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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始末-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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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住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大部分人住在临时腾出的民房里。这个一向平静的小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顿时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景象。
那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最低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寒冷的气候给钻井工程造成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柴油机难以发动，钻机设备需要保温，水源供应得不到保证，不少井队不能正常钻井。
余秋里这次到大同镇，主要是了解这里的地质条件和勘探情况，了解石油资源是不是落实。围绕这个问题，余秋里和松辽局的领导、石油部专家工作组的专家以及有关地质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天的座谈。大家一致认为，松辽盆地的勘探基础工作比较可靠，地下的地质构造、地层划分都搞得比较清楚。大同镇地区，松基3井已经稳定生产了3个月，正在钻进的葡1井、葡7井、葡20井都见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更主要的是，这几口井打到的标准层、油层、水层，都能对比得上，证明这里的油层是稳定的，可以断定具有一定含油面积。现场的工作人员给余秋里拿来了一块刚刚从葡20井取出的油砂，原油的气味特别浓，用放大镜一看，质地很疏松，孔隙度和渗透率都不会小。这就是说，这里确实是一个油田。
鉴于大庆地区的地层发育稳定，在不同的井口，地层都能对比得上，岩心、地质录井和测井资料互相比较吻合，为了加快钻探速度，经过同地质技术人员讨论研究，余秋里提出在钻探部署上采取“三点合一”的办法，即把探井分为三类统筹安排：第一类井不取岩心，加速钻进，加强综合录井，搞好电测工作，取得完整资料，迅速控制含油面积；第二类井在油层部位全部取心，掌握油层特征，为计算储量取得参数；第三类井是在构造边部的探井，通过分组试油，确定油水边界。这样，把三类井中取得的录井取心、电测和试油三方面资料合在一起，互相验证，就能够大体了解和圈出含油范围和油层情况。此外，在每个构造上，还要选一口井长期试采，了解产量的递减情况。余秋里后来评价这种办法时说：“这种办法对于加快钻探速度，争取时间，尽早探明大庆油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2月30日，松辽勘探局在大同镇一个陈旧的剧场里召开了大庆地区井队、车间以上干部大会。当时剧场里很冷，哈气成霜，参加会议的人都穿着棉大衣，戴着皮帽子。可是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余秋里在会上表扬了松辽勘探局广大职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援和地质部勘探队伍的密切配合下，取得了重要的勘探成果。接着，他分析了大庆地区找油的有利条件。主要是构造很多，面积很大，油层很多；含油层位比较稳定，埋藏不算深；地层比较松软，有利于钻井。他的结论是，在这里有可能找到较大面积的油田。
余秋里提出勘探工作在1960年的主要任务是：以大同镇为中心，在葡萄花、高台子、太平屯这几个主要构造上，或者是从萨尔图一直到扶余、大赉这条线上，打出一、二级含油面积500至700平方公里，得到三个结果：打出可靠的面积；通过试油试采搞清油田的生产能力；取得反映油层性质的一套完整的地质资料。会上，从四川局设计院出差到大庆收集资料的青年技术员王毓俊发言说，萨尔图一带可能是大庆长垣上的油气富集地带。他建议在重点勘探南部葡萄花等构造的同时，可不可以把钻探的步子向北甩得更大一些。
余秋里很欣赏这位年轻人肯动脑子、敢想敢说的作风。散会后，他找到小王，问他有什么根据。小王说，前一段他收集了地质部在长垣上打的一些浅井资料，经过对比，发现萨尔图地区的地层逐渐变浅，砂层逐渐增多。从浅部地层的变化上可以推断，萨尔图地区的油层可能比南部更多、更厚。余秋里认为这个分析有道理。在干部大会上，他表扬了王毓俊，建议大家认真研究他的建议。
余秋里和张俊及石油部工作组其他地质专家交换了看法，是不是向北部大距离地甩几口探井，侦察一家伙。这在当时是一个解放思想、打破常规的大胆设想。因为按照一般勘探程序，一个地区打出见油井后，都是采用十字剖面布井的办法，以2公里左右的井距依次向四周展开勘探。一方面扩大面积，一方面探明油水边界。但余秋里等人设想从南部的高台子、葡萄花地区，一家伙甩到北部的萨尔图地区，这个距离足有70公里。这是许多人所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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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口油井定乾坤（2）
这是一个非常形势下的非常决策。为了进一步弄清松辽平原的石油构造，选准选好会战的主攻方向和主战场，1960年初，石油部党组将松辽一带划分为三个探区。第一探区负责敖包塔、葡萄花、高台子一带的勘探；第二探区负责杏树岗、龙虎泡地区；第三探区负责萨尔图、喇嘛甸等地区。为慎重起见，还派第三探区党委书记张文彬去看了井位。当时在松基3井以北的广大地区，确定了“三口关键探井”：一口是位于萨尔图构造上的萨66井，一口是位于杏树岗构造上的杏66井，一口是位于大庆长垣最北端的喇嘛甸构造上的喇72井。
3月1日，萨66井在钻井过程中见到了油砂。12日，在试油中喷出了高产油流。这标志着大庆长垣高产富集区的发现，是一个新的突破，对加速会战进程，完成会战任务有重大意义。
继萨66井之后，杏66井于3月17日开钻，30日完钻，4月8日试压合格完井。经过试油，通过9毫米油嘴，日产原油90吨。大庆长垣最北部的喇72井，于3月28日开钻，4月18日完钻，喷油后用5毫米油嘴测试，日产油48吨。
这三口井的相继喷油，证明了大庆长垣南北140公里长，东西10多公里宽的8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都有工业性油流，令人振奋地显示出大庆油田的轮廓，而且越往北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因而，曾被誉为“三口井定乾坤”。
3月初，参加过大庆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的康世恩由哈尔滨回到北京，向石油部党组汇报了筹备会情况和萨66井见油情况。余秋里提出，目前先按已定的部署，以高台子—葡萄花地区为重点，分5个战区来安排工作。但要密切注意萨66井试油情况，如果出油情况好，就要调整部署，调集力量，猛攻萨尔图。
过了几天，从前方传来萨66井喷出高产油流的喜讯。石油部党组在3月14日召开会议，分析了萨66井出油后的会战形势，研究调整勘探部署问题。考虑到萨尔图地区油层厚、产量高，又地处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的滨州铁路线上，对石油大会战更为有利。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采取点面结合、先肥后瘦的方针，把石油大会战的重点从大同镇附近移往萨尔图。在萨尔图摆开主战场，这就是当初划分的第三探区。后来第一、二探区陆续撤销。
曾参与作出“挥师北上”决策的第三探区党委书记张文彬，后来谈起“三口井定乾坤”这件事时说：“勘探是有风险性的，不敢承担一定的风险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当然，对地质资料的准确研究、规律性的判断等对决定一个重要部署，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月17日，石油部党组召开了全国石油企事业单位电话会议，康世恩在会上通报了萨尔图地区勘探的最新成果以及部党组调整大庆会战部署的决定。他以会战领导小组的名义下令，把玉门局参加会战的队伍由太平屯迁往萨尔图铁路线以南，新疆参战队伍由葡萄花北上至萨尔图地区铁路线以北，青海和四川局队伍从高台子调往杏树岗地区。所有正在搬迁的队伍、设备，一律改变方向，直接北上。这就是大庆石油会战史上有名的“挥师北上”。当时，松嫩草原仍是严冬，广大会战职工不避艰辛，进行了百里搬迁。有的工人曾用“打油诗”来描绘当时的情景：“迎面刮风沙，遍地冰雪滑；北上闹会战，艰苦算个啥！”
“三口井定乾坤”和随后的“挥师北上”，对于尽快拿下大油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靠“两论”起家（1）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打上去的。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石油工业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全国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想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石油工业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也搞了大跃进，参加了大炼钢铁。那个时候，我国只有一个玉门石油工业基地，克拉玛依油田正在勘探开发中，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占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一半以上。大跃进的结果，玉门油田的自喷油井几乎全部停喷，原油产量急剧下降。当时，集中石油系统的主要力量，在四川川中地区进行了石油会战，但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大跃进”、“反右倾”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
3月25日至27日，石油部党组在哈尔滨召开了大庆会战第二次筹备会议。康世恩主持了会议，唐克在会上做了关于4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出席会议的除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外，还有有关石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根据部党组调整会战部署的决定，会议着重讨论了4月份工作，重新划分了各单位会战的区域。
会议确定4月份工作方针是：“全面完成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拿下萨尔图油田，打响第一炮，迎接大会战。”主要任务是全面完成会战的准备工作，继续调动队伍，调整就位，大抓钻机安装和探井开钻。要求完成20口探井，在萨尔图探明一、二级含油面积100平方公里，可供开采试验的面积50平方公里。会议要求，在以萨尔图——喇嘛甸为重点进行钻探的同时，要加快杏树岗的钻探速度，不放松葡萄花、高台子、太平屯的工作。
这次会议还宣布了石油部党组的决定：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由部机关党委组成会战期间党的办事机构，立即迁往会战前线安达市办公。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雷震为副书记，也同时到达会战前线办公。
3月底，余秋里、康世恩来到会战指挥机关临时驻地——黑龙江省安达县城。3月底至4月上旬，石油部机关党委、各司局参加会战的干部和原驻吉林省长春市的松辽石油勘探局机关先后搬到安达，会战领导机关正式办公。这时，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已达4万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同时，从全国各地运到大庆的各种器材、设备等物资已有几十万吨。开始，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领导住在原安达县政府财政局的一栋两层小办公楼。会战机关干部和科研设计技术人员，有的住民房，有的住板房和帐篷。会战一线队伍住在老百姓临时腾出的房子或者牛棚、马厩里。
4月9日，余秋里主持召开了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是会战领导小组组织的第一个大型会议。根据当时的勘探情况，初步确定的开发区是大庆长垣南部的葡萄花油田。这次油田技术座谈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讨论这个油田的开发部署和方案。在会场里，地质技术人员摆出了一张根据探井试油资料绘制的油田地质图。按照当时的做法，探井试油的不同结果要以不同的颜色标在油田地质图上，出油井标成红点，出气井标成黄点，出水井标成蓝点。这样，在这张油田地质图上就出现了许多红点点、黄点点和蓝点点。由于当时探井试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所取资料不够齐全，不够准确，油田地质图上所标出的红、黄、蓝色的点很不规则。对这种情况地质技术人员也说不明白。
还在1959年12月的时候，东北协作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当时，石油部党组正运筹着松辽石油大会战。会议期间，余秋里、李人俊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说，松辽石油勘探有新的发现，石油部准备组织一次会战，迅速拿下油田。周恩来对此非常关切，对组织会战表示同意。他预见到会战将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是一场大仗、恶仗。周恩来对余秋里等人讲，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余秋里在石油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大家认为，总理的指示，为即将进行的石油会战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只有靠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夺取会战的胜利。
在会战开始之后，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余秋里等会战领导者想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他们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从领导思想上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为此，他们决定组织全体会战队伍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会战领导者认为，组织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当前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余秋里说：“学习‘两论’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由党的组织正式作出决定，对党、团员和干部、群众提出明确的要求。”经过会战指挥部主要领导成员集体讨论，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于4月10日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松辽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4月13日会战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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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靠“两论”起家（2）
《决定》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会战的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风格，闯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学习要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边读、边议，边议、边做的方法。各级党委要订出学习计划，并列入向上级党委汇报内容。
4月26日，余秋里在会战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会战领导小组把组织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书店的书卖光了，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石油部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实践论》、《矛盾论》的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萨尔图，发到职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册。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两论”带上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技术人员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有“两论”。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开会时学，总结工作时学，遇到问题和矛盾时结合实际深入学习，并逐渐成立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中心学习小组，建立了学习日制度。除了个人自学、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之外，各级领导成员还经常深入基层讲解辅导，畅谈学习心得，也时常了解基层的学习情况，总结、推广职工的学习经验。每到夜幕降临，人们便围着篝火学“两论”，整个会战现场出现了“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人人手里捧毛选， ‘两论’学习方向明”的动人画面。
学习“两论”，成效是显著的。几万名会战职工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会战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坚定了搞好石油大会战的决心和信心。大家说，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我们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产量太低，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困难，是所有矛盾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矛盾。石油工业如果上不去，不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且帝国主义还会利用这个缺口来卡我们的脖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看，上的话，无非是石油职工多流些汗、多吃些苦，是局部的、第二位的困难。如果不上，国家没有油，这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困难。因而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要躲开这个困难，是万万办不到的，也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穷则思变，知难而进。
通过学习毛泽东的“两论”，会战指挥者体会到，要办好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油田，必须首先要讲革命化。革命化，就是讲人的觉悟，讲人的作用，讲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有了广大职工群众革命化，油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生产、建设才会蓬勃发展。即使是比较落后的技术装备，也能够生产出国家急需的产品；如果有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威力。为此，会战领导小组引导职工正确对待、解决众多的具体困难，使主要矛盾的解决落到实处。
随后，会战党委在油田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三要、十不”，并写进了《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三要”是：一要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二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要在会战中夺世界冠军、争集体荣誉。“十不”是：不讲条件、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不分级别、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你我、不分东南西北、不管有无命令、不分部门、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为会战。
第二章 立脚萨尔图（1）
4月份，大庆会战初战告捷。继杏树岗、喇嘛甸第一口预探井喷油后，以萨尔图为中心布置的一批探井先后出油，控制了200平方公里含油面积，证实萨尔图是个大面积高产区。
为了总结准备阶段的工作，部署展开全面会战，4月下旬，在萨尔图召开了有各战区领导干部参加的会战领导小组会议。唐克代表领导小组作了关于5、6月份会战任务的报告，吴星峰就会战中大搞群众运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作了发言，康世恩作了总结报告。会议确定，5、6月份要进一步组织力量猛攻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全面展开会战。会议结束时，余秋里讲话，提出5、6月份战役总的部署是：初探与工业勘探并举；广大范围内甩开勘探与重点突破并举；勘探与开发试验并举。
大庆石油会战的核心地带萨尔图在蒙语和满语中分别是“多风之地”和“大酱缸”的意思。清朝时期，这里曾是满族贵族世袭游牧的地方。春天的草原，大地依然覆盖着一米多深的冻土层。数万人马的突然到来，在这片只有几处民房和少许牧场住房的荒原上，住首先成了一大难题。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有的住在牛棚、马厩、地窖或临时支起的帐篷里，有的干脆蓝天当被，大地当床，在大草原上过夜。吃饭也很困难，缺粮少菜，连锅灶、炊具都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熬汤。
随着几万大军挥师北上，会战前线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机关也离开了安达市那幢简陋的小招待所，来到萨尔图。当地的红色草原牧场正好有一些没有盖顶的牛棚闲置无用，指挥部机关的人们自己动手，找来苇席，和上泥巴，将牛棚封了顶。余秋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就住进了这又冷又阴的牛棚开始办公。以后，他们又陆续在牛棚周围盖了些活动板房，形成院落。当时人们把这里称作“二号院”，它成了会战指挥部的代名词，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
石油会战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由于队伍上得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都很突出。从安达站到萨尔图站，沿途50多公里的铁道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钻机、设备、器材、行李，由于缺少吊车和运输设备，物资无法疏散。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井队工人为了开钻，只能在水泡子里破冰取水，一脸盆、一脸盆地端到井场；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靠步行。
4月26日，第一场春雨浇透了草原。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雨三天两头下，有时一下十几天。由于雨靴雨衣不足，大多数职工赤脚淌水去上班。雨把身上的衣服淋湿了，又焐干了，干又干不透，一天到晚贴在身上。回到住处没有热水洗脚，只能在积水的洼地擦擦脸，涮涮脚。职工住的牛棚、马厩、活动板房、窝棚、地窖，更是四处漏雨。一天到晚，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外不下，屋里还滴答。帐篷里也常常积满了水，有时候甚至脸盆都漂起来，青蛙还在里面蹦蹦跳跳。连康世恩的“卧室”里也是多处漏雨，有一夜他连挪七次床位避雨。
恶劣的自然环境加剧了生产的困难。萨尔图一带地势低洼，没有河流，是松花江、嫩江的自然泄洪区，油田建设的一些工地和井场上，遍地积水，处处泥泞。原来仅有的几条土路，经过人踩车辗，已经完全不可辨认。那些载着沉重的钢管、井架、机器部件、钢板、水泥、粮食的卡车，尽管加大油门发出轰鸣，排气管喷出浓烟，车轮飞速地转动，也只是空转，很难前进一步。成百辆汽车陷在泥塘中，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以至于汽车出去，要拖拉机保驾。就是拖拉机，有时也陷进泥潭里，难以自拔。
当时天气还很冷，水里冰凉。汗水和雨粘在身上，冷得人浑身打颤。炊事班得准备姜汤、辣子汤救急。井场、工地分散，三五人的小分队作战，撒遍百里荒原。生活用品上不去，器材设备上不去，支援队伍上不去，连音讯都断绝了。油建有一个小分队，在荒原深处施工，被暴风雨隔绝，失去联系，困在荒原。小分队5个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他们的班长是个党员，带头把吃的留给群众，自己吃野菜，坚持施工，毫不动摇，度过了艰苦卓绝的7昼夜。
面对困难，会战队伍没有退缩，而是向大自然宣战。大家提出了“抢晴天，战阴天，无雨特干，小雨大干，大雨猛干”的口号，想方设法克服雷雨风暴带来的困难。
那些天里，康世恩和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分别冒雨、涉水赶到现场。他们披件雨衣，挽着裤腿，边观察，边与司机们商量，提出建议，就地试验。经过几天调查研究，康世恩召开生产调度会，向全战区宣布了战胜雨季的命令：
第一，不管雨下多大、多久，哪怕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能撤，只准前进，不许后退，千方百计战胜雨季困难，这里夏秋雨季很短，是施工的黄金季节。
第二，全战区不分干部工人，不分前方后方，不分你的我的，要一切为了第一线，哪怕人拉肩扛也必须确保会战顺利进行，还要保证职工吃饱、吃热、穿干、住暖。
第三，把所有车辆组织起来，由领导干部带队，派出勘察道路的侦察人员，选择最好的路线，并同时预备第二、第三条预备行车路线，保证最好的车况和出车率，以及适当的载重量。
第二章 立脚萨尔图（2）
第四，不管哪个地段出现了陷车，驻在附近的队伍，都要有求必应，主动支援，作为自己的责任。
第五，各级政治部派出人员，到附近的国营农场和生产队去商量，请求他们把所有的拖拉机动员出来，摆在陷车最多的地段，把汽车拖出来。把马车、牛车、人拉的架子车也动员出来，以便为汽车不能到达的分散单位运送粮食和材料。
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张文彬深入到运输处和司机们连夜研究，先后搞了30多套行车防滑方案，经过反复试验，一种“汽车轮胎穿铁鞋”的办法，解决了泥泞道路上行驶困难的问题。康世恩立即召开会议，全面推广，并决定全体总动员，日夜出车，人不下班，车不熄火，只用7天时间，就把40口井的32255吨物资抢运到分布在荒原各处的井场，保证了生产急需。
第二章 万人誓师（1）
队伍上齐了，设备也运得差不多了。会战领导小组考虑大会战的条件基本成熟，下一步如何调动千军万马去夺取石油大会战的胜利，关键是这支队伍是否有战斗力，是否过得硬？会战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召开一个万人参加的石油会战誓师大会，既是前一段勘探工作的总结表彰大会，也是石油大会战的誓师动员大会。通过这个大会使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石油职工、部队官兵、地方人员组成的会战队伍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扭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据当年担任第三探区指挥的宋振明回忆：“有一天康世恩副部长把我叫去，一见面，他高兴地说：‘老宋！要在你们第三探区开一个大会，开一个万人参加的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会议由你这东道主具体负责筹备。’并交待了会议的开法等。我领了任务，急忙赶回驻地，我和李云同志连夜进行研究，负责部署。”
宋振明回忆中提到的李云当时担任第三探区副书记。
具体筹备工作也颇多周折。首先是选择会场。萨尔图是一片茫茫荒原，虽有几十户人家，可哪有容纳万人的场所。跑了几个地方，最后才选定萨尔图一块地方，也就是现在大庆一中的大操场。开这么大的会，要有一个主席台，现成的没有，他们就找了一些旧板子、废木头搭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台子，又将会场四周扩大了点面积。会场的划分，主席台的布置以及车辆停放、会场秩序等等都作了安排。宋振明向康世恩汇报后，康世恩很满意，并风趣地说：“老宋，你提前几天把会议筹备完，是不是让我也把会期提前啊！”
4月26日、27日，康世恩在一间牛棚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创纪录的长会，听取各路大军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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