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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生去寻找:潘石屹的人生哲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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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阅读我的这本书，我希望也是一次为了找到真理所进行的美好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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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1）
做企业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在整个企业发展的历史上，企图找到固定模式，一劳永逸当个懒汉，是不会成功的。面对其他人的成功方法，简单机械的学习和模仿也是不会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创造者，企业家是最具创造精神的一批人。
坚信创造，但又要脚踏实地。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不是空想家，也不是胆大妄为的冒失鬼。有一个雕塑家，他对世界上的石材、泥土、钢铁、塑料、纺织品等各种材料了如指掌，有着精深的研究。因此，他才能够做出最具创新性的雕塑作品。世界上最感人的美，往往已经潜藏在自然世界中，等你用慧眼来开发。在创造的范畴，最重要的是发现。
企业家的创造性更是如此。为了发现价值，他们要随时随地依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时随地地调整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心态。任何经典的教科书，教你如何做企业，教你如何取得成功，最后都只能成为你的额外负担。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放松的，放松心态下才有智慧和幽默。紧张只能加大做事的成本，把事情办得更糟糕。
我在刚学开车时，很紧张，手里出着汗，用术语说就是手潮。等开车技术提高了，人也放松了。做一个企业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放松，不要紧张。有些人自从做了企业家之后就不会笑了，整天紧锁眉头。这样的人，他的企业很难管理得好，这也是一种“手潮”。
在别人看来企业就是要赚钱，功利性很强。但是太把赚钱当回事了，太急功近利地想着赚钱，钱就离你越来越远了。
在对企业的管理中，我比较推崇无为而治。最早我在老子《道德经》里看到无为而治的观念，但并没有切身体会。有一次坐飞机赶到香港，按会议的时间安排我必须要在西安中转。在西安停留的4个小时里，我去参观了汉代的陵墓。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个陵寝皇帝的名字了，只记得第一个皇帝第二个皇帝的陪葬品都是一些粗糙的瓦罐什么的，一大片堆在那里。而在汉朝初年文帝、景帝的时期，也就是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他们实施了无为而治的管理，这时候汉朝就非常强大了。这一时期皇帝陵寝里面的陪葬品就非常好了，很明显地显示那是一个富庶的时期了。“文景之治”是非常典型的无为而治，我面对那片汉陵，真切地感受到无为而治的力量，受到的震撼比看史书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行为被管得很紧，人们就丧失了活力，经济也上不去。改革开放后，行政干涉减少，给大家更大的空间，让人们自主奋斗。在追求幸福的动机下，人们会自行寻找合适的方法，自行管理自己。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条条框框少了，人们有活力了，也变富裕了。
我还慢慢发现，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把管理者变成一个空心的竹子，一个甘愿放弃自我的人。首先他相信世道人心，人不会轻易为恶，引发敌对。相信人们只要在生活，以追求幸福为出发点地生活着，都会是善意的。无为而治者对于表现自己的权力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明白，权力是在关键时候用的，出现问题的时候用的。在平常，人们自然地生活，而生活本身会自动创造和管理，这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周围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和智慧。我们好像水上的小舟，依托流水的力量前行。我们要尊重它，感应到它，顺应着它。如果你以为你有一点权力，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搞乱生活，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顺应生活的力量，是无为而治者的行事依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和总结，在历史上也创造了辉煌。许多年来，我就慢慢把这种思想转化成我的思想，发挥到公司里去了。
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个高压的领导下，员工的活力会逐渐萎缩。老板总是骂人，制定各种纪律，这个干得不对，那个干得不对，今天加班，明天加班什么的，员工担惊受怕，怀揣怨言而不敢发，这样的公司是很负面的。即使老板很有才能，他的自我也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就像个皇帝一样，但员工的积极性和才能没有发挥到公司事务里面去，只是战战兢兢地执行。实际上这样的老板是很累的，迟早会崩溃。因为员工不舒服，可以跳槽，老板却没办法跳槽。你骂走了一批人，招来新员工接着骂。员工一茬一茬地走，你能坚持多久呢？骂人是很累的。无为而治的原理，也可以将老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无为而治（2）
无为而治，本质上是取消来自上面的高压，催生自下而上的力量，爆发公司全面的活力。有一些领导者最怕说到自下而上的力量，害怕这股力量将自己推翻，那是因为他还是老旧的独裁管理。你事无巨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域都要去干涉，过滥的权力是一种破坏性的权力。你破坏了生活中善的秩序、公平的原则，当然要被推翻。就企业而言，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老板不会被推翻，但是要把公司办好，就需要所有员工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无为而治的原理，依然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为公司提供活力，这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唯一道路，这就需要老板做一个空心的人。
好多公司常常把领导人的讲话贴到墙上，员工穿同样的衣服，按时上班，打卡，如果不打卡还会被处罚。注重这种表面上的东西，最容易流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前面说过，无为而治要依据生活本身的力量，实施者其实也不轻松，须得随时保持着警觉，非常灵活地调整企业顺应主流，以打破随时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一个讲究无为而治的公司里，对员工的要求也非常高，尤其要求其具有自律性、创造性。但我们不能仅仅是单方面向员工提出要求，必须努力形成公司良好的环境，有一个主题鲜明、细节丰富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应激发他们追求精神的东西，学习、上进，激发他们建立良好的磋商型人际关系。
有人问过我，你现在公司这么大了，还像当初那样奉行无为而治吗？我想的是，我的公司有多大呢？没有国家大吧。老子还说过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我的公司或许现在做大了，作为我，依然坚持无为而治。当然我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当翘脚老板。我依然要做事，但只做一件事情，做船上的舵手，专注于及时、灵活地调整方向，不要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撞到冰山上，也不要搁浅。一定要顺势而为，抓住市场和经营最本质的东西。作为商人，最本质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缺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所以大公司前面就要有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就是：市场需求。老板应该专心研究市场需求。
我们公司目前业绩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决策。那时候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时间，开发商不断建房子，注意力和资金全都集中在住宅的开发上，基本上一提开发商就是做住宅的，却忽略了商业办公楼。据统计，开发商中开发商业地产的连5％都不到。这里面有个巨大的供应缺口，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把公司方向调整过来，瞄准即将出现的商业地产需求。当我们调整过来后，整个住宅产业就变成一个浅滩了，首先有“90平米70％”的限制，今年政府出让的地块有超过80％的地是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不可能去跟成本很低的经济适用房竞争。而我们的调整保证了良好的业绩，而这个好的业绩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市场上需要它。
市场中表现出来的需求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需求，其中有巨大的、遵循自身规律的生活的力量，所以市场管理尤其是需要无为而治的。经济学里面讲到“无形的手”，其实就是指市场本身的规律。这无形的手为什么被经济学家发现而不是科学家、政治家们发现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市场中间，生活的力量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现在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没有通过市场的原理和方法去应用的已经非常少了。
船锚要起作用，就必须埋没自己
在我们开发建设现代城的时候，曾到哈佛去参观，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一本《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不光让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有服务不好的地方也应该投诉。
当时我们公司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种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由此看来，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也就构成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相互服务，还没有被一些人意识到这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核心。服务于他人，成为没有面子的事，他们所谓的服务是令他人为自己服务。
我一再强调，房地产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注重产品质量，更要注重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为人民服务”。我觉得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服务于他人是一个很值得说一说的话题。人的美德有许多，比如团结、勇敢、诚实、创造力、同情等等。但我想，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服务精神”。服务于他人的精神是当今社会中任何人都应该具有的基本品德。
过去我们公司衡量一个人，常常是按能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低去评判他，去给他安排职务和工作。但到了今天，我们意识到，服务精神是一个前提，有没有服务精神和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能力和智商。因为，如果没有服务精神，你的能力和智力就得不到发挥，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破坏作用。
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过去更多的是强调为客户提供服务。但社会发展到今天，仅为客户提供服务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不能够只为付钱的人提供服务，而在花我们钱的人面前；做大爷，做“甲方”；不能只是级别低的员工为级别高的员工服务，级别高的员工做大爷，发号施令。这都是违背服务的基本精神的。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公司不仅要为客户提供服务，还要为我们的材料供应商、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设计单位等提供优质的服务。为此，我们专门研究设计了两套意见征求表格：一套是征求我们客户的意见，比如购买了我们的房子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客户服务部门、租务部门、市场部门可以随时给他们提供服务；另一套是我们作为甲方为我们的“乙方”设计的意见表格，让“乙方”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意见。两方面的意见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我们周围客户和所有厂家的反馈，不断提高公司每一个员工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这样才能让公司整体的素质提高。
公司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个人在公司的价值一样，只有你为社会提供了服务，为社会提供了价值，你的付出才能得到社会和公司的认可。过去，我们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要跑许多政府手续，我们的员工受了不少气，吃了不少苦。现在，政府也在改革，例如土地的“招拍挂”，各政府部门配合把前期一半手续办完了，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服务是一个人的美德，不能因为前一个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对后一个人态度不好，这就是孔子认为最不能原谅的人的缺点：迁怒。只有人人都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把自己定位于服务于他人的角色，我们公司才能健康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运行。
而对于将服务他人当作没有面子、失去“自我”的人来说，我要奉上一句：船锚要起作用，就必须埋没自己。
用股东的钱做慈善，不是企业责任
一个公司目标应该非常单一，那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只有给社会创造价值，才有可能给社会更多的税收。对企业来说，成绩就是利润。如果给一个企业加上过多的东西，我觉得就会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空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企业，它的任务就是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要遵守行业的标准。比如它是不是环保，这个当然要看标准：如果是在中国，你就遵循中国的标准；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去，就遵循美国的标准。所以，一个企业遵守法律和规定应该是第一位的。至于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个企业的责任。企业是没有资格做这些事的，因为属于它的钱都是股东的钱，你不可以拿着股东的钱去做自己的慈善事业，一定要尊重股东的意见。企业要保护股东的利益，就要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要企业离开自己的范畴去做另外的一件事。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责任。就像我们说一个人，他自然健康，有爱心地生活着，就有社会价值。但非要把社会异化，把整体放到局部面前来要求局部再想想其他办法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就很荒谬了。这就好像让一只手去对身体负责一样。实际上，一只手能动，能使用，它就已经对身体负责了。
在我看来，首要是建立秩序，而不是高谈道德。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其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健康成长，才是正道。比如我们现在尤其要注意环保，那么就去制定完善的环保法。企业讲环保，并不是特别高调地担当了什么社会责任，而是遵守环保法。
企业的责任其实就是遵纪守法，创造利润。如果我现在拿着公司的钱去做慈善，这就是股民最忌讳的事情，也是股东最忌讳的。如果分红后，用自己的钱去关注教育问题、扶贫问题或艾滋病的防治问题，企业家自己去做，我认为才会有做慈善的真正快乐。
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也一样。你希望做慈善和福利事业，这是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企业的问题。其实做慈善是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应该用自己的钱去做。咱们常常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给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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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顾数钱的人最终无钱可数
就在30年前，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几乎崩溃。突然转到市场经济，要创造财富，就必须依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就涉及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企业家的待遇问题。当时一切都是空白，人们的意识和法律都需要紧张忙碌地转型。因为没有先例，很多制度的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触及并引发的。
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得太形象了，水急，水花四溅，眼睛都睁不开，只能弯着腰，手在水里摸着一块石头算一个依靠，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在海南开砖厂时，只有做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与激情，但还不会做生意，最困难的时候给工人发不起工资，只能每天去买一袋大米交给工人。那时候还能想什么呢，拼命想销售，逮着任何一个人都问你要不要砖头，就这样还被人骂做“推销员”。那时候“推销员”是一个骂人的词，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改变了人们对销售和服务的偏见。我的这个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早期下海的人的微小例子，事实上，当时“下海”的人遇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当时的企业家，他们尚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得相信新的体制，新的价值观，新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因为市场体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而受到制约。他们在朝向创造财富的每一步努力，都冒着触犯原有法律或道德的风险，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家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国家会修订法律适应企业家的行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他们也会跑到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处，那儿只有需求，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很难有什么政策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家，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道德理念来保全自己，其中一点就是克制物欲，绝不个人占有金钱。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大量财富，也绝不多拿一分。这是一种依靠道德力量的超脱。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我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王石。我们当年到深圳的时候，万科已经做得非常大了。现在，万科是全世界第一大房地产公司，从开发房屋的套数来看，万科开发的套数相当于整个香港的开发量。可是王石占的股份只有零点二几。如果是没有从金钱的占有欲面前超脱的话，他也可能会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第二个人是柳传志，联想集团现在做得非常大，把美国的IBM PC业务都收购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联想中占的股份也非常少。还有像张瑞敏，就是在一个国营企业，自己拿点工资奖金，再有点期权什么的，其他就没了。
时代让这一代的企业家成功，企业家本身却可能没有赚多少钱。他们的私有财产跟后来的像我们这批第二代企业家比，太少了，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奠基人。他们开创了整个市场制度，我们受惠于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兄长。
我们这一辈权益合法化后的企业家，同样需要从金钱的占有欲中超脱出来。说到底从金钱中超脱就是从各种欲望中超脱。你不能因你有钱，任何欲望都去满足，你就放纵自己，或者利用金钱的力量伤害道德。道德是人类社会磋商出来的公约。你令他人丧失磋商权，他可能就会以暴力来表达不满了，会以恶对恶了。所以随时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者从中超脱，是保命仙丹。
我们在发展自己的企业的同时，必须关注和推动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健全，否则，只顾数钱，最终会没钱可数。金钱、财富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其保护和管理都蕴含着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智慧和意见。而你，也必须积极参与磋商，最终要的是建立制度，完善环境。金钱身上的社会属性真是太明显和太强烈了，换一句话来说，你的钱最终还是社会的钱。你死了，钱不会赖在你身上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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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想一想，自己从商时间不短了，但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从商的技术问题，从商过程中所读的书籍，也基本都和从商无关。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关于管理技巧的书籍，从我内心来讲，我并不认为一个好的商人需要追求过多的技巧，而是要从根本上去回答：为什么办公司？办成什么样的公司？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公司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和理解的答案。
中国的大背景是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过程不断加快。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增长，中国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才能谈得上对社会的贡献。否则，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就是做了反功，适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办制造算盘的工厂，或者再去开生产BP机、录音带的工厂，就显然不合时宜，技术的进步一定会把他们淘汰掉。用句俗语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如果极端地划分，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土佬冒，或叫“土鳖”，也就是“技术含量低”的这一类。这一类属于经验主义，没有大方向，也没有大画面，就是外国人说的缺乏Vision。但他们不固执，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着石头，不知水深水浅时就另寻他途。这类企业家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但千千万万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家用这种办法成功了。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从这样一大批企业家手里产生的，他们的生命力惊人的顽强，可以在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简单的就是开一个中餐馆，等待机会，慢慢起步。
与这一类企业家相反的是另一类，以“海龟”为代表，学历高，技术含量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光会讲中文，英文、法文也都会。他们是最早走向国际的一批精英，给中国的开放带来了新的气息。但他们是过于空幻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带着眼罩的自以为是者。自认为学习到了所有知识，参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奥秘，最常用的词是“世界将因我们改变”，“我们为人类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未来中国、世界几十年的走向讲得一清二楚，对股价、汇价、房价等走势的预测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但这一类企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如果没成为企业家，而成为经济学家，预测结果常常与现实结果完全相反，就只能用“市场不成熟”，“有泡沫”，“人们不理智”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说第一类企业家是有可能转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经验主义者的话，这类企业家就是经常转换为教条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
借用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比经验主义严重得多，让中国革命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红区损失了90％以上。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因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市场非常繁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就算最有知识的人、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区和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不如干干脆脆，一闭眼，跳到海里去游，从细微处打开感觉，用皮肤感觉水的流向，这样游几次，可能你就赚到钱了。
当代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厂长，没有企业家，这种经济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贫穷和落后。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不在本国制造贫困，就把贫困输出到别的国家去——这是马克思当年总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适用的。那么，符合人类新文明的新的企业形态将会在什么样的国家诞生？不可能在欧洲，不可能在美国，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认为只能在中国诞生。这种新的企业形态，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关注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平衡发展，要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和谐平衡的发展。新的企业形态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既要有第二类企业家的远见、知识和理想，也要有第一类企业家的务实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领域。两者都不能走极端，正确的道路是中庸之道，我想他们是一些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圆脑壳的世界观
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人，一类人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往前走。另一类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带着固有观念的眼罩，昂首挺胸地走，却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景帝推行“无为而治”，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强，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因为他们摸透了事物的规律总是不确定的道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有一天我去看父母，父亲告诉我：1965年我们一家三口全年一共只吃了一斤菜油，他拿计算器计算我们全家每人每天吃油的数量少到小数点后面还有好几个零。短短三四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愁钱多了怎么办，钱多了对环境的影响，钱多了对房价的影响。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穿衣问题以后都开始关心住房，而且有几亿人想往城里走，想进城去！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城市化成为一股挡也挡不住的潮流。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房子的需求太旺盛了，以至于中央银行要连续调高利息，压抑需求。出现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都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先辈们对世界所持的不确定的观点。
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有生命力的。因为市场是由千千万万聪明的、智慧的人的行为组成的。市场多数时候是千千万万聪明大脑的叠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表现为集体的非理性。我们不要把市场看成单一的、不变化的，市场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总喜欢把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市场归纳成干巴巴的一组组数据和曲线，然后用它们来预测市场，用一成不变的确定观点来指导我们在不确定的市场中的行为，结果一定是荒唐的。
我去四川，听他们批评人笨，说是“方脑壳”，我想聪明人可能就叫“圆脑壳”。“方脑壳”就是那些死板教条，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圆脑壳”就是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随机应变的人。
我对公司的管理也实施“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常常被批评为不懂管理，但我想公司健康快速的增长证明我的管理方式是有效的。
认同世界的不确定性，实质上是让我们对未知的世界要有一份敬畏。我们现在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还没搞清楚，癌症、艾滋病还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我们怎么可能把全世界的事都搞清楚呢？持确定性观点的人太固执了，我们要多怀一分敬畏之心，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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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其实是精神进步
“创新”现在可能是媒体和大众比较关注的事情，也是比较时髦的词。每个人都谈他们的创新，但有一个共同点：三句话不离本行，都没有脱离自己的产品。刘军在讲联想的电脑；牛根生在讲牛奶；长安汽车的老板在讲汽车；爱国者的老板讲他的MP3、MP4，其他人也都不例外。大家也都谈到了创新，都在讲一定要自主创新，别让外国资本主义掐断我们的脖子，也讲到我们还很落后，先把基础工作做好再创新，我们跟别的国家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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