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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别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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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遭罪，家长也很担心。上了中学之后，离家就更远了，因为不是每个乡都有中学，因此他们只得住校，半个月回家一次，交通不便的，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学校的伙食很差，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样饭菜，所以害得多数孩子患有胃病。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的还好，若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读书和不读书就显不出什么差别，所以家长让孩子读中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就是考上大学的孩子，家里也不一定能供得起，孩子到了城里，更是得在物质上、精神上继续承受痛苦，所以家长让孩子上大学的兴致也不是很高。如此总结下来，辍学外出打工赚钱，几乎是他们唯一可选的路。
局长说他只说大实话。他对在村子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短时间内没有什么信心。但他决心保证让每一个适学儿童都能入学，能至少读完小学。正因为如此，他对唐戈捐建10所小学的善举，格外地欢迎。
唐戈家所在的靠山屯是附近最大的村落，有将近100户人家。80年代盖起的砖瓦房已经显得破旧了，但还不算过时。有一所小学校设在这个村子的正中央，校舍是以前的大队部，曾翻修过，倒也宽敞明亮，就是里面过于破旧。校舍原是土木结构，房梁和立柱已被岁月熏染打磨得油黑发亮，上面刻痕累累；檩子和椽子大多被压弯了腰，从落到地上的白点点看，上面的木结构已被虫蛀得比较厉害了。至于窗框，更是七扭八歪，一看就知是座危房。学校的院子比较大，当年开大会、放露天电影都用它。院子没有铺砖或打水泥，夯过的泥土表面已经坑坑洼洼，不再平整，孩子打闹时经常有人崴脚脖子。就是这么个地方，硬被隔出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供周围3个自然村的200多个孩子在这里读书。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教室两个年级，一边上课，另一边就得自习。
股海别梦 唐戈病逝（11）
唐戈最小的一个侄子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他妈妈为了让小儿子也能像他叔叔一样，远远地飞出这个小山村，飞到大城市去，给他起名叫唐学戈。小学戈没有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外边受罪。
扒掉大队部，在原址上重建希望小学的方案没有获得通过。村民们想保住这座修了几次的“老建筑”。那是当年所拥有的集体凝聚力的唯一象征和遗迹了。大伙儿在村东头给新学校选了一块更“眼量”的地儿。
再说唐戈的哥哥。到底是一个妈生的，他从李思恩、冯雪那里得知消息后，第二天就抛下农活，起身去了昆明。唐戈给他汇的钱他一分未动，也没有和他的家人提起过。去云南省医院之前，他把钱取出了一部分带上，以备应急。后期唐戈染上毒瘾之后，他寄给哥哥的钱都被他哥陆陆续续取出来，用于给他买毒品止疼了。
哥哥到医院找见唐戈后，兄弟二人相拥而泣。
唐戈此时身体已经非常瘦弱。无休止的病痛和毒瘾的间歇发作，轮番折磨着他，使他苦不堪言，吗啡的剂量也在因此而加大。
哥哥到后的第三天，景开公司以有亲人服侍为由，召回了派去护理唐戈的员工。又过了几天，医院要求续交住院费，但景开公司却拒绝为唐戈继续支付治疗费用。唐戈直接打电话向公司财务讨要，现任财务部经理只好坦诚相告：“公司连信息发布费都支付不起了，实在没钱再给您支付医药费，只能请您自己先行垫付，以后再找机会报销。”
唉！这又能怪谁呢？
躺在床上，睡不着而又感觉不太疼的时候，唐戈会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像放电影似的在眼前一幕幕地过：上学读书时的得意和一帆风顺；出国不成时的无奈和忧伤；刚参加工作时的雄心与理想；企业运作中的风险与疯狂；公司上市后的挥霍与挫折……
自己想爱的爱过了，想享受的享受到了，所能做的都已经尽力了，想来应该是知足了。至于天命难违，大限早到，一些该做而来不及做的事，特别是一些补偿别人报答社会的事没来得及做，只能归于遗憾了。天地尚有残缺，人哪能没有遗憾呢。
唐戈本科学的是哲学，所以有一大堆中外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装在他脑子里，诸如老子，孔子，康德，边沁，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辩论和打架，有时让他无所适从。
现在，小个子康德在他半醒半睡的时候走出来，开始对他说话了：
“你虽然顶着头上的星空，须接受自然法则的宣判，不得不走向死亡；但你是个有理性的人，依心中的道德律说话，按理性的法则行动，一切皆出自自身内在的必然性，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你又是自由的。”听了康德的话，唐戈感觉舒服多了。
这时，孔子驼着背走了过来。唐戈看了他一眼，不由得皱了皱眉。他不太喜欢这老头。不是反感，是不喜欢，就像有时不喜欢自己一样。他一会儿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不知命不以为君子；一会儿又说不怨天不尤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之，他始终是在容忍和调和矛盾，和稀泥，有点虚伪。唐戈睁了睁眼，把老头赶跑了。
叔本华来了，还是他痛快淋漓：既然欲望是天命强加于人的，而人奔波劳碌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意义，生活如同梦境，那么，敌视和挑战自然，甚至以自杀相对抗，就是一种勇敢的选择。唐戈记得，王国维就曾用实际行动，在昆明湖旁，如此痛快地选择了一次。
不过他唐戈的意志要比羸弱多病的王国维坚强，所以目前还没有选择自杀的打算。
正当唐戈在思想的王国里漫步的时候，医院财务人员走过来，又找他催要住院费了。真是扫兴。
无奈，他只好重新回到活人的世界中来。
这时，一旁的小护士发现，唐戈脸上的笑容（其实是皱纹）马上堆起，身子赶忙侧过来，毕恭毕敬地向要账者赔着小心，跟人家轻声细语地应付着，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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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别梦 唐戈病逝（12）
等把财务部的人对付走之后，小护士开始揶揄他。唐戈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瞪着突出得像蛤蟆一样的眼睛，不理睬小护士，而是自顾自地在那儿念经：“大智若愚，大雅若俗，大洋若土，大富若贫，大贵若卑。都是境界啊！”说完，眼泪已然流下。
说大洋大雅，唐戈那是在恭维自己；但说到大富，他却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他生性好赌，又出手大方，进的多流出的更多，所以才没有真的大富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唐戈不断地打电话，似乎是在化缘。
果然，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每天都有人来给他送钱，而且来者无一例外，全是美女。她们不但带来了钱、鲜花和水果，同时还带来了泪水。
唐戈后期的治疗，有一多半费用是靠以前女友的资助支撑的。
一天查完房，回到科里，小护士问男医生：“唐戈都这样了，怎么还有心谈情说爱啊？”
医生回答：“男人都这样。宁做花下鬼，到死也风流。”
“你说那些女孩还喜欢他什么呢？”
“人间自有真情在！”
“嘁！”小护士对这种回答嗤之以鼻。但转过身，又皱着眉头问：“你说这时间安排的，怎么那么巧？那些女孩怎么就没相互撞上过呢？”
四
1996年9月，周末，李思恩和冯雪相约来看唐戈。
见了面，李、冯二人都被唐戈的状态吓了一跳。才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变得没有人形了。
唐戈已经从单人病房搬了出来，被安排在一个6人大病房的角落里。他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只穿了件内裤，横着一条浴巾遮着下身，四肢细瘦，肚子突出，脸色蜡黄。他哥哥把他扶起来，半躺半靠在床上。他眼睛看着李思恩和冯雪，尽量装出一副笑脸，使本来就扭曲的脸变得更加难看：“你们看我还像个总经理吧？”李、冯二人咧了咧嘴，笑不出来，倒是想哭。他们怎么都无法将眼前的这个人同那个走路带风、朝气蓬勃的唐戈联系起来。
哥哥把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了冯雪，自己则站在一旁，李思恩坐在床边，面对着唐戈。他们俩把筹建希望小学的进展情况，简单地向唐戈作了介绍，并征求他的意见。唐戈很满意，在捐建的首所希望小学——他家乡靠山屯的“唐戈希望小学”出资协议上签了字，并希望能尽快动工。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唐戈睡下之后，3个人一起来到楼下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晚饭。
席间，唐戈的哥哥不住地唉声叹气：“检察院、公安局的人三天两头来找他，调查核实情况，他总是龇牙咧嘴地坚持着，没有拒绝过一次，每次审问完，他都得好几天才能缓过来。我看这样下去，才死得快。”
冯雪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把他转院转到北京去！反正咱是自费，也不用征得单位同意。到了北京，我离得近，可以多照顾他一些。”
李思恩表示赞同：“他这样的病人，量医院也不会卡着不放。但以他现在的身份，转院前恐怕还是得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免得以后麻烦。”
唐戈的哥哥也赞成转院。李思恩还提议，冯雪主要负责照顾唐戈，希望小学的事则主要由他自己来跑。转院到北京后，唐戈的哥哥可以先回家，一是把田里的活先干一干，二是就近可以帮他督促希望小学的工程进展。既然唐戈参加不了捐赠仪式，那么仪式也就免了。为了能让他尽早看到有关录像或照片，校舍的建设恐怕得走超常规路线。
“还有，”李思恩接着说，“唐戈以后需要钱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希望小学最好还是一个一个地建，不要一下子都铺开，把钱都投进去，免得唐戈自己真需要钱的时候，反悔都来不及。”唐戈的哥哥和冯雪都点头赞同。“那就第一所小学建完之后先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别的。”李思恩看着唐戈的哥哥：“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
“好！”他当然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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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别梦 唐戈病逝（13）
199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李思恩又来到了靠山屯“唐戈希望小学”的建筑工地。他要再拍些照片，录些像，拿给唐戈看。工地坐落在村东的半山腰上，三通一平已经完工。工人们还在抓紧施工，校舍的地基已经出了地面，上面砌砖的活儿就快了。
校园宽阔的操场上，用椽子临时架起来的“校门”和“校门”上的彩色条幅迎风摇曳着。在“校门”的前面，山脚下，是养育过唐戈15年的村落；“校门”的后面，是未来的新校园。操场显得非常地平整、空旷，站在这里，能望出很远很远。奠基石依然孤零零地立在校舍的地基旁，夕阳下，就像是一座墓碑。
两个月后，1997年的元旦刚过，唐戈在北京去世。
咽气前后，火化过程，李思恩和冯雪都一直守在身边，接呼吸机的氧气面罩就是冯雪帮护士摘下来的。管子拔掉之后，唐戈只无力地扭动了几下就安息了。穿衣前，冯雪为唐戈彻底擦洗了身体，李思恩在一旁帮她。他见唐戈的阳具又长又大，水灵灵的，与干瘪的大腿很不协调。
几乎同届同专业、同届不同专业在京的所有研究生同学，唐戈的导师，都参加了唐戈的遗体告别仪式。望着学生、同学如核桃纹般苍老、消瘦的遗容，在场的师生没有一个不流泪的。李思恩拥抱着唐戈的哥哥，放声痛哭。告别厅外，狂风大作，漫天昏黄，厅外排队吊唁的人被刮得站不住脚，那情景，真如《叹万事空歌》所言：“生也空来死也空，生死如同一梦中；生如百花逢春好，死如黄叶落秋风。”
依照唐戈太太信上所提的愿望，火化前，李思恩把她寄自美国的一张原版美国地图，和一页写着“我和你在一起”并署了她名字的白纸，放在了唐戈胸前，一并推进了火化炉。
唐戈是当年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总裁，学历最高的总裁，股民中影响最大的总裁，也是争议最多的总裁。但是今天，10年之后，还能够记起他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在资本市场中，像唐戈这样的匆匆过客还有很多，他们或被大家宠过，或被大家恨过。然而喧嚣之后，都终归于沉寂。不过庆幸的是，人们越来越短的记忆周期，并没有阻碍后来者的前赴后继。
股市涨落依旧。唐戈的同学亲友及所有他认识的人、认识他的人，依旧为工作为生活而忙碌着。社会在追求和奋斗中进步，没人能让它因伤感而慢下来。
一周后，冯雪到营业部来找李思恩，说是要在这里把唐戈账户上留下的股票都抛了，好替他还债。李思恩交代部下给她开了绿灯。
自那之后，李思恩再也没有见到过冯雪。她单位的人说她早就辞职离开了。
股海别梦 罗青松自杀（1）
在1996年的大行情中，首诚证券大大地赚了一笔。各分支机构在总公司核定的额度内，以差错处理账户和B字头账户为阵地，以纷纷成立的投资理财中心为核心，各自为战，斩获颇丰。谁的胆子大一点，谁多占用些客户保证金或者多截留些上一年的利润，操作技术再高明一些，谁就赚得更多。大家打出的口号是：一年养五年。就是说，接下来即便连着五年是大熊市，咱都不怕。
但是进入1997年下半年后，傻瓜行情结束了，并不是买哪只股票都赚钱了，于是有些地区的总部开始出现收益回吐现象，账面上的浮盈开始减少，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各分支机构都是非独立法人，没有自营权，其证券投资收入不合法，所以庞大的一块资产只能游离在账外，不敢入账，这就为职务犯罪和内部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针对上述两类现象，公司却感到束手无策，既缺少合法公开的手段对账外收益回吐实施监控，又没有底气大张旗鼓地阻止瓜分非法收益的犯罪行为发生。当有人明目张胆地瓜分浮财、攫为己有时，公司竟不敢报案。
江西总部和武汉总部的老总就曾擅自做主——其实也没人说他们不能做这个主——将数千万的账外资金放高利贷。放款协议中相当于同期债券利息的部分归公，补充协议里约束的高出的部分，——这部分自然是大头——则私下里归入老总个人的腰包。其结果是，数千万元血本无归。据后来调查，有的是真的被骗，有的则是双方故意做好了扣，等于是私分了公司资产。如此致富，真是“暴”破人眼。
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就不得了，好事（赚钱了）就会变成坏事（进班房）。“富族易出败家子”，此话放到企业里也是一样的正确，艰难创业时没有这些烦恼。所以必须得尽早想办法，防范诸位“元勋”沦落为阶段性的牺牲品，好日子还长着呢。
总公司在密谋之后，想出的办法是：以公司财务部5名经理级以上员工的名义，在上海浦东新区秘密注册一家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亿元人民币。之后，将各分支机构的账外资金和小金库资金，统统上划至该公司，由总公司派人统一操作，收益按各自上划资金所占比例，以奖金的形式返还分支机构，争取每年“分红”两次。另外，首诚证券的两家大股东都是拥有高科技概念的上市公司，所以投资公司向这两家公司投资，不会受对外投资额占资本金比例上限的约束。通过与上述两家股东的联手炒作，双方都会在这两只股票价格的上涨中获得巨大利益。然后，投资公司以净资产之上溢价100％的高价，——这样对方董事会就会无法拒绝诱惑——回购两家公司所持有的首诚证券的股权，并将其交由投资公司的上述5位员工股东代为持有。随着投资公司实力的不断壮大，所收购过来的首诚证券的股权比例将会越来越高，最后直至控股本公司，使首诚证券牢牢地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上述股份的最终所有权将落实到全体正式员工，具体如何按级别、贡献、工龄分配，方案随后再定，但原则是，公司高管人员占比必须居于绝对优势，以保证切实做到内部人控制；不能革命成功了，自己的饭碗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不管这“别人”是政府还是社会法人，抑或是公司普通员工。
为了掌控好这一证券公司未来的生命线，必须精心配备投资公司的领导班子。董事长，由首诚证券董事长亲自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分别由总公司主管自营、理财业务的副总梅海生和总助黎萼出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为全职，须悉数交出他们在证券公司这边的全部工作，但原级别待遇不变，他们的薪酬及绩效考核仍由总公司掌握。这两个人年轻，敢想敢干，但却都爱冲动，因此需要有一位稳重的长者同行。董事长听说，梅海生和黎萼两人私交很好，因此；为了避嫌，更需要有一个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参与到投资公司的运营班子之中。于是，公司决定，委派总会计师罗青松出任投资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掌管财务与资金调动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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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别梦 罗青松自杀（2）
总经济师、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这三师，在公司里的级别都相当于总裁助理。他们开大会时也会坐在主席台上，但却没有发言权。高兴时，他们的头可以扭向正在训话的主管领导，做洗耳恭听状；不高兴时则可以闭目养神，无表无态。多数情况下，他们类似于咨议、帮闲的角色，私下里提提建议，写个可研报告什么的。后来引进了首席运营官、首席信息官和首席财务官的新概念，这些个强势角色在功能上替代和超越了前者，人们也就逐渐把从前的土三师给忘到脑后去了。
罗青松1997年时45岁，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然而中国不同于欧美，这里的证券从业人员和证券市场一样年轻，见不到白头发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因此45岁的罗青松已经退居到了二线的边缘。这一次等于是重新起用，重返一线，梅开二度，因此他难免不情绪激动，豪情满怀，摩拳擦掌，意欲大干一番。
由于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投资公司的搭建、注册特别是之后的业务运作，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中进行，于是对外界乃至公司核心层以外的人而言，这家投资公司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然而越是神秘，就越是引人关注；越是隐秘，就越容易隐藏罪恶。终于，它因罗青松的自杀而大白于天下。
罗青松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毕业于财政部部属财经院校，财会科班出身。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冶金行业的一家大企业集团工作，在那里历任基层企业的主管会计、会计科科长，集团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总会计师。离开该集团后，他又应聘到了首诚证券公司工作，还是负责财务那一摊。
上大学之前，罗青松种过地，放过马，当过赤脚医生，就是没有算过账。他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年的记工分，记账本，打算盘，他当时看着就觉得闹得慌。但造物主作弄人，他没写会计专业，甚至都没填财经类院校的志愿，却还是被会计选中了。他讨厌会计，主要地还是因为他讨厌父亲的性格。他父亲沉默寡言，人老实得连罗青松的同学都敢欺负他。在家里，他更是受尽了罗青松母亲的气，经常当着罗青松的面被老婆打。所以罗青松一直认为，会计就是他父亲那样的窝囊形象；男人不能当会计，当了会计就会变得连女人都不如。当然，他也不喜欢他母亲那样的女人。
他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在县中医培训班里认识了他现在的爱人。他爱人所在的村子，与他们家相隔50多里路，所以在此之前，两人从未见过面。他爱人姓郝，比他大3岁，在培训班里同学们都叫她郝姐。郝姐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因此被任命为班长兼支书。相比之下，罗青松则腼腆，不出头，一说话脸就红，在班长找他谈话之前，他甚至都记不清她的确切模样。他们俩能谈上恋爱，所有的人都惊奇。等到罗青松考上了大学，人们就更惊奇了。那附近的十里八乡，他罗青松这个老蔫是第一个凭考上大学的。郝姐的亲戚、姐妹更多的是羡慕郝姐，羡慕她命好，有眼力；从今往后，她可以离开“农”字，跟着罗青松享一辈子清福了。
其实幸不幸福，那是一种感受，只有当事者自己知道。要说不愁吃不愁穿，那倒是真的，但要说郝姐幸福，她可是要扇自己嘴巴了，因为你那是在骂她。
首先说孩子。孩子是两个人未来的希望。有人说父母不应该把自己没有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郝姐就反对这种论调，为什么父母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有这个权利。一个人在世间走一遭，风云际会，难免有各种遗憾，又不能重新来过，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孩子。人类就是在这样的动力下繁衍和进步的。而且，也并不是只有穷人、落魄的人才对孩子寄予厚望，那些富人或者成功人士更是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所寄的期望更高，推进去的钱更多。但是可惜啊，郝姐她没有孩子，所以也就没有了希望。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不到一岁就得脑炎死了。之后，她开始不断地流产，汤药喝了有上百公斤仍不见好，最后身体也搞垮了。渐渐地，罗青松和郝姐两人谁也不再提孩子的事了。但郝姐却无法释怀，总觉得自己亏欠罗青松的，每每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她的眼圈就会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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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别梦 罗青松自杀（3）
其次是工作。罗青松毕业分到工厂，她也从老家出来，跟他坐上小火车，去了那个很难叫出名字的地方。他们俩走出日伪时期修的三级小站，乘坐厂里派来接站的吉普车，又跑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才算到地方。工厂和家属区离得不远，厂区在山脚下，家属区在半山腰，中间只有一条水泥路相连。工厂的居住条件还算可以，周围有山有水，和她家乡差不多，而且是她平生第一次住楼房。但是工作上，郝姐却觉得不很如意。一开始，郝姐就被安排在半山腰的厂医院里当护士。作为赤脚医生，按理说这样的安排没有错，甚至已经算是照顾了，护士的工作又不怎么累，所以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医院里的护士太少，郝姐总得加夜班，这很让她烦心。白天郝姐回到家，忙完家务想睡一觉，厂区的机器的轰鸣声却让她无法入睡，使得她神经衰弱的毛病日益严重，身体和情绪都变得很坏，特别是女儿死了之后，她明显地变得有些发呆。随罗青松一起调到集团公司工作以后，环境条件虽然好了很多，但她仍然在医院里当护士，所以夜班还是逃不掉。这护士的工作真的让她苦不堪言。苦也得忍啊，因为除此之外，她再也不会做别的。
再说夫妻感情。其实到工厂不久，她和罗青松就事实上分居了。你想啊，罗青松白天上班，她晚上上班，两人压根就没有时间在一起。一年内在一起的很少时间里，不是她不行就是他不想，所以夫妻关系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了夫妻的名分。对此郝姐十分内疚。罗青松生得虎背熊腰，生理健康，都是因为自己不争气，才使得人家落入如此无性无后的惨境。她明白，虽然罗青松嘴上从未说过什么，但他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地恨她这个做老婆的。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在外边有一个，她非但不会哭闹，反而会去登门拜谢那个第三者。
可以这么说，在罗青松到首诚证券工作之前，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如一潭死水，但毕竟还是平静的，郝姐小心谨慎地侍候着罗青松，罗青松则除了加班出差之外，像上下班一样，例行公事地回家吃饭、睡觉，俩人相安无事。但是自打从冶金集团所在的小城市搬进了大上海，自从同资本市场打起交道之后，罗青松的脾气就开始和收入一样，直线看涨。与他父亲截然相反，他不但不惧领导，而且还在家里打老婆。
长期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使罗青松养成了严谨认真的习惯。在没有改制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里，人财物的管理自成体系，制度约束相当严格，很少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但是到了首诚证券，他发现一切都没有了章法，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一把手的话就是圣旨，往好听了说，是“道不同者不与谋”、“不服就下船”，——这也是公司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常挂在嘴边的话；往不好听了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经常有员工干脆就被“抛下船”的，说被辞退就被辞退，人人都感到整天像走在薄冰上一样。没有任何横向的或自下而上的力量可以制衡一把手，想告状都没地方告去。一次，他去一家建筑公司追陈年旧债，对方被他逼急了，把他们首诚证券与建筑公司签的秘密协议拿出来，上面的违法违规和“丧权辱国”条款让他目瞪口呆。如果主办人不是拿了巨额回扣，是决不会签下这等混账协议的，而签字人竟然就是公司的现任总裁！回到公司之后，他手持秘密协议的复印件，直接闯进总裁的办公室当面质问，还拍了桌子。不一会儿，总裁办公室外面的人就听到里面茶几被掀翻的声音，但谁都没敢进去。
自那以后，罗青松走路就不像以前那么带劲了。
但是，罗青松的业务水平是一流的，为人是正派的，话虽不多，但句句在理，且对事不对人，所以在公司上下口碑甚好。辞退这样的人比较难，因为找不出可以拿得出的理由，弄不好还会犯众怒。但胆敢挑战总裁权威的人又是必须要处理的。于是他就被挂起来了。
靠边站之后的罗青松，在单位虽然表面上依然如故，但实际上是把气都憋在了心里。回到家之后，他开始发泄了，发泄的对象就是他老婆，因为家里只有他老婆。他让郝姐赤身裸体地跪在地板上，然后用皮带抽打她。开始时实在受不了郝姐还喊叫几声，后来她怕住在一栋楼的罗青松的同事们听见，对他影响不好，就咬住嘴唇忍着。嘴唇因此经常被她自己咬烂。罗青松打累了，就去厨房做饭。他不吃老婆做的饭，她做的饭不如他自己做的好吃。菜炒好了，自己在餐桌上边吃边喝，老婆则依旧在一旁跪着。等他喝醉了，倒在床上睡着了，她才敢站起来，收拾桌子，吃点剩饭剩菜，或者什么都吃不下，直接就去上夜班了。
股海别梦 罗青松自杀（4）
后来，罗青松往家里领过女人。这时候郝姐就知趣地睡到佣人房去，或者在单位争着帮同事加夜班，干脆不回家，给罗青松提供方便。等到罗青松调到投资公司之后，郝姐的处境才算好起来，这一来是因为罗青松的心情变好了，不再拿郝姐撒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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