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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海火狐-代号007-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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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监狱看管他的宪冰透露，凡士林经常被囚犯用作逃跑的润滑剂，不管窗户有多小，他们无论如何也会从那里硬挤出去。接着他遇到第二道难关，那是一块用水泥封住的超厚防弹玻璃，只有锋利的工具才能够撬动它。
目前还不知道肖锐锋是使用了何种工具将玻璃和窗框移开。
二．
越过加厚玻璃窗，他就爬到了玻璃上面的一块格子板上，平时监狱看守们就是通过这里监视囚室中的犯人的。
到达格子板之后，他的活动空间无疑扩大了许多，这时他所需要克服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是看守塔旁边的一面高约米的墙。
狱方分析，肖锐锋应该是借助钩子成功跳过了高墙。
他拿出事先用床单做好的绳索，顺着墙壁下降到地面。
为了羞辱一下监狱看守，嚣张的他居然中途还停下，并在高高的监狱墙上用滑下墙时的粉末潦草地写下了“谢谢，汪司令帮忙！
宪兵们真笨！”
几个大字。
肖锐锋的几个越狱步骤做得天衣无缝，具有军事般的精准性。
还给汪达布下了定时炸弹。
随后，他将床单碎片和金属钩子等弃掷在监狱附近，接着就消失在路旁的矮树丛中。
后来，又因为一场大雨，将肖锐锋的气味及逃跑痕迹冲刷殆尽，就连警犬也丢失了寻找他的踪迹。
在肖锐锋越狱出走后，当晚一名晚间换岗值班的宪兵看到其空空如也的牢房后，赶紧拉响了警报铃。
肖锐锋的逃逸，把汪达的肺都快气炸了。
他无法向日本主子交待。
宪兵随即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查。
也许是抓捕心切，警方两次将别人误认为是肖锐锋逮捕，甚至还开枪打伤其中一人。
地牢，脚镣手铐，加厚玻璃，监狱守卫，森严高墙和带电铁丝网，按照常理来说，如此森严的戒备应该是连鸟儿都飞不出去，可是偏偏肖锐锋就大摇大摆地逃出去了。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肖锐锋的成功逃脱，对戒备森严的“宪兵队监狱”及其看守宪兵无疑是当头一棒。
人们开始质疑这所数十年来从未有犯人逃脱过的坚固堡垒是否真的坚固，开始怀疑是否因为监狱某些不为人知的管理漏洞带来了这次惊天逃匿。
汪达说：“他绝对不可能仅靠一个人就干成这件事，只有内线才能帮助他逃离这所监狱。”
不但日方对监狱内是否有“内应”表示怀疑，就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监狱囚犯也认为他只有得到帮助才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十七章。“东方魔影”行动
一。
情报欺骗包括隐真和示假两方面的内容。
示假必须根据己方战略目的和作战意图，并顺应敌方侦察设备的性能特点和情报人员的心理来进行。
隐真就是防止情报信息泄露，以阻碍敌方推断出己方的真正企图，防止敌人制定出相应的反措施。
隐真和示假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真相暴露，假象就难以欺骗敌人；如不制造种种假象，真相也难以隐藏。
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示假是第一位的，而隐真则处于从属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隐真指为了隐蔽战役企图的隐蔽活动，而并不包括为了提高生存能力而在战术层次进行的隐蔽活动。
战争实践表明，欺骗之所以能对对方情报人员产生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迎合了情报人员的某些先入之见。
隐真与示假欺骗相结合，使欺骗对象更容易进入他自己倾向于采取的方向。
日本人将要进攻南京，上海的“东方魔影”行动究竟有多少可能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情报机关在对长江沿线大规模集中兵力进行严格保密的同时还释放出大量的假情报。
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情报是真的。
蒋介石深知中日必有一战，但两国的国力；战力悬殊。
如贸然开战，国家必陷危亡！
他认为，待国力；战力加强后再开战，才能有胜利的把握。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抗日怒潮席卷全国。
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四千余人，为要求对日宣战，罢课*，打伤外交部长王正廷。
外地来京请愿学生，到十二月达七万之众。
高呼对日绝交、宣战的口号，震动南京。
蒋介石为平息群众情绪，接见学生代表。
他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
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
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
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著想。
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
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
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二。
肖锐锋所获得的情报很重要，组织经过翻译才发现，这正是“东方魔影”行动的核心部分，敌人已箭在弦上，想要调整很难。
日军经过周密准备的上海的“东方魔影”行动，其进攻手段极为毒辣，“进攻前首先以军队佯动，制造谣言，以迷惑抗日军民，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混入上海，南京侦察，挑衅破坏，尔后派出数个挺身敢死队，伪装抗日军队，奔袭抗日首脑机关。”
日本大本营在战前下发的文件表明：日军在华东的情报任务，主要由华东方面派遣军参谋部负责的特务机关—“黄城事务所”负责，驻扎各地的日军分别设立有特务机构，在各地派有联络员即顾问。
日本驻华东方面军第五军 向各师团下达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指示，日军在作战时各支队要配属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特别工作队，俘虏工作队，政治宣传工作队等，或由支队自行编成的工作队。
而这些特务活动多是以南京，上海为重点的。
“栖霞庄”是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其头目是日军1671秘密部队派来的日本职业特务，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特务组织。
它自成体系设立了许多以商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据点和联络站，触角伸向江南各地，进行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策反，投毒等活动，在各地建立了许多秘密联络站点。
活动十分猖狂。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采取了“速战速决”的侵华方针，声称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此，日本准备直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京沪地区。由此引发了抗战初期规模浩大的淞沪会战。
淞沪地区是中国首都南京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守长江门户，其中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
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能使中国“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同时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
由于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警察和保安团的微弱兵力。
而日本则设有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直属兵力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但是，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必将进攻上海，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做了一系列军事防御部署，部队开进上海及其附近预定阵地。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中国政府发出《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被迫抗战的正义性和抗战决心。
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使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不断扩大日军级别，由上海派遣军发展为华中派遣军。
日本海空军大量参战。
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
日本侵华的战略重心从华北发展到华中，形成华北华中两个战场。
日本国内的战时体制也迅速加强，成立了由天皇直属的大本营，战略上也将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由“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最后揭去虚伪的“不扩大”面纱，正式承认了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十八章。战略企图日趋明晰
一。
海军方面，中国军队除海圻，海宁，逸仙，楚有，应瑞等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十余艘外，另有永绥，江贞，顺胜等炮艇，以及鱼雷艇二十余艘，合计约四十艘。
而日本海军初期动用联合舰队第一，三两舰队兵力，包括“加贺”号航母在内，共有巡洋舰、驱逐舰及以下战舰共五十余艘。
空军方面，“七七事变”时，我国空军虽拥有各式飞机六百架。
但可用于作战的机数只有230架，预备机75架，合计305架。
空军编为九个飞行大队，六个独立飞行中队，另有由航校师生组成的暂编大队，以及一个空运队，飞行员620人，设空军总站十处，空军机场110处。
空军装备的各种型号飞机均靠进口，计驱逐机113架，重型轰炸机17架，轻型轰炸机52架，攻击机20架，侦察机103架。
而同期日本陆海军飞机数达2700架，为当时世界空军强国。
日本航空兵分隶于陆军和海军。
陆军飞机1480架，下辖三个飞行团及直属第四，第五飞行联队。
抗战初期，日本海军及其海陆军航空队兵力均占绝对优势。
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
日军装备优良，取正面强攻；屡遭挫败；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
但在我军民拚死抵抗下，日军伤亡9万多人，损失飞机二百多架，舰船二十余艘。
我军虽然伤亡惨重被迫自上海撤退，但此战坚定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振奋了全国同胞的爱国热情。
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白日梦宣告破灭，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
战时可适时地将虚拟的信息，如部队的行动，交战场面，作战方案等，注入敌人的情报获取系统，使敌人认虚为实或虚实不分，造成混乱。
需要注意的是，情报欺骗和情报攻击都有局限性，只有将两者结合使用，才能极大提高作战效能。
这是因为，一方面，情报欺骗可隐蔽攻击的企图和攻击力量的配置位置以及攻击的征候，时间和目标。
另一方面，情报攻击可有效地打击敌侦察监视设备，削弱敌侦察监视能力，使其不能获取我军活动的真实信息，只能获取我军故意泄露的虚假情报。
同时，有效的欺骗可以增大情报攻击的效果。
单纯的情报攻击容易被敌人探测和防护，若没有有效的欺骗相配合，非但不能达成攻击目的，反而会暴露自己，遭致损失。
在情报信息作战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情报欺骗成为对付拥有先进信息系统之敌的有效措施。
必须综合运用情报欺骗和攻击两种手段，充分发挥两者的优长，形成整体综合优势，削弱敌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使用能力，对敌重要的信息获取等情报获取渠道进行打击，瘫痪，干扰其情报侦察活动的正常进行，使其重要情报渠道受阻，影响其作战活动。
成功的情报欺骗离不开出色的情报攻击，由于友军取得了无线电破译技术的突破，因而得以掌握日军的超级机密。
据此，友军可以准确地了解日军的情报设施，手段及获取方式。
于是友军适时对敌人的情报设施和人员进行攻击或抓捕，使日本情报部门失去可靠的情报来源，只能依赖无线电测向判断友军的动向，其准确性自然大成问题。
二．
南京最高指挥部最初批准的淞沪作战计划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计划。
1937年7月底，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鉴于上海战事决不能免，于30日向南京提出我军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攻势，“先发制敌”，得到指挥部批准。
8月11日，张治中部得到命令，向上海围攻位置开进，准备发起淞沪会战，此时南京最高统部只规定张治中指挥直接参加上海围攻作战的部队，以及两个多炮兵团。
另外在龙华；虹桥；吴淞以及南翔；浏河；浒甫等地任警戒的也只有一个师又两个旅和上海警察总队与保安总团。
张治中是使用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发起上海围攻战的，这可以说是淞沪战役的起始阶段的规模。
当然，随着日本进攻的不扩大，全国抗日情绪的高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南京统帅部对全国全盘战局构想的日益发展，最高指挥部逐步提升了淞沪战役的地位，一步步扩大其规模，战略企图也日趋明晰和扩展。
8月18日前后，南京统帅部获悉日本陆军二至三个师团增援上海。
18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把正在浦口至苏州间待命的第18军调进淞沪战场。
20日，陈诚扩大沪战以牵制华北日军进攻的建议被批准，同日《第三战区作战计划》出台，正式提出淞战役“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中国军队这一期间在上海北郊对登陆之敌血战两旬，虽阻滞了敌人攻势，但仍未打退敌人进攻。
9月中旬，中国军队后撤潘泾河阵地，转入阵地防御战。
9月12日，第9集团军退守北站─江湾─庙行─顾家宅之线，同月17日，第15集团军退守双草墩罗店西南─庙行─大场之线。
淞沪战局的严重形势和国内外的种种情况，促使南京统帅部以更新和更大的规模进行淞沪会战。
9月21日，南京统帅部改组第3战区指挥机关，由蒋介石自兼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陈诚分别继任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
参战部队组成右翼集团；中央集团；左翼集团三个方面军，左翼集团辖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中央集团辖第9集团军和第18；第61师等，右翼集团辖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总兵力约为50余个师和五个炮兵团。
开始双方互相争夺阵地之战，接着敌向蕴藻滨南岸大举进攻，攻势直指大场。
10月25日大场陷落，我军中央集团和左翼集团于10月底向苏州河岸后退。在这期间，敌我双方继续增派部队，战役规模进一步扩大。
至10月上旬，日军的兵力已增加到近二十万人。
中国方面，蒋介石在10月间又继续增调第21集团军；第11军团；第23集团军；第25军团等部队。
至10月底；11月初，我方在淞沪战场的抗日兵力陆续增加到约73个师，淞沪会战由此达到最高潮。
第三十九章。入川抗日大撤退
一．
夜幕低垂，天空下着小雨，，在空军配合下向汇山码头之日军展开攻击。
战斗异常惨烈，几度处于胶着状态。
他不负众望，身先士卒，挥舞着大刀与敌军战在一起。
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
经过一夜激战，敌人尸横遍地。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前赴后继，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着敌人飞机坦克，有许多士兵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身上绑着手榴弹冲向敌人坦克，与敌军同归于尽。
与敌人逐墙逐屋地争夺。
随着日军的不断增援，中国军队逐渐处于劣势，但仍然节节抵抗，先后在罗店，宝山，南北塘口等地给日军以重创。
那时已通过组织安排肖锐锋到抗日军事委员会工作，而在抗日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肖锐锋随着机关撤退，在葛家大棚抢上南行的疏散火车，“在车厢内停了两天才开动。
没有吃的东西，只能饿肚皮。
要大小便挤不进厕所，只能随地便溺。
时值暑天炎热，在车厢内闷热得吐不出气来，而且臭不可闻”。
转移阵地的军队和向后方逃难的人民群众，机关，学校，为了抢夺交通工具，乱作一团。
为了抢夺轮船而溺死江中的不知凡几。
逃难的人们将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篷和车厢底下，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人。
有的用绳索吊在车厢旁边像摇篮似的打秋千。
火车开动只能看到车轮在转，好似一座人山在爬行。
那些趴在车上车下的逃难群众，由于车轮震动而死于途中者，惨不忍睹。
肖锐锋忍不住有些感慨：“真是不堪回首。
当初如果能按照计划的撤退，广大生灵，何致遭此涂炭？”
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船上除了迫切抢运的物资外，还有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处长沈天放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
“当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沈天放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
而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在有的地方仅能容一船通过。
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
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
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
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够继续溯江进川。
二．
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
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沿江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小城已被滚滚而来的各地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在最多时达3万。
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
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进攻，大转移就开始了。
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从当时所做的统计来看，包括：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上海的企业家和商人行动缓慢，他们希望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14000吨的设备能在上海陷落前转移。
从现代化的上海机器厂和其他工厂运出来的机器被装上划艇，用树叶和树枝掩盖起来，然后运往长江上游。
日本飞机一出现，就马上用芦苇把船伪装好。
在其他地方，设备的转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成功大撤退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种种事业随之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和远东抗战的中心。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日提供了经济支持。
第四十章。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
日本政府在中国秘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积善堂成立。它是由日本军部对华谍报重要头目山崎峻吉在汉口创办的。
积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
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山崎峻吉，代理所长中村秀夫，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改装冒充中国人。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937年是日本对华谍报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日本间谍活动尤为猖獗。
当时，尽管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早已确定，陆海军也为大规模发动战争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但何时发动战争；能否取胜，还需要作出最后的判断。
这个间谍网进行了几次破坏活动，他们把装有化学物质的裸女塑像作为礼品送给前往武汉和南京的船员，这些塑像使几艘船只爆炸起火。
另外，在收集中国船只运输；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局等情报方面，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进行了密切合作。
在日本军部内，土肥原贤二是被公认的“四大中国通”之一，另外的三人是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和矶谷廉介，他为了施展自身的才华，花费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游历，对中国的文化，国情了解透彻。
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以华制化”，“中国人是不团结的，只要抓住这一点，利用其中有威望的人就可以代我们管理中国人自己”。
在众多的会议上土肥原贤二都如此说。
基于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土肥原贤二深知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使中国人对人情世故关系保有极大的依赖。
当他得知在日本国内有一位“中国的高官千金”已经被驯化得可以放心使用，感到十分高兴，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河野枝子与其结识后，屡屡被他委以重任，即使在河野枝子走向低谷的时候，土肥原贤二也极其看重她的潜能。
1941年“桐计划”的泄密，河野枝子差点被东条英机处死，就是多亏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说情才得以幸免。
河野枝子给与欣赏自己的土肥原贤二最大的回报，是在“大东亚共荣圈”建立过程中的出色表现。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两人共同的愿望，在这一过程中，河野枝子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顶着“千金”的光环，河野枝子像一位真正的“落难千金”一样，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争取援助。
这些活动为土肥原贤二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
从搜出日军俘虏进攻上海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阵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抗日军队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一是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
战争爆发后，一些日本间谍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
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使节为其说情。
针对这些情况，应严查间谍，外国领事不得袒护。
近年来，日本对于中国的各项情报收集和侦察工作更是有增无减。
增设电波探测系统，加强收集和处理中国的情报信息；监视中国军舰和飞机。
提起“特高课”，是一个中国民众并不陌生的机构。
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特高课”作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搜集情报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加深，各国在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反谍报工作，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难度也在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情报部门越来越希望驻外的情报人员把搜集工作的重点同时放在公开信息的分析上，尤其是对于媒体报道的所在国事件的分析，成为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情报分析能力强的人员比情报搜集能力强的人员，更受到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视。
土肥原贤二一生培养了众多的间谍，他们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间谍工作的特性决定了这一点。
不过河野枝子是个例外，土肥原贤二不单单将河野枝子作为一个获取情报的工具，她还是他进攻的利器，宣传的窗口。
河野枝子的成就很大关系都是这位前辈指点的，虽然没有什么感激的语言，但是川岛芳子的职业“教父”就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早在河野枝子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谋划如何发挥这个“稀有资源”的最大功用，他力排众议，坚定地认为河野枝子的加入将对日本的谍报网产生重大的影响。
土肥原贤二对河野枝子说：“*的千金，你的国家虽然已经快灭亡了，但是还有很多仁人志士在为它工作奋斗着，大日本国也愿意尽可能帮助它重新建立。
现在有很多工作等待着去做，你注定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应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建国的工作中来。我已经了解了你远大的志向，将会认真地对待你的请求，把你派往最需要你的战斗一线去。
在那里你将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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