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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刀-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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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
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纷纷放弃了汇率捍卫行动，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大幅贬值。
印尼这个2亿人口的大国，印尼盾失控，股市崩盘，经济乱象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动，总统苏哈托更是危机中黯然下台。
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在1997年8月15日开始攻击港币，香港特区政府投入外汇储备保卫港币。
香港也是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8月14日和15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降到775港元兑1美元。775被称为港元汇率的重要心理关键点。
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抬高同业拆息去迎击投机者。金管局提高对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还回来，让那些借钱沽空港元买美元的投机者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望而却步。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港市恢复平静，投机商无功而返。
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态度极其明确：坚决维护联系汇率制的稳定。正在英国访问的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离开伦敦前强调，特区政府有极大的决心维护联系汇率；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一次投资会议上说：“我要重申，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货币制度或我们同美元的关系，拿港元投机而丧命的只有投机商。”
国际投机者三番五次狙击港元的行动不仅志在港元汇价上获利，而且采用全面战略，要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上获益。
股价指数期货是金融期货的一种，是以货币化的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投资者可以利用它对股票现货投资进行套期保值，规避系统风险。其原理是根据股价指数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同方向趋势，在股票的现货市场和股价指数的期货市场上作相反的操作来抵消股价变动的风险。简言之，就是投资者买入股票时是预期股票会上涨，如果下跌就是风险，为了避免“割肉”而造成净损失，投资人就会同时做空股指期货，堤内损失堤外补。
他们的做法是，先在股票期货市场上积累大量淡仓，然后买入远期美元，卖空远期港元，大造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利息时，股票气氛转淡，人们忧虑利率大升拖低股市与楼市，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沽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简言之，投机者虽然在港元汇价上无功而返，甚至小损，但在期指市场上却能狠捞一笔。
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措施，一是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二是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一番对攻之后，港股在连续下跌中止住脚步并开始强劲飙升。。 最好的txt下载网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3）
当然，其中众所周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庞大资金大举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加上中国内地减息亦成大市上扬的题材，这些因素令恒指急速反弹。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
8月28日，香港股市当日总成交金额达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恒生指数报收7829点。香港特区政府打击国际投机者的行动初战告捷。
在中国内地庞大外汇储备的支持下，这场较量以香港金管局的取胜而告终。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大加赞扬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及其同僚把这次危机处理得“实在值得赞赏”。但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利益集团大造舆论，说中国和香港当局操纵汇率，违反了自由经济市场原则。实在是无耻之极！
到1997年10月22日，亚洲各国货币继续狂跌，金融危机进入最严重时期；10月28日，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香港股指均跌破历史纪录；1998年3月，危机波及韩国和日本。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并非可自由兑换货币，没有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抛售压力，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的直接攻击没有客观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风暴期间，美国和日本都希望人民币贬值。
贬值虽然能使国民经济1/3以上的出口产业会获得新的竞争力，但这意味着与中国竞争的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加困难，而亚洲消费市场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危害更大，因为贬值会减缓外资流入，加剧外汇流出，这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直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有可能造成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再度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因此，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也是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的。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极大程度上制止了国际资金将金融风暴的危机辐射到国内；稳定了当时亚洲人民的信心。
可见，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似乎在这次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呼风唤雨，取得了大量的投机利益，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金融动荡甚至政权更迭。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泰国一银行行长差旺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索罗斯这流氓强盗剥夺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
真的是索罗斯导演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吗？
二、真的是索罗斯导演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吗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出于冷战需要，美国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区，给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
70年代以来，包括泰国、印尼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出口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除了拉丁美洲之外的第二个新兴市场，成为新的资本输出尤其是过剩美元的集散地。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其货币美元成了主要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及投资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过度发行的美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4）
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使跨国公司的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对亚洲国家廉价土地和工资的巨大需求，美元直接投资大大增加。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亚洲“四小龙”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繁荣景气和乐观情绪弥漫于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何以不到半年，泰国货币就在量子基金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最后竟然波及日本和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韩国？
虽然马来西亚总理以及许多人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游资的外汇投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问题，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首先有其外部环境原因，也就是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波动是其外因。
前面讲过，1979年下半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3倍，从每桶十几美元涨到近40美元。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经历了历时3年的经济危机。
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借失业削减福利，削减工人工资，强硬打击*，同时削减税收，给企业以各种税收优惠，刺激企业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政府大规模增加军费，增加国内需求。这两手相配合，终于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年底摆脱危机，走向历时8年的繁荣期。其原因有二，一是美元持续贬值使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降至低于西欧主要工业国的水平，使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竞争力。1985年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又严重地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石油价格在1986年3月一度降到12美元每桶，除去高通货膨胀因素，这一价格已经接近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水平，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里根8年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达13382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672亿美元，是70年代财政赤字水平的近4倍。在此期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极度繁荣，个人债务也急剧增长，股票价格在1980年到1989年间上涨了181％，美国利率也一路走低，1989年接近历史低点。
80年代的繁荣极不平衡而且酝酿着更大的危机，以美国1987年“黑色星期一”为代表的股市暴跌，又使美国陷入了90年代初的衰退。随后的IT泡沫又使美国进入了克林顿政府的长达10年的“非理性繁荣”。 1989—1994年美国长期维持25％左右的低利率，而当时亚洲等国家的利率是美国的2倍甚至更高。
于是，美国IT经济繁荣造成的大量获利资本纷纷进入拉丁美洲和亚洲新兴市场寻求分散投资和更高的利差套利机会。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的投资银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开始建立了在东南亚的金融服务垄断地位。有分析指出，在1991—2001 年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等六个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吸收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各大机构投资者在6个东南亚经济体所发行的金融工具的绝大部分。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占据了东南亚国外资本的50％以上的份额，同时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有大约10％的份额。
以上是亚洲新兴国家大量美元投资的来源基础。
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有其重要的内因，这就是对美元依赖形成的经济脆弱性，使亚洲货币，成为美元刀的刀下鬼。
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美元直接投资，以外向型即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导的亚洲各国，纷纷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盯住美元，这样外国直接投资在投资到期后就不会因为汇率波动承受汇率损失。 。 想看书来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5）
比如说，美元的投资人以相当高的利率放贷，在贷款到期时，他们还可以以固定汇率用当地货币换回美元，获得了稳定的利息收入；而美元汇率损失——如果汇率下跌，就是当地货币贬值，那他们就会损失，损失的大小取决于贬值幅度。
简言之，这些投资机构是在赌当地政府有能力维持住固定汇率。因此，固定汇率是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
为了获得更多的贸易盈余，亚洲各国又纷纷采取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汇率盯住美元，就是以货币贬值的办法取得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中国在90年代初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人民币从汇率改革前的1美元兑2元人民币贬值到1美元兑83元人民币。
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经济体就可以搭美元贬值的顺风车。以泰国为例，1984—1994年，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泰国GDP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这就隐藏着一个巨大风险，就是当美元升值时，盯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那么如果其经济面支撑不了汇率的升值，或说强势，那么就是人为地高估其货币——就如同前文说过的19世纪40年代的英镑和1983年及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中反映的那样。
实际上，国际外汇市场1995年就出现了逆转。如前所述，1994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转升。由于美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跟随美元不断走强，削弱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导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1995年泰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162亿美元，占GDP比率超过8％。
我们知道，经常账户是国家收支最重要的项目，经常项目逆差，就得借钱过日子。一般有两种借法。一是使本币贬值，降低本国商品的出口成本，从而增加出口盈余，以贸易盈余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当然政府也可以实施出口补贴（比如出口退税等）增加盈余，但这会受到限制。固定汇率是吸引外国资金的必要条件，要降低汇率就要实行汇率自由浮动。这是一个矛盾。
还有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用资本项目盈余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政策调整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市场开放，即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入、流出，而且，必须是流入大于流出，才会有资本项目盈余。
在盯住制度下，由于泰铢汇价被人为固定，失去了调节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的功能，面对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泰国政府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以及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盯住制度与高利率政策的结合，使投机性资本可以实现无风险套利，这时，国外资本尤其是热钱大量涌入泰国。
外国私人资本1989年面向泰国的流出与流入分别在1000亿泰铢左右，1994年分别达到15000亿泰铢左右，4年间增加了十多倍。并且，在这些资本中，短期资本比例较大、增长较快，1995—1996年，非居民泰铢存款、企业短期美元借款、股票市场的国外投资等急剧增加。仅从对银行的债务余额看，1996年年底的701亿美元债务中就有652％为短期债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6）
资本的大量流入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没有办法锁定这些资本，使之更长久地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服务，那问题就严重了。短期资本显然更多的是投机资本。
在短期资本开始外流的情况下，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此时，需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为了维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为了防止外资流出和为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泰国中央银行被迫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断收紧银根，持续提高利率。1996年，泰国利率达到1325％，为当时亚洲国家和地区最高水平。
高利率政策使风雨飘摇的泰国经济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高利率政策催生了泰国金融危机。高利率政策进一步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加剧了经济衰退，造成了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高利率加大了企业债务负担，迫使企业转而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低成本筹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负债规模。1997年泰国外债达到9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其中，短期外债占到了60％，仅1997年6月到1998年6月到期外债就高达450亿美元。
回到上面说的美元的升值。当美国的利率上升，趋利资本就会换回美元，抛售当地货币。由于没有需求，货币就要贬值，如果维持固定汇率，当地政府就要动用外汇储备接盘，以维持汇率的稳定。这种博弈，就取决于一国外汇储备的多少了。当耗尽了所有外汇储备时，当地政府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别国的帮助，一是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此即前面提到的“三元悖论”在泰国的货币市场的表现。
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按上述货币经济学原理操作的，结果是泰铢崩溃，汇率自由浮动，向IMF请求紧急援助。
在美国的金融霸权下，美国主导的IMF就会提出对美国有利的贷款要求，迫使外国接受，而这样的要求，无一例外的就是美元的经济殖民要求，比如彻底放弃资本管制，放弃银行对外资的限制等等，这些要求本质上就是放弃“三元悖论”中的货币主权，从而彻底使他国货币成为美元的附属货币，经济成为美元的殖民经济。
韩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当时的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在美国的地缘战略的需要下，美国至今在韩国保留了大量驻军，韩国的发展被视为亚洲成长的象征，而且韩国拥有2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日本银行决定不再延期对韩国的数百亿贷款的威胁下，韩国向IMF提出了救援。为此，美国财政部和IMF的官员准备了55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一笔紧急财务援助，但前提是承诺进行经济改革。这些条件是极其苛刻的，以至于韩国老百姓变卖黄金首饰，支持国家拒绝接受援助。
结果是，1998年3月31日，扛不住的韩国政府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从4月1日起允许外资进入证券、银行业，从7月起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这就是美国和IMF的救援真相——格林斯潘事后回忆，和几年前救助墨西哥一样，贷款“条件非常硬”。
印尼总统说，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主导的一次对新兴国家实施的金融战争的阴谋。
2003年，泰国已经提前还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20亿美元贷款，但是为了偿还这些钱主动让泰铢贬值造成的损失还无法估量。泰国总理他信庄严地站在泰国国旗下，宣誓绝对不会再向这些国际银行家们要一分“援助”，甚至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他们欠这些银行家的债务。结果3年后，泰国发生政变，他信被赶下台…… 。 想看书来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7）
以上就是在美元一贬一升过程中输出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全过程。美元刀不血刃便可使一个国家的财富顷刻消融，甚至发生政权更迭。以泰国货币贬值为导火索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已经有很多的观点和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因此，并不能说是索罗斯及其他金融大鳄的货币冲击导演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但是美国纵容了这些国际游资的冲击，或者说，正是美元的过度发行产生了大量投机资本，而美国利用了资本趋利的天性，利用了危机从而植入经济殖*义；也使美元刀武器，通过投机资本的媒介，杀向了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蒙代尔“三元悖论”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活生生的实例。在美元的霸权和殖民战略下，至今非美元经济体还是摆脱不了货币主权、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这个奇怪的三角形怪圈。
三、穷国养活富国
在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国家和韩国由于经常账户赤字而成为净借款国。金融危机后的1999年7月，东南亚已经开始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开始增长，其中，新加坡增长幅度为12％、菲律宾增长幅度为12％、马来西亚增长幅度为16％、泰国增长幅度为35％、印尼增长幅度为103％。此外，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有所增加，对外贸易也都保持顺差，所有的金融危机国家都成为净贷款国。
金融危机的教训使亚洲各国和地区纷纷大量积攒外汇储备，以对抗外汇市场上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的攻击。外汇储备又以美元资产投资为主，而这正是美国希望的。这一局面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给出的关于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规模的数据，1997—2004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了16万亿美元，其中仅2004年就增加了 5190 亿美元，2005 年也在5000亿美元以上。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在2004年达到3360亿美元。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2004年的经常账户盈余是1930亿美元，占整个新兴经济体总额的一半以上。此情景与1996年大相径庭，那时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负债达到930亿美元。2004年的经常账户盈余按市场价格计算已经达到了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35％。
自欧元诞生以来，尤其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以来，布什政府的“赤字美元”政策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美元的全球性流动泛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近年来急速上升，从1991年的无赤字到2006年的占GDP的65％。
这些过剩美元其中一部分流向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黑洞，还有部分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在2004年就接受了1860亿美元的净外国直接投资，亚洲占据了870亿美元份额。净私人资本流入量达到1960亿美元，亚洲新兴经济体接受了其中的1300亿美元，占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量的2/3。
与之对应的是，美元的走强使亚洲国家证券投资资本（金融资本）净流入有所下降，但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增长却有效地弥补了证券投资方面资本流入的下降和其他形式投资净流出的增加。与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等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期限相对较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因此，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选择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其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应对国际资本流出冲击的能力，增加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 想看书来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8）
与之相反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内地、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积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盈余，这些盈余无一例外地大部分都投向了美国国债和包括美国房地产债券在内的各种金融衍生品，这些盈余又回补了美欧的经常项目赤字，以至于使整个东亚地区成为净储蓄国。
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为103万亿美元，韩国超过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上述9个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总额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比例的60％以上。
而美国呢，自1982年起，便从国际资本净输出国转为净输入国，国际资本流入规模逐年增长。美国利用了全世界近70％的净储蓄额，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这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纵观全球，当今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形成两大趋势：一个趋势是资本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间形成流动；另一个趋势则是资本在发达国家与各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流动。其中，仅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就占全球长期资本流动总额的2/3左右。
当前世界资本流动的特点便是，美国吸收了大量短期和长期投资，成为国际资本的“集散地”；新兴市场的地位很特殊，它们吸收了大部分发达国家流出的资本，同时，它们也在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而且目前，东亚新兴市场资本流入额在减少，向发达国家的输出却在增长。这种“资本逆流”，造成了亚洲穷国补贴美国等富国的现象，其中，以中国为甚。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
按照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解释，最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本国偏好误差”大幅下降，以及美国生产力明显增长的缘故。
本国偏误是投资人在为其储蓄的投资作选择时的一种狭隘倾向，即使放弃外国更有利的投资机会，也要选择自己的母国。当人们对某个投资环境比较熟悉时，他们会认为风险小于环境不熟的远方投资，即使二者的客观条件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里，全球的本国偏好误差现象非常明显。国内储蓄几乎完全导入国内投资，即投资人所属国家的工厂、设备、存货和住宅。在一个本国偏误极为强烈的世界里，外部失衡现象非常小。
格林斯潘还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跨国资本流动限制瓦解，而且，咨询和通信科技之进步，有效地缩减了全世界各市场间的距离，扩展了投资人的地理视野，使得外国投资的风险看起来不再像几十年来那么高。越来越多的储蓄者跨越国界投资外国资产，显示“本国偏好”不是那么严重（即本国偏好误差下降）。这样的变动，造成亚洲国家的经常账目剩余增加，并抵消美国所增加的赤字。
真实情况是这样吗？作为储蓄资本，相对报酬率是决定超额储蓄导向投资去向的关键因素。实际上，连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认，2005年美国对外投资2万亿美元的投资报酬率是11％，远高于美国支付给持有美国债券的外国人的利率。尤其在美国大幅降息后，除日本外，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利息远高于美国国债利息的情况下（所谓利差），投资美国有更高的报酬率的说法更站不住脚了。 。 想看书来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9）
其实，这正是美元武器的厉害之处，也是美元殖民战略的关键。在美元的金融霸权下，如果经常项目盈余国家不增加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就会遭到以美元为首的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导致本币崩溃。
这也正是美国的战略家们为什么千方百计要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外汇管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因之所在。换言之，只要在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投机资本的攻击的威胁存在，非美元经济体就不得不断地增加外汇储备，就不得不断地把外汇储备投向美国，换取美元形式的资产。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任何危机，包括战争的威胁，都会造成这样一个效果，就是美国是个相对安全的投资天堂，美元是世界储蓄的“避风港”。从过去的经验看，美国从没有在其本土发生过大规模的与外国的战争，经济局势相对维持在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造成相对较高的风险调整后预期报酬率，导致全球对美国资产之需求不成比例地上升。历史经验又强化了投资者的这一幻觉。因此，美国热衷于不断地创造危机，不断地利用危机，不断地驱赶美元流向美国。
这就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牢牢把握金融制高点的美国，不断地发行美元，亚洲等新兴经济体不断地生产商品供应美国以换取美元盈余，再投资到美国，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融资。美国实际上就成了最终贷款人和最终消费者。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养活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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