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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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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22日，维希政府的财政部依照德国人的指示对29家犹太银行实施“雅利安人”管治。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收了犹太人开的商铺和商场。事实上，纳粹分子早在8个月前就开始着手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当巴黎支行刚搬到里昂时，就被控制在了“临时经理”的手中，因为它属于“犹太人所有或部分为犹太人所有的企业”类型。
到了194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被纳粹分子接管并关闭。银行的办公大楼也被出售给一家法国保险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和雇员们开始四散逃生。戴维·戴维－韦尔和妻子时刻生活在被德军包围的恐惧中。他们逃离了里昂，在法国西南部坎瑟恩的一座城堡躲了起来，这座城堡是一位法国反德领袖的家。到了1942年年末，这个地方开始变得极不安全，戴维他们只得再次出逃到阿让，以瓦尼尔的化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他们熬过了战争，戴维·戴维－韦尔实现了他死在法国的愿望。1952年7月，他在纽利的家里去世。
在帮助安德鲁逃出里斯本后，阿尔兹切尔开始集中精力，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帮助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逃出法国。当时普通犹太人在法国的境地都相当危险，更何况皮埃尔还是出生于银行世家的知名犹太银行家。与垂垂老矣的戴维·戴维－韦尔不一样的是，皮埃尔必须管理拉扎德的日常事务，他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帮助皮埃尔，阿尔兹切尔开始不断给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写信。“在您忙于国家大事之际，我非常不愿意用个人私事来打搅您，”阿尔兹切尔在给OSS（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的特殊信息部官员瓦雷斯·B·菲利浦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但是为了我们前天谈到的皮埃尔·戴维－韦尔的问题，我不得不鲁莽地给您写信求助，因为这件事现在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得到菲利浦的帮助，进而使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旅游签证被拒的情况能得以逆转。“我很难理解这次拒签的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认识了皮埃尔大半辈子，而且与他以及他父亲—著名的戴维·戴维－韦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皮埃尔具有优秀的品质、极高的智商以及巨大的勇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因勇敢获得了两次嘉奖。”阿尔兹切尔告知菲利浦，皮埃尔“仅仅是出于业务讨论的需要才来纽约，在此之后他将返回法国”。在信的结尾，阿尔兹切尔这样恳求道：“如果您能明了事情真相，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公正之处，我恳求您能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两周后，阿尔兹切尔给新汉普郡的前任州长、代表该郡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斯戴尔斯·布里吉斯写了封信，希望获得这位参议员的帮助，斩断一直阻挠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戈耳迪之结”。他在信中解释说，自己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与皮埃尔交谈，沟通的缺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经营受到了不利影响。“他必须来纽约，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也是我的利益、整个拉扎德投资银行利益的问题。”阿尔兹切尔这样写道。在信中他还提及了美国政府官员实质上担心但却从未言明的问题—皮埃尔可能在某个阶段已经与当前管理法国的维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了。“皮埃尔接触的一直是巴黎上层社会，现在巴黎的上层社会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维希政府的拥戴者。”但是阿尔兹切尔暗示皮埃尔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我可以向任何人担保他在访问期间的人格和行为。”为了解决皮埃尔签证申请受阻的“这种极不公平的问题”，他愿意去见华盛顿的任何人。此外，他还道出了纳粹分子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事情，说：“这家银行是他和他的父辈生命的全部，而且这家银行在美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光荣历史。若要解释为什么皮埃尔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我可以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个私人理由应该最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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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1 大 佬（24）
阿尔兹切尔在同一天还给美国副国务卿小阿道夫·A·伯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再次将皮埃尔及其父的成就吹捧了一番，然后他还在其中加上了皮埃尔因为勇敢获得法军十字勋章的功绩。此外，有谣传声称美国国务院“可能不喜欢他那些法国上层社会的朋友”，因为“在上流社会中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贝拉分子”，阿尔兹切尔就这些谣传向伯利做了解释。他在信中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战争已经使得拉扎德合伙人无法当面商讨银行的变动，“为此他希望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会晤，我和其他合伙人都非常期待能在美国与他见面”。在信结尾时阿尔兹切尔写道：“我不知道能向谁寻求帮助，如何能在不大费周章的情况下将此事解决，如何能清除他过来的障碍。”
最后，这个疙瘩似乎终于被解开了。4天后，伯利的一位助手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根据国务院的记录，马赛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在1941年9月10日—一个月前—电报通知，向“皮埃尔·韦尔”（根据国务院的信件显示，“我相信这与您信中提到的是同一个人”）发放签证。但是这次确实不是同一个人。阿尔兹切尔在当天给国务院签证部门写信，再次恳求向里昂的皮埃尔—而不是马赛的皮埃尔发放签证。最后，到了11月1日，签证部门主任给阿尔兹切尔回信说，“经过审慎的考虑”，国务院已经通知“里昂的美国签证官” 向皮埃尔“发放非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于是迅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短信，对批准“我的好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获得签证表示感谢。尽管美国签证在当时是众所觊觎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皮埃尔能够真正来到纽约的第一步。
最后，皮埃尔终于在重重阴影中现身了。1942年4月6日，他想办法从里昂来到了里斯本。当天夜里11点半，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里给阿尔兹切尔发了封电报：“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能很快见到你。向大家问好。皮埃尔·戴维－韦尔。”但是好几周过去了，皮埃尔始终无法坐上从里斯本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里斯本的泛美航空公司高管们告诉皮埃尔，可以为“紧要业务旅行”提供“优先权”，皮埃尔于是请求阿尔兹切尔向华盛顿的朋友们寻求帮助，让他能“被列入华盛顿制定的乘客名单”。但是“优先权”名单在不断增长，皮埃尔每次都被挤了出来。阿尔兹切尔向他发来电报，让他直接与机场代理商联系，以获得更高的优先权。“我让这些延误搅得心烦意乱。”皮埃尔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5月17日，在里斯本耽误了接近两个月后，皮埃尔终于使用短期旅游签证来到了纽约。几乎在同时，阿尔兹切尔开始为皮埃尔及其家人—皮埃尔43岁的妻子（贝丝·哈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10岁的米歇尔和7岁的依莲妮）还有贝丝母亲（71岁的加斯顿·哈兹夫人）的永久移民签证而奔走。皮埃尔已经到了纽约，住在第57街林荫大道上的瑞兹城堡旅馆，但是他的家人仍滞留在法国。
为了帮助皮埃尔获得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开始寻求多方面的帮助，其中不仅包括杜威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亚瑟·巴兰廷，还有他的妹夫赫伯特·雷曼—他已连续9年担任纽约州州长。阿尔兹切尔请求雷曼向美国国务院移民签证部主任布雷金瑞吉·朗写信以帮助皮埃尔。这封给朗（后来很多人指责他对犹太人向美国移民横加阻挠）的信件的目的“仅仅是吸引他的注意，以便让你不必通过常规途径，进而快速达成目的”，阿尔兹切尔在给雷曼写信时说道，此外他还向妹夫表达了皮埃尔的谢意。
但即使是雷曼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帮助。1942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皮埃尔和阿尔兹切尔两人发送了函件，通知他们签证的“初期审核结果并不理想”，此事上报给了部门间签证审核委员会做进一步审核。在皮埃尔同意的情况下，委员会邀请皮埃尔在9月18日做一个面谈。皮埃尔的亲自出面加上阿尔兹切尔和巴兰廷的陪同最终起到了作用。10月10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正式文件，皮埃尔一家人的移民签证得到了批准，而且美国在尼斯和蒙特利尔的相关官员都已得到此通知。阿尔兹切尔终于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皮埃尔可以自由地留在美国，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可以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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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1 大 佬（25）
但是4天后，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又遇到了困难。贝丝·戴维－韦尔电报通知丈夫皮埃尔，法国当局已经禁止他们离开尼斯。贝丝有意延误了离开法国的最后期限，因为她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因此被纳粹分子逮捕。阿尔兹切尔赶紧向美国国务院发函，看是否能改变法国当局发布的阻止皮埃尔家人离开法国的禁令，但是这根本无济于事。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获得了众人渴望的美国签证，但是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们在余下的战争岁月中不得不东躲西藏。在被禁止离开法国几个月后，贝丝和继子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戛纳。据米歇尔解释说，当时是因为米歇尔的祖母（比利时人）的名字“列在将被逮捕的外国犹太人的名单中”。米歇尔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坐火车离开戛纳。在火车上，他静静地听着其他乘客的反犹太言论。“我并不是傻瓜。”米歇尔这样说。尼斯的一些同情他们的人向他们提供了伪造的证件，然后皮埃尔的家人就使用这些假证件搬到了一位朋友—韦利伯爵夫人的家里，化名为瓦特尔（与韦尔的首字母相同）。他们一家在伯爵夫人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位伯爵夫人帮他们找到了一所待租的城堡式房子。虽然这座房子非常舒适，但是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年，从1943年复活节一直住到1945年复活节。有关米歇尔的官方文件显示，他当时名叫“米歇尔·瓦特尔”，出生于亚眠（而不是巴黎），他的出生日期也与实际日期不一样了。
尽管在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他们一家仍留下了女仆和男管家。米歇尔在战争年代里几乎不去上学了。“这真是妙极了。”他在多年后说道，“我们当时非常开心，就像是在度假一样，我还读了很多书。”他读的书中包括福楼拜、司汤达和纪德的作品，但这只不过是小孩子驱除恐惧的一种方法，事实上他们时刻面临着危险。他们的父亲远在纽约，而他们的继母则不停地担心别人会发现他们的犹太血统，就像其他家庭成员所遭遇的那样。米歇尔无法忘记在离开戛纳的火车上听到的那些窃窃私语。为了避免被认出是犹太人，米歇尔和妹妹在半夜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成为了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回忆说：“我父亲告诉我，‘你是法国人，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因此成为天主教徒将更实际。我要让你接受洗礼。’”（皮埃尔·戴维－韦尔自己在1965年皈依为天主教徒。）米歇尔说，这次半夜的洗礼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家里的成员都不是非常信奉宗教。“这很平常，”他说道，“坦率地说，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战争我才明白自己是犹太人。”（直到现在，米歇尔仍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和犹太慈善组织提供财务支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休伯特·海尔布伦正是在这段时期认识了米歇尔，他相信就是因为这段战时的经历，使米歇尔形成了对人“冷淡”的态度。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贝丝与前夫生的孩子—则没那么幸运了。成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盖拉德被纳粹分子逮捕了，他先被送往多拉，然后被送去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后死在了那里。贝丝再也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当阿尔兹切尔全心全意帮助皮埃尔和他的家人时，安德鲁·梅耶则在不紧不慢地给位于百老汇120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制造麻烦。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德鲁和他的家人在努力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初到纽约时住在第五街的史丹霍酒店，然后搬到了林荫大道上的戴蒙尼柯酒店，接着他们又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麦迪逊大道的超豪华的凯雷酒店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选择了第33层的两套房间。这样频繁地转换住所，说明安德鲁离开自己在巴黎创下的天地后内心非常苦闷。被误诊为癌症患者、不会讲英语以及没有客户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更令他痛苦的是，似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做出的成就。他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所有的一切都向他袭来—纳粹、战争、法国的失败。”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这样解释安德鲁在当时的境况，“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突然一切都坍塌了，他必须从头再来，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和勇气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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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1 大 佬（26）
到了1941年5月1日，安德鲁从委靡不振中恢复过来，然后又开始了冲锋陷阵。他聘用了一位新的助手西蒙·罗森，这是一名比利时女人，她安排自己的母亲与安德鲁在中央公园南部的罕布什尔家庭酒店会谈。在接受安德鲁的聘用后，女儿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安德鲁在百老汇120号的办公室—不是第二层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而是其上的第30层。在安德鲁后半生里，罗森一直是他的助手。随着业务的增加，后来安德鲁又聘请了第二名助手阿尼克·珀西瓦尔—他的瑞士籍会计的女儿。
为了重新找回自己往日的辉煌，安德鲁使用了惯用的手法—将眼光瞄准了那些最大的客户：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将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主席、备受尊敬的戴维·萨诺夫发展成自己的客户。安德鲁在一开始就向犹太联合募捐助会进行天价募捐，金额高达10万美元。这个协会是最受萨诺夫青睐的一个慈善机构，而萨诺夫则被这个他从未听闻也素未谋面的人表现出来的慷慨给镇住了。正如安德鲁所料，萨诺夫开始接近他，这个过程与当初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挑选出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如出一辙。从此以后安德鲁和萨诺夫两人便开始了长期合作（这一直被传为佳话），美国广播唱片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达好几十年的客户。“获得美国广播唱片公司这样的客户就如同现在获得了微软这样级别的客户。”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解释道。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安德鲁开始骚扰在第二层工作的纽约合伙人。虽然他还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五大合伙人之一，但是根据修改的《合伙协议》第4。1章，他仍然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向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纽约合伙人发送了一封极具挑衅意味的便函—彻底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典型的安德鲁：在严厉和专断的同时又有一点阿谀和逢迎。
“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用熟练得令人惊讶的英语写道，
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代表，我希望在我们签订新合约前声明，我非常满意地看到第二层工作的合伙人能保持融洽的关系。我充分相信，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非常清楚。我要让他们明白，我充分信任他们，并且希望在以后能尽量与他们合作。基于我肩负的各种利益及责任，我将尽可能地出席二层召开的各种日常会议，讨论公司在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在我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能自由提出对银行有利的建议。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节省费用开支，我们将认真考虑辛格根据阿尔兹切尔和鲁塞尔的要求做出的缩减支出研究。请大家放心，公司管理的最终决策权以及相关责任始终都在纽约合伙人手中，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
尽管安德鲁的措辞比较晦涩，但是他已经相当明确地告诉纽约合伙人，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有权的唯一代表，根据新的《合伙协议》，他有权力自由决定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管理和经营。当然让他做出此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现实情况—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已经被皮尔逊控制，巴黎支行事实上已被解散，而他自己又身在纽约。在成功欲望的驱使下，他不得不在纽约支行的基础上重振整个公司。
如果说安德鲁在12月9日的短函在实质上仅仅是他意图的流露，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就正式向阿尔兹切尔施压了。在一封三页的信中，他明确地告诉阿尔兹切尔，解散由阿尔兹切尔一手创办起来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时候到了。他还提醒阿尔兹切尔， “一年多以来” 他一直努力说服阿尔兹切尔，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必须解散。“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他还提到了1941年9月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董事会会议，他本来希望阿尔兹切尔能在会议上宣布解散基金。“当时存有友谊和抚慰之心，因此我没有进一步要求。但在这以后，我们从去年10月月末开始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安德鲁在信中写道，战争的爆发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外加其他原因）迅速解散基金。“我希望聪明的你能够主动解散基金，因为你是公司的决定性人物。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说服你，让你相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抱有徒然的幻想。在1942年我们将不再让公司的资金遭受无谓的风险。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失去威信。恰恰相反，这是见识和勇气的明证。”安德鲁在信中解释说，自己已经就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是出于“朋友”的忠诚以及“巴黎合伙人的责任”来发表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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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1 大 佬（27）
为了确保阿尔兹切尔能明白自己的意图，安德鲁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希望这次我能成功地说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观点。说实话，对我个人而言，时刻肩负公司的责任非常劳心劳力，我已经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难和危机了。”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阿尔兹切尔的大权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贵的身份来咽下这枚安德鲁给他的苦果。他曾帮助安德鲁来到美国，并帮他安顿下来。在安德鲁抵达美国后，阿尔兹切尔还邀请他到自己庄园度周末，安德鲁在那里结识了第一位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马丽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尔兹切尔还帮助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进入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哈佛大学念书；他甚至还在1943年1月给国务院写信，试图帮助安德鲁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监狱的米歇尔·韦尔获取美国的紧急签证。
尽管他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到了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还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德鲁在32层的高处不断向他发难。而且他也没有收到皮埃尔·戴维－韦尔的任何消息，现在只有皮埃尔是安德鲁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犹如晴天霹雳—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领导人罗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锐指责。出于礼貌，阿尔兹切尔向金德斯利报告了纽约合伙人的年度变动情况。但不知何故，金德斯利似乎被惹恼了。他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自己宁愿收到纽约合伙人寄来的“私人信件”，也不愿意“被当做一名普通合伙人那样看待”。为了让事情平息下来，阿尔兹切尔过了六周才回复这封信。他很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很感谢金德斯利的“正确批评”，而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通知您关于纽约合伙人情况的变动，主要是考虑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肯定要处理大量的紧要问题，因此合伙人变动这种小问题暂时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对于业务量的缩小，人员变动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这也说明我们在将来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这些事情在一朝一夕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的。”他在信中告诉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尔在不久后”能亲自来纽约视察，这样就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进而让公司有更明朗的前景。
但是当皮埃尔在1942年5月来到纽约后，安德鲁对阿尔兹切尔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和阿尔兹切尔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而且都很圆滑，这和理性好斗的安德鲁完全不一样。“皮埃尔对安德鲁的称呼总是中规中矩。” 马丽塔·特里曾经这样说，“虽然我感觉皮埃尔钦佩他，相信他而且依赖他，但是我不觉得皮埃尔喜欢他。”但无论如何，皮埃尔和安德鲁以所有者的身份联合了起来。在他们眼里，阿尔兹切尔不过是一个拿着高薪的雇员。就安德鲁而言，在尽量融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同时（他会穿着三件式套装去拜访阿尔兹切尔的农场）他开始私下里向其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朋友吐露：“在一年里，我将成为老板。”
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尔兹切尔勤勤恳恳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奉献了近35年—在1919年纽约和伦敦支行面临清算的时候无私地提供帮助；默默无闻地带领公司走出了1924年的危机；在1931年和1932年濒临破产的时候，仍在苦苦支撑；在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岔路口带领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纳粹分子查封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后仍保持坚定的信心……当他凭借自己的家庭和政治关系去为高级合伙人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这两位著名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从战火纷飞的欧洲安全抵达美国时，他的奉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忠诚的定义。他甚至做成了近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帮助皮埃尔的家人争取得了美国签证。但即便受了阿尔兹切尔如此多的恩惠，皮埃尔和安德鲁还是一起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1943年12月16日，也就是皮埃尔刚到纽约一年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宣布阿尔兹切尔将在12月31日正式“退休”。公告还宣称，皮埃尔和安德鲁将成为纽约支行的个人合伙人，巴黎支行仍是纽约支行的合伙人。作为退休的嘉奖，阿尔兹切尔仍担任他钟爱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主席。当阿尔兹切尔离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按安德鲁的要求撤出了在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权益。正式分道扬镳以后，阿尔兹切尔将办公室搬到了华尔街40号，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以图影响世界局势，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则搬到了华尔街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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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1 大 佬（28）
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权力变迁的背后原因不难想象，但是人们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毕竟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过世。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帕特里克·格舍尔曾这样说过—合伙人们曾就安德鲁和皮埃尔取代阿尔兹切尔的问题进行投票，尽管只有一位纽约合伙人投票反对阿尔兹切尔，但他还是被踢出了局。1998年为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出版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史对这次事件仅做了如下简单刻薄的描述：当安德鲁和皮埃尔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发现纽约支行“已经乏善可陈。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法国合伙人就开始重建公司，他们开始吸收新的合伙人，并在华尔街和业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阿尔兹切尔业已过世的儿子亚瑟是高盛的长期合伙人，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他父亲的遭遇。“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有过任何控制权，”他说道，“我相信控制权被牢牢把握在法国合伙人的手中。在任何时间里，只要这些法国合伙人想要实施控制，他们就有能力这样做。”在私底下，亚瑟·阿尔兹切尔极其反感安德鲁和皮埃尔对待自己父亲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亚瑟在意大利一座豪华庄园度假时意外地遇见了将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罗伯特·阿格斯汀利，他们两人在高盛工作时就彼此认识。阿格斯汀利一直记得这次偶遇，当他告诉亚瑟自己将离开高盛去拉扎德投资银行时：
他看着我说：“你还敢去那个鬼地方工作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全家的吗？”然后他接着说：“我父亲当时在那里工作，他非常忠诚，我们全家都对那些家伙非常忠诚，我们非常体谅他们。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要把他们带过来。他们非常粗鲁无礼，他们把自己的公司丢给了代理人管理。我们是体面的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接了过来。但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他们递了一些文件给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就被赶出来了。我们家族当时是纽约的犹太名门。我们是有尊严的人。我们的名声要比他们的好。这帮人就这样溜进了公司—皮埃尔·戴维－韦尔只不过是受安德鲁这个狡猾卑鄙的坏蛋所控制的傀儡。你是高盛的人，为什么要帮那伙人干活呢？”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显然认为自己遭到了合伙人的背叛，但他还是能在公开场合保持镇定。在公开宣布离职的4天后，他给伦敦的罗伯特·金德斯利发了封电报。“非常感谢你通过皮埃尔转致的问候。请放心，纽约支行正处于多年来最稳固和最有希望的阶段。向各位合伙人和你们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1944年1月，阿尔兹切尔推荐皮埃尔加入了位于百老汇60号第21层的一家入会限制严格的社交俱乐部瑞瑟斯。1945年3月，他又推荐安德鲁加入了这家俱乐部。1944年10月，他给七十多岁的戴维·戴维－韦尔写了一封短信，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者表示祝福，并告诉戴维自己在战争年代非常想念他。他还在信中说起了自己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经过，尽量把这件憋屈的事情描述得轻松一点。“毫无疑问，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长期合伙人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写道，“早在7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唯一的遗憾是，误解似乎已经影响了我一直珍视的友谊。”但是他却没有收到戴维的回信。
1945年5月，阿尔兹切尔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给安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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