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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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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前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今天的中国还基本如此，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国家，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相比之下，如果通过资产私有化把国有财产、土地还回给老百姓，资产增值后老百姓家庭的消费会跟着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必然更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会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新国有化”的危险（3）
第三，国有经济分量越重，对法治建设的威胁就越大。换言之，为了法治发展，中国也应该私有化。如何理解这点呢？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别想有平等竞争，也别想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一旦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你说法官会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吗？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呢。
比如，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别的行业也是这样，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垮。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业中，国家发改委规定十万马力以上的轮船发动机，必须经发改委的审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发改委批，那申请一下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发改委这些年的做法是，把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制造和造船机会基本只留给大型国企，不给民企。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只能是一种愿望，但不能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问：那么，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呢？
陈志武：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里，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三
问：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国家的理想。那么，现在如果将国有资产都私有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生活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20世纪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新国有化”的危险（4）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 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 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 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资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2007年）的财政税收才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当然为*提供了温床。
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10月的全国“两会”的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展，使得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承担应该担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1）
本篇来源：《长江》杂志，记者李翔。
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再次抬头，且来势汹汹。2009年3月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有利。如何解开缠绕在“国进民退”头顶的疑团？能否为那些“受伤”的民营企业开副药方？
一
问：我们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谈，比如说为什么要宏观调控？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说法？
陈志武：这一叫法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应该说是一种超宏观调控的经济，是宏观、微观都管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更多用宏观调控这个名词，强调的是政府退出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管理。
问：市场化改革之后，为什么开始出现宏观调控呢？
陈志武：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在政府退出经济事务、退出经济领域、退出市场，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和民间经营者后，政府的角色就需要被重新定义——政府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在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名词。这是上个世纪*十年代市场化革命的一个基本思路。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调控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
问：我们的宏观调控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影响经济运行，有什么区别吗？
陈志武：按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政府介入经济时，只是通过财政和货币这些核心经济变量来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从而达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比如说2004年的“铁本事件”，这已经不是“宏观调控”了，因为政府甚至可以命令一个民营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把建设项目和投资项目停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使用刑事拘留等手段，这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或者任何宏观调控理论的逻辑和范畴。
问：同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是，宏观调控下受到损害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最著名的例子也都是民营企业，比如刚才提到的铁本？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基础制度的制定与设计方面的讨论一直很少。*说，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实际是说，不争论到底该如何做，该做什么基本制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在这种思维架构下，中国一直没有对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在我看来，如果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有很多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难免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放在优先地位、放在民营企业之前。只要出现大的经济振幅，一旦政府决定介入市场，它肯定会偏袒和保护国有企业，而把监督、监管和调控的对象重点放在民营企业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就像是国家的儿子，它们是政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任何时候要进行监管和调控，首先会针对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2）
在这个意义上，之前的讨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为什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时，都把重点放在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效益上，好像只要国有企业的赚钱能力超过或者是等于民营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民营化。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说，实际上这种考量是很狭隘的。中国一直在呼吁加强法治建设，要发展法治社会。但只要经济领域里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法治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倡导。因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那么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时，都会偏袒国有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平等，不管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法律的具体条文里，都不会真正平等。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只看国企和民企谁带来的收益大，而是必须考虑到国有经济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会带来很多扭曲，带来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二
问：回到宏观调控上，有一种更为工具、更为细节的说法，为什么每次都会殃及民企，原因是民企在金融方面受限，只要银行开始加紧收贷，就会让一部分公司资金链紧张。
陈志武：这是国企和民企不平等的另一个具体体现。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基本都被控制在国家手中，它们在放贷时是否会给国企和民企平等的机会，让它们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呢？很明显，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银行中做放贷的官员更倾向于给国企放贷，尤其是今年（2008年）。二是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给一些大基础设施项目、给大国企尽可能多的放贷，这是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而放贷给民营企业则会让这些官员承担风险，甚至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金融领域。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帮助它们在宏观调控或者经济不景气时更好地应对和生存？
陈志武：应该会这样。不过这么多年里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一直很少。尽管私人应该更多进入金融业，但是，在中国，未来短时期内，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以及大型国企的强势地位，这些局面不太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允许跟民营企业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并快速发展，最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为大型国企服务，同时有很多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乐于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但是这些年，政府一直不允许个人和民营企业以真正大股东的身份进入金融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金融业终于放开了一点，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出现，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原因有很多，尤其是理念上和意识形态上一些以往的误区没有消失。比如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既然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去经营金融企业，那他们是不是会去放高利贷？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正是开放金融，像保护股权投资者一样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这样，更多人和企业才会去供给资金，使贷款利息下跌，才可以解决好高利贷问题。
问：如果我们承认国企强势地位的存在和总会有宏观调控这样的事实，那么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它们尝试进入金融业；二是尽量避免进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您的观点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3）
陈志武：要做的包括几方面，一是从根本层面看，学界和决策层必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更深的认识，尽量避免利用宏观调控或别的名义打击民营经济。要更深地意识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一旦被强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尽管短期内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差距很不现实，但是大家认识到这些，这很重要，也该朝“国退民进”迈进了。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很显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们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很多资本和金融支持。房地产行业最近一年多的变化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在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涉及研发的行业寻找自己的空间和优势。当然，我知道研发也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但好在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在中国兴旺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缓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劣势。民企可以利用国内和境外的VC和PE的支持，在R&D（研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模仿，它对成熟产品和成熟技术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却处于劣势。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比国企好，可以更多地在研发和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问：但是民营企业之所以纷纷进入资本密集的行业，正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规模上永远长不大，永远改变不了国企和民企的强弱格局。
陈志武：这个说法是误区。其实在服务业等行业，很多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做到很大。在酒店行业、餐饮行业、旅游业和零售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这些行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重化工业。
三
问：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让一部分人认为国有化反而具有一定优势，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陈志武：很遗憾，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得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结论，以为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经济，通过宏观调控甚至于微观调控，就可以更好地抑制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种结论跟整个人类经济史是非常相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潮流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认为，由政府来经营经济可以更加繁荣，这种看法很显然跟过去一百多年的人类经济史相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介入一些公司和银行是其短暂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政府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去经营这些公司和银行。
问：可能更为滑稽的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言更为优越。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还是有太多暴发户心态，许多人并没完全理解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不理解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结论肯定会误导人。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都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每次它的经济都能出现根本性的复苏，这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好，它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问：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W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型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问：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1）
本篇来源：2008年9月10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基本同步。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有资产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一
问：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您对这个领域的改革有何评价？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营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口，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是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
在生产性资产是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年~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是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在GDP增速超过9％，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是因为中国以国有资产为主，这样，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资产升值则主要由国家独享了。资产的国有使老百姓难以感受到资产升值的好处。
因此，国有制经济往往是消费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刺激增长。实际上，国有经济也更偏好靠投资促增长，过去的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中国都如此。而私有经济体只要有较低的经济增长，就能带动很多的内需增长。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种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没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民营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问：那么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营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2）
问：近些年国退民进式的改革，并没有造就多少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反而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壮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原因当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一轮高增长，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WTO红利，因此，这些年国企的利润也在上升。可是，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年国企利润背后的这类原因，而是下结论说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效率没影响，于是，“国退民进”停止，进而改成“第二次国有化”。第二，在行业准入、融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监管审批框架上，多方面对民企歧视、对国企优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贷款总额为具体目标，其结果是保护了国企，逼着许多民企因无法得到资金而关闭。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过程中，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家，它们总能得到特殊的保护，这直接构成对民企的歧视，牺牲民企的权利。在这些环境下，民企当然无法与国企公平竞争。
问：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我走过这么多个国家，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社会不公最突出。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年~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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