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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 之秦始皇(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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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恒的隶书之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但是,这一说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同时也不符合文字书体创造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文字的书体都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出来,它应当是无数书写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唯此,才可能得到众多书写者的认同,发挥其交流思想的作用。从实际上讲,有现存出土文献佐证。今存秦武王二年(前309)的青川木牍是秦武王时期的相国甘茂在平蜀之后,公开发布的有关土地管理的文告。在青川木牍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用隶书书写的文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秦国的官方文书已在使用秦隶。青川木牍的书写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早了八十年。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八十年前的官方文告中,就已经存在古隶书字体。由此可见,隶书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程邈一个人创造的。秦隶的真正创造者应该是秦国的无名文吏,他们在长期书写过程中痛感小篆的不便,出于工作的实际需要,他们从简化大篆开始,再到简化小篆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秦代隶书。
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用隶书统一文字?
六国文字错杂,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确实需要将其统一,这不仅方便政令通行,而且对文字本身的规范化也极为有利。隶书书写便捷,秦隶也早已存在。从理论上讲,用隶书来统一天下文字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秦始皇却采用了小篆统一天下文字。小篆华美、漂亮、整齐,然而,小篆的最大不足是不便于书写。秦始皇的举措只能说明他对形式华美的小篆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他并不懂得文字规范从简、从俗的两大基本原则。我们从中可窥见秦始皇追求形式唯美的心理倾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十八 统一制度(4)
第四,对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的评价。
秦始皇统一文字功不可没。虽然,他统一文字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加强统治,便于政令执行;但是,文字的统一在客观上为统一思想以及促进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对于一个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无形文化力量。
中国是一个方言众多的国家,而方言是影响交流与沟通的一大障碍。尽管各地方言迥异,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措施,使书面语言、书写形式获得了整齐划一的规范,成为跨越时空限制、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并且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重要因素。这是必须首先予以肯定的。但是,秦始皇没有使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而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隶书统一文字,
而是采用了华丽但不便书写的小篆,以至于他费尽心力推行的小篆在秦国并未被广泛采用。造成这样的局面,或许有秦国国祚短暂的因素在内,然而,文字的流行有它自身的强大力量,简便实用才是文字的生命力所在。小篆不符合这一标准,因此,尽管依靠着秦始皇个人的威严,凭借着大秦帝国强大的国家机器,小篆得以在全国强制推行使用,但小篆的难写难认最终使它成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短命的文字之一,代之而起的是隶书。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在《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里书写的秦代小篆的标准字体。不过,“泰山刻石”(存十字)、“琅琊台刻石”(存八十六字)还为我们保存着李斯亲自书写的秦代小篆的原貌,让我们有机会一睹秦始皇用来统一天下文字的小篆的风采。
“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东巡登泰山而立,由李斯所书。石高四尺五寸,四面镌刻,其中三面为秦始皇诏书,另一面是秦二世元年(前209)诏与从臣姓名。一共二十二行,每行十二字。此石原在泰山顶*池上,之后移置泰山下的岱庙,历经战乱,现只存十字。传世者尚有拓本,存一百三十六字。
再看留存至今的汉碑、汉简,特别是大量出土的汉简,发现出现最多的不是秦始皇强力推行的小篆,而是易写易认的汉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隶书才是真正统一了中国文字的书体,秦始皇“书同文”的诏令真正得到施行是在汉代。一种先进的书体一旦形成,它就拥有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比如晋代形成的楷书,历经一千多年,至今仍然是我们汉字书写的主要书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缘于书写工具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在秦简、汉简上,使用毛笔这种柔软的书写工具很容易写出“蚕头燕尾”的隶书。在一定程度上,书写工具的发展决定了书体的演变,而书体的简便实用又决定了何种书体能够统一中国的文字。
从大体上看,秦始皇“书同文”的措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他采用小篆作为“书同文”的国家标准,则并不可取,再加之秦朝国祚短暂,因此,成效并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大。
统一货币 控制经济
统一货币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经济领域推行的重大举措。
战国时期,不仅各国互相攻伐,而且各国的货币也不尽相同。当时通行的货币主要有四种形态。一是布币,形状像农具中的镈(bó,博),主要流通于三晋,即韩、赵、魏。二是刀币,主要流通于齐、燕、赵三国。三是圆钱,主要通行于秦、西周、东周、赵、魏沿河(靠近秦国)之地。四是郢爰与铜贝,只通行于楚国。各国自铸货币,甚至私人铸币。当时货币的不统一使秦始皇深感即使政治已统一,仍不能掌控经济上的统一。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十八 统一制度(5)
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与金币两大类,形状各异。
统一货币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政治统治。六国货币庞杂即是六国政治纷乱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为了建立与政治统一相匹配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货币政策上实现统一。
秦始皇采取了两种统一货币的主要途径: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改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并明确铸金币明“半两”二字。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史记·平准书》)。
秦始皇用行政手段强行统一货币,这一举措使战国币制的混乱局面立刻得到了有效控制与规范。秦始皇统一货币所获得的成效远比他统一文字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统一货币的措施更合乎规律。六国的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一、形体不一(刀形、布形)、价值不一,秦国“内方外圆”的货币比六国的货币更方便携带,流通起来也更为便利。“秦半两”为五铢钱的出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秦半两”影响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货币形态。
秦始皇采用“内方外圆”的圆形货币作为秦代的统一货币形态,这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中国古代一直崇尚“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先秦诸子一直认为,天道为“圆”,地道为“方”。秦币的“内方外圆”恰好符合这一哲学思想,而且非常实用。“内方”便于穿串,“外圆”不易磨损。
秦半两钱一钱之中,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又具备了易于携带、便于使用的特点,它的通行便是必然的了。
此外,在战国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经济区,这些经济区是和战国七雄诸国共时而存的。各国的经济区之间由于交换的需要,已经将货币的统一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秦始皇统一货币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也是这一举措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度归一 车辆同轨
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在经济上成就的另一件大事。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非常混乱。
度量衡分别是三种单位。“度”是计量长短的器具,“量”是测量体积的器具,“衡”则是计算重量的器具。
先说“度”。在传世至今的四件战国铜尺中,洛阳金村铜尺长厘米,安徽寿县楚国铜尺长厘米,长沙两件楚国铜尺长分别为厘米、厘米。这四件铜尺的长度相差最少为厘米,最多为厘米;两件楚国铜尺的长度也不一样。可见,战国分裂局面造成的度量衡混乱之大。再说“量”。魏国的量制以益、斗、斛为单位,齐国的量制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而齐国姜氏政权的定制是:“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左传·昭公三年》)。”其意是说,四升为一豆,四两诏铜斤权,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诏文。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田氏卿族为了夺取姜氏的齐国政权,收买民心,改变量制——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可见,各国都有自己“量”的标准。
最后说“衡”。赵国的衡制以、镒为单位。楚国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据楚墓出土的砝码测量,楚制一斤平均值是克。
度量衡的混乱带来两大弊病:一是商品交换因为难以换算而无法顺利进行;二是赋税收入不均。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就已经制定了度量衡单位。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里,藏有商鞅变法时颁发到重泉的标准升,这方升的表面还刻有铭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以秦制为基础,颁发诏书,统一全国度量衡。同时,把秦始皇的诏书刻在由国家制造的度量衡的标准器和日用器。
秦代度量衡器具的测算标准为:一尺为厘米,一升为201毫克,一斗为2010毫升,一斤为克,一石(120斤)为公斤。
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大秦帝国的统治。在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的同时,秦始皇还制定了车辆的标准轨距。如此一来,车辆的轮子便可以适合全国所有道路的车辙。在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的侵蚀之害,因此,这项改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在秦始皇从文化、经济等方面大力推行统一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对领土的强力控制。那么,秦始皇在这一方面又实施了哪些举措?
二十九 万里长城(1)
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作为秦朝缔造者的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并开创了“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文明,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然而绵延万里、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的修建,却给秦始皇带来了毁誉参半的历史评价。有人认为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后兴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保障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因此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有人认为长城的修建表明了秦始皇的*,那一块块浸有民夫血汗的城砖,那一块块踩在脚下的巨石,就是秦始皇蹂躏百姓、视百姓为粪土的一个个历史印记。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正反映了人们对大秦帝国*的痛恨。而据史书记载,给秦始皇带来巨大影响的万里长城的修建起因其实源于一个人的一句话。事实果真如此吗?秦始皇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修建万里长城呢?万里长城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卢生图录谶国灭 万里长城皆缘胡
秦始皇一生极喜巡游,在他当政十二年间,曾五次巡游天下。公元前215年的一天,第四次出巡归来的秦始皇,早早来到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着他派出去寻找仙药的使者卢生的到来。卢生是秦始皇最信任的方士,早在第四次出巡之前,秦始皇就派他去寻找仙药。现在,卢生就要回来交旨了。秦始皇的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他不知道卢生这次是不是完成了使命。正当秦始皇焦急之际,卢生上殿了,他向秦始皇详细汇报了寻找仙药的经过。并说,他找到了一本图录(图谶符命之书),里面提到:“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听到这句话,脸色陡变,他万万没想到卢生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仙药,反而带来了“胡”将“亡秦”的消息。寻不着仙药,以后还有机会;国要是不国了,再想卷土重来可就难了。一时间仙药的有无已不是秦始皇最关注的事情,他脑海里迅速思考的是,所谓的“胡”会是谁呢?秦始皇下意识地想到,这个“胡”一定是指匈奴。于是,他立即传大将蒙恬上殿,命其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接着又修建万里长城。
难道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真的是因为卢生一句“亡秦者胡也”吗?
死亡,对秦始皇来说不仅是指一个生命体的结束,更意味着一个王朝命数的终结。秦始皇当然不希望看到由他创建的大秦帝国短命夭折,所以,“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对秦始皇的心理影响绝不可小视。有些人认为,秦始皇不会因为方士一句话就出兵匈奴,大修长城,干戈天下。这样的想法是对帝王心态的不了解与忽视。众所周知,秦始皇生性多疑。“亡秦者胡也”,这对于与秦朝的国运兴亡毫无干系的后世人来说,或许只是一句过耳就忘之话。可这句话对秦始皇而言,却直接指中其大忌。秦始皇一直以为由他创立的大秦帝国可以享有万世,他也因此而享万世之尊。但是,卢生捎来的这句“亡秦者胡也”,却给这位坚信其王朝万世不变的始皇帝当头一棒。
卢生是秦始皇最信任的方士,因为他能圆秦始皇最大的梦想——肉体成仙而长生不死。自封皇帝,并且是天下归于一个帝国的皇帝,对于这一权位,秦始皇期待已久。卢生带来写着“亡秦者胡也”的图录时,秦始皇统一天下已有六年。秦始皇明白,君临天下威风八面的皇帝与贱为粪土的平民一样,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春秋。所以,秦始皇此时企求长生不老的愿望异常强烈。可恨的是,卢生没能给他寻到长生之方,却给他带来了一个让他失望且愤怒的消息。秦始皇怎么能忍?唯有击碎谶语,铲平匈奴,方可除心头之恨。所以,只因卢生一句话,震怒的秦始皇便即刻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这自然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二十九 万里长城(2)
但是,仅凭借一句话就调动三十万大军出兵匈奴,并且不惜下大工夫修筑万里长城,这似乎又有些反应过度。因此,“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语绝不是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唯一原因。
既然如此,秦始皇大动干戈修筑万里长城还有其他原因吗?
为了防止边患。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联盟的首领被称为“单于”。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征服邻近各族,统一蒙古高原,随后建立了游牧民族的国家政权。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正是匈奴势力扩张之时,他们四处进攻,掠夺人口与财物,使得大秦帝国北方的边患压力比较大。
匈奴人作为游牧民族,自幼即能骑马射箭,所以,成年之后个个都是精于骑射的剽悍骑兵。关于此,《史记·匈奴列传》曾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在冷兵器时代,与步兵相比,骑兵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战国时期,匈奴已经成为燕、赵、秦等国北方边地的一大外患。燕、赵、秦诸国为了应对匈奴的入侵,纷纷修筑长城以作为防止匈奴入侵的一种军事手段。就秦国而言,秦昭襄王时宣太后杀死义渠戎王,大败义渠后,修筑了秦长城以阻挡匈奴南下。燕国、赵国也都在各自国界内修筑了长城,以备边患。
在秦灭六国的十年中,燕、赵两国只能顾及自身生死存亡,根本无暇理会匈奴。而秦军则忙于兼并六国,也无力顾及匈奴。因此,在这十年里,匈奴迅速南下,占领了阴山、河套地区,成为大秦帝国的一大外患。
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为秦始皇打击匈奴奠定了夯实的军事基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开始对匈奴用兵。三十四年(前213)大规模修筑长城。所以,秦始皇绝对不单是凭借“亡秦者胡也”一句话就开始修筑万里长城这项浩大工程的。经过四年(前213—前210)努力,横跨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河北、辽宁六省区,全长一万多里的长城修建完成。万里长城成为当时乃至今天全世界最伟大的边防工程之一。
蒙恬用四年时间修筑了万里长城,这是世界军事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蒙恬凭借着什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呢?
原来,蒙恬充分利用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加以修补、连缀。秦长城的西段借用了秦昭襄王时期修筑的长城,中段、东段则借用了赵长城、燕长城,起自临洮(táo,桃),即今甘肃岷县,沿贺兰山、阴山,东至辽东(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
长城虽长,但由于有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这项巨大的工程四年便得以完成。
自此,长城成为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道分水岭。终秦之世,蒙恬率领三十万秦军牢牢地守住了这道防线。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大秦帝国在对付匈奴的入侵时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在秦朝灭亡之后,从汉代到明代,长城都是中原农耕民族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最为有效的防御体系。因此,秦长城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十九 万里长城(3)
由此可见,秦始皇并非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但是长城却因秦始皇而有了一个响彻后世的名字——万里长城。长城其实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楚国修建的方城,这是我国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长城。到了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如齐、燕、赵、魏、秦,为了加强防御和划定疆界都纷纷修筑长城。到了秦朝兼并六国之后,在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之后的汉朝一直到明朝,历朝历代都修建了长城,而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保存较完整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以及之后各朝各代修建的长城长度相加超过十万里,所以长城堪称是“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伟大工程奇迹。显然,长城作为一道高耸的、绵延不断的长墙,它在冷兵器时代所具备的军事防备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但与此同时,它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是惊人的。
历史的贡献往往与历史的罪孽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一定程度上,长城对中华民族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并不能反证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绝对正义性。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不久,就发动百姓进行如此巨大的工程,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不仅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秦朝的苛法也使长城成为修筑者的坟墓。所以,秦长城是秦朝百姓的又一项夺命工程。
《水经·河水注》(卷三)记载:
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这首民歌的大意是,生了男孩千万不要养活,生了女孩一定要给她吃最好的食物。你难道没有看见长城之下,都是由无数尸骨支撑着。
中国人历来“重男轻女”,而这首民歌为什么偏偏“重女轻男”呢?因为参与修筑长城的主要是男性,而他们又多死于筑城过程中,所以,这首民歌唱出了令我们颇为费解的“重女轻男”的心曲。
可见,当年修筑这座万里长城曾给秦朝百姓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
千堆白骨起垣墉 哭倒长城骂倒秦
长城像一条巨龙绵延万里。它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不愧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罕见奇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动用了近百万的劳力来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而且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可减轻劳动负荷的机械装备,工作环境又是处于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因此有人认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蹂躏百姓的一个重要证据。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就是当时百姓修筑长城劳役悲惨境遇的反映,寄托了人们对大秦帝国*的痛恨与推翻其*的强烈愿望。那么“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究竟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这个故事与秦始皇的*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修筑长城被当时百姓视为秦始皇的*之首。“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孟姜女的故事已经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与“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并驾齐驱的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这个故事的流传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孟姜女的故事原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记载。
公元前550年,齐国大夫杞梁(名殖)阵亡。战争结束后,齐庄公在归国途中遇到杞梁的妻子,齐庄公想就地吊唁,而杞梁妻则认为在野外吊唁不合礼仪,婉言相拒。齐庄公只得到杞梁家中进行正式吊唁。这个故事里的杞梁妻只是一个守礼的典范,因为野外凭吊不合礼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十九 万里长城(4)
两百年后的《礼记·檀弓篇》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在这部史书里,曾子赞扬杞梁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表现了杞梁妻对丈夫的真情实感。这是在有关杞梁妻的故事中第一次出现“哭”字,这个“哭”字成为后世孟姜女故事的一个亮点。但是,《礼记》中记载的杞梁妻的故事和秦始皇修长城之间毫无干系,而且杞梁妻也不是孟姜女。
西汉后期,在民间传说中,孟姜女的故事出现了“哭夫崩城”、“殉夫死节”的情节。
这一变化出自刘向之笔。刘向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也是汉惠帝时期向民间征书的整理者。从汉惠帝时期开始的献书,到刘向之时,已使皇宫之书堆积如山,因此刘向受命整理这些图书。刘向利用这个机会编篡了《说苑》和《列女传》,这两部书中都载有杞梁妻的故事。
《说苑·立节》在记述杞梁妻的故事时,增加了“哭夫崩城”的新内容——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阤,而隅为之崩(《说苑·立节》)。
刘向在《列女传·齐杞梁妻》中,又增加了“殉夫死节”的情节。齐国杞梁殖战死,齐庄公回国之时,在路上遇见了杞梁殖的妻子,于是,派使者在路边吊唁。杞梁妻说,如果杞梁殖有罪,大王不能在路边吊唁他。如果杞梁殖没有罪,那么我有住所,不能在野外接受吊唁(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齐庄公只好到杞梁家中吊唁。杞梁妻既没有儿子,又没有近亲。杞梁殖下葬之后,杞梁妻无处可归,于是在城下陈其夫的尸骨,放声大哭。悲凉的哭声犹如哀鸿遍野,听到的人无不闻声落泪。十天之后,城墙崩塌,杞梁妻投水自尽。
《列女传》本来就宣扬烈女,所以,此书突出杞梁妻对爱情的忠贞,这完全可以理解。
经过两汉的演化,杞梁妻的故事忠于爱情的一面开始凸现出来。这使得以其为基本框架的孟姜女的故事也以爱情为主旨。
到了唐代,孟姜女的故事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一是将杞梁妻的故事和秦始皇修长城联系起来。比如杞梁为秦始皇修长城而逃入孟家等。二是增加了许多新情节。比如杞梁被打死,尸体被筑入长城之中。三是在通俗文艺的各个品种(如变文、话本、戏曲、民歌、宝卷、子弟书等)中,都出现了孟姜女的故事,数量达数百之多,蔚为大观。
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中,敦煌曲子词的贡献最为突出。现存的敦煌曲子词残卷不仅出现了孟姜女的名字(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而且把孟姜女和杞梁妻等同起来,同时增加了送寒衣的情节。敦煌曲子词的发现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孟姜女”这个名字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唐代诗僧贯休的《杞梁妻》一诗也是孟姜女的故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明确地把杞梁妻和秦长城联系了起来: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在唐代空前增多的孟姜女故事中,寻夫哭倒长城之后,孟姜女的命运出现了三种结局。一是秦始皇为孟姜女的忠烈之情所动,厚葬范杞良(原来孟姜女丈夫姓“杞梁”,名“殖”,现在姓“范”,名“杞良”了。后世范郎的名字有“范希良”、“范四郎”、“范喜郎”、“万喜良”多种变异),嘉奖孟姜女。二是范、孟二人是星宿下凡,如今灾难已满,重归天庭。三是孟姜女送寒衣哭长城后,与秦始皇面对面地抗争,为夫报仇、替己出气,最后从容赴死。其中以第三种结局最为典型。
二十九 万里长城(5)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如果被当作历史文献来看的话,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史书无载。史书记载的只有《左传》中的杞梁妻,且与哭长城无涉。第二,长城焉能哭崩?汉人王充在《论衡·感虚》中就对杞梁妻哭崩城一事提出质疑——“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者,虚也。”“夫草木水火,与土无异,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然而,民间故事就是有着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把一段与秦始皇修长城毫无关系的历史,一步步地演变为揭露秦始皇修长城*的民间故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民间故事是民间舆论的产物。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学术评价不同。“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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