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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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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调停与谈判
周等到西安后，马上与张杨会谈。张原来都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就放蒋，因此，周与张在和平解决这点上是不谋而合。周充分肯定西安事变是进步的爱国的，这一点张听得很舒服，但对军事阴谋一词很反感，周恩来做了很多的解释工作，抓了蒋，可能导致内战。周在了解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后，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思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同意周的策略，不再提审蒋了。周恩来做杨虎城的工作则困难多了。杨与蒋的关系远不如张与蒋的关系深，深知蒋气量小，阴谋大，报复心强。杨的疑虑不无道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事变，周耐心地做杨的说服工作。一方面指出，蒋有赞同抗日的可能性，能够迫使他改变内战政策，参加抗日，当然要比杀了他而同南京打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要于国家、于民族有利得多。另一方面，蒋能否实行报复，并不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位一体坚持团结，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一切地方实力派，自己的力量强大了，蒋就是想要报复也不容易，况且，蒋在我们掌握之中，如无把握，我们不能轻易放他走。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崇高精神和析理入微的恳切言词，终于说服了杨。
12 月20 日，宋子文来到西安，一是为同蒋取得联系，二是为进一步探明情况。周恩来知道以宋同蒋的关系和在南京政府的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事变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抓住时机，与他作了一次长谈，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贡献。宋子文在会晤了张杨并见到蒋介石后，飞回南京，22 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作为南京政府正式派出的代表来西安。从23 日起，南京方面和西安方面以及中共方面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周首先提出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六项协议。
在谈判之后，周与蒋见了面。周首先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
蒋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说：只要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我听你的话，连我们的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
蒋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们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
由于蒋介石知道他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便重新摆起委员长的臭架子，他声称，不能在协议上签字，而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放蒋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释放蒋介石了。在这个问题上，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分歧很大。张主张不要有什么先决条件或保证。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一些将领则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已达成的协议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然后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口气相当强硬。宋子文见信后，慌忙见蒋，蒋吓坏了，立即要宋去找张商量办法，还要他亲自去找杨虎城求情，要求无论如何尽早放他回南京。张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25 日下午他既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又没有告诉自己的部下，竟与杨秘密送蒋到飞机场，而且张更错误地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在此前，张就说过，一旦蒋接受联共抗日，他就送蒋回南京，我送他回去，他放我回来，必然成为千古美谈。周劝过他，说，政治是钢铁一般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大可不必。张当时未置可否。）
张杨送蒋去飞机场后，孙铭九得到卫士的报告，赶快去找周恩来。这一突然的情况，使周不禁大吃一惊，当即乘车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蒋介石飞到洛阳，让张下手令，要杨虎城释放蒋的全部将领及飞机，（所有的牌都打光了）随即又炮制了一篇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根本不承认什么六条协议。后来又背信弃义，把张软禁起来。虽然如此，蒋不得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终于避免了，忧心重重的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一夜，南京的爆竹整整响了一夜。这不仅是为蒋介石个人祝福，而是为民族的命运祝福。
在实现历史的转折的过程中，张杨两将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自我牺牲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会议上，称张杨是千古功臣。共产党人对党外人士给以这么高的评价，张杨是第一次。张杨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
蒋介石在这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将这种态度坚持到底。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17 日，中共派代表团到达西安时，西安与南京正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之中，许多问题都还是悬而未决，中共代表团为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作了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事端，团结抗日。可以说，整个谈判实际是在周与南京方面进行的。经过周的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六点协议。
对中共的作用，宋美龄也承认：周是有力分子，甚明大体。
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三位一体的瓦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是减少了内战的可能性，为实现国内和平铺平了道路，但国内和平并没有实现。蒋介石一到南京，就避而不见张学良，并拍案大叫：汉卿犯上作乱，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庭。于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这种报复行为使原来就存在的南京和西安之间的对立情绪达到了极点，把矛盾推向爆炸的火山口，内战一触即发。中央军积极向陕北推进，西安方面也不会束手就擒，于是加紧调兵遣将，做了战斗的部署。张被扣之后，一切矛盾集中于杨虎城一身，处境极为困难。东北军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高级将领主和，中下级军官主战。两派都想杨站在自己一边。1937 年1月下旬的一天，东北军中层干部为主的60 多人，围坐在杨的客厅里，痛哭流涕，要求杨率领他们与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那种同仇敌忾的场面，使在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杨也深受感动，真想同蒋一决胜负，但又不能不考虑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团结抗战这个大局，左右危难。这时中共中央也很为难。周恩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最难作出决定的事。周考虑到虽然从总的形势出发是不应该打的，但从西安具体情况看，如果坚决反对打，就可能失去很多朋友。为了巩固西北这支抗日力量的团结，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暂时保留自己的主张，在张杨两军上下一致主战的情况下，全力支持他们打好这一仗。红军将自己的决定通知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叶剑英与两军参谋人员研究了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红军的诚意使杨虎城和两军的朋友们深受感动。1 月31 日，在西安召开了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当大家再一次研究具体的行动计划时，经过冷静的分析，大多数人认识到无论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两军的前途考虑都不宜打，会上作出了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东北军的一些少壮派，孙铭九等人认为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将军一心想当官，主和，出卖张。2 月2 日，突然下手，杀害了王以哲将军，又准备追捕何柱国，因杨虎城制止才未得逞，接着几个年轻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奔周恩来办公室。周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搞兵谏的。周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作蒋介石想做而作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周这番训斥，把他们震住了。周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留着眼泪，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孙铭九等本来认为杀掉几个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之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救张，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是一个在东北军中有影响的将领，他的被害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许多人要杀孙等的头，挖他们的心，给王将军报仇。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周当机立断，把孙等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同时，在周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这些人一走，就使急于为王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也就及时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最后发展到高级将领枪杀了为国共合作奔走最力的团长高福源（已加入共产党）。王以哲是张离开部队后，能够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他的被杀，群龙无首，更加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的力量和地位。南京方面乘机施加压力，迫使张杨同意，把东北军、西北军调出陕西。这样三为一体就瓦解了。
在这个过程中，张曾写信给东北军将领，“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血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张学良将军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主要工作就是尽早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代表多次谈判。国共的实力决定，要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必须作出更大的让步。1937 年2 月1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日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事实上宣告成立。
关于西安事变，国民党方面也认为很重要，几十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大陆的原因，就怪别人，首先就怪张学良。蒋就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
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的主编在前言中说：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命运至深且巨，举凡中日战争之提前爆发及中共战时之坐大，乃至大陆10 亿同胞陷于中共暴行之下，推源祸始，实皆肇端于这一不幸事件。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1、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应该说是作出了更大的让步，明确地承认蒋介石为抗日领袖。这些让步从表面上看是消极的，但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通过让步换取了国民党对中共合法地位的承认，换取了统一战线的形成。通过这些让步，中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正如七月十五日宣言讲的那样：“本党这种光明磊落与委曲求全的态度，获得了同胞的赞许。”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 月17 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蒋介石在演讲中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以后，中共在回答国民党方面不服从调动，擅自跨越战区的指责时，总是以蒋的这句话作为反击。
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 月13 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 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 月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 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 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 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 个县，人口约150 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 月22 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
第一，表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破产，说明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的主张合乎历史的潮流，深得人心。
第二、有利地动员了全国亿万军民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第三、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 教材129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歼灭日军1 万多。
正面战场广大爱国官兵面对优势武器装备日军的大举进攻；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顽强地与侵略者战斗；流血牺牲者可谓千千万万。八一三，淞沪抗战。李宗仁事后评价：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我军参战的约50 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70 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令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则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民族；在正面战场英勇作战而捐躯的军人不知其数；其中高级将领也有一大批；如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郝梦麟、刘家麒等等。这些官兵；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肯定了他们的抗日业绩；颂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中华各民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们。汉口有赵登禹路、佟麟阁、张自忠路、郝梦麟路、刘家麒路。
由于日军疯狂的进攻及作战能力的强大，在1937 年7 月至1938 年10 月的15 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
日军进占南京城后，即以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日军进城后，就在全城范围内放火，首都南京各华丽建筑，名胜古迹，直至居民住宅均难以幸免，南京城31％的建筑被日军放火焚烧，致使美丽的首都南京四处烟火，满目残垣断壁。日军进城后，不问是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还是逃难的居民，均成为其杀戮的对象，6 个星期内，被日军惨杀的中国平民和失去战斗力的军人达 30 万人以上，且手段极端残忍，包括集体屠杀、活理、挖心、剖腹、当射击或刺刀靶子、游戏取乐等。日军进城后，疯狂蹂躏、残害中国女性。仅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制决书》记载，“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其中，许多被害女性又被断肢、破腹、割乳等方法致死。日军进城后，还放手进行抢劫。其间，不管是商店商品，还是居民财物，不问是货币，还是布匹、衣服、金银手饰、文物等，见着就抢，其数量无法统计。南京惨案是日本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经过淞沪战役、南京会战的惨败中，国民党对战争的规律也有所认识，比较牢固地树立起持久抗战的思想，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指挥大体是正确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歼灭日军1万多，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
抗战初期，导致国民党正面战场失败的主要原因有：教材130
1、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苏德战争爆发，德军一下子就深入俄国国土近千公里，俘虏红军几十万人，苏联惨得很。按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动员群众了，怎么还是那样惨呢？主要是敌强我弱，以及突然袭击。
2、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
3、单纯的阵地防御作战。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抗战初期的全面进攻作战、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改变为实施有限目标的局部性进攻作战，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和中国后方的轰炸，以维持其长期围攻态势。同时，运用政治和军事的手段，确保占据区的治安。鉴于战局的变化和日军侵华指导方针的变化，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仍以主要兵力抵抗日军局部性进攻作战，并相机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这期间，政府军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其中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阵亡4。2 万人，被俘3。5 万人，是抗战正面战场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日军5 万余人，俘日军139 人，为历次会战所罕见。
1944 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 座城市、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迅速高涨。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相当频繁，在日军多次局部性进攻作战中，中国军队多努力进行了抵抗，并在相机发动的有限度攻势与反击中，先后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从而基本上保持和稳定了原有战线，使得日军在这一阶段没能
取得很大进展。这一阶段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掩护和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西南大后方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也为敌后战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这一阶段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延续，其间，中国军队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出现了像张自忠等那样为国捐躯的将领及士兵，表现了可贵的献身精神。
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
1、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抗战；以巨大的牺牲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
2、在血与火中，国民党逐步认识到战争的一些客观规律，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
3、在战争初期，正面战场抗击了日军的主力，客观上对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从此两个战场互相策应、互相促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沿海沿江工业的内迁，为西南大后方的奠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正面作战线虽然后撤了几千公里；失地100 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订“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时所估计到了的；达到了分散敌人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
4、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博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5、在八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 多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同时应该指出，抗战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也存在许多局限和失着。使许多战役战斗；有的本不应失败的却失败了；有的本应获得更大胜利却未能获得；而且部队伤亡过大；以致消耗敌人远比自身的消耗为少。
1、抗战意志衰退；从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到战区各高级将领；都是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为指导思想；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积极性。如1941 年10 月；日军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在强渡黄河进攻郑州时；于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留驻2 个步兵大队；构筑了作为以后再次南侵时的桥头堡阵地。第一战区数十万之众；对此背水为阵、孤立突出并与其后方联络极为困难的少量日军；竟然坐视不问；任其长期存在；使日军随时可以由此南侵；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2、蒋介石“曲线救国”的策略，导致国民党军先后有78 万人投敌；其中将级军官67 名； 如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等。降将如毛、降兵如潮。
3、军队贪污腐化；汤恩伯部每个单位均有空缺；汤本人及其军队将领都与日伪方面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国难之财。这样的军队不可能全心致力于抗战；一战区在会战检讨中即说；该部“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
4、军队的纪律败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河南人民说：“水旱蝗汤，汤灾最猖。” 汤恩伯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这样的军队得不到民众的支援。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路线与持久战的方针
1、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
从抗战一开始，国共两党就出现了不同的抗战路线。双方都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点是一致的，那末为什么又会出现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呢？
最根本的原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由谁来领导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后，由谁来掌握中国。
从中共方面来分析。中共认为：
第一，国民党固然开始抗战，但指望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来取得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
第二，战争是长期的极端残酷的，国民党很难抗战到底。汪精卫成了汉奸，蒋介石也有许多媾和行动。
第三、蒋介石心术不正，借刀杀人。因此，抗战的胜利最终要靠共产党。
第四，中共把抗日战争看成了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在西安事变前，周恩来与斯诺讲话，讲到中共的主要目标是结束内战，同国民党军队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么说来，你们放弃革命？”
“决不是，我们在促进革命，而不是放弃它，也许革命会通过抗日战争取得政权。”周还预言：抗战开始之时，就是蒋介石灭亡之始。
后来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周带信给斯诺，请他不要发表他坦率的意见。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则说的含蓄些“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这是什么意思？ 抗日战争不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要利用抗日统一战线，为进入下一阶段做准备，革命目标仍是要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
如何达到上述目标呢？把革命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就是全面抗战路线。这是通往抗战胜利之途，也是发展与壮大自己力量的最好办法。
蒋介石的考虑：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心理很清楚，共产党最终还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因此，他希望在抗日战争期间，确保其领袖地位，并通过统一战线限制和削弱中共力量的五分之二。国民党最怕的就是中共借抗日之机大发展，尤其怕群众起来，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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