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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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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哈金斯又逐年分析了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和没有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并得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一类并购业务中获得的佣金占佣金总额的比例—该比例在1965年为85％，1966年为63％，1967年为29％，1968年为58％，1969年截至劳动节为42％。哈金斯然后又问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公司中享有董事席位可增加贵公司的业务呢？”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应道，他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我只是发现公司客户迟早会邀请我们的合伙人到他们的董事会任职，而且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强迫董事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与某家公司有了业务往来，而且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在未来某个时期，这家公司就会邀请我们到它的董事会任职，这样我们和公司的联系就会更为紧密。”
“你认为获得董事席位是投资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业务关联后的自然发展结果，就像婚介与客户的关系一样，是这样吗？”哈金斯这样问道。
费利克斯显然被“婚介”这样的类比激怒了，于是他回答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婚介。就我们所提供的服务而言，这是一类非常私人化的服务。”（拉扎德是婚介这个概念还将再次浮现）。在听证后的第五周，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呈交了一份关于客户在1964年到1969年劳动节进行的特定交易的清单，在这些交易中，拉扎德投资银行并没有获得任何酬金，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交易公司拥有董事席位。这份清单包括了ITT公司在1968年和1969年进行的10桩没有聘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交易，其中包括与喜来登和黄色出租车公司的交易。而且清单还显示，费利克斯所在董事会的其他董事在此期间否定了其中的五桩交易，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无法参与这些交易。
小组委员会于是将注意力转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套利业务上。当时这种同时买卖并购相关公司证券，以期从公司证券价差中获利的套利策略还鲜为人知。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大声宣读了一份关于套利的极其清楚简练的总结。“尽管这需要极强的专业性，但是套利的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有了实施先例。它本质是指具有相应收益的短期高风险投资之间的一种对冲。”他解释道，“现代市场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并购交易中的套利，假设两家公开交易公司业已公布交换的价值。由于一支股票会按特定的比例与另一支股票进行交换，那么从理论上说，两类股票的价值必须相等，但是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两者在价值上的差异。”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这些原因包括“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突然变动”、“并购协议中的各种担保和其他‘遗漏点’”、“政府反对”以及“股东反对”等。然后他说：“套利者愿意承担风险，在交易顺利完成时，他会从当前的市场价值及最终实现的市场价值之间的价差中获利。”塞勒仍要求费利克斯对套利进行“完美”定义，而小组委员会的总顾问刚深入分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是否从所指导的各项并购交易中获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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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1 大 佬（46）
“贵公司是否设立了相关规定，禁止交易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并购服务的公司的股票，或交易一方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董事的公司的股票？”哈金斯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回答，“我们对套利部门设有两条规定。第一条规定从我们进入套利业务以来就开始实施，第一条规定还只有三到四年的历史。根据第二条规定，我们不得对公司合伙人担任董事职务的交易所涉及的股票进行套利。从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将这条规定扩展到了虽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不担任其董事但是以某种形式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此外，我们在全公司实施了禁止根据任何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多项规定。”
当小组委员会主席要求费利克斯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自控措施加以详细解释时，费利克斯这样说道：
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看跌那些我们占有董事席位的公司的证券，而且这在价值取向上也自相矛盾。其次，将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排除在套利交易的对象之外时，我们是非常担心的，主席先生，因为我们进行的套利交易越来越多，因此内部也存在这类安全问题。虽然我们一直尽力保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行为不存在瑕疵，而且我们也在内部实行信息管制，仅向必要的人透露相关信息；虽然我们这样做可能降低了套利部门的利润，但是将这类交易排除后，我们会更加安心。
以下是关于内部交易的第一次问答记录，当时伊利诺伊州的议员罗伯特·麦克罗瑞问费利克斯，如果一名并购银行家在并购交易公布前让客户购买并购对象的股票，他会做何感想？
“这是违法的。”费利克斯说道。
“到底如何违法了呢？”麦克罗瑞接着问道。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您说的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应邀担任一家公司的顾问，就该公司对另一家公司的并购提供指导。然后在交易被公布前，我们对客户建议说 ‘购买这支股票’，这种情况就是误用内部信息的例子。”费利克斯接着说道，“我所强调的套利，只有在……”
“这是不是违反了证券法规？” 麦克罗瑞插嘴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接着说，“但是套利交易只有在交易的各项条款公布以后才能进行，由于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公开，因此套利交易是不可能涉及到内部信息的。但是议员先生，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您先前描述的那种情形是完全违反法律的。”
塞勒紧接着加入了问话。“让我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对自己设置了这样的限制，那么您在华尔街的其他对手是不是也遵守这些限制呢？”
“我不知道，主席先生。”费利克斯回答道，“我们不和对手谈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吗？”塞勒接着问道。
“不知道。”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知道你们对自己设定的限制，不是吗？”塞勒这样问道。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答，“他们应该不知道。”
“这并不是秘密，不是吗？”塞勒觉得比较奇怪。
“主席先生，我们经营公司的方法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们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的。”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时的情形显得非常滑稽。
“你们采取了非常合理的做法，”委员会主席总结道，“将这样的真理散播到大众中去不是对你们相当有利吗？”
“主席先生，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人们会觉得我们比较自以为是。”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们是一群傻瓜。”塞勒接口道。
“可能吧。”费利克斯说。
在这种友善的戏谑后，小组委员会又开始讨论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扮演的付费战略顾问的角色。塞勒问道：“你能不能粗略地告诉我们，在纽约市有多少家与拉扎德投资银行有类似规模和影响、提供并购服务的银行—如果没有更好的词汇，我会使用‘婚介’这个词—抑或是婚介呢？”
“主席先生，我更希望您使用道德标杆这个词来描述我们。”费利克斯回应道，“在本领域的所有知名投行中，我认为共有10到15家是大型企业。”费利克斯以后也会经常提到这个他自创的投资银行家道德操守—这显然是虚伪透顶的—就在2004年7月，也就是他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35年后，费利克斯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中这样说道：“在进入这个行业时你必须有一套道德标准，你不可能拖到以后再去学这些标准。如果人们的行为方式不道德，那么我不能指责华尔街，我只能指责那些行为不道德的个人，他们本应知道如何正确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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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1 大 佬（47）
在1966年到1969年期间，投资银行的收费飞速上涨，这也表明华尔街并购业务的形势一片大好。但到了1970年，情况则大不相同。全面的危机在华尔街蓄势待发，经纪公司在急速增长的股票交易中疲于奔命，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虽然这个问题在计算机时代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工作在当时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即使是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公司也难逃这个问题的困扰。纽约证券交易所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了应对公司破产的危机并尽量去拯救这些公司，证券交易所组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督委员会，俗称危机委员会。交易所在1970年6月任命费利克斯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在1968年5月就已经担任了证券交易所理事。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有一位是当时的理事会主席伯纳德·拉斯克。这些智者非常担心一家大型企业的倒台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摧毁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进而可能破坏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问题（研究华尔街的史学家们戏称为“后台危机”）的症结在于，由于大型证券公司的交易量在1967年急剧飙升，这导致那些资本化不足的私有合伙企业根本无法应对交易量“意外巨幅提升”所带来的大量文书工作。很多公司后勤人手的增加速度过慢。而且不幸的是，当公司最终匆忙地聘用了这些人员后，那些有才能的人又受到了不良影响。许多公司都在堆积如山的未处理文件中忙得天昏地暗。到了1969年年末，据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官李·阿宁所述：“文书工作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但是，危机却刚刚开始，就在各家经纪公司增加人手来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时，业务量突然直线下降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在1970年面临了自1929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通过650家道琼斯指数企业来观察世界形势，佩恩中央铁路公司破产、信用危机、柬埔寨问题、肯特市问题—我们不清楚一切将去向何方，当时的世界形势相当严峻。”费利克斯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到了1970年盛夏，担任危机委员会负责人的费利克斯必须应对一场全面的危机：老牌的知名经纪公司海顿斯通即将面临瓦解，而约瑟夫·P·肯尼迪正依赖这家公司为第二个儿子的总统之路积累财富。海顿斯通在全美拥有62家办事处，但是它的后台系统却混乱不堪。更糟糕的是，该公司即将退休的合伙人纷纷撤回自己对公司的注资。此外，华尔街公司的资产也正面临着整体大缩水。在以上多种问题的影响下，海顿斯通的经营出现了亏损，它将无法偿付俄克拉何马州的客户在1970年春季所提供的1 750万美元贷款。当俄克拉何马州客户的律师发现海顿斯通的证券价值不足700万美元时，费利克斯和交易所开始为海顿斯通四处寻找买家了。
虽然华尔街的局势一片惨淡，但是费利克斯还是很快找到了海顿斯通的救星—天才金融家桑迪·韦尔。韦尔在自己的CBWL公司（Cogan； Berlind； Weill & Levitt，当时该公司被视为华尔街的小丑，绰号为“莴笋碎牛肉”）早已领先设立了证券结算部门。费利克斯断定，日后将创立金融巨头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是有能力迅速解决海顿斯通账款不足的问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根据莫妮卡·兰格利在《花旗帝国》①中对桑迪·韦尔的华尔街生涯的权威性叙述，海顿斯通的继承人哈德威克·西蒙思奉命与维尔会谈，以确定“这个知名企业的高贵出身是否对这些松散的布鲁克林犹太人管用”。日后将成为保得诚证券公司带头人以及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有限公司主席兼CEO的西蒙思回忆道，他“从未听说过这些公司，不管它叫‘莴笋碎牛肉’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过这类公司”。在9月11日这个截止期限到来的前三天里，费利克斯在证券交易所与拉斯克和交易所主席罗伯特·哈克进行了多次会谈，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ITT会见哈罗德·吉宁。至于西蒙思，这位海顿斯通创始人以及仑·吉宁的曾孙，除了默认收购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到了1970年9月11日，CBWL收购了海顿斯通有价值的部分—尤其是其高贵的名号—成为了具有威望和历史背景的新海顿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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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1 大 佬（48）
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9月11日的大限即将到来—要么同意CBWL的收购计划，要么就让海顿斯通关门。费利克斯这样回忆道：
当天上午9点15分，我和拉斯克正与格尔森（杰克·格尔森，俄克拉何马州的投资人，也是收购计划的最后阻力）交谈。格尔森问道，为什么不能让海顿斯通破产呢？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得到不同于佩恩中央铁路和洛克海德的待遇呢？他当时简直疯了。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不同意对收购交易放行，那么金融界绝不会原谅他。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威胁。我认为他当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赔个精光。CBWL公司的人在前一个晚上就已经纷纷出动，他们从早上4点钟开始就一直在做格尔森的工作。格尔森想跟我和拉斯克谈话……我和拉斯克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从个人利益谈到国家利益。拉斯克具有极强的说服，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最终挺过来了。最后，格尔森问道，你们能给我多长时间，我们告诉他我们总共只有15分钟，因为我们要在交易开始前关闭海顿斯通。拉里·哈特佐格（格尔森先生的律师）过来告诉我们说，“费利克斯，你达成了交易。”我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他们达成了交易。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很快出去了。当时距开盘只剩下5分钟。
费利克斯代表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桑迪·韦尔达成了一项交易，证券交易委员会向新成立的公司注资760万美元现金，并承担海顿斯通价值1 000万美元的负债。桑迪·韦尔在这次交易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从此走上了非凡的成功之路。
两个月之后，费利克斯和危机委员会面前又出现了一桩濒临破产的危机。这次的濒危企业是华尔街最大的经纪公司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这家公司在杜邦、格罗尔福冈斯塔兹公司和赫斯奇公司合并之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开始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当时《时代周刊》记载：“这家经纪公司发现自己面临着深深的困境……它有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而它的账目则是一片赤字的汪洋。”费利克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曾经对这次三方合并持有疑问。“处于严重后台危机中的企业的内部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他这样告诉《财富》杂志，“因为你根本无法弄清楚它们的情况。”
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面临破产时，华尔街的未来再次遭受威胁。而且就在它开始从内部坍塌的时候，费利克斯已经与知名的美林银行达成交易，让美林去拯救另一家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规模相似的企业古德博迪公司。费利克斯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古德博迪的主要投资人詹姆斯·霍格尔来到了危机委员会，但是他不愿意透露古德博迪资金短缺的具体数额。“如果你不告诉我实情，那么你就不能离开这儿。”费利克斯这样告诉他，“他看着我，然后两行眼泪就滚下来了。这真的是让人非常难过的时刻。”
但是这项交易还有一个难度极大的条款；美林同意接管古德博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2 000万美元补偿的条件下—但是在美林完成交易之前，不得有其他公司破产的情况发生。拉斯克回忆道：“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破产了，那么美林就不会接管古德博迪，而一旦这两家领头企业同时垮掉，那么毫无疑问，整个国家、经济、行业还有投资者都要蒙受沉重的打击甚至灾难。”
穿着引人注目的三件式西装、梳着整齐小平头的H·罗斯·佩罗从得克萨斯动身去拯救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他在1962年凭着兜里的1 000美元就创立了一家计算机服务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当时，佩罗是“在纸上就能赚取10亿美元的少数几个之一”，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1968年公开交易后，股价从一开始的每股16。5美元涨到了1970年的161美元。杜邦－格罗尔福冈是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这使得佩罗开始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状况。因为当时他持有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约80％的股份，如果丧失了杜邦－格罗尔福冈这个大客户，那么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显然会受到不利影响。佩罗声称，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是他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原因。“在任何股价下，我手中的价值都超出了我曾经的梦想。”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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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1 大 佬（49）
费利克斯在最初把佩罗视为华尔街的拯救者。当时他到白宫去参加朋友威廉·凯西就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宣誓仪式，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尼克松总统，还有对费利克斯的前途影响更大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费利克斯还在仪式上看到了尼克松的亲密顾问、迪伦里德的前任投资银行家彼得·弗来尼根。“我设法穿过人群来到了尼克松身边。”费利克斯说，“弗来尼根这样将我介绍给了尼克松，‘这位是费利克斯·罗哈廷，他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危机委员会的主席。’然后尼克松说‘是你呀。我听说你正做着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还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于是说道，‘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说了这些，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古德博迪的问题。’在当时，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总统于是将费利克斯拉到了一边，然后问道：“‘弗来尼根知道这些吗？’”费利克斯说他们每天都谈这些。“‘很好。’尼克松说道。然后他把约翰·米切尔叫了过来，这样对米切尔说，‘约翰，我想让费利克斯每天晚上都向你电话汇报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任何需求，我不希望这里出现任何问题。’因此我说，‘好的。’这样，我每天晚上10点钟都给米切尔打电话，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米切尔太太接的电话，而且她早已喝得烂醉如泥。”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在他与米切尔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这位司法部长给出了一条建议，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需要“500万甚至1 000万美元，你为什么不去找佩罗谈谈呢，他肯定愿意帮忙的”。这就是佩罗参与这件事情的起因，也是费利克斯去见他的原因。
不过，事实证明，佩罗所做的这桩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交易并不是一次杰出手笔。“我们只是扔了钱进去，”佩罗当时说，“这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不是智慧。”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在5月14日得救后，佩罗成为了当时华尔街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他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经理引进了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让他们来管理这家经纪公司。“有人曾告诉我，你不能指望华尔街的人像计算机行业的人那么遵守纪律。”佩罗说道，“除非杜邦－格罗尔福冈在经纪业务中拥有了与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计算机服务行业中相同的地位，否则我是不会休息的。”尽管佩罗有如此大的决心，但是结果还是难如人意。费利克斯说，佩罗在这次华尔街大冒险中的最终损失超过了1亿美元，这家重组的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最终无力回天。“从来没有人感谢过佩罗，他事实上拯救了整个华尔街。”费利克斯总结道。1974年，尽管佩罗在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合伙人默特·迈尔森决定拼死保住这家经纪公司，佩罗还是聘请了律师对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进行清算。
虽然这次交易的结局惨淡，但是佩罗从来没有迁怒过费利克斯—他只不过是代理人罢了—而且他们在以后的35年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佩罗让费利克斯担任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董事，而且费利克斯还在1984年代表佩罗按250亿美元的价格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出售给了通用汽车公司，以换取通用汽车的新型股票。而费利克斯则遇到了命运与他开的玩笑，他在1992年支持了佩罗的总统竞选，因此与财政部部长的职位失之交臂。这就是费利克斯为自己的忠诚所付出的代价。
在佩罗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达成交易3个月后，也就是费利克斯危机委员会主席任满一年的日子，他放弃了该职位。最后，约有100家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企业（即1/6的成员企业）在危机中破产或在合并后不再存在。费利克斯向哈克和拉尔夫·德朗兹欧写了一封三页纸的辞职信，这封信被送到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33位成员手中，费利克斯在信中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仍然担心华尔街的自控能力。“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研究公司内部报告和经审计报告常出现误差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其中涉及到自我监控的问题。如果我们所用的工具不合适，那么我们要么选择新的工具，要么就将位置让给其他人。我们已经为过去的失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虽然我们终于阻止了当前的流血牺牲，但是公众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如果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我认为我们仍然不具备合适的预警措施和防备措施，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我并不认为过去的几年是成功的。不过我希望，我们能说服包括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大众在内的批评者，我们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个昂贵的教训。”—费利克斯事后估算损失为1。4亿多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将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成效。毕竟实践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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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1 大 佬（50）
后来，众议院举行了一系列研究证券行业的听证会，以便了解危机中所发生的情况，并确定是否需要增立法规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费利克斯和他的朋友比尔·凯西都在听证会上作了证。“假如我们的房子着火了，”费利克斯有一次这样告诉国会议员，“我们在当时无法改变消防法规，但我们必须将火扑灭，然后再开始着手立法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是费利克斯最后一次面临灾难威胁的考验。
费利克斯1971年从证交所的高位上辞职，并准备将全身心投入拉扎德投资银行。与此同时，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以纪实的方式将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与ITT公司的激进并购计划联系在一起。“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费利克斯·罗哈廷担任ITT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所处的职位对ITT公司的并购计划能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得出如是结论。
可供并购对象的信息全部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充分了解了ITT公司的经营情况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推动ITT并购计划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此外，费利克斯当选为ITT公司的董事后，ITT的并购计划得到了进一步推动。ITT并购交易的数量和并购公司的规模都大为提高。该公司在1968年进行了24桩并购交易，而1967年只有13桩，1966年只有11桩。这些交易的并购对象包括大陆烘焙公司（对价为2。795亿美元）、雷约尼尔公司（对价为2。931亿美元）、喜来登（对价为1。932亿美元）—这些全都是所处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小组委员会基本没有调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并购交易（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只被要求提供截至1969年9月5日所有完成交易的清单，因此费利克斯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过这个交易），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从ITT那里接到的最大的单子：价值1。5亿万美元的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并购交易。1969年12月，当费利克斯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ITT公司则在等待康涅狄格的保险部门专员批准这项交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当这项交易在1968年圣诞节前两天第一次得以公布时，全城都因此轰动了。就像安德鲁·梅耶说的那样，这是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情”。在接下来争议不断的13年里，所有涉及这项并购的人都受到了牵连，尤其是ITT的主要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次非凡的ITT事件”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力量以及政治势力的共同影响所导致的结果。这不过是随之而来的水门事件的前奏。关于该丑闻详细而具娱乐性的描述主要有：布里·休姆的《内幕故事》，安德森的《安德森报告》，以及安东尼·桑普森的《帝国：ITT的秘史》。此外还有外地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记录以及32箱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来源。正是由于费利克斯在这项交易中所扮演的非常角色—而他曾在小组委员会面前表示，希望拉扎德投资银行“比恺撒的妻子还要清白”—我们才会如此在意。
若要更好地了解所有的传言—从1968年年末到1981年这件事情得以彻底解决—我们必须简略地回顾一下拉扎德与一家同样神秘莫测的投资银行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之间长达15年的关系。这家银行完全由恩瑞克·库西亚掌管。“很腼腆但也很聪明”是拉扎德合伙人弗朗索瓦·沃斯对库西亚的描述。如果要凭空再造一家意大利的拉扎德，然后将其置于米兰的中心，那么这家意大利拉扎德就是中期信贷银行。与拉扎德投资银行相似，这家意大利投行染指了所有的大交易，它还将手伸进了各大政治家的口袋。在必要情况下，库西亚会比沉默寡言的安德鲁更难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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