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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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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2 500人后来返回了。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关于这次奇迹，费利克斯本人也是到最近才幸运地知道了其中的细节—一位不太知名的巴西外交官苏扎·丹塔斯作为战时驻法巴西大使，勇敢地帮助了犹太人的出逃。他帮助了至少800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因此被授予“巴西的辛得勒”的称号。丹塔斯在1954年去世，《苏扎·丹塔斯—黑暗中的堂吉诃德》讲述了这位外交官的故事，他与凯萨琳·格雷厄姆（她和安德鲁·梅耶和乔治·布卢门撒尔是亲戚，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有姻亲。丹塔斯帮助费利克斯及其家人获得了巴西外交签证。“它们看起来非常美。”费利克斯这样描述所获得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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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1 大 佬（7）
巴西签证为费利克斯和家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小窝，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去美国的希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全家购买了从马赛去奥兰的船票，奥兰是阿尔及利亚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他们的想法是从北非到里斯本，这里是少数几个还能弄到美国签证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奥兰的行程并不顺利。“最后，我们必须去见意大利舰队的某个人，因为当时意大利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费利克斯说，“那些意大利人看我们的文件不顺眼，所以将我们从船上带下来了。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样。”但是两周后，他们再次坐上了去奥兰的船，这次他们没有被带下船。
他们正好赶在德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前到达了奥兰，迅速坐船去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费利克斯看了很多遍《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他甚至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与博加特的表演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他几乎难以将事实与虚构故事分开来。他记得自己会不时到卡萨布兰卡的码头，希望知道何时能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他还记得自己与里欧·卡斯特利的会面和交往，后来里欧来到了纽约，成为一流的现代艺术品交易家。其实同费利克斯一样，里欧也是通过巴西签证才得以安全离开。数月来，费利克斯一家都在试图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当时去里斯本的船并不多，而且也很难坐上这些船。”费利克斯说。但是在1941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全家终于坐上了去里斯本的船。在他们眼里，里斯本就像天堂一样美妙，那里有足够的电力，城市到了晚上还是灯火通明。“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妙的时刻，在那里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从世界的一边来到了另一边。”他这样描述着自己到达里斯本的心情。费利克斯进入了一所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双语学校读书，但是几个月后，德国人似乎将要攻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进而切断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要离开欧洲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由于我们还是希望能去美国，因此我们去了美国领事馆，在那里排队等待配额。”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这与梅诺蒂的歌剧《领事》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要等上个七八十年才能轮到我们。”费利克斯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人不希望太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因此我们很难得到签证，等待的时间也会非常漫长”。
由于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费利克斯一家决定使用那个不太常见的巴西外交签证坐船去里约热内卢。这段横穿大西洋的里程始于1941年3月17日，共历时两周半。当时他们心里七上八下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达里约热内卢后是否会被遣送回欧洲，就像一些去巴拿马、古巴甚至美国的犹太难民的遭遇一样。但是里约热内卢敞开胸怀接纳了费利克斯一家。“当地人非常认可我们的签证，因此为我们的到来铺上了红地毯。”费利克斯说。这简直是又一个奇迹。
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再次试图弄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次等了15个月。在等待期间，费利克斯在当地一家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开始踢英式足球，并培养起了对骑马和跳桑巴舞的爱好。“我被桑巴舞迷住了，我爱上了这种音乐、这种文化和这种节奏。”社交上相当保守的费利克斯说道（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追忆在巴西那段岁月的一种方式，当时就是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些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斯坦·格兹和乔·吉尔伯图的《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1942年6月，费利克斯和家人最后终于得到了美国签证，他们坐上了从里约热内卢到迈阿密的DC…3飞机。但是出于“军事问题”或类似原因，这架飞机在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做了一个意外的停留。费利克斯回忆说：“当时我们心想，‘天哪！难道我们就要困在这里，然后被遣送回去吗？’” 最后，在特立尼达岛停留了几周后，他们坐上了另外一架去迈阿密的飞机。他们终于成功了。
费利克斯的逃亡开始于1935年的维也纳， 1942年结束于纽约。他为这次出逃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使得非暴力世界观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费利克斯往往会对事情的结局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资银行的同僚们那样喜欢出风头。“我对金钱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1942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奋力让自己先纳粹一步越过了西班牙边境。”他在1976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回忆从前那些往事时说道，“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花了整整一晚上将金币装入牙膏管里。我们家曾经非常富有，而这些金币是我们所能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到1983年《纽约客》评论他时，这条宗旨被总结成了：“这次经历教给了我财富观，这也是难民的财富观。从本质上说，对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里的东西或是能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对于欧洲那些富裕的犹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并非史无前例，而更典型的则是去纳粹集中营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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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1 大 佬（8）
1942年6月底，费利克斯来到纽约，他的继父想办法将一些资金转出法国并存入了纽约的一家银行，然后拿一部分钱购买了一套小公寓。费利克斯也争分夺秒地将自己落下的功课给补上。他转入麦氏学校就读，因为该校是曼哈顿少数几家安排暑期课程的高中。他还说服自己的母亲认同了另外一种更快地学习英语的方法（费利克斯一直有着令人艳羡的语言才能），就是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里有合唱”，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在麦氏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两年后，当他年满16岁时就从该校毕业了。他在数学、理科和网球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天赋，在麦氏学校的最后一年里还加入了大学网球队。但是一位大学顾问建议费利克斯去一个小型学院就读，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他的母亲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他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后发现，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正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提供一个项目，这样他就可以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读三年的物力和工程，然后在麻省再读两年，而且他也非常喜欢滑雪，因此他申请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并被录取。
当时他可能是米德尔伯里学院唯一的犹太学生。在大二的时候，他加入了Alpha Sigma Phi兄弟会的本地分会，而当时这个协会的全国章程规定不允许吸纳犹太人和黑人（该协会由三名耶鲁新生于1845年成立）。有一天，这个协会组织派来了一名执行委员来到当地分会，“让我们停止吸纳犹太人和黑人入会，不要做这种讨厌的事情”。费利克斯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为了缓和气氛，那个代表带了好几箱啤酒过来。费利克斯这样描述道：“这个家伙一直不停地说，‘请不要误会，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把他的啤酒递还给他，然后把他带到火车站让他滚蛋。”就这样，我们这个本地分会因为吸纳了一名犹太人成员和一名黑人成员而被踢出了协会组织。
费利克斯很努力地学习着物理，但是很快他和他最喜爱的教授本杰明·威斯勒（米德尔伯里学院物理系主任）都发现，他在这门学科上的发展潜力不大了。在建议他放弃麻省的课程的同时，威斯勒还建议他休假一学期。
因为费利克斯从1941年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因此他决定在1947年的夏天去法国看看父亲。他坐船渡过了大西洋，父亲在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把他接上了车。他父亲已经再婚，一直管理着酿酒厂，还把酒厂迁到了巴黎附近的地方。费利克斯和父亲整个夏天都待在法国南部，然后父亲让他到酿酒厂去干活。这样，费利克斯去了卡切尔酿酒厂刷啤酒桶。他迅速消瘦下去，因此可以爬到酒桶里面去刷洗。他还协助装瓶的操作。在这段时间，他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每天要干12个小时。“我浑身散发着这种臭味，”他说，“好几次有酒桶从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滚过去，而我却根本不清楚滚过去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坐地铁回住处时的情景，当时我浑身散发着啤酒味儿，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因此我很快得出结论：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我。”
费利克斯在1948年的下学期回到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物理学位，并于1949年毕业。当时他认为自己可能想去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核子实验室工作。
但是在母亲和继父的帮助下，他幸运地进入了华尔街。在这之前，他也有过一些在华尔街的经验。1945年和1946年的夏天，费利克斯在华尔街一家小型经纪公司杰克公司当收款员和股票过户员。当时他每周的酬金是20美元，有时还可以获得在第155街棒球场举行的棒球赛门票。但是对于费利克斯而言，这仅仅是一条赚零花钱的途径，与他先前在药店工作或教巴黎女演员伊迪丝·皮阿夫学英语这样的暑期工作没什么两样。当他从米德尔伯里毕业后，他的继父再次施以援手。在继父的帮助下，费利克斯获得了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工作的机会。他的母亲和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巴黎。普勒斯纳在一次外汇和金条交易中认识了安德鲁·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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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1 大 佬（9）
安德鲁·梅耶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认为，费利克斯之所以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令人眼红的工作，是因为安德鲁与费利克斯的母亲有染。“这是金钱与性的交易，”格舍尔这样评论道，“与任何时候都一样。”
发生在1906年4月18日清晨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旧金山，随后而来的是长达两天的死一般的寂静。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利福尼亚分行一位不知名的高管终于穿过废墟来到了西部联合公司的一个办事处，在那里向那些远在3 000英里外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发了一封断断续续的急电：“全部业务均遭破坏。灾难极其严重。银行均被毁损。所幸大楼天花板还完好，因此所有的记录和证券都安然无恙。朋友们没有性命之虞。我将发来进一步信息……”这封电报就这样匆匆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求援的信息接二连三地发往纽约以及位于巴黎和伦敦的两个拉扎德支行。但是对于这些求援，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其他机构却无情地保持了缄默。
4月25日，当灾难过去一周后，旧金山支行的高管向其他支行发送了一封语气极其严厉的信件：“现在情况紧急，伦敦、巴黎和纽约支行必须尽全力施以援手。”最后，纽约支行的拉扎德合伙人做出了回应，他们向旧金山电汇了50万美元，并额外提供了15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拯救兄弟公司。这些经济上的援助终于帮助旧金山支行挺过了灾难，在一位合伙人的地下室里，这家支行又开始营业。这不是拉扎德这家大银行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面临倒闭。
截至1906年大地震，拉扎德投资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58年。根据坊间的说法，该银行“出身寒微”，在1848年还只是新奥尔良的一家干货店。这个发迹史人们已经烂熟于胸，但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假。当时，拉扎德兄弟—25岁的亚历山大和18岁的西蒙—在美国寻找犹太人的避难所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与一位叔叔一起搬到了新奥尔良，而这位叔叔在当地做过生意。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兄弟俩出发去找他们的哥哥拉扎尔·拉扎德，然后他也迅速加入了他们。1848年7月12日，三兄弟成立了拉扎德商号。
这三位犹太兄弟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弗罗恩伯格移民到美国。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为了追求政治自由，大约在1792年从布拉格一路跋山涉水，最后穿过德国来到法国。当时法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要比周边国家开明：法国共有4万犹太人，其中的2。5万人分布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巴黎的犹太人只有500名）。亚伯拉罕成了一名农夫，他的儿子伊莱出生在弗罗恩伯格。1820年，伊莱娶了伊斯特·阿农。阿农是一名银行家的女儿，她为夫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伊莱和阿农生下了7个孩子，有5个是男孩，其中包括了日后拉扎德公司的创始人拉扎尔、亚历山大和西蒙。伊莱·拉扎德死后，伊斯特改嫁莫以兹·卡恩，他们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朱莉·卡恩，她后来嫁给了亚历山大·韦尔—拉扎德兄弟的堂兄、米歇尔·戴维－韦尔的曾祖父。
当革命席卷法国并向欧洲其他地区蔓延的时候，拉扎德兄弟位于新奥尔良的拉扎德商号遭受了重创。
不幸的是，在新奥尔良地区大型灾难就如家常便饭。1788年和1794年，大火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当1849年火灾再次袭击这座城市时，拉扎德兄弟的店面被烧毁了，当时这家合伙公司才刚成立一年。不过，拉扎德兄弟抢救出了大部分存货。为了预防起见，三兄弟将业务转移到了旧金山，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出售进口商品的新店铺。他们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共耗费了好几个月，其间拉扎尔和西蒙还差点死于营养不良。他们最后终于抵达了旧金山。这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多或少感到失望，因为这里的土地、房屋以及食品的价格都在直线上涨，人口也在急剧膨胀。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可以向那些新来的人提供服务并借此赚钱。1848年，当人们在内华达山脉发现金矿的时候，大量的矿工和投机分子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到旧金山。拉扎德兄弟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意（现在他们的第四个兄弟伊莱—随他们父亲的名字—加入了进来）越做越大，成为了太平洋海岸线上首屈一指的干货批发商，而且他们在黄金出口生意方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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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1 大 佬（10）
1855年，由于“生意太好了”，拉扎德兄弟让他们22岁的表弟亚历山大·韦尔从法国过来帮忙。韦尔当上了公司记账员。“后来，业务开始涉及到金融交易，一开始是与零售顾客进行金融交易，后来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其他客户进行交易。” 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98年出版的限量版公司传记（仅印刷了750本）中对公司150年的历史这样记录道：“大多数交易是包括黄金出售以及分别用黄金和白银支持的在美元等货币之间的套利。在韦尔的推动下，公司在金融领域越走越远。”
因为法国人是拉扎德商号主要的交易伙伴，所以在1858年7月20日前后，生意日渐兴隆的拉扎德商号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当巴黎的办事处成立后，拉扎德兄弟回到了法国。亚历山大·韦尔继续待在旧金山管理美国业务。12年后，普法战争（1870~1871年）爆发，法国政府截断了本土企业所有的外债偿付。为了能继续进出口金条，这个家族在伦敦开设了第三家办事处。伦敦办事处是巴黎办事处的分支，它可以替拉扎德商号支付到期的债项。在其他金融公司都拖欠债务的情况下，替拉扎德商号偿债的伦敦办事处为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拉扎德商号的表现非常优秀，因此到了1874年，一篇专门介绍旧金山百万富翁新贵的文章也把拉扎德商号纳入了其中。
1876年，拉扎德商号的合伙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商号的干货存货全部拍卖，并且将业务集中于银行业。1876年7月27日，拉扎德四兄弟、亚历山大·韦尔以及拉扎德兄弟同母异父的兄弟戴维·卡恩一起签订了一个14年期的合伙协议，由此创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该银行主要包括巴黎支行（巴黎办事处）和旧金山拉扎德－弗瑞斯银行，伦敦支行（伦敦办事处）仍然是巴黎支行的一个分支。
1880年，亚历山大·韦尔离开旧金山前往纽约，他此行的目的是创立一家向欧洲输出黄金的领头机构，为此他将用4年的时间在纽约开创业务。188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成为了苏特罗隧道公司的司库，该公司是一家加利福尼亚金矿企业，它控制着卡门斯托克矿脉、布伦斯韦克矿脉以及一条通往戴维森山的隧道。自此以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大幅提高了向欧洲输出的黄金量。以1884年3月为例，拉扎德投资银行输出黄金的价值高达50万美元，其中包括金条以及双鹰币。只有基德皮博迪这家一度备受尊崇的老式投资银行的黄金输出量可以与拉扎德投资银行一较高下。
1888年8月30日，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时拉扎德投资银行有7位合伙人。虽然当时有一些非拉扎德家族的成员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银行，但是银行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拉扎德家族手里。
拉扎德投资银行位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三家支行在稳步扩张，并保持着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它们的主要业绩源自成功的外汇兑换和外汇交易。在20世纪初，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均建立了当地机构，这在诸多银行中是独一无二的。除了正忙于在欧洲大陆和英格兰跑马圈地的实力强大的J·P·摩根外，其他羽翼未丰的银行合伙机构在国外都没有什么实力。不过，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连全能的J·P·摩根也无法比肩的优势：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建立了支行。“拉扎德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引领全世界。”米歇尔在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祝会上这样说道。
拉扎德投资银行本土化的主要方式与长子继承类似，母公司将子公司列入合伙人的位置。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各家机构都采取了这种形式，而且在这样的法国家族中，还存在着包办婚姻和内部联姻的传统。“这个家族强大起来的根源就是家族内部表亲的结合。”已故的作家阿诺德·卡范琼这样评价道，“韦尔、拉扎德、卡恩和阿农都娶了他们的表妹，这样就可以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策略可以聚集财富并增长财富。到西蒙·拉扎德过世时，他的儿子安德鲁和侄子米歇尔“均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学习银行业务”。亚历山大·韦尔将自己出生于旧金山然后在巴黎接受教育的儿子戴维·韦尔带进了公司，戴维在1900年成为了公司合伙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戴维－韦尔正式将家族的姓氏改为戴维·韦尔—这样他的全名就成了戴维·戴维－韦尔，此举成功地奠定了他们家族在法国贵族社会中的地位。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法国社会，一个移民的犹太家族能走到这一步已然不易。皮埃尔·戴维－韦尔追随父亲的脚步坐上了拉扎德高级合伙人的位置。后来米歇尔·戴维－韦尔也从皮埃尔那里适时继承了该位置。
◇欢◇迎访◇问◇。◇
第11节：1 大 佬（11）
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一直处于混乱而低效的状态。它名义上是一家银行，但实质上只是英格兰银行辖下的一个“账单机构”。所有巴黎支行的合伙人也都是伦敦支行的合伙人。伦敦支行也会吸收存款，但大部分存款都来自罗斯柴尔德和巴林银行等的国外机构。到了1905年，拉扎德兄弟希望银行的业务能向商业类和公司类业务扩展，而不仅仅是其他银行的银行。为了这个目标，亚历山大·韦尔在过世前一年开始寻找一位声誉良好的英国人，他将把这位英国人引进公司。最后他找到了罗伯特·金德斯利，让他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这是一位非常成功并且相当知名的股票经纪人。在1905年进入拉扎德后，金德斯利迅速将公司推上了顶峰。他是第一位专注公司咨询业务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他不仅关注外汇和商业贷款方面的咨询业务，还关注当时毫不起眼的并购业务。
金德斯利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注入了迫切需求的新鲜血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伦敦支行的声誉如日中天，被列为英格兰的承兑机构，而且还成为了承兑机构委员会成员。只有17家金融机构享有如此高的荣誉，这也充分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金德斯利与英国国际化金融家和实业家威特曼·皮尔逊不仅仅是业务上的交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一天，金德斯利将皮尔逊介绍给了戴维·韦尔，然后皮尔逊就跟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做了一笔小额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银行对外资在英国银行体系所占的比例做了严格的规定，因此，皮尔逊（现在是考德雷男爵）将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增加到了50％，该支行的另外一半股份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皮尔逊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在日后影响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全部的三家支行，而且在90年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大股东。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的父亲查尔斯在黄金潮时从伦敦移民到了旧金山，然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位来自家族外的合伙人。就如同命里注定一样，弗兰克从耶鲁毕业以后加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1916年7月1日，弗兰克的父亲过世，他在同一天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除了亚历山大·韦尔和一些拉扎德家族的成员外，合伙人位置的继承与公司所有权份额的继承完全是两码事。
即使在当时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位置也能带来巨额财富，因此不管他们是否持有银行的股份，拉扎德的合伙人都能跻身所在国度最富裕的阶层。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在进入拉扎德后也变得极为有钱。他活到了94岁，在一生中为心爱的母校耶鲁大学捐款达数千万美元之巨。1913年，阿尔兹切尔娶了雷曼兄弟公司的海伦·雷曼·古德哈特，这进一步巩固了犹太人在纽约金融界的上层地位。阿尔兹切尔的妹妹嫁给了赫伯特·雷曼，他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前合伙人，后来成为了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
阿尔兹切尔在1917年10月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后，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拉扎德这个法国家族要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或纽约支行。这个羽翼未丰的银行面临着又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1918年10月，阿尔兹切尔去巴黎待了两周（这也属于他为美军所服的部分战时兵役），在那里，他与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后，阿尔兹切尔高兴地向纽约支行的高级合伙人乔治·布卢门撒尔写了一封长约三页的书信，他在信里说法国合伙人们现在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三家支行的前景更为看好了，“他们非常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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