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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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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在西安之东约700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
相攻伐吞并，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12国。他访问
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
他企图井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
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
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
只好前往其他国家Ｍ谢嵝ЯΓ靡孕铩巴醯馈保墒呛廖蕹晒？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
即算盂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
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
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
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
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
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
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
《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
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
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
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
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这样一来，这才
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
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对
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
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
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
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
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
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巳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
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
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
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
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
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
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
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
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
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
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周代的文化
我们可以相信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
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但是这黄土地带的统治者入主中国后，随着就产生许多文学
作品，有些至今还传颂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两个民族
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
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
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有些学者怀
疑商与周具有种族的差异，可是其间的区别不可能极深，因为文字上未因更换朝代
而产生剧烈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
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
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
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
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
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
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假使以同样的设计组织美国，则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规则之处即可以全部忽略不
计。我们可以假设它之整饬有如怀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齐。在那种理想的方式里，纵
使实际上国都偏东，我们仍可以将它与哥伦比亚区同置于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与
缅因、佛罗里达、俄勒冈、得克萨斯及亚利桑那各州等距离，就算它各为1500英里
吧。国都又务必有近接的各州环绕，那么也可以让马里兰州直接与俄亥俄州接壤。
这还不算，各州内的县、乡、镇，也算全部方整。实际上如此砖砌的设计不可能全
部认真的付诸实施，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
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封建与宗法
周朝的制度，向称“封建”，英文总是译为feudal，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fe
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实
质。大致说来两方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
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
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
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各与国都同心。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图上也画不出来，
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
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
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 law）。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
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
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
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
之一部。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
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
（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
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
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
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40英亩方整的土
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9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8块方
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这样的安排，不必全照规
定一成不变的办到，却好像已在广大的区域内施行。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
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
公侯之“公”无别。
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井不言过其实。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
了农业。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儒教”
的和平共存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
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几千年
的不解之缘。这也就是说周朝统治中国达800年，不可能没有留下永久的影响。有时
即使历史家也很难区分究竟某种特色是周之性格抑是中国人之性格。
春秋与战国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个广大的疆域内作为多数农业小国家的宗主，实际上保持着
发号施令的力量，不过约250年。最初的世纪内，新耕地不断开拓，“蛮夷戎狄”逐
渐自渔猎生活改为耕耘，周朝责成他们进贡，朝廷对各种争端的仲裁也颇有力量。
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或甚至还要早时，以上种种积极因素逐渐失效。公元前771年，
国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毁灭，国王被杀。王子东迁，以后的周朝在历史上称为东周，
从此政治上长期衰退，直到周的领域全被秦国吞并，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国。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
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如此称呼，
纯系根据两部历史书籍而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春去秋来的方式记载前一
阶段的重要事迹。《战国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叙述秦统一之前约
182年各国间的军事与外交，两书各有独到精采之处。
在这两阶段间，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衍进了好几世纪才成定局。
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
环境更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存在，各国当
面接触之后冲突时起。外交问题，也影响到内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盘继持他的
军事实力，丧失了这领域之后，对诸侯的仲裁也鲜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则是各
国的进贡也告终止。
可是全部经过，并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显然的，社会的流动性起先使
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生产增加，铜
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
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
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所谓
百家争鸣的百家，实际不过约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
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
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
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些思潮对当日政治之
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以后道家以一种“到自然去”的指向，
策励艺术家和诗人。他们主张的极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农民造反的场台里赋予
大众性的意识，成为他们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
法理学家很相像。他们认为法律表彰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受习惯的羁绊，也不受世
俗的道德所约束。但是中国的法家在整个社会需要团结与凝固的时候展开，因此不
免留下了极坏的印象。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
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我们该如何说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乱？我们该如何解释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
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
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 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
施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
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
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展开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
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传说周武王渡黄河灭商的时候，有800个商的附庸，参加他的征伐。虽说我们无
从证明每一个都是一个部落国家，只以数目之众，即表示当日自主之单位为数必多。
在春秋时代，纪录留下了170个国家的名目。当诸侯互相吞并的时候，其中之一——
楚，就独自吞并了百余国中之40个。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个可以在地图上画出，
其中也只有7国可以实际算数。这样的兼并不断的继续下去，一直发展到周之封建所
划分的各国疆域全部作废，最后，所有土地归一人管辖，治下延伸到东亚大陆的一
大部分。
在东周的550年内，战争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
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上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
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
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
员近50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
全民动员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个国君命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个前线
的重镇集结。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
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
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实。
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的发展，其程度
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缕
列。可是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我们自信可以将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
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盂子提倡全国慈悲为怀这种平平之论，足以在如此的长时间内，
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亚圣与始皇，恐怕他们自身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某些客观
因素已经把他们生平事业牵连在一起了。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前言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
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
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
幕后的重要功臣。
旅游者从西安到骊山所看到黄褐色的土壤是黄土地带的东南边际。这土壤纤细
有如面粉，令人设想几百万年前经过风力的转运，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它的深
度自50英尺到700英尺，它的下层可能是在冰河时期结束时受到极大的压力所粉碎而
成。当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冲刷而沉淀于东部，又经过长期间的堆积，才聚
成今日之深度。这种现象给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黄土之纤细，可
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
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
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
结。凡此都经过无数成文资料的证实，井非某一种资料强作此说。
黄土与中央集权
黄土还给中国另一种影响：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
0英里。它也在内地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
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锟赡芨咧？
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
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
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
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
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
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
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春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
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葵丘之
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
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
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
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
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虑。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
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
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
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
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
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
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
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
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
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
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
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
0倍。不难想像，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
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
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
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
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湿气的热
风，愈吹入内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湿气。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
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
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
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
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
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
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
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
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
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
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
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
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
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全国的国防线
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
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中
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
只不过始皇以残暴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
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内，孟子好像失败，
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
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
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
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
的政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
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吞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
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
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
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内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孟子》
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
利观行事，若以道德激劝，强人违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乱，所以他说虽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欢乐，
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
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强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
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强迫性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
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性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日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
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父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
不通融地警告着：“无父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
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战国末期铁器业已出现，因此上层社会的繁复程度更增加。可是几百年后中国
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下层仍保持着均一雷同的基础。文笔之吏仍以竹片作书柬，纸
张之发明尚在公元后1世纪。但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却已迫不及待。如
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
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
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
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合实际，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
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
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
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
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
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
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
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
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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