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他不但能够在体力上吃苦耐劳，而且在结交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过人的长远眼光、度量和耐性，为了能够顺利购买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他和掌管物资的政府部门的人员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在1992年离开政府下海从商并成为广厦集团高层管理者的王加仁，当时就是东阳木材公司的经理。王加仁说，楼忠福当时不但跟他熟悉，而且跟木材公司仓库的管理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他非常明白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意味着别人买不到的物资他可以更容易地买到。
　　那个短缺的年代，中国各地区之间，特别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通常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是在国民党末期通货膨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贸易方式，这个时候又经常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短缺的年代出现了★。
　　有一次，王加仁掌管的木材公司想从福建购买一批木材，但是福建方面提出不要现金而要用金华火腿来交换木材。可是金华火腿虽然主要在东阳生产，但是火腿的买卖也得按指标进行，这个指标则掌握在东阳物资局手里。王加仁首先需要从物资局拿到足够的火腿指标，才能购买到足够的火腿来换取福建的木材，否则生意就做不成。可是王加仁跟东阳物资局的人不熟悉，物资局这关恐怕过不了。正在这个时候，楼忠福来找王加仁购买木材，王加仁把他遇到的困难跟楼忠福说了。王加仁还许诺他只要能够弄到火腿做成这笔生意，换到的这批木材随便他要多少都可以。楼忠福得到王加仁的许诺后十分高兴，这种喜悦不是中国经济告别短缺之后、生活在“买方市场”年代的人能够体会的。
　　楼忠福立即开着他的拖拉机去弄火腿指标了。这个差事对王加仁不容易，当然对楼忠福也并不顺利，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王加仁的木材公司终于从物资局弄到了足够的火腿，然后拿到福建去换取木材了。但是福建方面的木材并不是自己送到东阳来，而是堆放在深山里还没有运出来。这时候建筑公司正等着木材用，如果按常规，等待福建林场方面的工人搬运可能两个月也未必能够全部搬出深山。而国有林场的效率就是这样，除非你有上级领导的紧急指示，否则林场工人就按部就班地磨洋工，反正干多干少每天都是拿那么多工资。
　　但是楼忠福没有时间去等了，他立即找到搬运队的队长商量，问清楚每个工人搬一根木头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在这个搬运费的基础上多加了一点钱。于是，本来需要两个月才能够运出来的木材，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完成了。短短的“金钱杠杆”一下子就撬动了巨大的工作效率，工人高兴，而楼忠福自己也高兴，他的建筑公司的领导更夸他能干，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在那个连头发的长短都按计划来执行的年代，除了像楼忠福这样游离在国有体制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金钱杠杆”撬动的“剩余价值”。计划体制下的按部就班、有困难找领导的观念已经蒙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睛，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
　　当时的楼忠福，当然也没有自觉到他的做法，就是运用了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利益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的字典里是找不到“利益激励”这个词的，然而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虽然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其名称，但是像楼忠福这样天生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浙江人，他们在运用市场经济原理的时候可能比那些从学校出来的人更娴熟和得心应手。后来，负责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也利用了这个“利益激励机制”。他把司机每运一车泥土的运费提高五分钱，效果也十分显著，司机运输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这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富有改革开放味道的口号便迅速走向了全国★。
　　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口号叫得最响的从来都在中国主流体制内，因为政治口号言说的对象首先就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他们。但是那时候真正解放了思想并在制度和机制上进行创新实践的，却是处于体制外的边沿组织和人员，这些人不仅具有最高的创新动力、最低的机会成本，而且也载负了最小的旧思想包袱★。在旧体制下，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放开手脚的尝试即使有风险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从1978年开始，这部分人终于意识到，个人的努力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勤劳、节俭、勇敢等美德上。这些东西并不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生活的改善，真正能够造就繁荣、改善生活的努力，主要在于人在制度、机制创新方面的努力。这些人和楼忠福一样，开始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创新和尝试，并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各方面的突破和变革都离不开民间和主流体制外的力量。这些被称为“匿名的少数”的体制外人士，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和他们的经验，替整个社会找到了“过河的石头”，找到了使改革能够突破的缺口和经验依据。
　　

散沙里面有黄金（3）
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不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口号仍然叫得很响，但是如果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此时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显然已经比较“自由”。因为自由社会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自由”了，而在于每个人都被允许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创新的自由，至少在经济活动上，当时的中国已经“默许”了这种创新的自由。
　　

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1）
过人的体力、精力和脑力，天生就决定了楼忠福属于极度活跃的“表演型”性格★。
　　由于家庭背景和特殊时代的影响，楼忠福强烈的“表演欲望”从儿童时期起就未能在正规渠道上充分舒展过。在学校的教室里不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中不能，在生产队里也不能。能够弥补他“表演欲望”的场合都属于非正式的场合，如在孩子们平日玩耍的时候，在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追求爱情的波折中。这些非正规渠道上的“表演”，非但未能够平息他性格中强烈的“表演”欲望，反而愈加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决心和意志。从父亲被当做“反革命”抓走的儿童时期起，楼忠福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时时呼唤：“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做一点像样的事业。”这个在内心里呼喊了多年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启动，而越发变得响亮清晰。
　　任材料科长的几年时间，不但让楼忠福看到了市场中潜藏着的巨大“闲置”价值和效率空间，还让他找到了如鱼得水的自信，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位置上展示了自己的能量。这一时期楼忠福的内心感受，可能就像跟一棵长期被压在石头下的小树苗突然迎来了将石头拱翻后的蓬勃生长季节一样痛快。
　　但是楼忠福并不满足于此，面对不断变得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经济环境，他预感到机会应该不会太远了。如同一只在空中盘旋的雄鹰，他在注视着每一个动静背后的机会；如同一峰迎风呼吸的骆驼，他在鉴别每一团空气所包含的信息。他开始每天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有空就坐下来看报纸。他激动着，但他也静候着，而他身边的多数人则沉醉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温饱喜悦之中了。
　　对于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确实是一个一日千里的年代。让人觉得新奇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新事物每时每刻都在涌现，而大快人心又有点不可思议的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又有变化。很多事情就这样在“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不争论”的政策下，不断被“匿名的少数”尝试着、探索着。对于那些还留恋旧日子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要颠倒过来了。
　　从1979年到1983年，几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逐渐从“匿名的少数”变为家喻户晓的时代英雄。第一个就是安徽的“傻子”年广久★。他在计划经济执行得最严酷的时候就从事一些小买卖，并多次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打击，改革开放后，他凭买卖瓜子而迅速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第二个是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如果说年广久是那时候中国个体商贩的“教父”，那么步鑫生可以成为那时候中国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导师”了。可以说，中国僵化的国企体制的传统命脉，是被这个身材瘦小的浙江裁缝首先剪断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家的“样板”，也是这个瘦小裁缝首先裁剪出来的。这两个人的事迹都曾经惊动中南海，并成为中南海改革决策的“过河石头”。他们不但影响了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终于催生了1984年的改革开放高潮。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这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改革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变，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单项走向整体的体制改革。
　　这一年，在中国GDP构成中，非国有经济（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达到亿元，在总量上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亿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在当时还相当敏感的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基层的“社队企业”也更名为“乡镇企业”。
　　这一年中国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更自由地移动，农民外出打工也不需要谁来批准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层横下心来决定以极度危险但社会震动相对温和的“双轨制”方式，来分步“撤换”物价计划体制的“毒瘤”，此举催生大批“官倒”和有官方背景的“倒爷”，当然也催生了第一波经商热。
　　这一年柳传志创办了联想公司，张瑞敏挑起青岛冰箱厂的担子，李东生则还在外资工厂TTK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工作，而顾雏军这时才刚刚从天津大学毕业。
　　这一年中国民间流行一句“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顺口溜。
　　不过私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很多经济行为都是在一种“不说可以也不说反对”的模糊状态下进行。在这年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有人主张拿“傻子”年广久开刀，但邓小平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呢，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这段话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时说了一遍，并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傻子”年广久也因此名满中国。
　　“小平你好！”★这句口号也诞生在1984年。这年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不仅搞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而且到深圳和珠海特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油。曾经为“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阶级斗争”而狂热的中国，此时已经变成了为发展经济和“先富起来”、“先成为万元户”而狂热。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2）
1984年11月，楼忠福所在的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刻。这年下半年，公司经理陈福根正好到了要交班的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属于东阳县吴宁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家当虽然不多，也不值几个钱。但是这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诞生的乡镇集体企业，对于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然不是这些企业当时的发展状况所能够显示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跟前苏联和东欧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港澳台，二是因为中国在计划年代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名称是“社队企业”，是由农村的生产队或者人民公社创办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无论是马列的经典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找不到先例的，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说得好听点，这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当时中国高层领导人主动选择的产物，因为这种“变种”的准公有制企业也曾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遭到扫荡和消灭。后来之所以能够再次出现并被允许存在，完全是为了在崩溃边沿进行自救。因为“一大二公”的公有体制，实在无法让中国基层农村过上温饱日子，而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救助他们。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准许基层农村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开办自己的社队企业和耕种自留地。
　　这种社队企业虽然仍然属于公有性质，也跟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但这些数量繁多、遍布中国各地农村的企业，毕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壳”资源。这种“壳”资源内，不仅有相对熟练的工人、行业和市场信息，比较完善的分工，而且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保存了企业家精神的火种、储备了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家人才。从所有制性质上看，这种集体所有的企业虽然算得上准国有，但是它们毕竟规模很小、组织层次很低、技术水平很低，也不享受什么政府补贴之类，所以一旦条件成熟，这种企业便十分自然地转变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这其中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占了相对重要的比例。所以说，这种“歪打正着”的社队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落的伟大母亲★。
　　作为吴宁镇的镇属集体企业，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经理职位交接班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镇政府的领导说该交给谁就交给谁。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从公司内部论资排辈地提拔一个人出任经理，反正这个企业也不是什么有油水的地方。虽然说是企业，但除了几间平房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只有一批跟着企业找饭吃的能干粗重活的泥水工。
　　1984年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延续传统的时候，而1984年的浙江更不是一个什么传统都能够延续的地方。当一群带着尾巴游泳的蝌蚪中有一只率先蜕掉尾巴之后，这群蝌蚪中的传统就面临新的突破。1984年底，所有与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有关的人中，楼忠福显然是“一只率先变成了青蛙的蝌蚪”——他看中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平台，就像他当年看中了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他下决心要得到这个公司的经理职位，就像当年下决心把妻子娶回家★。
　　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不清楚自己将来能靠这个公司做成多大的事业。不过他内心强烈的感觉，让他无法放弃这次“接班”的机会。他想了不少办法，也花了很大工夫来争取镇领导和公司内部员工的支持。他非常明白，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事情未必能够办好，但是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任何事情都是无法开展的。他找了所有有权决定这个职位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但是他得到的回答仍然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公司的新任经理。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在公司内论资排辈的话，很多人都在他之上，毕竟他只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
　　不过，当时金华地委副书记郭懋阳、东阳县县长童德成等领导对楼忠福的印象不错，吴宁镇个别领导也偏向支持楼忠福。虽然他们都知道他读书不多，但是为人处世、做事情的拼搏精神和出色才干却都显示了他过人的天分。有了这几位政府领导的赏识和支持，楼忠福也就有信心了。
　　后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支持楼忠福这个材料科长出任经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强烈反对，而其他可能有意而且有资格出任这个经理职位的人选，却没有一个表现出和楼忠福一样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
　　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于1984年11月12日夜晚拿到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这个晚上他既兴奋又不安，几乎是彻夜难眠，整夜都在思索取得任命书后如何才能顺利接班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公司内部的支持者到镇政府的主管部门处取公章。上午9点，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召开公司大会，镇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到场宣布楼忠福的任命，公司内的很多人到这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任命宣读完后，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然后拿起一把建筑用的瓦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一个代表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公章，立即变成了带有楼忠福个人印记的公章，前后就差这么三道刀砍的缺口。紧接着楼忠福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有这个印的事情我才认账，我都承担责任，没有这个印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3）
会场一片寂静。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幕来得很意外也很特别。虽然他们不知道公司在楼忠福出任经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内心也不一定觉得楼忠福是最好的人选，但是他们从这一幕无疑看到了楼忠福的决心和魄力。
　　完成了“夺权”的任务后，也差不多到1984年年底了。楼忠福在一个月内迅速做了第二件事情：与吴宁镇政府签订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合同从1985年开始，为期五年，在完成了支付镇政府承包费用的情况下，公司由楼忠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一件并不起眼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都广泛流行承包责任制，但是对于实行了三十多年计划体制、人们习惯了在公有制内“吃大锅饭”来说，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这个简单的制度创新，对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可谓一剂对症良药。这剂良药不仅不会触及当时高度敏感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很好地解决了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最致命的效率低下问题。从所有权问题来看，企业虽然没有变化，但承包后的企业一下子从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情况下的所有者缺位的“无人负责局面”，一下子变成了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有人负责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经营的人干好干坏不再是一个样了。既然企业的好坏跟个人的利益相关，在公有制中不可能发生作用的利益激励机制就立即产生效果。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拥有这个企业，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制已经清晰地界定了所有者和承包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再不能像从前那样随便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才可能真正得到施展的空间和条件。
　　承包制在1984年及随后几年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很多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也都推行这种制度创新。因为承包制而轰动中国的改革风云人物马胜利，也是在1984年开始在石家庄造纸厂推行承包制，而他的改革思路和勇气也直接来自步鑫生的启发。马胜利的成功经过媒体宣传后，很快便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他因此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罕有地赢得了两个“五一劳动奖章”，其后他的经验成为众多国有企业模仿的对象。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改革英雄，而在短短几年内授予他的荣誉更是多达400余项，他成了中国转轨初期极富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现象。
　　自身的经验和当时改革的大气候让楼忠福明白承包制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不仅跟镇政府进行公司层面的承包，而且在公司内部也大力推行承包制，用自负盈亏的办法激励公司内部职工努力创业。
　　承包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到了元旦，楼忠福借此机会立即在东阳县电影院连放了三场###。此举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效果十分显著：一是庆祝自己签订的承包合同；二是感谢各方面对自己出任经理和承包经营的支持；三是宣传一下城关建筑公司；四是为当地百姓增添点娱乐生活。
　　在还没有太多娱乐可言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招确实很灵。楼忠福和城关建筑公司的名声一下子就在当地传开了。这个小小的文化活动，也充分表明了楼忠福十分明白个人事业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明白如何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明白一些看似跟企业经营不相干的事情的价值所在★。
　　楼忠福后来能够完成很多别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非凡的能力其实从这里已经让人隐隐感觉到——他能够清楚看到并很好地运用那些别人知道其存在但却掌握不了的东西。
　　　txt小说上传分享

坚硬的铁锤（1）
战局已经看清，决心也已横下，但事情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铁匠的儿子，楼忠福知道一把利剑不是一锤就能打出来的，利剑需要多次煅烧、需要多次锤锻、需要多次淬火。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但要有胆量、魄力，还需要有耐心、韧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那时候的中国仍然是百废待兴，很多物资都极度短缺。所以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迅速，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也非常旺盛，整个经济增长也非常迅猛。到1985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78年的亿元增长到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331元增长到1063元，第一次突破了1000元大关。浙江的建筑业产值则从1978年的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亿元。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楼忠福根据大势判断东阳三建暂时的生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浙江的建筑业需求增长很快。那时候中国的建筑高度和难度都比较低，对建筑施工队伍的各种要求都还比较粗放，整个建筑市场还处在建筑队伍短缺的状态，而且垫资、欠资的事情都还闻所未闻，开发方的资金一般都是有了真金白银才搞建设，并且会预支一部分工程款★。因此只要有适当的市场布局，凭借公司将士们的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短期内业务量和利润的增长都是有保障的。
　　他把市场分成三大“阵地”——东阳、杭州和宁波。东阳及金华周边地区是传统领地，人脉关系熟悉、市场信息灵通，企业信誉基础比较好，这块传统领地需要巩固。浙江以外的业务，也属东阳阵地。杭州是省会，市场大、要求高、操作规范，目前虽然成绩不大，但这里潜力大，是必须扎根立足的高地。宁波在浙江是仅次于杭州的大城市，正在搞大开发、大建设，虽然陌生，但机会多，可以开拓。
　　各个阵地和战场都有负责人，公司职员都是东阳本地人，大家都相互熟悉，各个部门和各支队伍的协调配合也都跟过去差不多。员工对楼忠福豪爽大度、重友情、讲义气的性格也都很了解，他也充分信任公司职员。他充分尊重公司原来的人事安排和组织结构，在接手经理职务之后基本没有作公司内部的职务调整。而且内部已经实行了承包制，各自的利益都跟个人的努力相连，大家干劲十足，信心也十足。对于公司短期事务的管理，楼忠福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只要抓好各项工程的质量、进度和安全等关键问题，暂时的生存就基本上可以放心。
　　楼忠福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解决发展的问题上，也即如何提升和改善这艘“木筏”，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从报刊杂志上学，向自己接触的各种朋友学，到学校去进修，到深圳特区等各大城市去参观考察。
　　他给自己订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中国建设报》。只要在东阳，只要每天不用工作太晚，他回家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泡上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一本正经地阅读报纸★。他还做出新的“家庭约法”，在他阅报的时候，家里不许有人大声干扰。
　　跟他结婚十多年的太太王益芳觉得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生活内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大模大样”严肃认真的阅报架势，更让她看不习惯——怎么突然变得“跟一个干部”似的。在她眼里，丈夫仍然是从前那个粗短结实、豪放大度、性格爽直、喜欢结交朋友的汉子，只是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精神重心”已经从她和孩子的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经理的角色上了。她也未能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在一个一日千里的变革时代和自身巨大的角色转变过程中，对知识和信息的饥渴程度和成就一番事业的抱负与胸襟。
　　但对楼忠福而言，这个“坚硬铁匠”的儿子，却十分清楚“打铁需要自身硬”的道理。他跟公司内外的朋友都说：“要打造最锋利的剑，就必须先有最坚硬的锤子。一个企业的好坏主要看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我们乡镇企业不像国有企业背后有国家做靠山，我们是没有妈的孩子，死活是没有人管的，必须自己找饭吃。”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虽然呈下降的趋势，非国有经济力量（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的比例在不断超越国有经济力量，但是国有经济仍掌握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体制中仍享受着一贯的“贵族”地位。而与国有经济相适应的旧经济体制仍然运转着，对非国有性质的国内企业的各种制度性歧视、观念性歧视仍然非常普遍。
　　尽管东阳城关建筑公司这顶“红帽子”能够成为他们闯荡市场的通行证，但是这张通行证在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名分”的级别还是太低了。“名分”级别低就意味着禁区更多，市场自由度和空间狭小，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尽可能快地解决。
　　1985年中，东阳县所属的金华地区变更为金华市，地区变换为市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为了适应经济改革需要而进行的调整，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跟随着一起变化。楼忠福看到了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把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县第三建筑公司”。“名分”由镇级提升为县级，意味着自由的增加，意味着很多原来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而且好处立即就得到体现——公司更名升级后，很快就把东阳另外一个乡镇建筑公司——卢宅建筑工程队兼并了进来。东阳三建也由一艘孤单的木筏，变成了两艘捆在一起的木筏。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坚硬的铁锤（2）
但是楼忠福知道，两艘木筏捆不成一艘大船，他并不满足于这个“名分”的小小提升，他清楚自己经营的这个企业如果要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还必须做到名实相符。他清楚自己公司的家底，承包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总资产不过80万元。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