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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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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迫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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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3）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语）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To be or not to be，确实成为一个人生重大的问题。是作孤臣义士，还是作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肥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1）
与张柔、张弘范、张珪相仿佛，史天泽上有其父史秉直，下有其子史格，一家三代，也皆是蒙元耿耿忠心的“大狼狗”。
史家同张家一样，也是河北土豪出身。他们的籍贯为永清，多年来一直从于金国统治下。史天泽的曾祖史祖伦是个盗墓贼，史臣为之涂金，说史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盖房子挖地基，竟能掘出一窖大元宝，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但“少好侠”三个字，不经意暴露出史祖伦盗墓贼的嘴脸。到史天泽父亲史秉直这一辈，正赶上金国末年蒙古军队攻入金境杀人劫财毁城的乱世，听闻蒙古的“太师国王”木华黎统兵南伐，杀人无数，吓破胆的史秉直招集族人，裹胁当地数千居民，径自到涿州向蒙军投降。河北的汉人一直很顽强，木华黎看见这么一个汉族老混蛋如此孝顺，大喜，想提拔史秉直当官出力。史秉直年岁已老，就把自己儿子史天倪、史天安、史天泽三人推荐出来。于是，木华黎授史天倪为“万户”，又令史秉直在霸州管理附降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的家属，为蒙军做“后勤”工作。
老混蛋史秉直兢兢业业，括银造甲，收敛赋税，源源不断向蒙军输送银粮。蒙古初期占据中原的念头还不大，不久，蒙军与金国暂时讲和，军队回撤，就使史秉直把他诱集的十万余户汉民迁往漠北当奴隶，一路之上，饥寒交迫，缺吃少穿，加上凶残蒙古兵士的折磨殴打，十万余户汉人能活着到达漠北的，百不存一。后来，蒙古又兴兵，攻打金国“北京”，史秉直仍旧为蒙军主持“馈饷”等后勤工作，使蒙古“军中未尝乏绝”，保障有力，服务到位，最终“光荣”退休，归老于家，安死床上。
史秉直三子，长子史天倪和次子史天安同史同传，其三子史天泽牛逼，自己单独一传。
史天倪很为蒙古卖命，在木华黎手下东杀西伐，连克城池，杀人数万，把金国“九公”之一的武仙也打得不得不“投降”。为此，木华黎任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以武仙为副（史天倪堂兄史天祥“孤胆英雄”入武仙营中劝降此人）。二人开始挺配合，把趁金乱进入河北的南宋将领彭义斌一部在思州杀得大败而去。
乱世变多。不久，武仙老哥们老部下数千人据二山寨“反正”，重新换上金军旗号。史天倪闻讯，亲自率军直捣山寨，把数千人杀得一个不剩。惭怒之下，武仙设宴“邀请”史天倪，表示说一来为昔日部下“造反”谢罪，二来为史天倪庆功。当时史秉直还活着，向儿子密言武仙有诈，劝他别去。史天倪觉得自己英明神武，不听，老史只得捎上两个孙子离开军营回老家。
结果，史天倪一去不回。刚入酒席，武仙当面就给他一刀。埋伏兵士群上，把史天倪剁成肉酱，并杀其三个幼子。其妻程氏闻乱，惊惶下也投环自杀。
史天倪的弟弟史天安听闻大哥被杀，马上与三弟史天泽会军，满怀悲愤向武仙发动攻击。武仙不敌，败走。而后，史天安在蒙国灭金过程中出力不少，并为蒙军消灭了河北梁满、苏杰等不少汉族地方武装。此人命短，壮年病死。其子史枢“以勋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绩”，也是蒙古得力鹰犬。蒙哥汗伐蜀，史枢自荐为前锋，在剑州苦竹崖率数十精兵，缒绳入数百尺绝涧，攻取南宋一处咽喉要地。庆功大宴中，蒙哥汗命自己的皇后亲自酌酒给史枢喝，并向在座的“新附渠帅”们讲：“我国家自开创以来，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特以（史）枢父子世笃忠贞，故宠以殊礼。有能尽瘁事国者，礼亦如之！”得到主子如此鼓励，史枢跟随其三叔史天泽败吕文德，讨李璮，伐南宋，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征伐攻杀大半辈子，史枢于至元二十四年病死，时年六十七，其二子仍为禁卫军将一类的元帝心腹。
史天泽，字润甫，乃老贼史秉直第三子。此人“身长八尺，音如洪钟，善骑射，勇力绝人”，是块冲杀的天生料子。其兄史天倪被武仙诱杀后，史家部曲多亡散。史天泽报仇心切，搜罗大笔金银驮于马上，招兵买马，又得三千蒙古援军，击败武仙手下有名的骁勇之将葛铁枪，乘势破中山，略无极，拔赵州，与二哥史天安会兵一处，并力赶跑了武仙，克复真定治所。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2）
而后，史天泽在蒙古灭金的战斗中胜绩连连，特别是金哀宗弃汴京逃跑以后，史天泽一路率军紧追不舍，并在蒲城歼灭了金国宰相完颜白撒所率的八万兵，给金王朝以灭顶一击。蔡州之战，史天泽“血战连日”，最终逼得金哀宗在幽兰轩上吊自杀。蔡州灭金战中，史天泽与张柔等昔日金国臣民，打起仗来比蒙古人还要卖力百倍。
灭金后，史天泽又与蒙军杀向南宋。峭石滩一战，杀溺宋兵数万；寿春之战，他又率蒙古把数万宋军驱入淮水中淹死；蒙哥汗伐蜀，史天泽亲统水军，在嘉陵江三败南宋援蜀的大将吕文德，顺流纵击，夺得战舰数百艘。忽必烈继位后，史天泽扈从北进，得拜中书右丞相，从征阿里不哥，立功甚多。李璮据山东叛，史天泽亲受忽必烈诏旨，率军###，最终攻克济南，活捉李璮。因怕李璮被押送大都后胡乱牵扯自己及河北的汉将，史天泽未经忽必烈批准，即刻剐杀了这位“造反”的地头王。
回大都后，怕忽必烈猜忌汉人（实际上忽必烈对汉人地方势力已经大起疑心），史天泽主动要求解除兵权，“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此举，大得忽必烈欢心，也为史家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至元元年，元廷加其为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至元三年，史天泽任枢密副使（太子真金持衔为正使，所以他实际上是主事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至元四年，改授中书左丞相。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下诏派史天泽与丞相伯颜一起统领大军，发起对南宋的最后一击。行至郢州，史天泽患病，返至襄阳休养。忽必烈闻讯，立刻派近侍携葡萄酒相赐，并慰勉说：“卿自朕祖以来，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宋朝），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
于是，忽必烈派人护送史天泽回真宗老窝，派去数批御医为这条“大狼狗”治病。
史天泽回真定后很快就病死，时年七十四，“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
可称的是，史天泽“年四十，始折节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倘使司马光地下有灵，知道自己的巨著帮助这个蒙古鹰犬补上EMBA课程，变相协助了元朝灭宋，老头非气得地下翻身大叫不可。正是由于读书明史，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其）比于郭子仪、曹彬。”这位元朝的“郭子仪”，可谓一生谨慎，善始善终。
有其父必有其子。史天泽之子史格自少年时就为蒙元效命，灭宋战役中常常不避箭矢，纵马前冲，一身战疮无数。特别是史格跟从元朝大将阿里海涯进攻广西、广东，破十八州，杀人无算。宋恭帝出降后，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拥益王在福州为帝，准备复兴宋朝。当时，元朝在广东、广西等地的将领多年在外征战，常思北归，纷纷上言要求元廷放弃肇庆、德庆、封州等“蛮荒”之地，并兵合力在梧州设置戍守即可。如果这样，南宋很有可能苟延岁月，没准过几年又会出现个“中兴”奇迹。正是史格“高瞻远瞩”，上表坚称不可撤备。在他要求下，忽必烈“益增兵来援”，最终没给南宋最后的一丝喘息机会。
由此可见，史氏祖父孙三人，既是蒙古灭金的“大功臣”，又是灭宋的“大功臣”。蒙元的汉族鹰犬中，老史家无疑是最得力的一个族群。而史天泽所得的“右丞相”高职，在蒙元史上可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史天泽明哲保身最高的一招是“交兵权”，无形中解决了一直困扰忽必烈的汉族“世侯”问题。金末以来，河北等地汉族地方势力结众自保，分族群地投附蒙古。蒙古人对这些人，基本上采取“争取”的政策，招降纳叛，不仅大授美职，还模仿漠北蒙古传统制度让这些汉人土豪世袭官职。当然，每处均会派出“政委”达鲁赤花行监督之职，汉人“世侯”们也要送子弟入蒙古为人质。双方配合的真还不错，汉人势力最盛者，除张柔、史天泽两家外，还有西京的刘黑马，东平的严实，济南的张荣，大名的王珍，太原郝和尚，以及益都的李全之子李璮。这几个汉人家族各拥重兵，子弟为将，每家的统治范围都有千里、数千里之广，地位十分重要。最后，正是由于拥兵近十万占据山东数十城的李璮叛乱，才使元朝下决心收回汉族世侯手中的权力，结束了他们为时数十年的“藩镇割据”。所以，老史既首先带兵平定李璮，又使元廷兵不血刃收回世侯的权力，忽必烈不能不对他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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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苏武”：郝经（1）
雁啼月落扬子城，东风送潮江有声。乾坤汹汹欲浮动，窗户凛凛阴寒生……起来看雨天星稀，疑有万壑霜松鸣。又如暴雷郁未发，喑呜水底号鲲鲸……虚庭徙倚夜向晨，重门击柝无人行。三年江边不见江，听此感激尤伤情。……
这首《江声行》，并非哪个幽怨的妇人所作，乃元朝汉人郝经出使南宋被拘时，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囚所感慨而发的诗作。
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人（今山西陵川），“家世业儒”，乃金朝大文豪元好问的弟子。金亡后，郝经一家迁于顺天府，“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后来，蒙国汉将张柔、贾辅知其名，请他到家里教子弟读书，“二家藏书万卷，（郝）经博览无不通”。这一来，真正的“教学相长”，他不仅教出了张弘范这样的“人才”，自己的儒业也有长足进步。蒙哥汗时代，忽必烈在金莲川以宗王身份开府，延请郝经当幕僚，“条上数十事，（忽必烈）大悦，遂留王府”。
后来，他跟从忽必烈攻鄂州。蒙哥汗在钓鱼城下受伤身死，忽必烈犹豫不决，正是郝经一席话，坚定了他北返争夺汗位的决心：
“国家（指蒙古）自平金（国）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汗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畀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以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帅，各以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指蒙哥汗暴崩之事），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浒、黄，未易遏也，则亦徒费人命，我安所得哉！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复何俟乎！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指忽必烈）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完颜亮）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最后，郝经为忽必烈出主意：
“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汗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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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苏武”：郝经（2）
忽必烈依计，一步一个脚印，果然以鱼化龙，由一个蒙古宗王变成了“元世祖”。郝经立马受重用，得授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带大批从人出使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
临行，郝经一腔忠心，“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
结果，郝经行至宋境，贾似道怕自己在鄂州私下与忽必烈议和纳贡之事被宋帝知晓，命李庭芝派人把郝经软禁在真州。这一囚，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整整十六年，其间，元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早就郁闷而死，郝经大儒出身，善于处变，常常给从行者讲课授经，“从者皆通于学”。而他本人，也以节操自诩：“心苦天为碎，辞穷海欲干。起来看北斗，何日见长安。”以长安拟“大都”，郝经日夜思归元京。
据《元史》载：
（郝）经还（大都）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也就是说，郝经被拘几年后，在1274年从宋人供食的活大雁中挑出一只健壮能飞的，系蜡书于雁足，放飞大雁。“中统十五年”实为“圣元五年”，郝经被拘于宋，不知元朝改元的事，所以他依此推之为“中统十五年”，据此，可以想见这个“传奇”故事倒八分有真。遥想当年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奉命出使匈奴，被这群野蛮人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对苏武威逼利诱，招数使尽，但这个汉朝忠臣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最后，他被匈奴人放逐到穷荒之地，靠牧羊求存。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并索还汉使苏武。匈奴人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得密报，知道苏武仍在世，就谎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其中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讲明他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这一招管用，笃信“怪力乱神”的匈奴人惊惶，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当然，苏武受囚时间比郝经还多三年，总共十九年。文史的力量真大，郝经据此演出“真人秀”，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真。
贾似道败后，至元十二年，郝经才被宋人放归。倒霉的是，他在归途中染病，回到大都即一病不起。濒死之际，老郝仍不忘作诗效忠：
百战归来力不任，消磨神骏老骎骎。
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
岁月淹留官路杳，风尘荏苒塞垣深。
短歌声断银壶缺，常记当年烈士吟。
（《老马》）
他以马喻己，不服老，不输老，很想再为大元朝干上几十年。可惜，几十天过后，这位元朝“苏武”便一命归西，年仅五十三，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如此死心踏地服务蒙元的一个儒生，死后虽被谥“忠武”，仍不免遭人遗忘。
假若问起当今青年人，苏武是谁，一百个中大概有六十个知道，毕竟有羊肉饭馆名叫《苏武牧羊》嘛。如果问他们“郝经”是谁，估计一个也答不出，“郝经”为何物，着实让人惘然。
如果郝经在今天的被遗忘是“悲剧”，元朝还有一伙汉人是更大的“悲剧”。蒙古灭金后，大汗窝阔台曾派月里麻思为正使，率七十多人的使团出使南宋。行至江南，即被宋军扣留。这伙人比郝经一伙人还冤，从1241年起，一直被秘密扣押了三十六年之久。其间，正使月里麻思因病而死。其属下有位汉人名叫赵成，出发时是个毛头小伙子，与其父一起作为月里麻思随人的身份使宋。正使死，父亲死，赵成直到元军平灭南宋后才被“救出”，元军将士自己都糊涂：宋军关押的这个“蒙古使臣”是什么人，啥时啥人派他来干啥的？确实，三十六年过去，物是人非，赵成一行不仅被宋人“遗忘”，也被“祖国亲人”（不知蒙古视此汉人是否为“亲人”）遗忘。悲夫！
被遗忘的“苏武”：郝经（3）
《窦娥冤》的背后
挣开人性的枷锁
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人，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庄严、悲沉，在无知无畏的时代，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蒙古奴隶主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几种不同态度”，阐而发之，上纲上线的学者们还把窦娥的悲剧提高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大加鞭挞“封建主义”、“民族败类”、“投降恶势力”，等等。所有这些牵强附会，无外乎是“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文学分析，沦落为庸俗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教条分析。这种看似“崇高”的议评，其实与今天的口头禅“我比窦娥还冤”，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时代，生活，人性，才是《窦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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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1）
读者乍看此小标题，定认为笔者玩新闻记者那一套吸引人眼球的把戏，拿肉麻当有趣——关汉卿和孙志刚怎么沾得上边，一个是元朝大戏剧家，一个是因无“暂住证”被打死的无辜青年，哪挨哪儿啊？其实，两个人确实有相似之处：在中国文学史上，别说“暂住证”，关汉卿的“户口簿”记录都十分可疑，不仅居住地不清楚，生卒年月也模糊无据。出生地方面，有说他是大都人（今北京），又有说他是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人，当然，祁州其实当时也属于“大都”范围内（元代时祁州属中书省保定路），关汉卿的出生地应该歧异不是很大（又有一说他乃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最模糊不清的，是老关的生卒年问题。元末杨廉夫称他为“大金优谏”，另一位元末的朱经（《青楼集序》作者）也称他为“金（国）之遗民”，大多数介绍性文字皆称关汉卿青年时代（二十岁左右）经历了金朝的亡国之痛，所以认定他的卒年最迟不会超过1300年。这是因为，钟嗣成所著《录鬼簿》成书于1300年，把关汉卿列为已经“西归”的才子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关汉卿在南宋亡国时的1280年左右仍很健朗，并做《杭州景》描述临安风貌：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此外，证明关汉卿在1297年还活在人世的“证据”是，他曾做《大德歌》十首，而“大德”是元成宗在1297年的年号，由此可以推算，关汉卿1297年仍活蹦乱跳地活在世上。在《大德歌·夏歌》中，老关还神气活现地唱道：“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因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
但是，细心钩沉的中外学者悉心推究，又“推翻”了关汉卿卒于1300年以前的说法——研究元史学者所凭据的最重要历史笔记之一《辍耕录》（元末天台人陶宗仪著）上讲了一个“掌故”：
诗人王和卿临死时，其老友关汉卿去生祭他，看见正在学和尚临死趺坐的王和卿鼻孔中垂下两条大混鼻涕。文人喜诌，有人就嚷嚷说王诗人坐化了，他的大鼻涕乃佛家所称的“玉筋”，只有道行高的信者坐化时才出现。关汉卿不以为然，拿这位一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王诗人大开玩笑，说他那鼻涕不是“玉筋”，而是牲口得疫病要死时流出的“嗓”涕。众人闻言皆笑，关汉卿很是“无厘头”了一把。
有据可考的是，诗人王和卿死于1320年，那时距金国灭亡已过去了八十六个年头。即时金亡时关汉卿只有十几岁，推算下来，王和卿死时他就有百岁高龄了。百岁的“无齿之徒”还能开这么生猛的玩笑，大可令人生疑。恰恰因为陶宗仪的《辍耕录》很权威，学者们便又展开遐思，并大胆论证出：关汉卿应该有两个人，一个是由金入元的关汉卿，一个是活跃在元代中前期的关汉卿。这两个人都写杂剧，都行为纵荡，都老不正经，所以后人便把二人合而为一。
笔者揣测，上述“论断”，过于拘泥于《辍耕录》的记载。其实，“两个关汉卿”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虽然天下无巧不成“书”，却也巧不到有两个老关都以写杂剧著名。陶宗仪所载，有些是史实，有些是梨园内对前辈艺人和创造者道听途说的“轶事”。可以这样讲，到王和卿家吊丧之事就属于“轶事”。依关汉卿性格，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出，但对象不一定是王和卿。王和卿死时年近八十，其儿子又是当朝司天监这样体面的官员，那种场合下不可能出现任由老关“搞笑”的情况。极有可能的是，有一位姓名类似“王和卿”的诗人或梨园人物入殓之际，老关前往生吊，才演出了这么一出活报剧。陶宗仪不知就里，把“死人”按在了他所知道的“王和卿”身上。所以，我认为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可信，关汉卿应是死于1300年之前，确乃金亡入元的人物。
关汉卿像老关确实是艺术大家，创作力惊人，比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都不遑多让。他一生写出六十三本杂剧（比莎士比亚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后世留存的关汉卿剧本仅有十八本，除三本是误归入他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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