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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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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禄说：“没学过，但我知道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的尖端科学技术。”
35 走出国门 参观团苏波捷求学取经（7）
陈赓点点头说：“不错，靠这些最新科技，美国和苏联都造出了原子弹，美国还造出了核潜艇，苏联大概也造好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说到这儿，陈赓压低声音，两眼望定彭士禄，严肃地说道，“中央有个决定，要让一批留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等新专业，我们在这方面舍得花本钱，士禄，你愿不愿意改行呢？”
彭士禄没有片刻犹豫，他斩钉截铁地说：“愿意！只要国家需要。”
“好！”陈赓站起来送彭士禄，“等候组织上的正式通知吧。趁现在中苏关系不错，好好学真本领，把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和核潜艇搞上去！”
在陈赓的引导下，彭士禄走上了一条艰苦的核动力科研道路，成为中国核潜艇工程的第一任总设计师，为中国的核动力和核电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后话。
中国代表团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分别见面之后，启程回国。
陈赓回到总参办公室，又一头钻进繁忙的工作之中，他一边关注着中苏“10？15”协议的落实，一边准备去南方参加海陆空部队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就这样，回到北京没几天，他又风尘仆仆南下了。
这是陈赓在1957年中第三次南下，第一次是在2月下旬，他离京到南京等地检查工作，并沿途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他饱尝艰辛，在波涛裂岸的海边，他拄着拐杖，迎着风雨，一个海岛一个海岛地深入部队，由于过度疲劳，有一天晚上，他在洗澡时竟摔倒在浴室里，当他挣扎着爬起来，感到胸部一阵阵疼痛，此时，他的几根肋骨已经骨折，可他却毫不在意，就这么强忍着又继续工作了。
3月16日他从上海写信说：“十八日即将去海上勘察岛屿，然后经宁波到温州之线，也许还要去浙东海面（一江山、大陈）一次。失眠症仍在继续，每晚必须服药才可入睡。”4月6日，他又在杭州写道：“七天的海上生活，虽未遇险风巨浪，我却弄得头晕目眩……”在这次勘察的途中，他得知奥列霍夫去世的消息。
回到北京，他又被各种紧张的会议所包围。6月初刚送走刘居英一行人，月底他又离开北京，冒着南方的酷暑，去广东福建沿海继续进行军事勘察，这是第二次南下。
这第三次南下后从上海返回北京，陈赓脸色蜡黄，眼眶发青，身体极为疲惫，一进门就把傅涯吓了一跳。他扶着门框对傅涯说：“傅涯呀，我这一回可能坚持不了啦！……”
傅涯劝他好好休息几天，可陈赓第二天似乎忘记了傅涯的叮嘱，又艰难地支撑着，不声不响地照常上班。
12月18日中午，陈赓在军委开会，一点多钟才回到家里，傅涯埋怨道：“我等你到一点钟，还不回来吃饭。你呀，你这么做还没有什么，你还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
陈赓笑笑没吱声，中午他没有休息，下午又听汇报，然后到周恩来那里开会，研究筹建一个新的国防科学研究院的问题，会议上有争论，很晚才散会，陈赓心中不快，情绪抑郁地回到家里。到了晚上，陈赓感到很疲劳，他对傅涯说：“今晚我什么事也不干了，你陪我去怀仁堂看戏吧！”傅涯向机关请了假，陪陈赓坐车去中南海看戏。陈赓没有什么嗜好，看看戏，摆摆龙门阵就是他最好的休息。
散戏已是深夜，这是一个普通的冬夜，四处静悄悄的，陈赓这一晚睡得很熟，他不会知道，病魔正向他步步紧逼。
第二天，陈赓吃完早饭，穿好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忽然有人因急事登门找他，傅涯看看家里一切都正常，就上班去了。灵镜胡同的后院里只有陈赓和两岁的小儿子涯子以及忙碌家务的阿姨。
客人刚走不大一会儿，涯子从客厅里跑出来，到厨房找到阿姨，结结巴巴地大声说：“阿姨，我，我爸爸哭了！”阿姨正在收拾锅碗瓢盆，以为小孩子说着玩的，并没在意。涯子很聪明，他又跑到前院， 拉住司机老赵的衣角：“爸爸哭了，爸爸哭了！”老赵心里一惊，连忙跑到客厅，只见陈赓倒在长沙发上，脸上失去血色，剧烈的心绞痛，使他呼吸困难，大汗淋漓，满面泪水，陷于昏厥状态。
老赵忙把陈赓抱到床上，张副官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一个抢救小组以最快速度赶到。医生们来到屋里的时候，陈赓仍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脉搏测不到，血压量不到，医生们立即确诊为心肌梗死，抢救小组一直忙到夜里十一点多，陈赓才苏醒过来。
这一整天从早到晚，灵镜胡同车水马龙，人们穿梭似的进进出出。傅涯闻讯先赶回来，总参的秘书们也赶来照料，中央军委和各军兵种首长都来探视，他们当中有彭德怀、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陈锡联等。
彭德怀站在陈赓的床前，拧着眉毛，噘着嘴，他想起今天刚刚收到毛泽东昨天的批示，那是陈赓写给国防部关于防空作战的报告，毛泽东对陈赓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即批道：“退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唉，陈赓呀陈赓，你病成这样还坚持工作，昨天主席刚批阅了你的报告，你今天就倒下去了，唉，陈赓呀！彭德怀心痛地看着陈赓苍白的脸，默默站了半天才退到外屋去安慰傅涯。
35 走出国门 参观团苏波捷求学取经（8）
聂荣臻见到陈赓病成这样，也心痛得手发颤，他一再向医生叮咛，要尽一切力量抢救。
陈赓的心里只有工作，惟独没有他自己。他刚苏醒过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能让步！”守在他身旁的陈锡联劝道：“咳，你这命都不保了，先别想那么多了！”
陈赓生病的消息传到上海之后，宋庆龄曾在12月26日来信慰问：“我离京前一天听说你生病，很想去探望你，但据悉医生不让探病，恐致惊扰病人，因而未果。特致函慰问，并希望你好好休养，早复健康。”
这次陈赓被病魔击倒，真是千钧一发，险情过后，他被送进北京医院，在那里卧床治疗了三个月，才能起身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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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1）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
反右斗争 众师生含冤戴帽子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毛泽东以极为开放的口吻，纵古论今，谈笑风生，鼓励大家鸣放。当与会的各界人士在夜幕下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从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大红宫灯下，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负责人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 5月1日，全国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远离北京的哈尔滨，政治敏锐性并不差多少，顶多在时间上比北京慢半个月左右。
3月中旬，哈军工层层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底又召开全院的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各单位都组织了学习讨论。5月4日，《工学》报第一版以全版篇幅和“积极的情绪，活泼的思想”为题，报道了全院的学习情况，热情洋溢地总结了学院的政治气氛：“全院同志学习毛主席讲话以来的积极情绪是一个伟大的动力，它不仅要推动我们的学习，使之前进，更要推动我们院的整个工作，使之前进！”
5月16日下午，院党委召开第一次老教师座谈会，请老教师对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1956年初以来心情愉悦的老教师们，政治热情挺高，与会的70多名老教师纷纷举手，大家踊跃发言，不少批评意见是相当尖锐和不讲情面的。
院教协主任、材料力学教授会主任周明【溪鸟】教授说：“学院官僚主义严重，到处好像衙门、官府，不像学术机构，例如少数人居住的‘将军楼’，空了很多房子没人住，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同志没有房子住。”
马明德教授批评政治工作至今还未深入教学：“教学人员的政治学习，老是‘传达动员—领会文件精神—联系实际讨论’，不但对老教师不适合，新教师也感到没兴趣。”
体育教授会主任龚家鹿副教授批评某些领导对体育教育不重视，本来是“体育盲”，却偏偏要充“内行”。
院党委第二副书记刘有光在十多位老教师发言之后，代表院党委表了态，他说：“在全院开始整风前，多方征求意见很重要，不但是老教师，今后在各种类型的人员中，都要召开座谈会，以揭露矛盾，帮助学院搞好整风。整风是和风细雨的，通过整风，给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造成一个‘鸣’的环境。”
刘有光又说：“我们学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严重存在的，因而不能发扬全院的积极因素。‘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我们实际做得很差，以致很多组织和措施流于形式，甚至群众连意见也没处提。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批评的态度，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对付官僚主义，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领导上绝不会打击报复；万一真有此事，那是品质问题，可以上告。”
哈军工第一次整风鸣放会在刘有光副政委温暖如春的讲话中结束，70多位老教师在满院的丁香花香中兴高采烈、说说笑笑地回家去了。
5月23日下午，老教师分为六个小组继续“鸣放”，接着在5月30～31日和6月1日三天，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大鸣大放会议。同第一次会议相比，老教师们的语言更为不客气。
机械制造工艺教授会主任张凤岗教授似乎有点“否定”哈军工的教学工作，他说：“我院有‘军工第一’的‘大国主义’想法，事事要求全国第一，结果是机构庞大第一，建筑漂亮，花费第一。其实机构庞大，讲究物质享受反而影响教学。‘第一’并不光荣，真正的光荣应该是教员教得好，而我们却谈不上。”
化学教授会主任教员潘定说得更尖锐：“高等学校应该是科学研究中心，应该是有课的上课，没课的作研究，大家安静下来，伏案看书，但是我院经常搞运动，好像教员坐下看书就是进入了‘低潮’，不放心了，结果弄得人不敢安定过日子，这是领导不懂得什么是学校的常态。”
理论力学教授会主任教员邹志楷一直被领导上认为是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他一开口就带“刺”：“学院官味太重，各级界限分明，椅子也按级别分。校官待遇高，还发自行车，有公务员，常跑街的反而没车骑。有些军官不自爱，我很少看电影，但每次都看见军官违纪，军官骂人我见过，甚至骂到我头上。”
素来不过问政治的刘恩兰教授也对学院的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她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教授会主任没有实权，在教员提升问题上完全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是一个‘信任’问题，自己想做‘主人’，但别人不信任，没要你做主人，这样，要有‘主人翁态度’就很困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军人与非军人，党与非党，都有宗派；自己不是军人，又不是党员，好像是个‘外来货’，因而在别人眼里，自己的意见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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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2）
老教师们在鸣放中也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院部系一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例如技术部副部长李焕“官气十足，不深入实际工作”，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做思想工作是“压制多，说服教育少”等。对刘居英副院长的批评意见是“有些话讲得刻薄”。
5月29日下午，全院召开整风运动动员大会，张衍传达了全军整风会议精神和院党委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张衍特别强调整风必须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
刘有光在刘居英率团出访期间主持全院工作，他在大会上宣布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他说，这次整风是有历史意义的，只有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全院的领导作风与思想作风上是普遍而严重存在的，是造成学院内部矛盾紧张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在整风中要听逆耳之言，虚心接受非党同志和下级干部的批评。希望非党同志提意见不要讲究方式，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大鸣大放期间，恰好黄克诚大将来学院视察，黄老参加5月30日下午的全院教授、副教授、讲师及非党军事教员的座谈会，仔细听了21个人的发言，休息的时候，黄老走到教授中间，与大家亲切交谈，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大胆鸣放。
和全国一样，哈军工的整风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机关和教学楼。晚上各个楼里灯火通明，人们在大字报前挤来挤去，各个系的领导亲自动员，学员们也被搅得热血上涌，从干部到职工，从教员到学员，人人大鸣大放，提意见，揭矛盾，个个都在忙碌着，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岂能落后！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据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向党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他听到李维汉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毛泽东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
5月15日，毛泽东在听取统战部的汇报之后，对罗隆基所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大为光火，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作为机密的党内通讯，发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然而，整风运动已经让哈军工的知识分子们热情高涨，脑门发烫，口无遮拦，“刹车失灵”，他们由衷地相信院党委的真心和诚信。
这几天，机械原理与零件教授会主任杨仲枢教授的心中漾起一股难以平息的激情。作为哈军工“五一”观礼团的成员，他在一个月前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亲眼看到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中央领导人，心中那份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想想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年轻时到法国和比利时留学，不幸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颠沛流离，滞留欧洲16年回不了国，先后在鲁文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和任教；还在农场种过玉米，摘过葡萄；在工厂干过钳工，当过工程师。再艰难，自己也不肯加入外国籍，心中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国与家乡。1946年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免费船票才回到祖国。长沙解放后，共产党对自己这个穷书生很是器重，1952年就当上了湖南大学机械系代主任，1952年底来到军工，各级领导对自己都挺好，1956年是首批授衔的教授，刚参军就是中校军衔。今年又去北京观礼，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国家啊。
那天总部领导宴请解放军“五一”观礼团，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向杨仲枢问起哈军工的大鸣大放情况，杨仲枢说，自己在4月份下工厂，对学院情况不了解。甘泗淇说，现在党号召你们帮助整风，你回学院后可要带头呀。
在北京观礼后，杨仲枢又请假回南方一趟，5月下旬才返回哈军工。
“杨先生，你落后了！”曾住过对门邻居的张凤岗教授乐呵呵地说：“现在大鸣大放可是热火朝天，什么时候听你放一炮？”
杨仲枢笑道，“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不过我路过北京，北京高校里也是热火朝天呀！”
一向和杨仲枢关系不错的胡振渭教授登门拜访：“杨先生，你得赶快大鸣大放呀！”他似乎欲言又止：“你历次运动都顺利，不像我肃反挨审查，所以……”
杨仲枢正色道：“你不要老背着包袱，肃反时我是小组长，对你的审查是对的。现在帮助党整风，不能夹带着个人情绪。”
“那是，”胡振渭点点头：“不过军工的肃反运动也确实有点那个。”
杨仲枢煮好香喷喷的咖啡，和胡振渭边喝边聊，听说不少教授对学院“三害”中的宗派主义有意见，便赞同道：“宗派主义的问题不小，老胡你还有什么好建议，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得赶快准备发言稿。”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3）
6月2日和3日，杨仲枢在家里认真准备鸣放发言稿，他苦于自己对学院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正好胡振渭不时过来看看，胡教授年轻，脑子活，又熟知学院各方情况，他给杨仲枢提供了不少素材。杨仲枢写好发言稿，胡振渭又全文看了一遍，夸道：“这样好！有分析、有归纳，四平八稳啊！”
6月4日，在全院教授鸣放座谈会上，杨仲枢果然带头做了长篇发言，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现在已找不到这篇发言的全文了，但从哈军工上报给总政的报告和反右时的《工学》报中，仍可以看到杨仲枢发言的要点：
“我院以宗派主义为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宗派主义派生的。……领导上只依赖一部分人，偏听偏信一部分人的意见，只听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汇报，然后作决定，这只算小群众路线……”
“这些同志并不是有意要造成宗派主义，而是要和知识分子同舟共济把学院办好，但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下意识地存在着‘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很慢，轻视工农，是落后的代名词’，于是就不知不觉在言语行动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来。”
“我院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是老干部多了，老干部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要好好安排他们……”
“我院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与中央精神不符，把知识分子当商品，当生产母机，认为知识分子是客，是西宾，是雇来的。……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分而治之’、‘阶级斗争’的方式，政治工作是逢甲说乙，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有些教授调走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处理得好，人家不会走的。”
“肃反时整了不少人……如果证明人家不是反革命，就应该赔礼道歉。”
“湖南人有句俗话，满崽子成不了大器，我们现在对学生‘抱着走’的教学方法，将来培养不出好的干部。”
“我们有的老干部解放后又讨了年轻的爱人，但对前妻生的孩子不好，甚至有点虐待，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卫兵腹泻拉肚子，坚持站岗，报纸表扬是对的，但是还要批评连长，因为他不关心战士。我看哈尔滨的交通警察冬天穿毡靴，我们的卫兵怎么不发毡靴？……”
杨仲枢真是个老书生，一开口就直来直去，面面俱到。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一片鼓掌声，坐在第一排的张述祖等老教师还站起来与他握手。
杨仲枢轻松愉快地回家吃午饭，胡振渭的爱人肖冰早等在家里，她兴冲冲地向杨仲枢要发言稿，杨仲枢爱人王禄臻说：“她要拿到图书馆，想在下午座谈会上念一念。”
“念就念，”杨仲枢把发言稿交给肖冰，笑道：“帮助党整风，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说错了，也不要紧，供党组织参考嘛！”
因为自己讲不好普通话而寡言少语的张述祖，在思想上与杨仲枢产生了共鸣，两天后，他在教授座谈会上也发表了长篇讲话，一开始他就讲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学院领导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脾气，”他接着说，“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国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扬眉吐气，但是岁月悠悠，10年、20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老干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数十年汗马功劳，而自己一无贡献，坐享其成，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那么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了没有？发挥了，但没有尽量。其原因是宗派主义的一道高而厚的墙在作祟，由于宗派主义而连带产生了有职无权和对待粗暴的现象。”
“我同意杨仲枢同志的看法，三大主义在我院中，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派生的。我院是军事性工程学院，因此院内除党与非党的矛盾外，还有军与非军的矛盾。我院组织机构庞大，行政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又是军人，于是无形中就形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因为在工农干部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着‘落后’，而老知识分子代表着更落后，因此，宗派主义在我院就显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别突出。”
张述祖列举了不少关于宗派主义表现的事例，会议气氛热烈，随后发言的人也畅所欲言，胡振渭特别对肃反中违背政策的问题给予激烈的批评。
曾石虞是个怪老头，喜欢一个人独处，大鸣大放中并不太积极，那天不知为什么也放了一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说：“我看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制度，军队中有牧师，他讲话和蔼，道貌岸然，态度严肃，人们愿意接近他。我们军队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要学学牧师这个好处……”
日历翻到了6月8日这一天。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播音员严厉冷峭的声音震撼着人心。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4）
当日，坐镇北京指挥若定的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下达了反右斗争的总攻击令，一张笼罩神州的“阳谋”大网终于收网了，他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烂，只溃烂一小部分（这部分溃烂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在全国，刚开展一个多月的“鸣放”，在哈军工，才开始半个多月的“鸣放”，顿时熄火夭折。一连数天，从文庙街两旁的高大白杨树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无边无尽的杨絮，犹如漫天鹅毛大雪，哈尔滨的“六月雪”为哈军工大院营造了一派肃杀苍凉之气。
哈军工的老知识分子们都吓傻了眼，那颗心恰似“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鸣放中翘过尾巴，发言尖锐的人们开始惶惶凄凄，察言观色，三缄其口。但也有个别人刹不住车，6月8日那天召开的讲师座谈会，鸣放中一直没发过言的理论力学教授会讲师王连起不知拨错了那根筋，竟慷慨激昂地开了腔，一篇言词尖刻的长篇发言刊登到《工学》报上，他可真是自己跳出来的鱼。
刘有光副政委到北京开会去了，学院里的运动似乎处于暂时的停滞状态。《工学》报上陆续刊出一些学员和实验员批评老教授的文章，口气颇为温和，充满以理服人的学术气氛，例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两点浅见——与杨仲枢、曾石虞两教授商榷》。适逢松花江汛期，全院人员都投入防洪修堤的劳动中，静谧的军工大院显得冷冷清清。
那天晚上，张衍接到刘有光的长途电话，他连忙做记录，放下电话，他对张子明说：“我们挨批了，成了全军反右的落后单位。”两个人神色肃然，默默离开办公室。
在北京参加总政关于全军反右斗争的会议以后，刘有光匆匆返回学院，没顾上回家，马上召开院党委常委会议。
“我们落后了。这次开会，我汇报了军工的整风情况，挨了批评，说我们这儿冷冷清清，哪里像是反击右派？”刘有光目光阴郁，心事重重，望着默不作声的众常委们说：“如果再不开始反右斗争，我们这些人也得成为右派分子，怎么办呢？我看，大家赶快研究一下，我们的反右运动怎么搞……”
6月29日，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在军人俱乐部做了“反右派斗争的全院动员报告”，此时，哈军工的反右斗争才拉开了大幕。
杨仲枢在劫难逃。听了动员报告，他神思恍惚地往家走，路过二道门，醒目的大字报张贴在路两旁，斗大的黑字写的是“质问杨仲枢”。他怎么也想不通，刘有光副政委不是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吗？他不是也讲了“宗派主义在军工很严重”？怎么我的发言现在就成了右派言论了呢？
他低头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曾石虞的声音：“嘿嘿，真没有料到哇……”
杨仲枢站住，回头一看，张述祖一脸凄苦抑郁的表情，和曾石虞一起走路，眼神呆滞，似乎不认识他杨仲枢，倒是老夫子向他点点头，强作笑颜地打声招呼。
杨仲枢回到家里，在书桌前失神地枯坐着，王禄臻把一份转载《人民日报》社论的《工学》报轻轻放到他的面前，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走开了，小儿子昂岳怯怯地走进来，鼓足了勇气说：“爸爸，同学们说你犯错误了，他们都不理我了，连平时跟我打乒乓球的‘大片刀’教授叔叔也不理我了。”
杨仲枢看看儿子，长叹一口气，喃喃道：“爸爸对不起你！”两行热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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