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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始末-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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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周恩来接见了大庆油田及其他油田群众组织的代表。为了防止有人借机闹事，在接见之前周恩来作出明确规定：我是接见石油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会场不能有任何带有“打倒”字样的标语；不准揪石油部领导，开批判会我就走；不能喊打倒口号，可喊毛主席万岁。不准录音。
在接见时，有人提出“大庆要停产闹革命”。周恩来说：“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要继续抓好革命，促好生产。”有人提出中央应当派人去大庆了解“文革”情况，指导运动。周恩来说：“大庆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些，大庆红旗不能倒，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我们要爱护这面红旗。”接着，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为什么有的人硬要反对这面红旗？为什么他们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这是为什么？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他还对工人们讲：工友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这么多人离开大庆油田，放弃生产不管，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的抓法？革命串连，我不反对，但总要有个规定嘛！生产部门跟学校不同，学校放假闹革命，生产部门、党政工作机关、事业部门及农村人民公社我看是既要闹革命又要促生产、促业务，革命总不能革得使我们的工作瘫痪吧？你们造什么反？如果你们造反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
讲到这里，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说：比如我吧，我每天几乎都要接见学校的红卫兵，他们是放假闹革命，但我不能放假。我既要革命，还得做工作呀！
针对大庆油田领导干部被揪斗的情况，周恩来扳着指头一一阐述了大庆会战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大庆会战，我们靠什么打了胜仗？首先，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其次，靠广大会战职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再其次，就是全国各方，可以说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单有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组织这次会战的领导人，没有组织这场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了一个胜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你得承认他们的功绩嘛！”周恩来又回顾了自己视察大庆的情景，他说：“我曾三次到大庆，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厂矿像大庆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除了学习解放军，还要学大庆、学大寨，他们是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的。”
周恩来正讲的时候，秘书走到他身边，轻声对他说：“主席来电话，要你到他那儿去。”周恩来只得结束这次接见。临走时，他还讲道：“毛主席说，大庆精神是好的，铁人精神是好的，会战很艰苦，应该发扬会战精神，保卫大庆红旗，保卫大庆精神。我相信王进喜同志能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把大庆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搞好。大庆95％以上干部是好的，要解放大庆的干部，大庆生产不能停，停了生产还搞什么革命！”
1月10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代表时又提到大庆。他说：大庆油田1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了下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革命不就落空了吗？
1月16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代表。他非常关注大庆的夺权问题，说，夺权只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业务还是监督好。大庆这面红旗不能倒。大庆的生产已经受了影响，你们要照顾大局。
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同工交口的造反派代表谈话，对大庆的情况表示担忧。他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甚至反对铁人王进喜。
这时台下的一个代表插话说：还游了街。
周恩来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大庆前几年确实不错，很有成绩，罗马尼亚都承认我们先进。这样一面红旗，我们为什么自己要毁掉呢？有错误允许改嘛！我一提起这件事就很激动。
第八章 非常措施：军管（1）
2月1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代表，他警告说：有人要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注意。我们不得不准备用军队来接管大庆。
针对大庆的混乱状况，周恩来在1月份就考虑过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他曾把余秋里、康世恩找去商量起草一个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稿起草出来以后，周恩来亲自作了修改。在决定的开头，周恩来加写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典型”。在另一处，周恩来加上了大庆军管会由石油部、沈阳军区共同领导。
关于大庆军管的问题，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这是继鞍钢之后，中央作出的第二个对大型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
3月23日凌晨，周恩来对《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作最后的审阅。《决定》指出：从3月27日起，由沈阳军区驻各地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管会，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主要任务是：接管大庆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决定》还指出：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要迅速健全和改选各级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工作，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驻大庆油田的外地师生和职工应立即回到本校本单位。
周恩来阅改完毕后，用毛笔在文件首页的上方空白处写下几行意见：
“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这一决定。现送上请予审批。”
文件连夜速传，天快亮时，送到了毛泽东处。毛泽东阅后批：照办。
当天下午，周恩来接见大庆职工代表。周恩来说：中央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等了半个月。今天主席批下来了。这个文件，中央6个常委都看了，军委几位副主席也看了，主席亲自批的。文件第一条说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句话，关系到大庆的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总体。这个文件是很慎重的，我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要把这个文件看成是中央的精神。他深情地回顾了大庆会战的历史，说：大庆会战是党中央决定的。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这是考验。大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五年工夫石油年产量由97万吨跳到去年的1060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毛主席从井冈山时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谈到下一步大庆的工作，他说：我们要有三个相信，一是相信95％以上的群众；二是要相信解放军；三是要相信多数的干部是可以信赖的。主席说今年三四月看出个眉目来，现在看来要推后到四五月了。
一些代表反映：在大庆串连的院校学生怎么办？周恩来说：军管会管起来，不让他们来串连，叫他们搞整风。毛主席讲，军管后也要整风。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又说道：我对大庆是有阶级感情的。
周恩来对大庆油田的特殊关怀和保护，给大庆油田广大干部和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使大庆油田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没有垮掉。对此，康世恩回忆说：“敬爱的周总理保护大庆油田的举动震慑了‘四人帮’一伙破坏大庆的嚣张气焰，给处在困境中的广大干部职工以巨大鼓舞和支持。不少基层干部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很多老工人把行李搬到油井上，一连几个月黑夜白天连轴转，坚持采油。”
按照中央的决定，3月27日，沈阳军区派出部队进驻大庆，油田所属各单位都派了军代表，成立了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广大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岗位，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作为大庆的代表，王进喜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而且还成了主席团成员。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那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投完票后，主席团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投票。当王进喜投票返回自己的座位时从毛泽东面前走过，周恩来起身把他叫住。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大庆的铁人王进喜。”
其实毛泽东早就见到过王进喜，在1964年他还请王进喜出席过他的生日宴会。听周恩来介绍后他站起来伸出手笑着说：“王进喜我知道，是工人阶级的代表。”王进喜也赶忙伸出自己的双手与毛泽东相握。毛泽东风趣地对王进喜说：“你长得很结实，像个铁人嘛！”这时，正好有一位摄影记者在旁边，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历史的瞬间。
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王进喜与毛泽东的惟一一张握手的照片。
“九大”选举结果公布了，王进喜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对他讲：“当了中委就有了责任。大庆地位很重要，回去要抓紧工作，要尽快把工委主要领导干部解放出来。”
1970年4月，“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安排王进喜作报告。他精神饱满地讲了自己对全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设想。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什么也干不成。过去我们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今天我们还应当大吼一声，让世界吃惊。我们有7亿人口，如果能生产亿吨石油，就实现了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我国是富油国，应当有这个志气，有这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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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非常措施：军管（2）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已藏在他体内的病魔正在发作。他早就有胃疼的病，会议期间胃疼得突然厉害了，有时疼得豆大的汗珠往下流。玉门医院的大夫给他开设了专门病房，还从酒泉、兰州请来大夫。经过会诊，怀疑是胃里有肿瘤，但不敢确诊。
王进喜很快被送回北京，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经多方会诊，最后诊断为贲门癌。
197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21周年庆祝活动，王进喜以中央委员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半月之后，11月15日，铁人王进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王进喜有句名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47岁英年早逝，真的比普通人少活了20多年！
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几天以后，周恩来在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讲到了铁人王进喜。他说：“说到大庆，我们大家想一想王进喜同志。他的精神值得学习，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同志！”
第八章 恢复“两论”基本功
虽然实行了军管，但运动对大庆的冲击仍很严重。到1970年一季度，已开发的萨尔图油田和1966年新投产的杏树岗油田生产形势陆续恶化，并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据大庆油田对583口油井的调查，平均单井日产量下降了7％，有61％的油井减产。与此同时，油井含水上升率高达，超过正常速度两倍多。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1970年3月18日，周恩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并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在贯彻周恩来这个批示的过程中，大庆油田又恢复了岗位责任制大检查。3月26日，大庆召开了与“文革”以前相连接的第51次岗位责任制检查总结大会。10月，又恢复了由于“文革”而中断的一年一度的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年4月，燃化部副部长孙晓峰率领工作组到大庆。为解决地下形势恶化问题，经过研究，决定开展“八四三”会战。到年底，抢建油井682口，注水井190口，全年产量有了回升。从1971年起，恢复了每年一至二次地下情况大调查，加强资料录取和分析研究，使油田调整更有针对性，逐步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到1973年，地下亏空得到弥补，地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油田开发重新走上科学的轨道。1973年，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
在大庆油田进行调整的时候，国家能源缺口越来越大，不得不大量烧油。1970年，全国烧油达1075万吨，比1966年的234万吨增加了三倍半。到1975年，烧油已达3000万吨以上。为了适应当时的紧迫需要，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将原来作为后备的喇嘛甸油田投入开发。
大庆油田于1972年10月开始编制喇嘛甸的开发方案，1973年4月开始钻井。经过两年建设，1975年全部建成投产，原油产量达到万吨。在此期间，萨尔图、杏树岗油田经过调整，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个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万吨，为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奠定了基础，并且取得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建设这类特大油田的丰富经验。
第八章 “蜗牛事件”（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受到社会###的破坏而急剧恶化。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外国，途中机毁人亡。是为“九一三”事件。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对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一些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当时国务院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接受任务后，由四机部对外司牵头，上述四家联合组成了一个12人的考察团。当年年底，他们先赴日本考察，五十多天，连春节都没有回国，把日本的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等电视机厂家看了个遍。一考察才发现，以当时国内的生产条件而言，第一步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他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RCA的厂家具备上述四种技术，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RCA寻价。接到对方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谈判。当时RCA报价为亿美金，谈判结果降到7300万。1973年11月，还是上面那12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RCA，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公司，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他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他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气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55美元。
此时，正赶上1月底2月初，快过春节了。代表团向部领导汇报后，决定不放假，家在外地也别回去了，抓紧总结，研究到底从哪个公司引进哪项技术。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风波正在悄然兴起。
当时的中国社会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场运动未等结束，下一场运动又已经到来。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
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一位青年写信给江青反映了四机部出国考察组接受“蜗牛”礼品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们的侮辱。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驱车到四机部去找这位写信人。她进入四机部机关大院，便对美国人所送蜗牛礼品一事大发雷霆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她愤怒地指着四机部领导叫道：“蜗牛放在哪里？给我拿来，中央要用它作展览！”“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她还给那位青年回信说：“我十分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讲话和那位青年的信，感到压力很大，迅即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和全体大会进行传达，会上谴责对方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国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随后，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大小会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蜗牛事件”正像一个无形的雪球在京城滚动，越滚越远，越滚越大，眼看就要波及到中央各部门和全国所有涉外单位。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就是要把“蜗牛事件”作为外事方面的一个突破口，把事件闹大，与批林批孔挂钩，矛头直指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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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蜗牛事件”（2）
周恩来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心若明镜。他几次指示外交部就“娲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当时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韩叙。关键时刻，韩叙以他惯有的求实与严谨，向国内发回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结论：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蜗牛造型的工艺品经常被人们作为礼品或陈设品，因此，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2月21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国务院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论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
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至此，由江青制造的、喧嚣一时的“蜗牛事件”遂告平息。
第八章 “风庆轮事件”（1）
远洋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起就十分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毛泽东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组织上海造船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了9艘万吨级客货轮。与此同时，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这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承造的，于1973年完工。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先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1974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万吨级的风庆轮，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此引起的政治动荡并最终波及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在风庆轮轻载试航中，上海远洋公司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公交组却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媚外”的典型。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常用语”。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些引进项目，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行动却被“四人帮”指责为“崇洋媚外”。
1973年夏天，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气势更盛。在随后筹备四届人大时，他们紧急行动起来，想由他们来组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排除一些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而“崇洋媚外”则被“四人帮”认为是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进攻的最为有利的武器。
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有了姚文元的表态，下面的人就有了胆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人物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经陈阿大点火，江南造船厂的一些人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随后，这份大字报被刊登在《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马天水看后立即批示，要求远洋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之后，工交组又派人到远洋分公司，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金祖敏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典型材料，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重点之一是就风庆轮试航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分歧。材料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为此，金祖敏于1974年春节写信给姚文元：“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信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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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风庆轮事件”（2）
姚文元很赞赏马天水所上报的材料，他在这份材料上批示道：“相当深刻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他还要王洪文、张春桥考虑是否将这份材料印出来给政治局的同志看看。之后，这份材料果然以《金祖敏的一封信》为题印发政治局全体委员。姚文元还专门给马天水送去一份印发出的材料。
马天水立即让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翻印了此件，并补拟一个通知，发到上海市工交系统。于是上海全市立即展开了借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媚外”。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攻击买船是“崇洋媚外”、“依赖进口”，是“投降卖国”，是“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制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等等。
这边的大批判搞得沸沸扬扬，那边风庆轮结束了重载试航并移交给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使用。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建造情况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技术状况，批准了远洋运输总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让风庆轮远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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