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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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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弃这个念头。同时，我也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个专业。”但他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因为他无法考托福和GRE。1986年4月，已留校任教的陈志武收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耶鲁每月还向他提供800美元左右的奖学金。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发现雪碧怎么这么好喝。那一年，我不知道喝了多少雪碧。从那以后，我基本上不碰雪碧了。”陈志武还发现，美国大学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大学只要期末考好了就行，而美国大学平时布置的作业都要算期末成绩的。快到第一学期期末时我才发现这一点。耶鲁每个学期有13个周，我到第8周都没做任何作业，老师给我每份作业都打Later，这对我第一年的成绩影响很大。不过，第二年我就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了。”1990年，陈志武顺利获得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威斯康星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理论》（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与《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主流学报上，内容涉及资产定价、共同基金、动态股价模型、股票投资盈利战略等领域。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得了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研究奖（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命名），《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他成为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富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道陈志武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他被请回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3）
随着职业生涯的一步步上升，陈志武身上湖南人喜欢挑战的基因开始显现。1998年，他创办了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蛮有兴趣把这些理论投入到实践中。另一方面，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感觉企业家、管理层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也可以帮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至于太超脱。”
然而，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业。2001年，他又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这只秉持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几乎100％是根据陈志武的模型来判断、操作的。“到目前为止，实际的投资业绩跟我们最初设计的目标总体一致。”Zebra对冲基金现在有十来个全职职员，客户主要是来自法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后来，陈志武又对基金进行了一次重组。两次创业经历，确实为陈志武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比如说委托代理关系，学术界对它在现实经济中的影响研究并不太多。我做这些事以后就感觉到，它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中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出发，陈志武格外重视对诚信的研究。
中国样本：解读时的独立与深刻
在两个女儿看来，陈志武和普通爸爸没什么两样。每天早晨，他送她们上学；每周，花半天左右时间处理对冲基金公司的事务；每年，大概有90~100个学时左右的教学任务；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重点都放在研究上。
2001年开始，陈志武把研究重点之一转向了中国转型中的市场发展问题。陈志武认为：“国内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在我看来学术价值非常低，经济学相对还要好一点。区分一个国家学术领域水平高低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这个学科最顶尖的学报跟民间的大众刊物作比较，如果学报上文章的内容和可读性跟大众刊物没太大差别的话，就说明这个学科在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专业性的学问，职业化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建立起来。翻翻中国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一流学报，你会发现，一个没有受过太多相应学科训练的人基本上能看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在内容、视角、研究方法上，他们写的东西和大众报刊没有太多的差别，这说明这些学科在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学问。”
现在，这位排名全球第202位的经济学家，每年有3个月左右待在中国，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并乐于提供自己的意见。“我现在研究的问题，一是围绕资本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新闻媒体等配套的支持架构，这是我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的；第二是金融史，特别是中国过去几百年借贷市场及其他市场跟证券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是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资讯这些相关的、互动的变化。”
由于更喜欢进行比较研究，“包括把今天的中国跟今天的其他国家、把100年以前的中国跟100年前的其他国家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陈志武对中国的观察有着更为宽泛的视角，因此总有发人深省的解读。他从中国人热衷武打片，看出中国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缺失；从高利贷存在的合理性，谈放开民间金融之可行；从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谈舆论监督、信息透明之必要；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从中国与印度的对比，阐释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竞争，“哪个国家能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他呼吁“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
虽然经济学家们总不乏经世情怀，而陈志武认为，并不能因此影响研究的独立性。“做学问的人，经济学家也好，其他学界的也好，第一个任务不在于我们的观点今天或者明天政府会不会采纳我们不以此判断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是首先要问自己，我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对于整个学界的认识是不是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学者不能以政府是不是会采纳来决定自己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问题。”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以最客观的形式给其他学者和业界、给政府的决策部门提供尽量客观的研究成果：“今天世界上富有的国家的经历一再说明，市场经济加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不仅仅是让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更富有的途径，也是最终解决贫富不均、收入差距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是帮助中国进一步持续发展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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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1）
本篇来源：2008年7月18日和讯网访谈，记者郭哲。
自1978年以来，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改革开放到底得益于什么？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
一
问：今年（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人们对改革开放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从整体上您怎么评价我们这30年的改革开放？
陈志武：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基本上从头到尾都经历过，看到了，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也大概有所了解。1978年的时候我正好是高中毕业，我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是在“*”期间。
我觉得改革前后最大的一个基本差别，是给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多。就像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所说的，他说其实回想起来，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每个人想要做什么的手脚不再捆起来，给每个人的工作更大的自由，让每个人可以做学者、工程师、官员，要创业也可以。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农民生产什么东西原来是严格控制、管制的。但是从1978年、1979年开始，农民通过包产到户，你要生产什么都可以自己规定。生产了以后到哪里去卖？最开始的时候粮食要送到粮站，肉猪必须卖给当地的肉联厂，都由国家来统一按照官方的价格买过去。但是后来这些都放开了，你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拿到哪里去卖、按照什么价格去卖等，这些完全都是放开的。
这位教授的意思是说，改革其实是这么简单的事，就是把以前方方面面规定人们不能做事的束缚解开，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按照更自然的方式，回归到本来应该有的状态。因为我们作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力、最基本的自由。在“*”期间，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多自由都被拿掉了，除了找工作的自由、销售的自由没有外，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比如说什么时候结婚、住房的问题。现在关于房地产的问题争论很多，大家都说房价太高买不起。在我看来跟1978年、1979年甚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相比，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好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富贵病”，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房子、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原来这个大家是不敢想的，你那个时候要得到自己房子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结婚。
所以那时有很多为了分一套房子就勉勉强强结婚的人。现在想一下，有了住房市场自由化以后，用不着为了分一套房子而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大学刚刚毕业、研究生刚刚毕业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以后再去找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
这个情况跟原来为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厨房、没有自己的卫生间）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简直有了天壤之别，这对于个人的生活空间来说是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的话，即给街上过往的人随机拍一些照片，看他的面部表情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每个月都拍几张这样的照片，按一个时间序列一直拍到今年（2008年）。那么，如果真有这样的照片，大家会看到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不只是房子多了、高速公路多了、收入水平增长了、汽车多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说到底，这些发展还是围绕人来进行的。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2）
除了解决人的吃住行等温饱问题以外，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个只吃东西就可活下去的人，人是有自己的思维能力的，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自己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重构这个历史的话，会很有趣的。
二
问：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是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就如您刚才所描述的一样，这让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很多人都说是一个奇迹。在您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20世纪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问：讲到这种前提对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贡献，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例子太多了，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2007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最早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现，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在那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石油行业。
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汽车行业，没有这么多的私人汽车，如果没有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建设的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没有汽车的普及，没有很多私家车的话，对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第二，飞机是另一个对石油业的推动力量，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3）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像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汽车烧油的程度、海运、空运的规模都已非常高。到那时为止，全球汽车业的规模、空运业和石油业规模的发展，客观上讲，跟中国没有太多关系。1978年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也是在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问：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一点不会有争议。但对于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人们觉得这是“奇迹”，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
陈志武：这当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庆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背景。从1880年~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3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1倍，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实际上，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要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办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可以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在全球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那么多国家都同时进行私有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市场的全球化发生突破性变化，这些当然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选择发展的日本等亚洲国家能更快赶上。
不要说中国，就连美国的UPS（联邦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老的从事快递的物流公司，单单从这家快递物流公司的变迁就能看得出来过去30年发展机会的变迁。1909年UPS在西雅图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去年这个公司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到这个水平的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如果没有这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私有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UPS的情形我们也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界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4）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作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三
问：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我们作出了很多很好的决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失误。您认为这30年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失误？
陈志武：我觉得要谈重大失误的话，就要回到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先生当时的辩论上，即“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问题。
“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展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作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我们错过了好几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的机会，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的话，在20世纪*十年代错过的改革机会现在要补回来，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宪政*制度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
我说的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通过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通过我们自己人力的优势，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的，让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GDP好几倍的增长，这就是林毅夫讲到的“后发优势”的方面。
但是正因为通过模仿可以让中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短时间的发展总量这么大。这个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来得太容易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外来提供的，不是别人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秩序方面的积淀给我们提供的结果。
这种行为的偏差表现之一，就是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说西方国家有阴谋、妒忌，有“*”，给中国设置各种障碍。这样让我们很容易把很多本来应该作的制度性改革、*性的发展都不做了，甚至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说你看过去30年没有这些东西，中国的经济也是每年按照近10％或者更高的速度发展，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有没有*、宪政、法治，对于经济发展也没什么影响。
问：现在有人经常拿中国跟印度比，说印度是一个*的国家，而且他们比我们基础要好，但他们现在发展得远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等这些东西。
陈志武：这一点我跟一些学者、朋友交流得也比较多。正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不可避免地有行为方面的偏差，比如说以前总讲“不见棺材不落泪”，确实是这样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5）
过去200年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带来了贸易机会和国际贸易的秩序，这不只是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也给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各个国家都提供了机会。为什么印度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初利用这些机会，而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及2001年加入WTO后利用了这些机会呢？恰恰是因为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后建立了*的体系，使得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没有经历过中国的3年自然灾害几千万人死掉，10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在当时来看，正是*制度给印度提供了保障，让他们政府官员和决策人，不至于通过专制、集权给印度社会带来这么多的灾难。
这样来看，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制度更多的是保持稳定，*制的特色之一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决策不是几个人说了算，而是让大多数人说了算。而人都比较偏好稳定而不喜欢变化，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如果要改革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话，跟*制度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印度也没有经历过中国的遭遇。像1980年的时候按照实际购买力平价来算的话，印度的人均GDP差不多是68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440美元~450美元，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要高50％左右。他们当时的收入比中国要高，而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灾难，所以在那时候也没有让他们产生改革的动力。
一直到1992年印度才放弃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得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这样就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才那样做。相比之下，中国的3年自然灾害、“*”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政治运动，把中国社会推到一个绝境，也使得中国社会如果不选择根本性改革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也可以说中国是因祸得福，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是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只有有了危机才开始产生所谓改革的共识，接受这种变化。
四
问：我们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最早的改革确实让农村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现在来看，农村的情况不是很好，如严重的“三农”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陈志武：这里面的因素很多，我只能简单地讲讲。而农村的问题、农民收入的问题，以后只有通过城市化，让他们进入城市，让他们找到非农的工作，才是唯一的根本出路。
大致来说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很明显的，是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现在出生在农村的人要进入城市拿到城市户口，还是会有很多障碍。虽然跟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但是今天真正的农村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地落户，他们的小孩也没有办法跟城市的小孩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些是制度性的障碍，跟我考大学的时候比，现在城市、农村之间在受教育和就业时候的差别比1978年、1979年大多了。素质方面、机会方面的鸿沟使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个是农村跟城市比，在过去二十多年遭遇越来越差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农业的发展存在一个上限。因为农村主要是生产粮食和其他蔬菜、食物的，但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需要的热量就是3 000卡路里，人对食物的要求存在一个上限。你可以在猪肉、牛肉、鸡肉、鱼、蔬菜之间找不同的搭配，但还是没有办法超越3 000卡路里这个热量的上限。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6）
随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农业占GDP的比重肯定只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占中国的GDP是70％左右，现在大约是15％。
农业跟电脑行业、跟百度这种搜索引擎行业等新兴行业是不一样的，百度没有取代任何传统工业，电脑的硬件和软件也没有取代什么原来的工业。所以，这些行业对GDP的贡献是纯粹新的贡献，是新的成分，没有取代任何原有既定的GDP成分。
而农业是替换式的，非农服务业产生的贡献、制造的价值，都是对一个国家、社会全新的贡献。所以我们为了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要让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找到非农的就业机会。
五
问：除了农村改革外，另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现在是争议很大的一项改革，如何看待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员工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大量下岗、国企管理层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等诸多问题？
陈志武：我讲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前几年强调了很多。我想，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中国的制度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私有化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改革国企的效率。大家都知道，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原来国有的体制下，我们会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过去一百多年，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试验过，公有制同时伴随着权力的失控，这两者为什么总是同时出现？
我觉得权力不受控制，同时经济生产又是国有、公有的话，以这个状态作为改革的起点，那改革的过程必然会使国有资产流失，必然会有暗箱操作，必然会产生*。
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在以前的状态之下，对权力没有制衡，没有可靠的制约，没有*的制约，也没有新闻媒体的制约，所有要改革的公有制国家都没有对权力可靠合法的制约。
之所以要改革就是改变这种状态，因为改革就是要改变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是暗箱操作，至少会有相当一部分不受制约的权力，在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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