杰出才华与品行的人们，如熊廷弼与孙承宗，很快就会在他们自己人的争斗中被淘汰出局。努尔哈赤的部下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只要具有足够的勇敢和才能，他们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财富、女人、权力与荣誉。
史书记载，女真人“出兵之日，无不欢呼雀跃，士兵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欢天喜地，祝愿她们的父兄丈夫们能够多立战功，多得财物。如果兵士家中有四、五个奴仆，便都要争抢着希望和主人同赴前敌，全都是为了可以抢掠财物的缘故”。
这部史书的书名叫《建州闻见录》，作者是朝鲜人李民寏，曾经当过女真人的俘虏。
他继续写道：努尔哈赤的部下聚会时，面部或脖子上带伤疤的很多。因为，敢于冲锋者有功，退缩者为罪。而脸面或脖子上的创伤，是兵士最高的战功，可以受上赏。立这种军功通常所受的奖励，包括女人、奴婢、牛马、财物等；有罪者则或者杀头，或者没收他们的妻妾、奴婢、家财，或者受到肉体刑罚。
另外一位朝鲜派到后金国的使节这样记录自己目击到的情形：
战斗行将开始时，每支后金部队都派有一位押队（大约相当于后来的督战队），该人携带着前端涂有红色颜料的箭矢，遇有违犯战场纪律或临阵退缩者，便以该箭射之。战斗结束后，一一查验，凡身上带有朱痕者，不问轻重一律斩首。所有战利品，全都分给各部队，立战功多的人可以分到加倍的一份财物。（《光海君日记》第一百六十九卷，十三年九月戊申。）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9）
有人曾经注意到了一个刺眼的对比，在兴高采烈分享胜利成果的同时，也有人抱着战利品挥泪如雨，乃至号啕大哭。原因是，他们父子兄弟常常在一个牛录中并肩作战，此时领到的财物中，可能便有他们战死的父子兄弟那一份。
史书中，谈到后金国作战失利、伤亡惨重时，常常会记载他们大哭而去。这种记载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故意矫情，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种由血亲、宗族纽带连接起来的军队，具有一种血腥的宿命，每当遇到这种情形，便会遭遇双重的打击，亲人战死在战场，而自己和家人又得不到战利品的慰藉。
这种情形，可能是努尔哈赤特别喜欢采用混进敌人城堡里应外合、奇袭、偷袭、夜袭、长途奔袭等战术，较少采用攻坚战的原因之一。
从熊廷弼和孙承宗接任辽东经略，锐意进取，渐次恢复辽西走廊以来，努尔哈赤便两次按兵不动，在先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相持相望，从不相逼相侵。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在。
由于上述缘故，后金军人在战斗中有进而无退。
有进无退的军队，当然应该所向无敌。
然而，这一次，身经百战的老将努尔哈赤真的错了，他忘了兵家最简单的一条真理：骄兵必败。轻敌和不能知彼知己互为因果，形成双重的兵家大忌，导致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世盛名，折在了小小的宁远城下。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努尔哈赤的第五纵队此次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岂但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这一次发挥的根本就是反作用。
在以往的战争岁月里，努尔哈赤最为得心应手的战法是，每次开战之前，先将一批被俘的敌方军民放回城里去，里面掺杂着他的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和先期潜伏的人员会合，开战后，或策反，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城池。
努尔哈赤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先期潜伏人员和后来混在难民中进城的特工已经被袁崇焕全数拿下。袁崇焕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传递方式，给努尔哈赤发出了错误信息，使努尔哈赤误以为内应已经成功，大功即将告成，遂指挥部队轻身接近宁远内城，整个进入了袁崇焕预先设计好的、遍布地雷和红夷大炮有效覆盖范围内的诱敌之地。结果遭到地下埋置的地雷和城头设置的大炮的猛烈轰炸，致使后金汗国部队伤亡惨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原因是，此时的努尔哈赤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红夷大炮的威力，也完全不知道开战之前，袁崇焕对这些红夷大炮“视之如生命者也”。
事实上，宁远保卫战，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使用西方进口的红夷大炮所进行的第一场后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攻防战。这种大炮，射程约两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战争史家形容这种大炮，“一炮发出，即开出一条血渠”，其威力远远超出了冷兵器时代英雄努尔哈赤的想象。
有战争史学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土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与战马被炸上了天空。后金军大挫而退。
努尔哈赤率部从宁远城下撤退时，状极仓促，皇太极率其所部为中军，护送努尔哈赤所乘之辇车先退，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其所部，分别为左、右、后部护军，就连派往觉华岛即今日辽宁省兴城县海边之菊花岛的部队，都来不及通知，便连夜朝沈阳方向撤退。派往觉华岛的蒙古吴纳格部和满洲八旗一部，听说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在已有斩获的情况下，来不及扩大战果便也急速北去。这种情形显示，必是后金汗国军队内部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故，方才会在出动倾国之兵、对于山海关志在必得的时刻，如此草草收兵。以此推断，努尔哈赤受伤不轻的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退兵途中，袁崇焕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和信札前来为努尔哈赤送行。信中说：“老将军纵横天下已久，如今败在一个后生小子这儿，大约是气数使然吧。”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10）
努尔哈赤表现得也很有风度。他回赠给了袁崇焕一份礼物和一匹名马，相约再战。
古名将令人悠然神往之风采，着实令今人之阴毒猥琐不堪入目。
回到沈阳后，身经百战、从未如此惨败过的努尔哈赤，十分愤懑。
史书记载说，已经六十八岁的老汗王忧思重重，他时常问自己：“难道我的心已经倦怠，不再留意治国之道了吗？难道国家安危、百姓疾苦，我已经不能明察了吗？难道正直、有功劳之人没有受到正当对待吗？我的孩子中间真有人能够效仿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吗？大臣们真的能够勤奋稳健地对待政事吗？”
这是许多手握重权的人行将就木时都会发出的怀疑。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表明，提问者所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个问题多多的事业。
此役中，努尔哈赤本人身受炮伤的可能性很大。一般说来，一方最高统帅受伤，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影响巨大。届时，一个措置不当，弹指间就可能引发兵败如山倒的后果。假如不是身受重伤，努尔哈赤应该不会在倾国之兵而来的情况下，两天攻城不下便仓促退兵。很有可能因为他矫情镇物方面的超人功夫和保密工作的出色，方才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就凭这一点，努尔哈赤也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了。
努尔哈赤，这位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在这个时刻走进历史深处，应该算是恰到好处。
遗产与剑（1）
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不久，岳托和他的三弟萨哈廉，一起来到他们的父亲大贝勒代善府邸，谈起了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治形势。他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汗王之位不宜久虚，应该早定大计。这两位年轻人对父亲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受老汗王努尔哈赤器重，大家对他也都心悦诚服，应该由他速继大位。代善同意他们的看法，然后，亲自出面去和其他几位大贝勒沟通。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人对此发出不同声音的记载。第二天，后金汗国所有位高权重人士一起联袂推举。由此，汗王权位在一片安详平和中顺利转移到了皇太极身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清史稿》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岳托是镶红旗旗主，代善是正红旗旗主，萨哈廉则是议政贝勒，相当于今天的国务委员。当时，皇太极只是镶白旗旗主。论起实力，代善和岳托父子三人的力量显然比皇太极大，他们没有凭借实力争夺权位，却联合其他人，一起推举了皇太极。
他们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之间，他们已经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为辉煌的记录。一个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在众人的和平推举下，产生了一位最为优秀而称职的领袖，成为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了不起的一次权力转移。他们的名字理应载入丹青史册。
后来，这件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愣被涂抹得乌七八糟、七扭八歪。一部好经被歪嘴和尚念得不是个东西，在皇太极继位的话题上，表现得特别充分而又典型。
公元1626年，是为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对于后金政权来说，这一年，开年就不好。正月里，老汗王努尔哈赤亲自领兵西进，结果，在小小的宁远城下伤亡惨重，有传说，连老汗王本人都受了炮伤。
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烈的老人，如今，更加乖戾。这个横绝一世的人，变得有点儿像祥林嫂，时不时就要回忆自己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光荣历史，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败在宁远城下。有时，又会叹息自己身心倦怠，打不起精神，要不然就不停地咄咄自恨，觉得事事好像都无法顺心如意，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心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努尔哈赤的死讯。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王公贝勒们从四十里地以外的叆鸡堡，把老汗王的遗体抬回了沈阳城里的汗王宫。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大妃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是努尔哈赤众多妻妾之中的首席夫人。六年前，阿巴亥曾经受到了努尔哈赤下令离弃的严厉惩罚，后来，努尔哈赤又把她接回汗王宫，直到死后让她陪伴自己于地下。
大妃认为，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无奈，四位大贝勒众口一词，四位小贝勒包括大妃的三个儿子，二十二岁的阿济格、十五岁的多尔衮、十三岁的多铎也没有异议。须知，在当时，十四岁的女真人已经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后来，也是满清皇帝亲政的年龄。这表明，此时此刻，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可能确实听到过努尔哈赤有此遗命。于是，大妃只能在他们恭而敬之却又寸步不让的坚持之下，悬梁自尽。多年以后，多尔衮抱怨过皇太极夺了自己的汗位，却从未提到过皇太极逼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大妃阿巴亥的三个亲生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继承了正黄旗与镶黄旗的家产。过去，两黄旗一直由努尔哈赤自己亲自掌握。按照八旗制度，只要成为一旗之主，就不仅仅代表着崇高的地位，还意味着拥有了在其名下的土地、人民、军队、牛羊、财富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所能够支配的力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层面上，至少相当于后金全部国力的八分之一。这就使努尔哈赤的遗产继承变得颇为耐人寻味。
遗产与剑（2）
按照中国人的皇权制度与传统，国家权力的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皇帝名位的继承，谁继承了这个名位，谁就拥有了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得不到这个名位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一切。在那里，国家根本###、一切权力与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这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继承权总是笼罩在血雨腥风中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死时的后金汗国，则不是这样。在那里，至少在理论和当时实际情况上看，汗王的名位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继承这个名位的人，需要由八旗旗主即八和硕贝勒推举产生，假如这位汗王的工作与为人得不到八位和硕贝勒的认可，他还有可能被轰下台去。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汗王的实际地位，与任何一个八旗旗主的地位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努尔哈赤临死时一直处于神志清醒状态，却始终没有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
女真人源于游牧渔猎生活的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差异极大，完全不可以用帝王政治和儒家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特别是对前清时代的情形。许多出自汉文化训练的文人，将这一段历史解释得牛唇不对马嘴，原因端在于此。
仔细考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女真人和世界上众多游牧渔猎部落一样，有过许多相同或类似的习俗——
譬如，他们习惯于迁徙，习惯于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多次移居迁徙，努尔哈赤多达五、六次迁移首都，便可以看成是这种习俗的遗风。这和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显有不同。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根据地定在关中，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元明之际，朱元璋的大本营扎在南京后，便牢牢地钉在那儿不动。
这些游猎部落习惯于以小核心家庭的方式分散生活，于是，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便由大家来推举那些勇敢、聪明、公正的人物，将人们召集并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由习俗而产生的约法简单而严厉，不能严守这种组织约束的人，常常要受到死刑的惩处。他们的司法制度看上去粗暴简单，却十分有效。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常设的监狱，或者即便有，里面也时常是空的。满清八旗制度——从牛录到甲喇到固山八旗再到后金汗国便是在这种培养基上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传说，即属此类。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那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的五大臣；但是，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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