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经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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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熵增和熵减都可能具有价值，布瓦索就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新的假想：何不将经济学的起点门槛降低，将熵减包括进来？布瓦索的这种思路，十分像弗洛伊德：既然精神病这种现象用意识解释不通，何不降低心理学门槛扩大到潜意识分析？“经济学的弗洛伊德”波兰尼实际上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哈耶克也想到了，可惜没有系统化。只有布瓦索抓住这个想法不放，将其用在了经济学体系的修正上。
　　布瓦索以“扩散”与“未扩散”，“已编码”与“未编码”，“抽象”与“具体”这三对矛盾为三维，建立了一个以信息还原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框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布瓦索的模型与我们的公理模型联系起来：在这个框架中，“扩散”与“未扩散”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维度；“抽象”与“具体”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维度，即品种维度①。其中，扩散、抽象维度相当于理性化的X，未扩散、具体维度相当于后现代的K域。这一划分本身，已明确定位了后现代的问题域。②
　　布瓦索将“已编码”与“未编码”这个信息维度纳入制度分析，在建立后现代制度的表征系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没有范式维度的相对独立，就不能在能指表述上占据主动。
　　文化、符号与权力
　　后现代制度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建立了一套与理性资本方向相反、基于实践意志的文化资本的权力分析话语。
　　布尔迪厄关于“象征性权力”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见于《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布尔迪厄关注规则的规则，发现在符号维度（世界三）中存在着权力意志，这是一种把事物变成“真实”的意志。统治者通过控制媒体、文化系统，不断把符号世界变成统治意志的对象化表征。这种权力有几个不同于理性制度的特点：第一，它是意志的、意向的，不同于理性的认识性；第二，它通过符号来表征，而不像理性制度在世界二中存在（虽然理性制度也寻求在世界三中表征自己）。
　　如果说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象征性权力”还只是象征性与权力的外在结合（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本身还是集中模式的—是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巴特（“作者死了”）、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等，则在梅洛–庞蒂的方向上用身体对抗权力，或者说把身体当做一种权力，走向了相对主义。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在制度上导向无政府主义和“无企业”主义（如果有的话），但解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只不过元规则变成了解构本身。然而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忽然失去了动力，回答不上来解构之后到底要建构什么的问题，显得为解构而解构。这是后现代主义常被人诟病的主要之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脱离了企业和政府实践的实际，而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实践却在另外的能指系统中，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建设性地解决了“解构之后”的问题，成为建构的后现代实践，他们的方向是转向了语义网络。
　　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对于表征权力在符号体系中的制度化，也有深刻的见解。
　　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象征性权力不再属于统治者（X点），而离散到社会网络的块茎（K域网络节点）上，以身体和欲望作为出发点，以否定文本为形式，建立起解构的后现代制度的意义表达逻辑。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13）
斯图尔特？霍尔的分析重点是能指体系本身，他称之为“表征系统”，讲的是后现代的制度，不光是在规则上何以可能，而且是在形式上何以可能。在《表征的运作》中，斯图尔特？霍尔开宗明义地指出，“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是“你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方法”。①
　　福柯的制度论：话语、权力与知识
　　福柯的制度论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这是因为，在后现代学者中，福柯特别重视从制度角度研究权力话语。对于话语和表征，如果说布尔迪厄关注的重心在权力和资本，那么可以说福柯关注的重心就在制度。
　　福柯非常清醒地将制度进行了问题域的划分。对福柯来说，权力并不“以一种链的形式起作用”（相当于说不是以X的轨迹，即理性的方式起作用），权力是循环的。它从不被一个（如X点那样的）中心所垄断。它“经由一个网状组织被配置和行使”，这个网就相当于K域网络。它并不是朝下发射的，即不出自一个来源也不出自一个地方。就是说，权力不是从X点向下面的K域发射，而是渗透于K域网络的每个节点权力关系，渗入社会存在各个层次，并因此被发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在运作。②制度无非就是这个分布式的权力网络的运行规则，这种制度显然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制度。
　　福柯的另一个思想是权力与表征（世界三的符号）的关系。在这点上，他与布尔迪厄的思想相近，都是认为权力的信息存在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它不光是世界二中现实权力的能指，而且这种能指本身正在变成信息化的所指。制造出真实，并且成为行为。这种以世界三为依托存在的权力，把意义权力化，把权力意义化，演变成为一种新的现实，一种甚至没有世界二的直接所指的新现实。它同世界二的权力及其能指一起，将整个世界笼罩在知识权力之下。
　　福柯认为，与权力相关联的知识，有权使其自身真实。一旦被应用于现实世界，就会“变成真实的”。虚构的事实由于与权力相结合而成为比真实“更加真实”的事实，具有对于实践和行为的控制力。福柯后期特别关心知识如何通过特殊制度而运作，这种制度无处不在地规范人的行为。“既不存在离开某个知识领域的相互关联的结构的权力关系，也不存在任何不同时预想和构造各种权力关系的知识。”①福柯将知识与制度结构完全一体化了。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供了一个后现代制度分析的范本。福柯通过观察法国规训和惩罚罪犯的体系，研究了一种非正式、非理性形式化的，存在于K域的全方位的，体现于符号、话语和行为中的制度，这种制度用来进行个性化的惩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话语构成体接受权力规定的各种规范。福柯将肉体置于权力/知识场的中心，因为肉体一定是存在于K域的（在X点上没有肉体的存在），一定存在于节点（肉体是最形而下的，是必须由每个人“亲自”拥有的）。
　　福柯的制度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后现代制度如何可能的非常现实的描述。对于怀疑后现代制度是否现实地存在、认为是理论虚构的人，具有很好的释疑解惑的作用。
　　从表征的角度看，沙尔科的学术“秀”，是话语权力制造出的真实。无论女病人的歇斯底里症是被诱导还是表演，都笼罩在沙尔科有意营造的话语权力之下。
　　沙尔科的“实地真人演示”证明了福柯说的，与权力相关联的知识，有权使其自身真实；一旦被应用于现实世界，就会“变成真实的”。虚构的事实，由于与权力相结合，而成为比真实“更加真实”的事实，具有对于实践和行为的控制力。
　　

第七章　后现代经济——福利（1）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福利论来说，这意味着一元化的有钱意义上的福利“烟消云散”为多元化的幸福意义上的福利。
　　当坚固的世贸大厦在恐怖主义分子的一击之下烟消云散后，美国人的有钱再也不是快乐的有效保障了。恐怖主义不能降低美国的总效用，却可以降低美国的总福利。
　　在互联网上，中国、印度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没钱的状态下，不分日夜地享受游戏的快乐。
　　日本兴起了继明治维新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将国民酷总值—福利碎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在后现代状态中，福利多元化为碎片。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多元化、碎片化的福利何以可能？
　　互联网实践中的福利问题
　　迪努、毕山诺、若季妮的多元价值选择
　　安娜帕娜想用同一笔钱，雇用三个失业工人中的一个。雇用哪一个，才能让这笔钱对穷人帮助最大呢？迪努最穷，看来应该雇他，才能让这笔钱用得其所。但是，毕山诺最近才从小康坠入困顿，而另外两人一直受穷，因此毕山诺是三人中最不快乐的。雇毕山诺所能增加的快乐值在三人中最大。不过，若季妮患有慢性病，如果雇她，这笔钱所能提高的生活质量在三人中最高。到底应该雇谁呢？
　　阿马蒂亚？森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上了三次当。每一次，我都觉得应马上作出决定；但每一次，又发觉后面的情况更加值得考虑。
　　安娜帕娜面对的问题，叫做“可能世界”的问题。理论上用“可能世界”这个术语，表述伦理问题与实践问题。还有，它属于后现代问题。后现代伦理或后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当可能世界遇上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时，选择答案可以是多元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帕娜的问题与互联网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视为同一个问题。要问的都是：我们作出的经济选择，放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看，怎样才算“好”的。由此推论出福利经济学中争论的“一元是否等于一元”的问题。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
　　从感受来说，同一元钱给每个人带来的快乐，确实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每一元钱的量上看不出来，主要与质有关。不同的品种，具有不同的质。钱的不同利用，可能带来不同的生活质量。
　　在安娜帕娜的例子中，效用值是唯一的，雇人的钱是同一笔钱，同一个数；但价值是多元的，同一笔钱有实现三种价值的“能力”，平等主义的价值（迪努）、古典功利主义的价值（毕山诺）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若季妮）。而三种价值是异质的、相对的，难以通约和比较。
　　那什么叫“好”的呢？“好”（善）是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上述选择可以说都符合“好”的标准，同等地看待它们，显示出价值上的“相对主义”。
　　显然，这没有那么可怕。对于互联网来说，这种多元选择，可以说将司空见惯、无处不在。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传统经济学只考虑中间结果，不考虑最终结果，所以认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或归于心理学，或归于伦理学。但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把真实世界中的最终结果（幸福或正义），而不是中间结果（如效用）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后现代经济——福利（2）
互联网站在哪一边呢？因为它必须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向精神文化体验方向发展，所以，它只能投后现代主义一票，否则它在经济实践中就会赔惨了。比如，为什么《传奇》好，世嘉的网游在中国就吃不开？没什么好讲的，人心就像东南西北风，非要纳入经济人理性的模子就脱离了真实世界。
　　这些道理，看起来不过是常识，但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不屑于把它纳入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只有求助于阿马蒂亚？森和卡尼曼这样具有前卫意识的“伦理—心理”型经济学家，才能把这些现象纳入规律研究。
　　要想深入了解这种情境，请参见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
　　利用计算机提高创造新奇事物的能力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带来一个突出的新现象。用西托夫斯基的话说：“和人脑相比，计算机技术更适合于制造有限度的新奇性，它们干得更快，干的量更大。计算机可能成为艺术家们提高产量的一个有效工具。”①亚伯拉罕？莫里斯就呼吁采用计算机技术，以提高艺术家创造新奇事物的生产率。②
　　新奇性，是我们所说的品种经济性的另外一种说法。品种经济性是相对于生产者说的，新奇性是品种多样化带给用户的体验和福利。二者是从不同角度说的，但反映的是一回事。
　　与新奇性相对的是单调性。单调性是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性带来的痼疾。个性化，或用户选择的多样性，要求产品克服单调性，而具有新奇性。
　　新奇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异质性，即某感觉所包含的信息量和新奇度；二是人认知信息的异质性，即大脑处理信息和将它与已存信息联系起来的能力。③
　　根据心理学中的冯特曲线，新奇性的事物对人的吸引力，随着新的程度和奇的程度的提高，开始上升，随后下降，呈正态分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喜新厌旧现象。
　　这要求新奇性必须靠品种的多样化来保证，人们对前一个品种不再感到刺激后，就需要有新的品种提供新的刺激。
　　互联网上充满新奇事物和新奇刺激，人们的喜新厌旧表现得格外明显。互联网对于人们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个性化的有效性如何越来越成为新的问题。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对于福利经济学来说，要求福利多元化的解释。
　　有钱不等于快乐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观。比如，在1　000美元之下的（农业）社会中，温饱就是幸福；在1　000~3　000美元的（工业）社会中，有钱就是幸福；在3　000美元以上的（信息）社会中，自由才是幸福。农业社会的幸福观是生存幸福观，温饱就是幸福，因此把农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工业社会的幸福观是发展幸福观，有钱就幸福，因此把工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富裕问题。信息社会的幸福观是自我实现幸福观，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幸福，因此把信息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自由（即“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问题。这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观察和谐与幸福的条件得出的结论。
　　与历史主义对立的是普遍主义（又称教条主义），它是工业化的思想基础。普遍主义包括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极左教条主义，即计划经济的僵化观点；一种是极右教条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僵化观点。它们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希望把工业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结论普适化，拿到不同历史条件下生搬硬套。首当其冲的矛盾，就发生在与信息社会观点的冲突中。举例来说，按照普遍主义或工业主义的观点，有钱自然就会快乐，GDP发展人民自然就会幸福。但信息化的观点认为，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人更多地从物质需求向文化需求发展，富裕（不管是先富后富，还是共同富裕）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所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　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有钱对于快乐（幸福）只有2％的贡献。到了人均3　000美元之后，如果一国仍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全部“宝”都押在这2％上，就会有巨大的风险。那就是，人民可能“端起饭碗吃肉”（比喻“有钱”，即“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放下筷子骂娘”（比喻“不快乐”，即人民群众不满意、不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工作既做在2％上，也做在98％上，才能保证不做辛辛苦苦的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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