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华尔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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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决定了经济兴衰成败的内容、方式和地点，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繁荣与萧条乃至一项新技术的生死存亡。当然，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杀大权集中掌握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私人机构手里。对于那些勤于进取的企业家、艰苦朴素的农场主、清苦贫困的产业工人来说，他们的生计为什么都要由某家远在天边的纽约财团随心所欲地操控呢？此外，华尔街阴谋集团显然还妄图操控参议院、最高法院甚至总统本人。人们普遍认为参议院就是个“亿万富翁俱乐部”。参议员代表的是没有任何个人情感色彩的公司，而不是有血有肉的选民。亨利·迪玛里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的《财富反抗国家》（Wealth　Against　monwealth）（1894）一书变成了反对经济垄断运动的圣经。这部书反映了人们普遍的信念，即政党政治本质上已经不中用了：“共和党把黑人从‘奴隶力量’的拍卖台上拉了下来，但是却把白人送上了‘金钱实力’的拍卖台上。”美国最高法庭支持修正宪法第14条，这是美国内战留给所有美国公民的血腥遗产，也就是公民的自由权。经过修正，这条宪法变成了一个保护公司企业不受地方政府以及州政府干预与监管的法律依据。从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S·Grant）（美国内战时北军总司令，美国第18任总统。——译者注）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敞开政府财政大力支持铁路建设以及其他商业利益集团，并且一旦这些利益群体受到义愤填膺的群众包围，美国武装部队就会前来*。众所周知，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他两届总统任期之间的赋闲期间，就曾经在摩根属下的一个法律事务所任职。　txt小说上传分享

贵族老爷（10）
1871年，亚当斯兄弟（Adamses）、查尔斯·弗朗西斯（Charles　Francis）和亨利（Henry），出版了《伊利湖公司系列真相》（Chapters　of　Erie）一书，书中强烈抗议整个华尔街的卑鄙行径，特别是在反思范德比尔特的时候，查尔斯·弗朗西斯担心范德比尔特创立的大金融公司联合体将压倒整个州政府与全体公民，他沮丧地预言了公司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在讲述司法部门受贿情况的时候，作者采用了这样的比喻：“法律条文遭到了畸形的歪曲，法官与律师在欢庆某种纪念农神的狂欢节。”整个立法体系确实有被金钱收买的危险，在这个市场上，“选票可以讨价还价地进行买卖，原本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各种法律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尽管亚当斯兄弟最担忧铁路大亨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两兄弟还是感觉到整个共和国的团结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小撮以欺诈为生的“金钱统治集团”存在着。
　　所有这一切买卖似乎都是非法的。一批未经法律或者惯例认可的特权精英阶层统治着全体国民，这个统治阶级散发出一种贵族的傲慢气息，华尔街特别符合这个统治阶级的形象。就像看待历史上的封建贵族一样，平民百姓认为贵族的财富是不劳而获的财富，贵族全是吸血鬼，他们专门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在全国各地的农场、工厂、轮船和铁路上辛苦工作的劳动人民仍然信守工作伦理的道德约束，可是他们的血汗却被贵族们榨取一空。贵族是有害的寄生虫，这个文化形象在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华尔街所从事的神秘莫测而且往往是偷鸡摸狗式的纸面财富交易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华尔街是在背离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华尔街的投机活动造就了一大批专靠股息生活的脑满肠肥之辈（食息阶层），这些人不光依赖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劳动果实为生（正如旧世界的封建地主依靠收取地租为生一样），他们还依赖全国人民的物质生产与技术创新为生。
　　因此，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里，劳动者的起义运动以及党派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包括反托拉斯运动、格兰奇农民协会、美钞与劳动党、农民联盟、人民党、劳工骑士、工人阶级武装民兵，还有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党派与社会主义党派。他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华尔街，把它当做统治阶级的组织者和司令部。显然，在政治体制上华尔街并非美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国家肌体上的恶性肿瘤。美国人民致力于实现这样的理想：在新的世界里原有的各个社会阶级将不复存在，即便说阶层区别仍将存在，也势必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华尔街的权力膨胀现象非常令人警醒，它几乎成了“伤天害理”的代名词。
　　最后，另外还有一些因素酿成了这个文化苦果，即华尔街在经济上实行封建专制*、在政治上实行秘密的幕后操纵、在社会上炫耀贵族排场，种种情况表明华尔街仇视*制度的态度是极其有害的。在欧洲，我们不难发现有些贵族拥有健全的社会责任感。贵族的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是感觉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越大，英国所谓的“托利派社会主义”思想有时甚至能够缓冲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家庭出身、文化教育以及世袭特权三者的结合可以超越贵族们全然唯利是图的自私动机，即便是拥护联邦制度的贵族们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虽然如此，正如所有高贵的人们一样，他们对于总体利益的关注永远无法与统治阶级主流的精英意识相抗衡。可是，在19世纪末的美国，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

贵族老爷（11）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是耶鲁大学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社会各阶级之间互相有什么亏欠？》的长篇大论。萨姆纳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新世界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冰冷而强硬的回答：“基本上谁也不欠谁的。”对此，许多刚刚富裕起来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高举双手大表赞成。那些像他们一样，在生存竞赛中率先抵达终点的人显然是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既然诸如显赫的家族背景、名校的精英教育、从政为官的生涯或者其他资深的专业证书这类东西几乎无法让这些人笃定有朝一日要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那么，大堆大堆的金钱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且金钱的确必须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金钱这个唯一的标准变成了一种自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同时，它史无前例地为这种没有责任的权力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说词，也安慰了那些不太适应生存竞争的人们，成了治疗其“红眼病”的眼药水。如果每个人都服从市场的铁律，那么他们最终也会在生存竞争中名列前茅，或者至少也能达到他们命中注定会取得的那个名次。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即使社会进步的益处并不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社会进步的价值仍然是确定无疑的。这个社会自我调节的奇妙体系完全符合新一代企业大亨们的自然本性。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东西打扰他们的赚钱事业，也不愿意为政治事务而忙忙碌碌。或许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务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气恼的空谈和分心的闲事。对于自由市场无情的竞争机制的信仰，为他们退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托词（除非是为了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及政府财政部门进行有利可图的权钱交易）。可以说，这个“统治阶级”就像巴特白（Bartleby）（梅尔维尔（Meivill）笔下律师事务所的文书。——译者注）一样，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什么闲事都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然而随着形势发展，“统治阶级”确实不得不有所作为了。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社会大震荡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到1896年大选时，社会混乱达到了高潮。在财富与威望的顶端——第五大道的百万富翁聚居区可以俯瞰到纽约肮脏的西班牙移民聚居区，还有那些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小佃农的小屋。人们开始担心美国又要分裂为两个阵营，又一场内战有可能一触即发。这时，在人们的脑海里第一次内战的惨状仍然记忆犹新。只不过，这一次金融贵族代替了上次遭到弹压的奴隶主贵族，金融贵族成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思想与平均主义思想的重要威胁。社会剧变通常都伴随着你死我活的暴力事件。1877年的全国铁路大*揭开了暴力事件的序幕，此后20年中隔三差五的大*便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即便今天，我们依然记得这些极端严酷的社会悲剧与星火燎原的暴力事件：1885年，杰伊·古尔德与他的雇员们在密苏里州太平洋铁路公司发生了直接对抗，当时古尔德吹牛皮说他可以雇用一半工人来屠杀另一半工人；工人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起义”以及1886年的干草市场爆炸事件，最后以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受到了合法却不公正的私刑而告终；1892年的荷姆斯泰德*（Homestead　Strike）反对的是安德鲁·卡耐基的钢铁厂，平克顿（Pinkerton）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导致*最终失败，当时鲜血染红了孟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在1894年普尔曼*（Pullman　Strike）期间，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美国工业家和发明家。——译者注）这位工业家长制风格的乌托邦实践者最终破产，导致了生产萧条、工人造反以及联邦军队的血腥*。民粹主义者起义的区域从南方人烟稀少的棉花种植园燃烧到了中西部炎热干旱、蝗虫成灾的草原牧场，起义军提出的口号是“少种粮食，多造地狱”，誓要将华尔街这条毒蛇的毒牙全部拔光。　txt小说上传分享

贵族老爷（12）
在这个以《圣经·启示录》式预言为特点的时代，终极冲突最为恐怖的景象被民粹主义领袖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ey）的反乌托邦小说《恺撒的纪念碑》（Caesar’s　Column）（1891）捕捉到了。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的通俗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哈里艾特·比彻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对此也有清楚的描述。其中，唐纳理的小说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唐纳理描绘的社会景象异常严酷，有关世界末日善恶决战（Armageddon）的叙述甚至提到了深入华尔街兽穴猎获野兽的细节。“毁灭者兄弟会”（Brotherhood　of　Destruction）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无产者集团，他们因为不堪无情的阶级压迫与阶级仇恨而被迫铤而走险。他们在华尔街周边地区设置路障，发起了对华尔街的总攻。如果说是否胜利可以用19世纪交战双方确认的肢体摧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这次反对华尔街是最终获胜了。但是，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胜利的起义军建立了一座“恺撒纪念碑”。这是一座方尖石碑，纪念碑取名“恺撒”是为了纪念兄弟会的总司令恺撒·洛梅里尼（Caesar　Lomellini）。这个巨型方尖碑建成于起义之后，它是用水泥和25万具尸体堆积起来的，死者是那些被击毙的金融寡头及其走狗们。为了表明“现代文明的寿终正寝”，那些幸存下来的商人、政客以及牧师被迫参加了建造这座纪念碑的强制性劳动。为了保证它永远不会遭到破坏，恺撒纪念碑的内部填满了炸药，假如任何人想要把尸体移走，这座纪念碑就会被彻底夷为平地。
　　这种血腥杀戮、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清楚表明了下面一个事实，即新近产生的贵族还不够老练毒辣，他们既没有武斗的实践经验也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他们惊得六神无主，无力作出任何反应。当其政治理想、经济理想、社会理想遭到空前未有的挑战的时候，这个精英阶层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杀手锏就是不加选择地操起家伙上场了，顾不上手里的家伙是利器还是钝器。这种情况只会使得“华尔街新贵只不过是些残酷无情、胆小如鼠之辈”的名声更加远播而已，或者毋宁说，通过这一事件，人们发现，胆小如鼠的华尔街人早被吓得神飞魄散、六神无主了，华尔街新贵们所谓的铜心铁胆也早就荡然无存了。
　　1896年民粹派在总统大选中落败，发出了政治风向扭转的信号。在这次选举中，美国商业阶级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尔街，特别是摩根，为共和党大获全胜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把这场选举视为“可怕的*制度”与法律及秩序力量之间的某种终极对决。大选结束后，股市随后应声大幅反弹，表明了市场对于大选结果的乐观情绪。然后，经济衰退的阴影也开始云消雾散。同时，美国商业界的高层在经受了之前二十多年的磨炼之后，开始寻找富有煽动性但又不太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霸权。这一回，摩根依然是他们的首领。但是，尽管他和其他人尽了最大努力保持低调，但是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嗅出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傲慢自大的贵族气息。

贵族老爷（13）
在这方面，摩根的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摩根财团在世纪之交率先展开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摩根财团要实现许多目标，但其首要目的是要结束“窝里斗”式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自相残杀式的激烈竞争，把几十家各自独立的公司融合成为一家统一的巨型公司，所有公司都由老牌投资银行家的俱乐部加以管理和监督。人们幻想着这样一来就能够驯服自由市场内在固有的无政府主义，井井有条的经济反过来又会平息人民群众不断要求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呼声。摩根这个华尔街摄政者更深层次的妄想是，由华尔街担当掌舵人的角色会让经济朝着符合社会总体利益的方向发展，人们可以信任华尔街扮演着大公无私的社会精英的角色，因为它可以利用精英阶层广博的知识以及奥林匹亚山众神般的优势地位。
　　可是，怀疑华尔街的人无处不在。西奥多·罗斯福便是首当其冲的一位。在威廉·麦金莱遭到暗杀之后不久，罗斯福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曾发表一系列的悲情演说，谴责华尔街“罪大恶极的巨大财富”，并且警告“定价过高的信用资产将产生恶果”。罗斯福的祖先是早期荷兰移民，在殖民地和北方联邦主义时代就已经是纽约的贵族，可是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金融业和工业的怀疑。他不会因为支持自命不凡的金融家圈子而辞去全国人民所选举的总统职务。
　　当联邦政府检举北方证券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时候，形势发展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北方证券公司是由摩根银行和库恩·洛布银行等几家银行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证券公司。这家公司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工具，其目的是为了结束多家铁路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因为恶性竞争不光造成了自我毁灭的悲剧，而且也会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动荡。司法部做出了正式起诉的决定，摩根为此非常恼火。他质问罗斯福：为什么你本人不能派自己的代表与摩根的家庭总管私下里像两位绅士一样平心静气地解决这个纠纷呢？“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你的人和我的人可以一起把这些问题摆平。”毕竟，这位银行家早就得出结论，认为“利益群体”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定数量的财产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财产，政府无权过问”。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位老牌华尔街大亨等于默认自己就是可以和总统平起平坐的贵族。按照这种认识，摩根和罗斯福应该像两个国家元首一样平等相待。而罗斯福总统则认为华尔街贵族的这种专横自大的态度是不可容忍的。
　　尽管罗斯福要求解散托拉斯的呼声一直很高，尽管罗斯福内心也有精英主义思想且不太相信“可怕的*制度”，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承认了摩根的华尔街金融界不能认可的东西：任何一个动用手中的权力影响社会公共福利的人都必须为此公开承担相应的责任。罗斯福对于摩根的傲慢派头不理不睬，允许政府部门继续进行公开起诉，结果北方证券公司遭到了解散。罗斯福通过这个事件只是重申了自己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商业和金融大佬们可能拥有巨大的商业才能和精明的组织才能，但是这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有资格成为全国人民利益的忠实监护者。他认为，这些金融财阀们构成了“最为肮脏的贵族统治”，他的这个观点是刻骨铭心的，部分原因是他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卑劣的，是贪财把人变成孱弱甚至是女人气的。他尽量向财阀们表示尊敬，但同时也坦承：“我根本无法强迫自己像芸芸众生那样向豪门巨富明确表示尊敬的态度。我愿意和皮尔蓬特·摩根（Pierpont　Morgan）或者安德鲁·卡耐基或者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以礼相待，但若想让我尊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这就谈不上了……值得我尊重的人是皮尔里（Peary）这位北极探险家，或者罗得斯（Rhodes）这位历史学家。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过去我是迫不得已才向财阀们表示敬意的，那现在我根本不想那么做。”

贵族老爷（14）
罗斯福的此番讽刺是辛辣的。从总统的特殊地位而言，他是真正有教养的人，一个公正无私的人，他要努力提升整个民族的利益，让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小集团的利益。摩根只是一个财阀而已，虽然表面上他有着老牌贵族的泰然自若，并且像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那样庄严肃穆，但是他不得不掩盖自己纯粹唯利是图的动机。对摩根来说，他非常不喜欢这位总统。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罗斯福带着他的远征队伍出发到非洲狩猎，据说那时摩根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他遇到的第一头狮子能够胜利完成它的捕食任务。”
　　两个人都对自己和对方抱有幻想。在罗斯福总统这一方面，尽管他嘴上仍然坚持立场，晓以大义，但是后来他还是跟华尔街摄政者摩根取得了谅解，允许他的政府班子就金融问题和公司财团达成了君子协议，摩根也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在摩根这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这位总统是煽惑下层民众造反生事的拨火棍，而摩根的这个臆测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恰好相反，对于华尔街的狂傲自负、痴心妄想最严重的打击来自总统之外的其他民众。
　　有关摩根的第二个故事是他与阿色涅·普约（Arsene　Pujo）的关系。后者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位默默无闻的*党众议员，他在1912年这场全国辩论白热化时期主管华尔街监管事务。普约领导了一次国会调查，调查被人们谑称为“金融托拉斯”的情况。自从19世纪末以来，民众反托拉斯的情绪汹涌澎湃。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美孚石油公司在美国民众中间激起了持久的愤恨。但是，在进步主义时代，托拉斯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专事揭丑抹黑的记者、政治家、危机四伏的商人和生产商都厌恶托拉斯，更不用说那些艰难度日的农民和参加*的工人了。托拉斯在每个人可以想到的领域快速扩张，涵盖了铜业、亚麻油、钢铁业、城市轨道交通等许多行业。可是，高居一切托拉斯之上的金融托拉斯才是众多产业托拉斯之母。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是铁肩担正义的法理学家，后来还担任了最高法院的*官。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这个网点稠密的投资银行网络及其子公司、孙公司是一个威胁，它们要扼杀经济*和政治*的生命。布兰德斯在《哈珀氏杂志》（Harper’s）上发表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公开文章，“别人的钱财”这个标题特地采用套红印刷。直到今天，这一词汇仍然在使用。文章采用了大量的数据，深入剖析了华尔街互助会与美国各大公司之间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新闻记者的这一必杀绝技，说明了华尔街就像阻气门一样阻塞了外界获取资金和经济机会的可能性。他提醒读者注意华尔街隐形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于*进程的颠覆性威胁。布兰德斯的声音让人们回想起杰弗逊和林肯的腔调与语言，他甚至把这个与金钱托拉斯的冲突说成是“不可调和的”，提醒人们警惕“我们的*制度绝对不能容忍半自由、半奴隶的情况”。
　　布兰德斯是当时即将出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密友。这位*党总统候选人秉承了那个专门揭露丑闻的律师的思想观念，并且在他1912年的竞选活动中郑重其事地承诺要惩治*的金融托拉斯，防止它篡夺美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威尔逊接受了*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接着他在*党大会发表演讲时就开始猛烈抨击华尔街：“那里不光有庞大的托拉斯与联合公司……还有更了不得的东西……更为阴险狡诈的、更见不得人的、更难以应付的事情。银行、铁路公司、快递公司、保险公司、制造业公司、矿业公司、电力公司与地产开发公司结成了庞大的行业联盟……它们之所以能够捆绑在一起，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只是由数量极少而且关系紧密的财团在背后控制和支配的……如果大亨们乐意，他们就可以牢牢控制，既可以控制其信贷规模又可以直接控制企业。”

贵族老爷（15）
在普约主持的听证会上，斗争双方勉强摊牌了。听证会的证人们来自各大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比如绰号“银狐狸”的詹姆斯·奇因（James　Keene），他似乎肯定托拉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拥有绝对的权威。芝加哥大陆与商业国家银行的乔治·M·雷诺兹（George　M。　Reynolds）坦承说：“我认为现在全国的金钱就掌握在十几个大亨手里。我认罪，我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证人则坚持高唱反调，摩根是风头最劲的一位。在媒体看来，他出席国会听证会的那次公开露面不啻于一位外国贵宾的来访。摩根身边的随行人员达到一个营的规模，包括律师、合伙人及其家族成员。他冷静地辩解说，他在经济事务中绝对没有任何特殊的影响力。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站着的观众们听到此话都惊得目瞪口呆。起诉律师团主席塞缪尔·安特迈耶（Samuel　Untermeyer）带着一堆堆的书面证明材料抵达会场，讯问了摩根。听证会记录大概是这样的：
　　安特迈耶：你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工业部门都没有任何影响力，是吗？
　　摩根：我绝对没有。
　　安特迈耶：一丁点儿也没有吗？
　　摩根：一丁点儿也没有。
　　安特迈耶：而你也不寻求产生任何影响力吗？
　　摩根：我也不寻求任何影响力。
　　安特迈耶：这些体系与银行的兼并重组也没有丝毫垄断经营的倾向吗？
　　摩根：先生，没有。
　　安特迈耶：那么，可否这样说，难道这是为了分散利益而不是集中利益？
　　摩根：啊，不，这只是按照商业惯例处理问题。
　　摩根表面上一问三不知地耍滑头，态度显然是荒谬可笑的。可是，这同时也恰恰表明了他日益膨胀的自负和刻意表现出来的满不在乎。对于公开讯问他似乎无动于衷，并笃信自己就是金融贵族中的一员，金融贵族做事情要以信用为基础，金融市场全靠商誉运行，经济实力还在其次。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在库恩·洛布银行与摩根势均力敌的金融大亨，则采取了不同的辩护策略，他承认了集中垄断的趋势，但是认为民众不必为此担忧，因为在他看来，垄断权力是掌握在“善人”手里的。这些人认为自己就是世袭贵族活生生的再现，或许平民百姓会认为贵族确实令人气恼，但是贵族们却认为自己是仁慈善良的人。
　　普约调查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结束几个月之后，摩根就去世了。尽管听证会和十年来的政治界对于华尔街之前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谴责，但这位金融家的去世却好比是美国损失了一个莎士比亚或者林肯那样的伟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摩根是上帝为美国不拘一格降下的人才，他是效忠美国的最伟大的人之一”，牧师威廉·威尔金森（William　Wilkinson）在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忧郁安静的葬礼气氛中这样颂扬摩根。同样，摩根所代表的金融世界继续从事着他所代表的美国非官方贵族的事业。摩根并不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而是一个受人崇拜、令人恐惧、让人服从的人。这种情绪足以维持金融贵族高高在上的卓越地位，直到一场金融危机降临到了美国头上。这场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那些金融贵族们终于被拉下马来。
　　这场危机就是经济大萧条。它给美国国民带来的心灵创伤与震荡仅次于美国内战，更不要说它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物质财富。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是不是此后美国经济全盘崩溃的原因，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争议。然而，对于经历过这场金融大地震的那代人来说，他们确信华尔街犯下的罪行是人类的原罪。从杰弗逊时代以来积累下来的所有怀疑与敌意都一股脑儿地砸到了华尔街头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贵族老爷（16）
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宣称：“钱商们从我们美国文明神庙中高高在上的位子上落荒而逃了。”他信心百倍地断言，这些“肆无忌惮、道德败坏的钱商们，将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接受人民的血泪控诉，他们的心灵和智慧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在他第一次“炉边谈话”时，就郑重许诺，他将对胡作非为、狂妄傲慢的金融贵族展开彻底的清算，这些金融贵族让这个国家蒙羞，至少自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美国第七任总统。——译者注）的时代开始就是这样。“在实业巨头或者金融巨头自鸣得意的时代，只要他愿意建设国家或者开发项目，他们要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不得不照章批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罗斯福援引普约调查委员会关于金融托拉斯调查报告中的话来批判他的敌人，再次重申了一个可以追溯到镀金时代的质疑，即“仅是三十几个私人钱庄和遍布全国的为商业银行兜售股票的走狗帮凶，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国内外资本的流动方向”。同时，他们建立了许多庞大的“金字塔”、掺假虚增面值的股票、“挤干了奶”的子公司，并且阻塞了财产持有与流通领域全新的林荫大道。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性格比他性格如硫黄与烈火般的堂兄弟西奥多·罗斯福要和蔼可亲一些，他不大专横，也不那么盛气凌人。但是，他们对于财阀的看法是一致的。像特迪（Teddy，西奥多的昵称）一样，富兰克林也是来自哈得逊河谷的乡绅，当看到一个所谓的贵族的时候他就能识别这人是不是冒牌货，而华尔街的人则没这个本事。这位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