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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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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年*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先分配给谁呢？当然是会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 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 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 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 449元，到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 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 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 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同样的道理，当老百姓的金融储蓄和资源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有权力，谁有关系，当然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2）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
一旦认清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和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保留国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住*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实际上是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缩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
问：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指出，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看病越来越贵，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的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这样的评价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卫生、教育等问题不满情绪的爆发。
陈志武：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开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基本底线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是让不幸运的穷人能够体面生活下去的基础。在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49％用于社会保障和各种医疗保障上，约占其GDP的8％。而在中国2004年，政府开支的74％用于抚恤、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补助，181％用于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才占政府总开支的255％。在政府预算过程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民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扶贫角色，没能从这个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说要阻止商业性的民间医疗机构的出现，而是说政府要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医院外，还必须鼓励商业性的和非商业性的民间医院、诊所的出现，增加国有医院之外的医疗服务机构对全社会来说是好事，这可提升医疗服务的供给量，鼓励竞争，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换言之，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是把所有医疗服务都市场化，而是让医疗服务多元化，既有国有的，也有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因为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
问：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目前进入了负面效应的释放期，有3 000万国企下岗职工，有5 000万失地农民，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那么，到底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仅仅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还是路径选择上出了问题？
陈志武：两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关于路径问题，中国选择的是在不推进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先进行经济改革，这等于是在还没有保证民营化程序公正的架构下就逐步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的民营化。也就是说，在没有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前，就由权力来决定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并由权力决定各行业里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等，最后只能是权力大小决定收入的多寡，权力原则成为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社会不满日益恶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3）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样先定好规则并设立好公正的规则执行机制，然后把国有资产按人均一份，那样至少能保证起点公平，不会引发高度的社会不满。我知道许多人会说：东欧私有化的过程名义上是给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国有资产券，但结果是很多人拿了资产券去换酒喝了，他们还是落得一无所有。这种说法太夸张，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拿资产券去换酒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少他们还有这样选择的机会。他们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是自己决策的结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
我们也必须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个人天赋、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会导致收入的不等。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没有，这当然也会导致收入差异。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收入的不平等，这是自然的。关键是，如果由于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拥有极不同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是人为的，是应该改变的。
问：中国人现在对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官员、记者，就连一贯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的崛起获得了国际上很多的赞誉，难道是国内的人们自己理解不当吗？
陈志武：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走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不奇怪。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1978年后实际上在进行三项大转型。第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三项大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的震荡，更何况这三项大转型同时在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跨国海洋贸易使西欧经历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使美国等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完全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纪末期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经历的只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历了开放和工业化的过程，但就此一项转型就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因此，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身边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至少能给我们更好的心理准备。
问：世界银行有研究表明，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实际上绩效并没有改进。很多前东欧国家发现，它们现在对那些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减少。您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转轨时会存在哪些不足和偏差？
陈志武：如前面所谈到的，任何社会或经济转型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你今天把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在其他相配制度机制（包括文化、法治）还没跟上的情况下，怎么能立即下结论说私有企业不行？一夜间改变企业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性质容易做到，但要彻底改变培植*的温床不是一两天的事。你说的这些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国企改革的艰难和长期性，但不能否定民营化的方向。简单地讲，世界上有哪个富有的国家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其实，这些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就能知道结论是什么。
退一步讲，以往关于是否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讨论太多局限在企业效率上，实际上民营化的意义远非如此。比如，前面讲到，国有制使权力太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会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含巨大的道德风险或*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让民间就没有呼吸空间了，这种安排所蕴含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再比如，我们现在到处听到关于自主科技创新的论述，许多人又在指望国家，指望国有企业来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如果科技创新只要有人才和资金就行了的话，那么国家既可召到人才又可通过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可是，过去几十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为什么没见到太多创新，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一如既往地呼唤着呢？关键是在国有制下缺乏创新的激励，而私有产权提供的恰恰是让人挖空心思创新的激励。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转型、变迁，虽然那些转轨变迁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也许跟中国正在发生的有所不同，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我们不能以表面上的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不管肤色和种族，人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问：如果从改革和转轨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您对中国的改革接下来如何走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志武：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节各地区间和群体间的收入机会，而不是由官权力来决定哪里有更多、哪里有更少的发展机会，也不能由官权力所延伸出来的“关系”来决定谁有、谁没有好的发财致富机会。同时，我们看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总会有很高的权力，包括执法权、监管权和各种审批权。为了约束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的不公，必须建立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代议制制度架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1）
本篇来源：2005年8月《中国企业家》，记者岑科。
2005年7月26日，记者接到陈志武教授的电话。他说刚参加完一个主题为“中部崛起”的研讨会，会议上，来自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员济济一堂，对“中部崛起”战略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对区域发展战略非常热衷，比我想像中的要热衷得多。”陈志武说，“大家一窝蜂地谈政府要成立这个，干预那个，兴奋的劲头让我很吃惊。”在陈志武看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权利平等和交易自由。
当他把自己的疑惑向身边的一位专家表达时，这位专家说，“你们这些搞经济的，如果不搞出点战略规划，还有什么用？”这时，陈志武才意识到，自己是“异类”。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陈志武较少参加类似活动。当他看到有这么多的学者和官员对区域发展战略如此热衷时，很难再保持沉默。
一
问：您参加的这次会议的情况怎样？
陈志武：这是关于“中部崛起”系列研讨会的一个分会，接下来可能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各省都要开，或者已经开过了。
这次去长沙以后，我感到在北京的经济学和相关的政策圈子里，大家关心的问题和视角跟省会城市里面的学者和决策层关心的问题和视角，差别是非常大的。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层意识到过分的政府干预，只能是产生更多的扭曲和不平等，使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更不用说导致更多的寻租机会和*等一些问题。但是到省一级或者地区一级的话，人们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跟计划经济时代差不多。多数的省会城市在思维上还是相信什么东西都要靠政府，靠政府的政策。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与各省会之间的观念、视角差别都这么大，这本身也表明过去这些年不同区域的经济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像长沙、太原、南昌这样的省会城市都没能分到一汤勺。这说明通过原来的财政部与计委系统、现在的国有银行与发改委系统确实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作发展了，只不过这些发展集中在北京、上海等这些引人注目的地方，而不是那些数目众多的省城、区城、县城、乡镇和农村，这就是机会不平等。
在湖南的会议上，有一位官员讲了这样一个观点：“政策是最伟大的”。他举例说：没有政策怎么会有深圳？没有政策怎么会有上海浦东？没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 西部经济崛起怎么会有希望？所以他主张国家要比照“西部办”、“东北办”的规格，成立“中部崛起”办公室，以落实优惠政策，把更多的资源向中部省份倾斜，等等。开完会后我想了很多。与会的人士一窝蜂地希望政府干预这个，干预那个，但是没有人去好好想一想，过去这么多年，在国家强大的行政干预之下，中部这些省份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今天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说到底，等到中部这些省份都得到特别照顾的时候，全国各个省市基本上都被照顾一遍或者同时都被照顾了。大家都要得到特殊待遇的话，就没有人特殊了，道理就是这样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
陈志武：因为如果由中央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配资源的话，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在全国的省市之间，经济最好并且最引人注目的省市和经济最差的省市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那些中等水平的省份什么也得不到。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2）
道理很简单：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要考虑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既是高级官员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把它们建设好、经营好，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这些城市不会被忽略。而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由计委调配的这种制度结构，又恰恰使超度集中发展这些标志性城市变为现实，这的确是以前的朝代所无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掌握分配权的官员把资源投放在偏远地区的话，即使那里的经济被改进了很多，也不会有多少人能感受到、看到，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来说这没有好处。只有当偏远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实在太低，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的时候，才会引起资源分配部门的重视。这就有了前些年的西部开发战略。那些穷省最后会被照顾到。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和省份，因为两边都不靠，往往得不到优惠，反而要作出牺牲，被忽视。
二
问：您讲到行政官员在资源分配上会有倾向于少数几个大城市或者标志性工程的偏好，那么人们会问，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源是什么？
陈志武：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目前计划色彩浓厚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存在，行政官员们的这种偏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扭曲和不平等也不会这么大。
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作一个对比。当时清朝政府没有国有银行体系，到1898年时，国家投资办的第一个户部银行刚开始做。那时候，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能力把全国老百姓的储蓄或金融资源通过任何方式调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来支配和决定怎么样花。政府即使想重点发展北京，重点发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也很难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个地方当年可能不一定那么富，但是不管怎样，一百年前当地农民的积蓄，一个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间做借贷；还有一个是通过钱庄把这些钱收集过来以后， 又投放到本地的企业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像，那时候全国各个地方间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发展水平，总体是比较平衡的。因为本地的资源基本上被用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由自然禀赋决定各地的发展，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扭曲后的不平等方式发展。
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居民也有相当多的储蓄，他们的钱通过在全国2 800个县城里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吸收进来，相当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省会的工行、建行、农行、中行总部和分部，来统一调配这些金融资源到底投入哪些项目，由哪些企业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 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农村存款占所有农村存款的36％（农行特殊一些），但是从农业贷款的比例来看，工行、中行、建行在农村的放贷占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总借贷的比例还不到2％。这说明国有银行到各个乡、各个县吸收存款以后，把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结果是：不同地区间，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他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相当程度上国有银行的垄断加重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3）
我做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主张把各地的金融市场分割开来。我想强调的是目前的金融资源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统一汇总以后，在分配机制上，如果不是根据市场导向，根据市场价格体系来决定这些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源如何投放、投放到哪里，而是简单地由一些行政官员做配置的话，最后很多非市场的人情关系因素，可能会决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大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到一小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不到任何金融资源。
问：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政策优惠，那些自然条件不好的贫困地区怎么办？
陈志武：扶贫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回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贫。拿西部大开发来说，我不知道到底投了多少钱，至少有几千亿吧？把这几千亿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会怎样呢？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最后会是在西部做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但，几个标志性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影响到西部这些省区的真正穷人呢？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辐射效应，但多数家庭不会感受到。
首先，从经济角度讲，本来就不应该在西部建这么多工厂和工程。因为那里的运输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运过去，还要把产品运出来，陆运费用很高，运输容量也低。到今天，海运和水运仍然是成本最低、容量最大的货运方式，这是靠“愚公移山”改变不了的铁现实，沿海经济历来很发达，是有它客观的经济道理的。此外，在投资环境等其他因素上，西部的生产成本与地方政府效率也要比沿海差。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资，效益很难保证。企业不愿到西部地区投资，一定有经济上的道理。政府与其违背市场规律硬往那边投资，不如把这些钱重点放在交通运输条件很方便、投资环境成熟的其他地区。
其次，在当地建几个大工厂、大公司，修几条公路，也许可以提供几千甚至几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为当地的GDP增长作出贡献，会改变几个宏观经济指标。但是，与几百万、几千万的贫困人口相比，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微不足道，很难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贫困生活。
所以，与其把几百亿、几千亿的钱砸在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上，还不如选择一些更好的扶贫救济方式。一种方式是对很贫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应该向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教育资助，向他们提供迁居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鼓励部分人口向其他地区移民，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
三
问：如果放弃区域发展战略，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社会经济？
陈志武：与搞“大工程”对应的一个办法就是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我说的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强调民间银行、钱庄、当铺，还有小范围内的个人消费借贷或者投资借贷安排。这样的民间金融的发展，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更实在，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自己认为最赚钱的经济活动，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所在。所以，我觉得真正可以改变一个地区收入增长水平的是浙江民间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开发模式——几千亿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辐射效应是有限的。
与其把几千亿投向几个“大工程”，还不如把这几千亿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放贷，变成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额贷款，变成他们的创业起步基金。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更广泛的社会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推进民间创业，增加数量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促进浙江式民间金融在各地的发展，启动各地的自发增长引擎。当然，这也要求放弃国有金融垄断，开放并鼓励民间金融——只有这样，浙江模式才可能在各地扩展。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4）
退一步讲，要让每个省都得到几千亿的贷款，也是不现实的。从前，因为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也许少数几个省市在一年里可以得到几百亿、上千亿的贷款，但是绝大多数的省市不可能在同一年里得到这么多资源。所以，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尤其像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地方，还想靠中央政府的照顾来发展经济，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它们更应该学习浙江，把民间金融搞活起来，使本省内部有能力把死的财富变成活的创业资本，内生更多的经济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最终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问：您对发展民间金融有何具体的建议？
陈志武：有一些基础设施，很容易做到，一做就可以马上帮助民间的金融机构和融资活动。比如，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去提供借贷利息和融资供求数据的信息网，可以把各个不同的地方愿意贷出的利息、愿意贷出的金额，以及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和创业者愿意支付的利息或回报率、所需资金的数量等，把这些利息、金额、价格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都通过网站、报纸和杂志公布出来，这样把在各个地方需要资金的和愿意提供资金的两方信息收集起来，把两方撮合到一起，让他们更方便地做自愿的信贷和投资交易。传统上，民间融资活动是在本地局部进行的，虽然如果有中介金融机构去撮合成交当然更能发展民间融资，但即使只能做到把供需两方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并将其公开，那也已经是实现了交易所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了。
另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是目前中国最有发挥潜力的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股市融资目前局限性非常大，银行的贷款也不太愿意做。民间信贷机构又发展得不太多，空间比较小。总体来看，还是风险投资及股权基金能把民间的资金调动起来，为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融资的机会，这个方面的潜力应该说是最大的。
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跟股市融资相比有很多的优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投资方和需要资金的企业之间可以同属一个很小的社会或社交范围之内，比如朋友和熟人之间。融资范围小，投资对象的数量也有限，投融资双方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相互了解，投资方可跟踪他们投资对象的运作等。在经济学里，我们讲这些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要低多了，因此交易较容易发生。相比之下，通过股市的融资，信息不对称，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分离非常严重，对制度机制环境的要求就高。所以在制度资本环境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股市的融资不太容易发展。但是，一对一的，或者是小范围之内的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环境。
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愿的契约和交易的自由权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基本自然权利。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业务形式，国营金融才是后来才有的、非自然的业务形态。这个问题上不能本末倒置。
中国股市乱象（1）
本篇来源：2008年8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郭宇宽。
中国的股市有很多让人跌破眼镜的地方，要涨一片红，要跌一片绿，像坐过山车一样，说是疯狂也不过分。造成这种非理性疯狂的原因何在？股市的未来该如何完善？
一
问：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中国股市为什么还如此缺乏理性？
陈志武：我们缺乏真正深刻的教训。要培养成熟的市场就是要让投资者分享市场的红利，同时也接受市场的教训，按市场规律办，该赔的就赔，该倾家荡产的就要倾家荡产，这样才会形成理性的投资氛围和负责任的投资者。在什么都以“社会稳定”为第一原则的情况下，太多对上市公司、对证券公司、对投机者的溺爱，只会让股市脱离上市公司，让股票是一个世界，股票发行公司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各自互不相干，股市就完全成赌场。
问：我有点儿不同意。中国股市其实也一样有教训吧，有些股民过去几年给搞得欲哭无泪的也不少。不过很反讽，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往往是感慨“中国还是政策市”。这种教训好像就是让老百姓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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