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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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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部队不打硬仗，怎么能培养出战斗作风来呢？”陈赓虽无言答对，仍不愿意让知识分子干部去硬拼。后来，他巧妙指挥了关家垴战役，打了胜仗，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骨干，陈赓爱护知识分子的故事也传遍了抗日根据地。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陈赓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处理军政大事的繁忙中，陈赓竟能亲自登门拜访一家私人牙科小诊所，当面诚恳邀请留美归国的牙科博士郭乃全医生参加军区医院创建工作，令郭乃全医生感激涕零。
现在是在和平条件下创建大学，陈赓深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寻找足够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让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并留住他们的开门钥匙。
全国选址归来以后，陈赓几乎每天都泡在恭俭胡同，南京来的教授们共占了四合院的九间房间，这里成了知识分子集中的大院子。陈赓先把许鸣真参谋找来，嘱咐道：“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大家都在恭俭胡同吃饭，你每天搞些鸡鸭来。”
陈赓吃了几顿饭后，感到不满意，他又派许鸣真专门找来更好的厨师。
陈赓特别喜欢和教授们聊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嘻嘻哈哈地聊起来，南京来的这批出过国、留过洋的学者们很快就被陈赓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一吃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围坐过来。
那天晚饭后，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人围着陈赓聊天，任新民说起几个月以前，在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三反”运动中，有7位研究员因为揭发问题不实，糊里糊涂地签了名而被上级关了一周多的禁闭，最后每个人挨了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才放了出来。说起这件事儿，都成了笑话，陈赓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他认真地说：“这件事要是在我这里，就绝不能这么处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专家关起来呢？”
陈赓接着就向大家谈起自己的经历，并讲到毛主席、刘少奇在历史上受过的委屈，启发大家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周祖同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陈院长呀，军工学院要设许多军事机密专业，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能够接触机密吗？”
虽然其他教授们没有插话，陈赓也看得出，周祖同的问题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心中共同的顾虑，这就是担心共产党不信任自己。土改之后，全国城乡普遍划分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以及资本家均是人们侧目而视的剥削阶级，已被打入“另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年能出国求学，多数家中殷实，无衣食之忧，有求学之资，所以大多数人不是工农子弟，他们的忧虑就不足为怪了。
陈赓看看大家，笑道：“周教授啊，请你来筹办军工学院，当然能够接触机密专业了，你们在南京时不也是搞机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吗？要说剥削阶级出身，不瞒你说，我跟你一样，我出身大地主家庭呢。要讲个人经历，社会关系，那我就更复杂了，我当年在黄埔军校跟随蒋介石东征，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我岂不成了大大的反革命？出身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党是信任大家的。”
陈赓一席话，说到教授们的心坎里去了。
陈赓知道，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老干部都是打天下的“老资格”，所以，和老干部共事，多少有点敬畏局促，谨小慎微。陈赓说：“你们总觉得我们是老资格，什么算老资格？人到七老八十才算老资格？老资格是指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早或长，对革命、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大或多。如果老资格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你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奋斗了几十年，搞出了成果，对人民不也是贡献吗？我们打仗无非是解放全中国，有益于人民，你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同样是有益于人民的啊，你们在科学领域里就是老资格，真的，你们也是老资格呀！你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要有自卑思想。”
陈赓谈兴甚浓，他又说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你们都是在欧美留学的，过去我们骂蒋介石认美国为干爸爸，现在我们学习苏联，与蒋介石依靠美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以后他们中有人欺侮我们，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中国有中国人的骨气，我们会一脚把他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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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2）
夜深了，大家恋恋不舍地送陈赓出大门，陈赓上车前又回过头对大家说，眼下最急迫的是缺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家熟悉教育界，请多推荐人才来军工。
今晚陈赓与教授们的促膝谈心，张述祖一直坐在陈赓身边默默倾听着，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陈赓走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慢慢散步，院子角落处传出秋虫欢快的吟唱，几枚秋叶轻轻落在他的身上，张述祖想起当年与兵工校友亡命川江，抗战胜利后报国无门，无端受凌辱的往事，而当年辱骂他的那位狂傲的黄维早已成为陈赓的手下败将当了俘虏，人生真是难料啊。他更想起陈毅市长的接见以及在南京玄武湖畔潜心研究火箭船的日子。“来北京两周多了，”张述祖在心中默算着，“和陈赓院长相识也没有多长……”可陈赓一见面就是“教授长、教授短”的尊称，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还是陈赓称他“述祖同志”，解放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强作笑颜，有谁称过自己为“同志”呢？从将军那求贤若渴的目光和发自肺腑的亲切恳谈中，张述祖认识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带路人。老天有眼，让我张述祖在知天命之年遇到陈赓将军，平生所学可以施展矣，振兴中国国防之志可以实现矣，若能辅佐陈院长建成军工大学，为国家培养大批栋梁之才，我此生夫复何求？
想到这里，张述祖热血上涌，快步走回自己的宿舍，同事们都睡了，古城的夜晚十分安静。他怕开了电灯影响大家睡眠，就悄悄点上半截蜡烛头，在昏黄的烛光下铺开白纸，摘下近视镜，再换上老花镜，深深吸了一口气，先写下老朋友曾石虞的名字，想了想，又写下曹鹤荪和卢庆骏的名字。在教育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熟悉相当多的学界俊才。他反复斟酌、比较，一个一个写下去，数了数，一共37名教授和副教授。张述祖一一列出这些人的专长和目前所在院校或单位，他有点累了，看看表，已经是下半夜了，“明天一早就呈交给陈院长”他在心里反复提醒着自己。
翌日下午，陈赓把张述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手里拿着早晨张述祖交给他的这份教授名单，十分高兴地说：“述祖同志，你这份名单太重要了，我要感谢你呀！快坐！快坐！”
陈赓给张述祖泡上一杯茶，随手拉过一张椅子，与张述祖促膝交谈。
“我知道你执教多年，对如何办学有深入的研究，今天咱们不谈别的，我想听听你对办学的见解。”陈赓诚恳地说。
张述祖也不讲客套话，他坦率地问道：“不知陈院长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陈赓想了想说：“我们现在要创办一所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军事高等科技学府，总要有教育家来办学才行，我想听听中国当代有名的教育家对办学有什么高见。”
张述祖知道自己的南通方言太重，怕陈赓听不懂，就特别注意慢慢讲来：“我最钦佩的大教育家有三位，一代宗师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有开山创基之功，今天不说蔡先生。因为我们军工是工科大学，应以清华、浙大为镜子，说说这两所大学的校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前些年赴美至今未归，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现在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梅先生在清华时讲过一段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过，‘凡是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陈赓拍掌叫好：“哎呀，这段话讲得确实好，有空你把梅校长的这段名言抄给我，我要学习研究呀！”
张述祖笑笑，又接着讲下去：“在梅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风开明，学术昌达，教授严于律己，堪称表率。梅先生旗下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吴晗、熊庆来、吴有训、周培源、翁文灏等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给清华带来了声誉，为清华播桃李于天下。”
“再说浙大。竺先生讲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倡导‘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那时候，浙大人才济济，学术成果累累，大学者如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束星北、丰子恺等，有数十名之多。所以浙大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名校。”
看到陈赓听得津津有味，张述祖又说下去：“以我多年的体会，大学办得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师资与设备，现在看，军工的设备有国家大力支持，问题不大；但是教授不是设备，全国人才有限，不下大力气是不可能邀请到德才兼备的人才的，这是我们当前要务中之要务啊。陈院长如此信任我，让我襄助徐立行和张衍两位同志选调师资，我自会尽力而为。我昨晚写下的37名人选，没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大名鼎鼎者，不是不想请调，实在是调不动他们，且不说这些大学者的个性极强，一所只有蓝图的大学是请不动他们的。即使本人愿意，学校又岂肯放人？所以我建议调动的人多半为青壮年学者，他们正在声名鹊起之时，却又未到事业峰巅；虽是学校的支柱，却又未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例如我推荐的卢庆骏，那是大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的高足，其数学功底恐怕当今无同龄人可比，刚进壮年，正可成大事业。我只怕调这样的教授也费周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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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3）
听罢张述祖这一番话，陈赓眉头微蹙，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思忖片刻说：“你刚才谈的意见非常重要，请调教授的工作牵涉面大，政策性强，我们必须慎重，要周密计划，要抓得特别紧才行。边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楼要一砖一瓦的盖，但是边教则刻不容缓地需要教授，没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我们这个军工学院就会误人子弟，我们的办学就会失败。述祖同志，我们的责任重大呢。选调教授，首先要请我们筹委会里的教授们推荐，你开了一个好头，一下子就推荐了37名，现在由你负责汇总，加上任新民等同志们的推荐，整理一份名单，提交筹委会讨论，你看行吗？”
张述祖对陈赓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对下属坦诚相待、充分信用的态度，敬佩至极，他高高兴兴地离开陈赓的办公室，找徐立行和其他教授们商量去了。
9月6日，筹委会打电话给###副部长钱俊瑞，约请他来恭俭胡同商谈抽调教授之事，钱部长昨天刚参加过中南海的会议，他很痛快，几个小时后，就带着秘书，驱车来到筹委会。
陈赓、徐立行、张述祖和任新民把钱俊瑞一行人让进会议室兼会客室的屋子里，陈赓开门见山，递上拟调进军工的教授名单。
徐立行上前解释说：“我们第一批要调的一共80人，其中卢庆骏等18名教授为重点，因为他们都是名望较高的教授专家，另外还有62名教授或副教授，也希望尽快调入。”
钱俊瑞看过名单后，态度明确地说：“你们所提的名单我都同意，办一所大学，光这些教授也不够。这样吧，星期一你们去部里找教育司长张渤川和计划司长张钟灵具体商定。”
陈赓看钱俊瑞如此痛快，心中高兴，忙让司机开车去买烤鸭，他对钱俊瑞说：“中午别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儿吃顿便饭吧，一会儿烤鸭就到。”钱副部长连连称谢。
没想到徐立行和张述祖那天按约定时间去###商谈，司长们却说，18名教授的调动还要研究研究，要请示部长以后再说。
徐立行和张述祖空手而返，陈赓听罢汇报来了气，大声说：“懋之，你再打电话约见钱俊瑞，就说明天我要与他面谈。‘三反’有一条反官僚主义，什么事都用‘研究研究’来对付，这也属于官僚主义呀。我们现在调教授，就像打仗搬救兵，军情急如火！不能因为扯皮，打官腔，贻误了战机！”
李懋之电话一拨，问题就迎刃而解。当时，“陈赓打电话”这一招儿还真是灵，不久，任新民和许鸣真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调罗时钧和庄逢甘，所里人事处处长说什么不肯放人，任新民回来向陈赓汇报，陈赓紧绷着嘴唇，在办公室里踱了两圈，对任新民说：“你给那个处长打个电话，就说我明天登门拜访，当面请教。”
任新民有点犹豫，憨憨地笑着，没敢碰电话。
“就这么打！”陈赓用手指指电话。
任新民照办了。第二天，力学所来了电话，客气地说，罗时钧和庄逢甘将按规定时间去筹委会报到。
事后任新民听说，那位人事处长听说陈赓要来找他，可吓坏了，立马“投降”。任新民感触良深，常对同事们这样说：“哎，没有陈赓院长坐镇，调人的事就不好弄，北京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哪。”
在陈赓亲自督催下，请调教授的名单终获###通过，陈赓又去找周恩来和彭德怀，重点对象的调令是以中央军委或政务院名义发出的，需要他们签字。
9月8日晚上，陈赓驱车回到筹委会，进了院子，听到徐立行办公室里传来阵阵说笑声，便和秘书刘云一起推门进屋。
“嗬！好热闹！一大屋子人嘛！”陈赓笑道。
大家都站起来，今天刚到北京的张衍忙向陈赓敬礼说：“陈院长，张衍向您报到！”
陈赓握着张衍的手，上下打量着说：“几年不见，你有点发福喽！不容易啊，我听说程倩住院很长时间，你又当爸爸又当妈呀！真能干！今天去医院看看没有？孩子们安顿好啦？”
张衍说：“下午我带孩子去了医院，徐副校长让莫瑞贞同志帮助照看一下小孩子，我得赶快投入工作啊！”
徐立行插话说：“小莫心细，我让她帮忙带带两个小家伙，张主任不能老当‘家庭妇男’呀！”
陈赓满意地说：“这就好！二高步校的同志们是打前站的，大队人马的万里大搬迁从大西南到大东北，你们组织得很好。张衍来了，先听听你的吧！”
领导要开会，屋子里的工作人员都起身离开办公室，刘云又去找来张述祖和李懋之，陈赓就让张衍把二高步校的搬迁和干部调动情况汇报一下。
张衍说，除留给西南军区少部分团职干部外，二高步校共来排以上干部1400余人，其中有准军级干部2名，正师级干部4名，副师级干部3名，准师级干部11名。加上家属孩子，共2000余人搬迁哈尔滨。另外还有练习团1200余名干部和战士，是参加学院基建的好部队。自8月底起校部和五个大队已分批出发，张文峰已到哈尔滨，11月中旬，全部搬迁完。
陈赓说：“让干部部长曾焜把干部名单和简历造册后报上来，等编制定下来即可以考虑任职问题，二高的干部素质是好的，对极个别作风不好或者能力太差的干部要么调出去，要么放在一般岗位上，不能影响军工干部队伍的质量。另外，这么多人到哈尔滨，必须安排好住处，东北一到10月初就冷了，全体人员要换冬装，懋之，你去总后找杨立三部长，早点准备，二高的人员路过北京，就让他们换上冬装，暖暖和和地出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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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4）
大家议论了一会儿，陈赓又接着说：“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延聘教授，述祖和新民同志推荐的那批教授们，我已经找总理签字批准了，过些日子我想先派景文同志南下，打开局面；张衍你也准备去武汉，立行和述祖同志在家继续跑高教部。聘请知名教授，我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啊！工作中大家要注意多说好话，商量办事，切不可拿着中央的‘圣旨’压人哟。”
志愿军三兵团司令部军务处处长黄景文是陈赓最早从朝鲜前线调回来的老部下，他参加筹委会工作已经40多天了，每天一大早他就骑着自行车到灵镜胡同请示工作，是陈赓的得力助手之一。9月底的一天早晨，他匆匆赶到灵镜胡同，陈赓刚洗漱完，笑着看一眼黄景文说：“我要先派你南下调教授，你知道为什么吗？”
黄景文一时语塞，陈赓指了指黄景文的肚子说：“你这里面有墨水嘛，去请调教授，我得先派个知识分子干部出马呀！”
黄景文心头一阵发热，凡是陈赓的部下，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陈赓对自己那种透彻的了解和细心的体察。就说先派黄景文南下调教授这个决定吧，陈赓深思熟虑，因为黄景文的品格和才干，都让陈赓满意。现在，笔者就该详细说说一年前在昆明机场跟着陈赓上飞机的这位英武的中年军人了。
黄景文是广东惠阳人，生于1914年1月26日，父亲黄伯群是留学日本的热血青年，早年参加了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黄景文小时候就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他从香港一所有名的英文中学英华书院毕业后，面对东洋鬼子的侵华野心，年轻人毅然北上从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黄埔海军学校，学习舰长指挥专业。翌年，他秘密参加由共产党员陈黄光组织的海校“读书会”，接受了马列主义。陈黄光遇害后，黄景文继续参加并最终领导“读书会”的活动。1936年，毕业留校任教官的黄景文积极寻找党，全面抗战爆发后，思想进步的黄景文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暗中资助几名学生北上延安。1938年，国民党发现了黄景文的革命活动，正欲抓捕，黄景文只身逃出险境，从此走上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在广东地下党的指示下，共产党员黄景文参加了滇桂黔边区抗日武装的组建，抗战八年，作为粤西抗日老一团的团长，他一直带领部队出入深山老林，坚持敌后游击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的部下们不仅佩服老团长的智勇双全和百发百中的枪法，更敬重他爱兵如子的高尚品格。那个时候部队缺粮，只能喝粥，饭做好后，黄景文亲自掌勺，他自己永远是最后一碗。往往最后分光了，黄景文就倒点水刮锅底，用涮锅水充饥。老一团的干部和战士都熟悉厨房里传来的刮锅底声，那声音总是让大家热泪盈眶。
抗战胜利后，我党香港分局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的精神，指示黄景文所部进入越南休整，其间黄景文帮助越南同志建军，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培训人民军干部，所以黄景文和胡志明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关系熟稔，情谊甚笃。
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奉命归国，老一团向滇桂黔方向发展，不久黄景文升任滇桂黔纵队参谋长，当时纵队已有正规部队四万五千人，游击队十万人。陈赓兵团进军云南时，滇桂黔边区纵队与大部队会师，配合四兵团解放昆明，从此黄景文就成了陈赓的部下。陈赓奉命进入越南时，黄景文主动请缨：“我去过越南，情况熟。” 在越北前线，黄景文被陈赓委以重任，他出生入死，克敌制胜，有一次他的掩体被炮弹炸塌，险遭不测。越北抗法战役后，胡志明主席曾两次向陈赓提出，要把黄景文留下来，陈赓笑笑，婉拒道：“老黄回国还有任务呢。”
黄景文有战功而不自傲，洁身自好，淡泊名利。本来是个军职干部，他却热心筹办军校，甘愿到军区军政大学当个副师职的教育长，这些都给陈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刻，陈赓和黄景文坐下来，一起研究南下延聘教授的问题，把可能出现的困难做了一番分析。最后，陈赓把装调令的大信封交给了黄景文，叮嘱道：“关于首批请调的教授，有的是总理签的调令，有的是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应该让有关大学和教授本人充分理解中央的重视程度。总而言之，这次南下，任务重，时间紧，我派赵子立做你的助手，赵教授工作细心，为人厚道，你们一定会配合好的。”
送走了黄景文，陈赓按着工作计划，亲自带人去清华大学，认认真真地参观学习，向清华的领导同志请教办学经验。当周培源、何东昌等人陪同陈赓参观各个实验室时，清华的师生惊讶地注视着光着头，一身旧军装的陈赓，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啊！
再说黄景文一行人于国庆节后来到大上海，在静安寺的招待所住下。当时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已基本结束，黄景文和赵子立带着助手，奔波于华东###、人事部和各有关高校之间，他们了解到各高校的人事关系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浙大理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理学院合并，军事工程学院要调的浙大教授卢庆骏已随浙大教务长苏步青教授调到复旦，另一位浙大教授梁守槃也被调往华东航空学院。黄景文知道，地方高校对即将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缺乏了解，主动向他们介绍军工的性质和成立的意义，消除人们的误解，是争取地方高校支持的第一步。果然，黄景文的坦诚，赢得上海各高校领导的敬重。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5）
黄景文十分注意调查研究，那天他对赵子立说：“通过和南方知识分子的初步接触，我看他们主要的思想顾虑是害怕东北的严寒天气，怕生活不习惯。”
赵子立点头道：“听说在教授们的家属中传说到了哈尔滨会冻掉鼻子的。”
黄景文笑道：“东北就那么可怕？也有人担心军队办不好大学，影响了专业，所以我们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
令赵子立钦佩的是黄景文求贤若渴、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对拟调教授，他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拜访，把思想工作做到本人和家属的心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景文的工作颇见成效。
但是从复旦大学调走卢庆骏却遇到不小的阻力。黄景文与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友好地商谈过几次，复旦提出一些具体困难，强调卢庆骏担任的两门课找不到人替代。
黄景文特地到复旦数学系，拜访了卢庆骏，一见面，黄景文就觉得卢庆骏教授气度不凡，他中等身材，留着短而浓的平头，说话语气平和；对于卢庆骏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与解放军高级干部接触，显然，这位平易近人、全身透着书卷气的首长令他十分好感，两个人挺谈得来，卢庆骏表示，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卢庆骏是江苏省镇江县人，生于1913年3月。幼时家贫，在父母的教育下，他胸怀大志，功课极好；1936年夏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翌年秋回浙大工作，在抗战中随校西迁，贵州办学8年，每晚在两根灯草照明下备课，其志益坚，学问大进。1946年，浙大选派卢庆骏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苦读两年，获数学博士学位，最后一年在该校当研究员。1949年5月2日，在杭州解放的那一天，他回到祖国，仍回浙大任教，他是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的高足，在学术上颇有建树。
黄景文认准卢庆骏正是创建军工学院所急需的名师，他知难而进，尽力想解开与复旦大学之间的疙瘩，在他的耐心解释下，复旦的领导不再怀疑军工学院的办学水准，也承认调卢庆骏不是“大材小用”，但鉴于几位老教授的反对，谁也不好拍板放人。
从外表上看不出黄景文内心的焦急，他依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一天晚上他对赵子立说：“我想卢庆骏的调动问题能否先缓一下，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下面，我看应该请复旦的曾石虞教授了，我离开北京时，张述祖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当初南京军事科学研究室成立时，他还来南京看过，听说你是他的学生？”
赵子立说：“我在兵工大学读书时，曾先生教我们化学，他学问很好，人嘛有点怪僻，我们都称他曾夫子，他不愿意到军方工作，可这一回又找到他的头上了。”
“这就是和咱们军工有缘分嘛，”黄景文开怀笑道：“明天我们就登门求贤，拜访曾夫子！你这些天辛苦了，今晚早点休息吧。”
黄景文回到房间，翻开笔记本，在灯下仔细研究起有关曾石虞的材料，让我们也跟着黄景文的思绪，认识一下这位个性十分鲜明的老知识分子吧。
曾石虞是湖南省汉寿县人，生于1902年10月。其父曾毅是大清王朝最后一批秀才，与同窗宋教仁结为至交。民主先驱宋教仁惨遭暗杀后，曾毅受宋教仁生前之托，在武汉主办《民国日报》。幼时的曾石虞因母丧而跟着为革命奔走呼号的父亲，生活漂泊而凄苦。1921年，他考入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专业，父亲此时又东渡日本，他全凭自己的奋斗完成了学业。
曾石虞德文甚好，1929年，军阀重开战，曾石虞被聘为国民党政府的德国首席顾问的翻译官。他居然能在战事间隙中整理出德国顾问关于化学战的多次讲稿，编成影响很大的《化学战之原理及实施》一书。
曾石虞讨厌军队生活，1935年，他自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修火炸药学。利用他当年结识的德国顾问的关系，曾石虞进入普门德教授的实验室，打下坚实的实验基础后，他又到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学习，顺利拿下博士学位。
抗战爆发后，曾石虞报国心切，他视德国的高薪职业为粪土，急匆匆踏上归途。然而等待他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大学教授们随难民潮西撤的悲惨情景，曾石虞跟着兵工署一路撤退，一直退到陪都重庆。已过而立之年的曾石虞，在岁月的磨砺下少了几分青年时代的清高自傲，静下心来教书了。他先在张述祖任教的兵工专门学校教授化学，又兼任重庆大学物理化学系教授。当时的中央陆军大学慕名聘请他出任少将教官，专教化学战史，深知国民党军队内幕的曾石虞对此职不屑一顾，便以工薪少为由婉言谢绝。1946年，他回到上海，执教于暨南大学，并兼任已迁回上海的兵工专门学校的化学系主任，不久又出任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
上海解放前夕，曾石虞不受国民党的高薪引诱，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然而他又是个性特强的人，他曾和张述祖等人一起联名上书陈毅市长，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成立时，他只是去南京看了看，仍返回上海教他的化学。曾石虞是化学界的资深老教授，他喜欢自由自在地做学问，尤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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