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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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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些企业家放着自己家里成熟起来的员工不提拔，老看着人家企业的人才眼馋。其实，把人家企业的人才挖过来，自己不会用，也会变成庸才的。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老先生，就是一惜才用才的高境界的人，自己要退居二线，发现自己的两个弟子各有千秋，都舍不得伤害。便策划着让两位各做一件事，一个做好国内市场，一个开拓国际市场，有许多人认为柳传志之所以并购IBM就是为让两弟子都有作为，而且不抬杠。
扯远啦！回到“大盛魁”商号的“身股子”，我觉得其内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成果，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无论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还是从财务创新上，还是从“股份制”的结构上。
因为一切企业和政府一样，独裁与封闭只有死路一条，共营才能共赢。
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大盛魁商号》的创作背后
一只云雀从草丛突然飞起，邓九刚座下的马惊跳起来，继而漫无方向地狂奔。他两耳生风，竭力控马，勒缰的手心滋出汗来。1985年，邓九刚在内蒙古达尔罕草原对心目中的“茶叶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时，惊马险些蹿出国界，闹出边界纠纷。半晌，马消停了。草海潮动，他在高天流云下立马踟蹰，嘟囔自语：“莫非那茶路就在脚下？”
“早年那〃后草地〃是有一条路的。”儿时的邓九刚听老辈人这么说。
从呼和浩特向北，越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广袤丰饶的草原。当地人称“后草地”。也就是中原人所说的蒙古草原。
“什么路？通到哪里？”
“运茶的路嘛。通×××，×××××……”接下来的地名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后来邓九刚知道，那些模糊的音节是“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等。这些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城镇。
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好奇，就刨根问底。从被烟草熏黄胡须的口中，老辈们娓娓道出神奇的心底世界——后草地深处那条茶路活跃生动的存在。
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接下来的故事使邓九刚颇费周章。他闷在图书馆三四年查找历史文献。其中俄文资料很多，有学术专著也有旅行日记、游记等等，俄国学者、作家、旅行家、当事人，都留有记载。邓九刚不得不请人翻译。查阅大量资料让他如获至宝。那是“小猪跌进了菜窖的感觉！”他看到了——口岸，300年前的中俄贸易口岸。
另一次实地考察中，邓九刚的车在内蒙古杜尔伯特草原陷进一个干涸的河床。正无奈时，风吹云至，暴雨滂沱。几个过路的民工冒雨赶来帮助推车。车歪斜地刚爬出河沿，身后洪水追到，汹涌奔腾漫过河床。
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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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命定的倾覆（1）
周政保
思考如何评价邓九刚的这部《大盛魁商号》时，我突然想到了评价本身的问题。
在现今的文学界“引人入胜”与“意味深长”，大约是评价长篇小说思情质地时使用最频繁的两个概念。说某小说“好看”，往往称之谓“引人入胜”，而在论及小说的品位及艺术价值时，“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相对多一些。当然，文学界要更看重后者，因为总觉得“引人入胜”的评价有点儿只注重“可读性”的倾向。实际上，这里还是存在一些误解的，在我看来，尽管每一部小说“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会相同，但“引入入胜”本身称得上是长篇小说艺术的一种高追求或高境界。“引人入胜”的关键是“胜”：倘若无“胜”，谈何“引人”谈何“入”？所谓“胜”，就是胜境，或就是优越、乃至极尽佳妙的意思，其中也含括了“意味深长”的成分。以《辞海》释道：“后常以‘引入入胜’形容山水风景或文艺作品的美妙境地。显然，“意味”不“深”不“长”的“胜”，也只能算是“胜”的“初级阶段”。
从评价本身的疑惑说到对于《大盛魁商号》的评价，也就可能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恰当的概念，即“引人入胜”，或者可以说，《大盛魁商号》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至于小说“胜”到了怎样的境地，我只能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不过，有一点我敢断定：在中国小说界，《大盛魁商号》虽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前没有过，当今也没有。作为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其描写的生活是特别的，展现的背景是特别的，刻画的人物及人物性格所蕴涵的思情寓意，也同样是特别的。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为了这“特别”的最终实现，作者是费了苦心、花了大力气的，而其中的经略及深厚的积累，也不是短期之内的匆忙行为所可能抵达的。
实事求是地说，《大盛魁商号》的写法是很传统的。但这种讲故事的传统方式（作为小说叙述形态），其本身并不构成雅俗优劣之类的问题。起码在我的小说意识中，真正的价值（或最终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故事的叙述方式，而在于或主要在于故事所可能的寓意，以及与此相关的接受效应。其实，因了接受与传统熏陶的无可抗拒的关系，小说故事的传统叙述方式反而容易携读者进入作品的胜境（所谓“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之所以有分量，之所以不少描写让人产生怦然心动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故事或故事所传达的“人的过程”的缘故——其中自然体现了叙述方式之于表现的顺应或契合。但说到底，依然在于故事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某种为叙述而叙述的、甚至是趋赶新潮的所谓“叙述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作品实现了题旨寓意的传达，并吸引了读者、启示了读者、赢得了读者的思情共鸣，那我们就能认为小说的叙述是成功的，是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或目的性的。我想，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或掂量《大盛魁商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及作为背景的某些“史实”的透露——如卷四第三章写到的清政府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在黑海的里瓦几亚与俄人擅签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1879年）；这一章还提到了让小说主人公们感到忧喜参半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由曾纪泽签订，1881年）——读者不难看出，《大盛魁商号》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那十年左右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是一个国力贫弱的时代，一个因贫弱而饱受外族欺压凌辱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极端腐败的时代，一个面临灭顶之灾、可又回天无力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灾难一直追逐着整个民族的旅程。即使如小说中的“大盛魁”这样的商务集团，实力雄厚且又倾心尽力地苦苦挣扎，也很难摆脱灾难的笼罩。就如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所言：“朝廷是挺不住的，总有顶不住的。”而大盛魁城柜总账房郦先生也称：“颓势难以扭转。”这便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无可抵抗，谁也挽救不了它的没落和最终灭亡。作为“势”，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小说的描写——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刻画及命运的可能性（或悲剧性），应该说都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这里所说的“势”，即使是“颓势”或“败势”也显现出一种艺术传达上的风卷残云般的大气磅礴，一种只有悲剧史诗才可能泛显的，但又被涂上了传统文化色彩的失败者的慷慨或长叹……
命定的倾覆（2）
小说的这种“势”，其实在《序幕》中已经获得了犷悍、暴烈、饱满可又十分沉重、寂寥、神秘的传达：一支庞大的驼队，曾经是那样严整、肃穆，那样浩浩荡荡、气度非凡，可在跋涉了莽莽苍苍的亘古荒原之后，却被哈喇沁峡谷活生生地掩埋了，没留下一点儿痕迹。恐怖的灾难是突发的，然而在这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中，却包含着必然的、由小到大的积聚过程——“驼队”的命运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崩溃覆灭难道不是如此吗？“领房”的精神是无畏的，经验是丰富的，祈祷是虔诚的，而商旗猎猎的“驼”在“蒙古高原”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逶迤而行的十几里长的阵容，呈示着它的威严、它的声势浩大，可最终还是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作为象征或作为“势”的隐喻形态，《序幕》中哈喇沁峡谷的灾难，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极为简洁的题旨表述或极为精彩的寓意传达。我想，《大盛魁商号》所企图实现的思情也罢，民族命运也罢，社会前景也罢，人的生存状态也罢，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也罢，或者是“人的过程”也罢，大都可以在哈拉沁峡谷的恐怖或灾难的序中，寻找到相应的基因般的溃痕。
当然，可能体现小说的“势”的叙述特点，还在于描写过程中的那种辽阔的时空纵横。尤其是广袤的空间与终究渺小的“驼队”与苦争苦斗的各式人等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更加促进了“势”的生成——无论是叙述的“气势”，还是人的状态或过程的“颓势”。小说以塞外的归化为中心，辐射所及包括了乌里雅苏台、沙王领地、库伦、恰克图、山西祁县等。而笔触所涉，有乡村，有市井，有官府衙门，有礼仪宴邀；有浩瀚的沙海，有无际的戈壁，有苍茫的草原，也有寂寥的驼场……如此广阔辽远的空间，随着故事情节的跳跃与推进，很自然地拓开读者的视野及想象力。于是，那种多种意义上的“势”的综合印象，也就成为一种难得而又必然的小说效果（最直接的阅读感受）。
可话说回来，无论是“势”，还是小说的题旨寓意，或者是描写的独特性，最终可倚仗的仍然是小说的故事，仍然是其中的人的状态或人的过程——作为富有相当容量及规模的长篇小说，是无法藐视或疏离这些主干性因素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叙述就是一切，但叙述是有秩序的，或是由想象确认之后才开始的，而“一切”之中所包含的，不就是故事或故事中的人么？若论《大盛魁商号》中的人物，被刻画得最具力度或最富容量及寓意张力的，自然是首推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以大掌柜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坚固而充满了封建帮会色彩的系列人物群体，如郦先生、祁掌柜、古海、海仲臣等（其实还应该包括财东史耀及其儿子史靖仁等）。这部小说的全部意义，就是经由这个人物群体的有层次的描写方法得以实现的，或者说，作品的题旨（《序幕》的象征或隐喻），就是围绕着大盛魁的生死存亡，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才逐步趋于完成的。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大盛魁的一些核心人物或重要人物都是一些怎样的人，譬如说，他们各个具有怎样的精神世界与性格特点，就说作为庞大商务集团的大盛魁在故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不得不经受的“严峻考验”，也足以使作品传达出一种思情辐射的浑厚悠远之感，甚至蒸腾起一种让人想起历史、想起现实、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蹒跚的沉重或苦痛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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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的倾覆（3）
大盛魁是一个民间商务集团，从财东到掌柜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人，除了精于算计或气度不凡之外，与组织严密、规范严苛的帮会团伙别无二致。大盛魁不仅实力雄厚，而且精诚团结，富有智慧，二百年来纵横于以归化为中心的各种商道。无奈是到了大掌柜王廷相、总账房郦先生这一代“大盛魁”，大清帝国已到了末世的同治光绪时代，雄才大略的文武大臣况且如此，何谈风雨飘摇中的民间商贾？实际上，大掌柜们虽则勘勉吃苦、孜孜不倦，虽则运筹帷幄而决战千里之外，但如履薄冰的状态才是这些“新旧交替”时期的商贾们的真实写照。大盛魁是从旧社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怪胎；它具有先进的印记，也无可避免地携带着落后的成分，乃至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它只是前行在旧的道路上，并竭尽全力与泥泞的坎坷作着最后的搏斗：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眼看就要毁灭——然而，无论怎样地力挽狂澜，也抵挡不住因国力衰败而导致的外患内忧，更无奈于作为国势或国情而沿袭了千百年的“重农轻商”局面。这一切具有命中注定的意味：不论本事大小，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态势。大盛魁面对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或者说，小说所描写的是大盛魁的商务活动，虽是掌柜们的柳暗花明或机关算尽，但它却以极为生动恢弘的形象过程，为近代社会的不可救药或最终覆灭作了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解。不仅仅是“乾坤逆转，世道骤交”，而且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大盛魁遭遇的局势，偶然之中深深地潜藏着“落日之战”的必然。读者可以感受到，大盛魁的图存经略之所以艰难曲折坎坷，原因就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具有复杂多元的性质，而且每一种力量都可能置他们于死地。首先是来自强大的外族商人（或兼政客身份的商人）的渗透与挤压。一方面是朝廷的“重农轻商”，一方面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政商合一”，以商务为政治手段；一方面是闭关自守、日益衰落，一方面是野心勃勃、伺机扩张（所谓要建“黄俄罗斯”）。于是，包括谢尔盖、伊万、康达科夫在内的沙俄商贾（或政客），也就自恃国强而长驱直入、为所欲为。可大盛魁则只能时时提防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打击或暗算。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穷邦自慰之言，那就是“弱国无外交”。其实，何止是“外交”？即使是商务交道，也不可能是平等公正的。当然，因了大盛魁是民间商务集团的缘故，也就有了既抗争又笼络的双重性，甚至是某种相互勾结的“沆瀣一气”，譬如大掌柜与海康达科夫所实施的那桩走私大买卖。顺便说一句，这笔走私生意之所以历尽惊险，差一点儿祸及大盛魁的根基，表面的原因似乎在官府，可暗中的导火索却在“圈内反对派”的作梗（告密）。不过，鉴于大盛魁与官府、与朝廷内线的密切关系，“走私案”终于化险为夷。
在这部小说中，“走私案”所触发的各种纠葛，仅仅是一种总爆发——其中透露的矛盾，在这总爆发之前或之后就一直发生着或依然延续着。我们不难看到，唯利是图的财东（史耀、史靖仁）与窥伺大掌柜交椅的祁掌柜是如何狼狈为奸、如何阴谋颠覆大盛魁总号的；同时也看到，总号的掌柜核心是如何利用矛盾、抓住时机而各个击破的。至于小说中的关于大盛魁与官府（或朝廷将军）的奇异关系的描写，更是极为独特精妙的一笔。其中的描写不无荒唐的色彩，甚至充满了对迂腐官吏的嘲弄，但又是接近历史的——不仅为腐败无能的政治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也为“商”与“官”的相互勾结或相互利用，亮出了一道富有现实感的精彩风景。虽说官府朝廷因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而不可救药，况且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们也无力顾及诸如大盛魁之类的民间商贾的利益，但“唯利是图”却是末世官吏们的本能，而且显得更贪婪——大盛魁别无更高超的伎俩，除了处心积虑、吃苦耐劳，便是“战无不胜”的钱财笼络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任凭心计与勇气即可横行天下的时代。因了钱财的笼络，大盛魁可以使“道台”乃至“将军”甘心情愿地为之劳神操心，为之“办实事”，且做到“侠胆义肝表里如一”。这是时代的悲哀，却是大盛魁的幸运。末世之风中的大盛魁之所以仍能维护不溃的傲态，其原因也只能是占尽了这种可悲哀的过去。当然，此间的状态也仅仅是维护而已，因为坍塌业已成为一种“大势”。何谓“势”？力也，流动之气也。若以一“大”字冠之，那就更是无可逆转了。显然，这就是《大盛魁商号》以小说方式讲述的历史，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与这一截历史存有脐带般的血脉关系，至少可以说，它曾是我们的摇篮——那是发育商业文明的摇篮，那是浸透先人血泪的摇篮，那是沉积生命过程及人性呼号的摇篮……我想，最忘却不了的是人。大掌柜、郦先生、祁掌柜、古海……都是一些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人物。在他们的性格中，有独特的气质内容，以及那种只有中国商贾才可能具备的行为方式或洞观人世的眼光。他们敬业勘勉，吃得下大苦，做得了大事；他们恪守规范，肯于约束自己；他们意志坚强，遇险不惊……多年的滚打锤炼，养成了丰富的经验与可靠的判断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狡诈品性，特别是因了拼搏争斗的激烈多变，也使他们在世态的冷酷中凭添了几分处事的无情，甚至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譬如，大掌柜为了大盛魁眼前的或以后的利益，可以杀人灭口，可以把忠心耿耿的海仲臣送入地狱；又如，祁掌柜为了尽早坐上大盛魁第一把交椅，可以与利欲熏心的财东们结成一条战线，可以阴险无耻地向官府告发大盛魁的“暗房子”秘密勾当，或者说，只要合目的性，便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与祁掌柜“搭档”的史耀、史靖仁父子，虽然落墨不多，但人物的无德无才，却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他们仅是沿袭祖荫，可又贪得无厌，于是只能依仗玩弄诡计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类似于史耀、史靖仁这样的人物，不仅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在今天五光十色的生活潮流中，他们的面孔也并不显得陌生。财东与掌柜的矛盾，虽然表现为钱财的计较，但实际的容量要比钱财之间的冲突丰富厚实得多：它同样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动荡，一种首先发生在经济结构内部的摇晃，或一种特定生存环境下的人性过程。
命定的倾覆（4）
与史耀、史靖仁父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小说主角之一的古海及其父母亲。先说古海——他是贫寒子弟，机敏而又懂得发愤；他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勤恳忠诚地从最底层做起。他做得很成功，环境为他提供了一座又一座展示才能的舞台。尽管他苦熬九载而招来横祸，但可以相信，“开销”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他已经练就了大盛魁掌柜的身手，东山再起仅仅是迟早的事。在《大盛魁商号》中，古海是学徒，或因了他是“初试锋芒”的缘故，所以也不可能如大掌柜一般呼风唤雨，或如郦先生那样举足轻重，但他在小说构造中的地位及艺术作用，却绝不亚于其他人物，哪怕是极见性格的重要人物。他是旁观者，又是直接的参与者。他的存在便是小说。离开了他的“故事”，也就等于从结构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他既是小说的重要人物，又是小说的重要线索。可以说，一旦失却古海，也就意味着小说的全面崩坍。古海作为小说中的贯穿性人物，其重要性还表现在：作品对于这个并不惊心动魄的人物的精心刻画，同时也意味着是对其他人物性格的塑造或逐步完成，譬如对于大掌柜。《大盛魁商号》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小说以生动沉着的笔触塑造了大掌柜这样一个19世纪中叶的富有末世特色的中国商贾形象——大掌柜的形象，同样也离不开古海所起到的艺术作用：就阅读印象而言，我们在感受古海时，经常可以感受到大掌柜的存在，尽管大掌柜并没有出场。大掌柜是一个商贾形象，同时又是一种彼时彼世的精神形象。显而易见，小说也没有把他作为纯粹的商贾来刻画。大掌柜苦心经营几十年，倚仗自己的实力、谋略，以及谁也不可忽视的影响，致使自己的精神无处不在，上至官府朝廷，下至所属掌柜。他对学徒们的铸造，便是其精神的一种再现或重塑。古海九年苦熬，大掌柜便是他朝圣与接受的精神形象。这是一种过程，一种可以被称为生存状态的“人的过程”。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地承袭与重显大掌柜精神的过程。《大盛魁商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古海精神成长过程的不动声色的揭示。在这里，既不是歌颂，也不是鞭挞；《大盛魁商号》只是以小说的方式，对一截历史或对一种“人的过程”作了属于作家自己的穿透与展现。自农而商、从商而溃，其中构成了一种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极其无奈的历史循环。大盛魁的掌柜们清一色地来自农业社会（也只可能来自农业社会），而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无疑可以造就小说传达极富意味的契机。就《大盛魁商号》而言，古海是最具这一角色特征的人物。他从山西祁县到塞外商贸集城归化，其自身就是这种角色转变的体现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座寓意之间的桥梁：由于他的存在，才可能勾连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的那种有机联系，才可能把农民的梦想，并连带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乃至造房建屋之类的追求统统推到读者的面前。小说对于古海父亲古静轩（也包括古海娘、古海妻、张婶等）的描写，很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深度或厚度。不管有意无意，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从古静轩们的生存状态及梦想，感受到土壤深厚的农村文化底蕴是怎样波及到一种新的社会文明的生长，以及新的社会文明如何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妨碍自己前行的旧式印记。于是，我们可隐隐约约地倾听到些许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沉重声息，而这种声息并没有因历史久远而失却让人进一步沉思的现实感。
命定的倾覆（5）
历史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突然消失。历史总是表现为承袭与发展。历史没有尽头。今天也会成为历史，但今天首先是历史的结果。
从小说中的故事及人物的命运可以看出，大盛魁还将经历风雨的飘摇或洗礼，大盛魁的掌柜们也将蒙受新的苦难或新的打击。特别是古海，他的道路、乃至他的悲壮，似乎仅仅开了个头……于是可以说，《大盛魁商号》要讲述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但即使是已经发生的人事变迁，也足以构成一幅规模宏大的19世纪的商贸图；同时，它又是一幅富有命定色彩的民情风俗图——它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窗口，而且也有了一次重新理解我们自己——无论是国情、民情还是“人的过程”——的庄严机会。
我想，这才是《大盛魁商号》的“引人入胜”的“胜”处或“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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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电视台启动大型选秀《盛世魁元》
作者：段丽萍
1月25日，内蒙古电视台大型原创电视文化综艺活动《盛世魁元》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揭幕仪式后，内蒙古电视台还录制了《盛世魁元》新春特别节目《正月十五民星闹红火》。
据介绍，《盛世魁元》是内蒙古电视台根据电视传媒发展现状，在创新求变思想的指导下，以呼和浩特近300年历史老字号大盛魁的故事为依据，以百集电视剧《大盛魁》的拍摄为主线，计划用2年左右的时间制作举办的大型电视文化综艺活动。
大型选秀活动是《盛世魁元》的高潮和重头戏。活动包括电视剧演员的选秀、现实商业活动的职场真人秀；内蒙古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知识竞赛等内容。
据了解，大盛魁是清朝康熙年间由山西人创办的股份制企业，也是中国历史上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外贸商号，其鼎盛时期从业人员超过万人，商队骆驼近10万头，成为中国旅蒙商贸翘楚。
大盛魁词典
【房子】彼时在归化商界一词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住的房子，而是特指驼队远行时用的帐篷。这种房子分驼房子、羊房子、马房子。分别指驼队用的和赶运羊或者马的房子。
【领房人】简单说就是驼队向导，但彼时归化的驼队整容庞大，所竟路途遥远地形气候复杂，所以领房人肩负的责任特别重大。其次领房人的职业技术含量高，风险系数大，在业界享有特殊地位。领房人的职业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相与】
商业伙伴。
【牛桥】
在归化桥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就是市场。牛桥就是买卖牛的市场，依次类推有羊桥、马桥、驼桥等。
【大先生】
特指大商号内的总会计师。
【走马】
区别于奔马，靠四蹄蹈动能够快速而平稳行走的马。
【恰克图】
清代中俄边境俄方口岸城市，至今非常著名。与其对应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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