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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责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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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ter Crocker）、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简·埃利亚松（Jan Eliasson）、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杰里米·格林斯托克（Jeremy Greenstock）、莉玛·哈拉夫（Rima Hunaidi）、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沃尔夫冈·伊申格尔（Wolfgang Ischinger）、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Ivanov）、吴建民（Wu Jianmin）、基肖尔·马赫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拉利特·曼辛格（Lalit Mansingh）、文森特·马法伊（Vincent Maphai）、阿瑶·奥贝（Ayo Obe）、绪方贞子（Sadako Ogata）、保罗·马丁（Paul Martin）、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萨利姆·萨利姆（Salim Salim）、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亚伯拉罕·索法尔（Abraham Sofaer）、哈维尔·索拉纳（J*ier Solana）、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蒂莫西·沃思（Timothy Wirth）、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他们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我们的项目做出了贡献。我们向他们致谢。
我们特别感谢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和哈维尔·索拉纳（J*ier Solana），感谢他们对项目的指导，也感谢他们在处理重振全球治理的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毅力和旺盛精神。
一些组织和个人为“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方面的资助。他们是这一项目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支持使得我们能够完成这一项目。这些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约翰·D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联合国基金会（UN foundation）。项目的全球咨询工作还得到以下机构在资金和物资方面的资助，他们是贝特尔斯曼基金会（Bertel*ann Stiftung）、迪奇雷基金会（Ditchley Foundation）、芬兰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Finland）、挪威皇家外交部（Roy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Norway）、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此外，项目还得到一些个人捐赠者的资助。我们向他们致谢。
除上述咨询委员会成员外，还有许多重要人士参加了项目的诸多研讨会以及其他共同活动，其中包括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弗朗西斯·登（Francis Deng）、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her）、查克·哈格林（Chuck Hagel）、潘基文（Ban Ki…moon） 、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所有参与并提出批评和建议的人士，再次感谢各位的理解和宽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权力和责任》 致谢（2）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借鉴了一些个案研究的成果，这些个案研究都是由在某地区或某领域处于重要地位的专家所做，他们评估了国际机制在极其棘手的案例中的实施情况。这些专家包括乔恩·B。奥尔特曼（Jon B。 Alterman）、沙迦·巴哈（Sarjoh Bah）、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罗伯特·卡林（Robert Carlin）、亚历克斯·埃文斯（Alex Evans）、安·弗洛里妮（Ann Florini）、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彼得·M。刘易斯（Peter M。 Lewis）、哈立德·穆斯塔法·迈达尼（Khalid Mustafa Medani）、乔治·佩尔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史蒂文·皮弗（Steven Pifer）、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帕维尔·波*戈（P*el Podvig）、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埃里克·罗桑德（Eric Rosand）、巴尼特·R。鲁宾（Barnett R。 Rubin）、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亚当·汤森（Adam Townsend）、克里斯蒂娜·温（Christine Wing）。这些专家的个案研究为本书的政策建议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基础。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或前政府官员也为此项目议程做出了贡献。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捷克、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南非、西班牙和英国的外交部官员，其中包括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司长、政策规划人员、国家安全顾问、大使或使团副团长。我们感谢众多外交使团，特别是驻华盛顿和纽约的外交使团，他们为我们的咨询工作组织了讨论会、午餐会或正式宴会。在美国，我们收到了来自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部门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我们向他们致谢。
我们感谢审读书稿的各位专家。其中一些专家通读了全书，一些审读了个别章节。他们不仅纠正了书稿中确实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大量的专业意见，为书中的一些政策建议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些专家包括肯·伯纳德（Ken Bernard）、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科林·布拉德福德（Colin Bradford）、塔如恩·恰布拉（Tarun Chhabra）、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琳恩·伊登（Lynn Eden）、乔纳森·埃尔金德（Jonathan Elkind）、安·弗洛里妮（Ann Florini）、谢泼德·福曼（Shepard Forman）、吉姆·戈德盖尔（Jim Goldgeier）、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约翰尼斯·林（Johannes Linn）、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莱克斯·瑞费尔（Lex Rieffel）、彼得·A。辛格（Peter A。 Singer）、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阿贝·索法尔（Abe Sofaer）、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阿基利斯·扎卢阿（Achilles Zaluar）。
我们感谢迪克与费丝·莫宁斯塔（Dick and Faith Morningstar）将自己的房子提供出来，供写作人员集体深入思考探讨使用。
项目同美国及其他地区的诸多机构展开合作、进行对话，并共同组织研讨活动，我们从中受益匪浅。这些机构包括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萨尔兹堡全球研讨会（Salzburg Global Seminar）、芬兰国际事务研究中心（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丹麦国际事务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清华大学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印度）（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India）、美国－*世界论坛（多哈）（）、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stralia）、国防咨询委员会（印度）（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Board India）、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印度）（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ndia）、公共政策研究研究所（英国）（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布鲁金斯学会的美国、欧洲和萨本中心（Center on the ）、冲突预防项目和全球治理项目（Conflict Prevention Program and Program on Global Governance）、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艾斯潘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加拿大）（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anada）、美国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权力和责任》 致谢（3）
能完成这本书，我们还得到许多人士的不断鞭策和鼓励。我们诚挚地感谢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鲍勃·法贺提（Bob Faherty）、珍妮特·沃克（Janet Walker）、克里丝·卡拉尔（Chris Kelaher），不知疲倦的书稿编辑勒内·霍华德（Rene Howard）和艾琳·休斯（Eileen Hughes），前期编辑史蒂夫·斯特拉瑟（Steve Strasser），感谢他们的耐心和灵活。
我们特别感谢项目团队的核心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的霍莉·本纳（Holly Benner）、杰茜·邓肯（Jessie Duncan）和凯茜·维波拉科（Kathy Wyporek），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凯瑟琳·贝拉米（Catherine Bellamy） 和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以及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的凯特·查德威克（Kate Chadwick）。我们还要感谢萨拉·巴特蒙利希（Sara Batmanglich）、亚历克莎·范·布伦特（Alexa Van Brunt）、米里娅姆·埃斯特林（Miriam Estrin）、保罗·弗拉赫（Paul Flach）、安德鲁·哈特（Andrew Hart）、尼克·马韦尔（Nick Marwell）、亚当·彼尼亚克（Adam Pienciak）、米歇尔·夏皮罗（Michele Shapiro）、艾萨·西迪基（Aiza Siddiqui）、德沃夏克·韦斯特（Devorah West），他们为研究工作及活动组织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们感谢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组的行政、财务及交流部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出色的工作，就没有项目的成功。这些工作人员是阿德里娜·安萨内罗（Adrenne Anzanello）、夏洛特·鲍德温（Charlotte Baldwin）、朱利娅·凯茨（Julia Cates）、盖尔·查利夫（Gail Chalef）、佩姬·克努森（Peggy Knudson）。
最后，感谢我们深爱着的家人，他们容忍了我们在写作期间长时间的分离和时而表现出来的急躁情绪。
按照惯例，作者会声明：本书写作过程中收到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但书中如出现任何错谬、失当或粗疏浅陋之处，作者将负全部责任。然而，这一次我们是三位作者共同撰写，所以每人都有逃避责任的法宝：书中若有不妥之处，自有另外两位作者担负全部文责。
主权的最后良机（1）
全球安全遭受威胁的警钟已经长鸣。跨国犯罪分子将尖端核武器非法运送到世界上冲突四起的地区一些不稳定政权的手里；在企图制造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恐怖主义集团那里发现了如何使用生物武器的培训手册。海平面上升；旱灾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暴风雨更加频繁。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粮食价格飞涨，在一些贫穷国家引发了骚乱，预示着饥荒的爆发。经济动荡和不安全状态使得世界上许多地方储蓄告罄，就业艰难。致命性病毒跨越国界，在各大洲和不同物种之间传播。
这就是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界。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人民和政府的行为，或是无为，都会影响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其他人民。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相互依赖，主权国家采取单方行动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国民。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却毫无准备。
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特点：美国的领导地位根基不深，有时还会导致失误，但同时又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必须达成一致，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中进行合作，支持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新的责任标准。只有这样，它们的人民才能够安全繁荣。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相互依赖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深刻事实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高度相互依赖，已经不能分割。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即便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国，大多数人会同意，下列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国家安全：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新型致命性疾病的蔓延、全球变暖、经济不稳定和经济危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威胁同样也会威胁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
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威胁也不是孤立的。贫穷、内战、地区冲突等问题与美国面临的威胁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跨国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无人治理的地域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招募人员、聚敛财源、扩充武器。他们利用了由于长期内战和地区冲突导致的不满情绪。气候变化加剧了人们对土地和水源的争夺，使贫困人口的负担更加沉重。贫穷不仅加大了内战和国家失败的危险，还助长了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
这些威胁汇集起来，加之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对国家保护主权的能力形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国内贫穷、内战、疾病、环境恶化等问题都说明了一点：要与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要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则。遵守规则或是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削弱主权。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维护主权。1即便是强大的国家，为了保护主权，也必须与国际组织合作，抗击诸如致命性传染病及核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是无法应对这类威胁的。
美国对外政策至今仍然没有抓住安全相互依赖的意义。尤其是在过去七年里，华盛顿强调了一种威胁，即跨国恐怖主义，将其置于全球变暖、贫穷、致命性疾病以及其他威胁之上。这就忽视了一个事实：恐怖主义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非严重威胁，并且这些跨国威胁大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美国没有理智地将自己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置于全球框架中加以审视。由于忽视了这个事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威胁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事实是很简单的：你必须与别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换得别人与你的合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主权的最后良机（2）
后冷战时期出现的真空
我们在2008年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后冷战时期已经进入了第17个年头，后“9·11”时代也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有些专家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后后‘9·11’对外政策”，但也没有清楚地解释这样的对外政策有哪些内涵。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由于缺乏远见而出现了一个真空。我们深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的制度、政策和领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世界的变化有多么深刻。
现有的国际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合作、实现和平与繁荣。这些组织建立的时代与现在不同，当时的威胁和权力结构也与现在迥异。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际组织已经过时。有些国际组织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而另外一些则是面对变化中的现实应付调整。有这些组织总比没有强，但是它们在活动能力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不足以应对如今出现的新的威胁。同样，新的国际规范已经出现，但是这些规范仍然停留在“应该做什么”的阶段，没有达到“实际做什么”的程度。因此，国际秩序现在处于一种紊乱状态。我们做过承诺，却不遵守规则；我们寻求解决方案，却没有决心。面对今天的挑战，我们充满不确定性的困惑，也缺少对国际应对挑战能力的信心。
国际秩序需要权力资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这种权力资源。美国当时领导创立了国际安全和金融组织。当这些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有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也有助于美国的盟国实现它们的安全利益。实际上，除了最顽固的国家之外，世界所有国家都从中得益。
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主要盟国以及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民众都将美国视为维护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现在，这种信任已经消逝。世界上很少有人接受或是信任美国，或者说很少有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合法的。过去几年的国际舆情调查显示，许多人认为，自从2001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2
2003年入侵伊拉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美国与盟友和对手的关系，都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但是，如果将美国面临的一切难题都归罪于发动伊拉克战争或是美国进行这一战争的方式，那也是不正确的。美国当今在世界上的地位反映了一个事实：15年来，我们未能建设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军事力量无所匹敌。*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手，似乎取得了胜利。美国财富和权力都在上升。1992年以来，克林顿和布什两任美国总统也都面临历史性机遇，原本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建立符合当今世界需要的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并达成国际谅解。
冷战结束之际，也是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难以爆发之时，这正是形成全面的国际性变革、重建国际秩序的成熟时机。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国际秩序问题是如何将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纳入*和平阵营的问题，还要将后冷战时期的外交变成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动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决策者先是扩大北约以图控制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金融制度之中。他们努力应对因苏联解体在核扩散领域产生的影响，确立新的项目防止核扩散； 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合作，让这些国家放弃领土上的核导弹。
主权的最后良机（3）
除了冷战后重建带来的挑战之外，还需要将日益多元化的世界聚合在一起。这个多元化世界的特征是：破坏性行为体日益增多，可控制行为体日益减少；全球市场提供的机遇增多，但污染、疾病、武器的跨国界流动危险也在加大。面对这些问题克林顿政府完成了一系列谈判，包括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全球变暖、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组建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
但是，克林顿政府自己也承认，它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全球秩序的大视野。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融入一个扩大的、和平*的跨大西洋共同体，克林顿政府基本上是无所考虑。3像其他许多政府一样，美国政府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十分简洁的文章，指出世界将会迅速分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核心区，这里基本上是和平*自由的世界，康德思想战胜了霍布斯意识；一个是边缘区，由羸弱乏力的国家、*无能的市场组成，充满暴力，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思想满怀敌意。4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这样的评论家也认为，如果边缘区的安全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就会破坏世界秩序，使全球发展失去可预见性，而秩序和可预见性是繁荣与和平的必要条件。5
克林顿政府原则上是坚决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伙伴关系的，但是它往往嘲笑唯一一个可以对失败国家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国际权威组织：联合国。克林顿政府把在索马里的失败归咎于联合国，这就增强了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不满情绪。索马里行动失败之后，美国立即要求联合国在卢旺达面临种族灭绝的时刻撤出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在伊拉克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最初的政策是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pecial mission）合作，但正如一个外交官兼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后来却蜕变成为“萌动的单边主义”——克林顿政府自诩有权决定如何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1998年，也是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是政权更迭。7
美国未能加强联合国，未能解决边缘区安全问题——比如贫穷、羸弱国家、内战、地区动荡等，这就使得世界在过去15年里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这些安全问题在2001年9月11日迸发。在这一天，盘踞在世界上最贫穷、最具暴力冲突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领土实行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9·11”恐怖主义袭击改变了美国观察自身安全威胁的视角。布什政府开始意识到，失败国家和国际体系中的治理空白地区是跨国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根源。但是，虽然“9·11”改变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看法，却也大大加强了这届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
人们很容易忘记，“9·11”之后，国际上纷纷表达对美国的同情、关心和友谊，国际援助也纷至沓来。美国与中国、印度、欧洲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领域具有共同利益，这表明大国之间的广泛合作是可能的。美国的政策和领导能力本来是可以实现国家秩序变革的。
但是，美国再次错失良机。2001年秋天，美国不许北约盟友参与阿富汗的行动，而在2002年就意识到美国需要盟友的帮助。布什政府没有集中精力打击基地组织和阿富汗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集团，而是宣布开展全球性的反恐战争，扬言要打一场没有地域限制、没有最终目标的战争。这样做既疏远了盟友，也排斥了*世界以及其他地区的潜在合作国家。布什政府刚愎自用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国际合作。8美国出现了以预防性战争为内涵的新的安全观，认为流氓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原因，将强行实施的政权更迭作为对付流氓国家的首选方式。这样一来，美国就自诩为国际体系的警察和法官。 。。
主权的最后良机（4）
全球反恐战争使美国丧失了一大资源，这就是美国保护并促进*和法治的声誉。关塔那摩、阿布格莱布、酷刑和强行引渡等行为使美国在*问题上信誉扫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在穆斯林国家尤其如此。
如同冷战结束一样，“9·11”也为我们提供了机遇，本来可能会引发有意义的国际变革。领袖们本来可以重振国际合作，并使之延伸到21世纪。克林顿总统曾努力加强国际秩序，但是他没有宏观思路和战略去实现这一目标；布什总统则不一样，他根本没有做过这种努力。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和危机可以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变革。冷战之后和“9·11”之后，我们一再错失良机。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严峻的安全挑战已经显现，在这些挑战造成最严重后果之前，我们必须利用问题的紧迫性，促成全球行动。
负责任主权
重建国际秩序需要考虑能够应对具体威胁的具体国际组织，并使其工作有效。但首先要有一种大思路，一种基本的原则，使秩序具有道德内涵，使人们对国家在诸多领域的行为有着一致的期望。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必须得到世界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认同，得到关键国家的支持，并且符合美国的自身形象。
我们认为，负责任主权就是这样的原则。负责任主权意味着对本国国民和其他国家的均负有义务和责任。负责任主权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观念（有时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不同，传统主权观认为主权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负责任主权是由非洲政治家、学者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提出来的，负责任主权意味着“国家政府有义务保障国民最低水准的安全和社会福祉，对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均负有责任”。9
在本书中，我们改进并拓展了负责任主权的理念，使其适用于多种跨国威胁，以便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认为，负责任主权号召所有国家对自己那些产生国际影响的行为负责任，要求国家将相互负责作为重建和扩展国际秩序基础的核心原则、作为国家为本国国民提供福祉时的核心原则。在一个安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国家在履行对国民的责任的同时，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关联。负责任主权还意味着世界强国负有积极的责任，帮助较弱的国家加强行使主权的能力，这就是“建设责任”（responsibility to build）。
为什么要提出基于负责任主权的国际秩序呢？我们强调“主权”，是因为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诚然，全球化大大削弱了国家权力，主权也会被用来作为政府逃避自己的行为责任的挡箭牌。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负责任国家，则很难解决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在国家的疆界之内，是国家为社会和经济行为体创造了行为动机、规定了行为限制，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企业都是如此。比如，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国家失败就会对其国民产生严重的后果。主权原则也重新确定了国家作为国际合作中核心决策者的地位。一位曾经担任某国国家元首的人士告诉我们：“国际合作首先要取决于国家政府的决策。”
主权的道德基础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帮助建立国际秩序，因为规范的、可预期的国家行为可以减少暴力、保证信守承诺、保障稳定的财产权利。10主权也意味着外部世界承认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具有管辖权，使政府能够合法独立地选择自己愿意参与的国际协议，合法独立地实施为保护国民和保障国民利益而制定的政策。
主权的最后良机（5）
传统主权观强调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成为一种国际规范，因为在一个权力极不平衡、干预他国内政事件连绵不断的世界上，不干预原则是保证国家之间的秩序、互惠和行为可预测性的最佳办法。不干涉原则还保护弱小国家免受强权国家的侵犯。在当时的世界上，主权原则虽有缺陷，但其好处是保障国际秩序。
我们强调“负责任”，是因为在一个充满跨国问题的世界上，传统主权已经不能保证国际秩序，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损害秩序。弗朗西斯·邓在1933年首次提出作为责任的主权思想的时候，他感到传统主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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