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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74师在陕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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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谈一下领导机关人物。焕先未死以前，就是不是省委书记，实际上起主要作用。军事上长期是海东强。省委另一个强的徐宝珊，政治上比焕先强，更比沈泽民强。沈实在是个书生，担负不了这大任务。这三人是得力的人。但就这三要角说，马列水平还是低得很，各种知识也不多，就是革命精神好，还有些干才。沈泽民文化高些，但用不上，他经济、文化知识有一些。仿吾文化也高，但也没用上。到陕南、陕北，以海东为首，军事水平高，不是战略高也不是系统的军事理论高，是实战指挥高。子华到陕南时说，海东几次战斗指挥确实好，几次讨论我们决心是一个样的。红二十五军领导机关，就是军事指挥是长处，革命精神高，饿几天，挺到，挂彩，挺到，打死就打死了，大家受得住熬煎。政治工作这一段总结得好。
红二十五军的独特环境，别的苏区行不行，别人没做过。中央红军长征后，别的红军也这样，不行，因为敌情严重。红二十五军留下，早二年，敌人这时要集中兵力不行。二是民众情绪不同，连民团团长都估计红四方面军要回去，胜利不巩固。这是时机早。再比红二方面军，时间较早，但地形不好，鄂豫皖有大别山，洪湖的水可不行，当时没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鄂豫皖游击队会小得多。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兵源问题，二万伤病员至多归队五千。事情办得好，再回五千是可能的。全国形势未变坏，鄂豫皖一下丢掉，群众重新参加红军，这和中央红军走后不同。肃反也影响归队。这肃反是红四方面军开始的，但红二十五军转变太迟，否则兵员多得多。伤兵未全归队，青年未都参加。
原稿中省委的责任写重了，军部的责任写轻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刘健挺同志刚才解释省委即军党委，这个解释好，没这个不行。我知道你们这样煞费苦心的，是不突出个人，但要设法补救，否则后人不好看。实际上是吴焕先。王少卿叛变供词中说实权在吴焕先手，这一点有道理，是实在的。焕光开始不愿当军长，这是红二十五军迟迟重建的原因。沈泽民、徐宝珊都认为这不是懂不懂军事的问题，是谁掌握大权问题，如中央不来人，从本地干部中挑，非焕先不行，如大权落在不可靠的人手里不行。他俩劝了焕先，又劝我当总司令。我革命以来未放过一枪，他们说可以派两个顾问。焕先当军长时才二十四岁，全国都找不到二十四岁就带领几千人的。我后来就在七里坪做统战工作，那些反动的知识分子都佩服焕先。焕先当军长后，逐渐对沈泽民不大尊重。海东同我说过，沈为此流过泪。宝珊不同，焕先对他尊重。焕先不管有什么错误，他在红二十五军的斗争精神是好的。地方上也尊重宝珊，对沈泽民差一些。现在研究问题，人的对立面提不出来，提优点，出在吴焕先、徐海东身上，提缺点，大部在焕先身上。正确的人也犯了错误。海东当了军长才有实权。戴季英硬是欺他，红四方面军走后，地方工作有好有坏，我首先要负责。宝珊有病，成立便衣队等我是先斩后奏。老郭虽然负同样责任，但地方工作我负责任要多些。这些都是内部实情。
你们材料搞得好，对我有很大帮助。没有这本材料，我也很难想得很系统。我们佩服你们搞材料的功夫。再重复一遍，第一条总结得好，把红二十五军的优点突出了，第一关突破不容易。以文字为根据得太多了。文字有大毛病，给中央报告也好，通告也好。首先是我提醒湖北的同志到中央档案馆去找材料，他们去找比红四方面军和你们早。后来就发现找得多了，向前同志早就对我说要告诉他们，那时写的文件观点害人哪。文件中全国形势一部分，先是沈泽民包的，他死后是宝珊包的。那尽有吹牛，逼得人家同意，不要说现在不记得，当时都没注意。文件中只有实际行动那一些，那是焕先出的主意。你们写：有些文件形势写得很多，实际工作谈得并不多。这是看破了这一点。文字要重新审查一下，不能多引用。
（记录整理：石青野）一、对省委评价有大缺点。个人看，这一条如不大修改，就拿不出。总的说，你们几乎好几个地方，不是一切地方，把省委实行的路线和三〃左〃路线几乎可以相等，使人看了似乎一样，这是个莫大缺点。优点说得不够，缺点说得太大，这是总的印象。省委和三〃左〃有共同点，但说得太大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点。三〃左〃中央的领导，到反五次〃围剿〃时，已经失去了几个满大的苏区，但还不能转变，反五次〃围剿〃还继续犯错误。而鄂豫皖省委虽然犯错误，但如你们所写的，一年以后就有大转变，而且是自动地大转变了。三〃左〃中央转变是在遵义会议，那时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根据地损失几乎百分之百，而且会议中还经过斗争，才转变。这不同点多大！鄂豫皖、湘鄂西先失掉，中央还稳坐钓鱼台，省委告张国焘一状，中央只是骂一顿，三〃左〃中央未感到它的路线有何影响。省委的转变是个思想发展问题。七里坪下来，没有一个省委委员不说搞错了。焕先到皖西北会师，给部队讲话说我吴焕先错了，使革命受了损失，现在活着的同志当时就是级别再低，总有人记得。这两个东西怎么比得？就领导人分析，是革命改造的知识分子，我也在内。我虽不懂军事，打七里坪是坚决拥护的。我们这些人年轻幼稚，单凭热情干事，思想上夹杂。革命知识分子，四十岁以前思想不夹杂的很少。所说夹杂，就是有主观主义，马列主义有一点。这在任何环境下会犯些错误。就最后的结果说，和这样的论点不相符，人家不信服。前面乱七八糟是吴焕先、徐海东，长征后节节胜利也是吴焕先、徐海东，逻辑上统一不起来。原因是前头优点不足，错误写大了。所以有这个缺点，是我们这些老人未作报告。
00、陈先瑞介绍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斗争情况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
今天凭我的记忆，向同志们提供红七十四师的产生发展和坚持陕南斗争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我在唐家河九甲湾接受吴焕先、徐海东、徐宝珊、戴季英命令，要我带二二三团七连（六十余人）下米，在山阳、郧西、镇安、柞水地区打游击，开辟根据地。当时对我讲：你们部队的名称为鄂陕游击师。你任师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都没有）。下去之后，1、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社会情况、人民生活和遭受压迫情况及地方反动势力情况；2、广泛发动 群众，宣传红军主张，组织动员群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简称“五抗”）；3、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你们，要千方百计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提高部队和群众斗争情绪；4、你们活动情况和敌人主要行动、动向、要常向军部报告。
我们下去之后，按省委和军首长指示活动。先熟悉地形、社情，每到一地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情况；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军主张，说明红军不走了，要同你们一起干革命，一起实行“五抗”，建立苏维埃政权，人民要自己当 家作主；积极消灭地方反动团队，打击反动气焰，打土豪，分浮财，组织贫协小组，提高群众和我军的斗争士气，扩大了红军。个把月。我们把一些乡、镇保甲的反动武装几乎都扫光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鄂陕特委，书记是郭述申。一个月之后，郭述申调回，改为戴季英。六月，郑位三接戴季英的书记。同时，部队改为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当时组织很简单，除司令、特委书记外，身边只有两个参谋、两个政工干部。七连扩建为总部特务营。我们同营部在一起吃饭。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领导各路游击师，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和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负责掩护红二十五军伤病员。总部的主要工作，是到各路游击队解情况和帮助工作，配合当地游击队打开局面，输送干部，加强各路游击队。
这一时期各路游击师发展情况：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约二百余人，由工农群众组成。活动地区为红岩寺、牛槽、曹家坪、蔡玉窑、九间房、凤凰嘴。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大刀会首领），政委夏云亭＇2＇，号称六百至一千人。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时，将四路游击师带走，留下吴振挺带的百余人的游击队他们活动地区为袁家沟口、小河口，黑山、药王坪、马家山等地。五路游击师：师长最初是毛易彬＇3＇（红枪会首领），后为孙守山（孙光），政委白文进＇4＇，是红枪会自发组织起来的，约一百五十余人。活动地区为店垭子、米粮川、两河等地。六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叶牺牲后为肖大喜，约百余人，是由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活动地区为湖北郧西一、二、三天门。七路游击师：师长余德心，政委张祖祥，约百余人。活动地区为大小心川、西河。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号称一千多人，我们只派几个干部去。活动地区为唐家河。华阳游击队，当时主力派下去多少人，后来发展多少人，队长、指导员是谁，活动地区和活动多长时间，我不清楚，因他们和总部无联系。这些游击师的组成，有的是军部直接组建的，如三、四、六路游击师；有的是我们负责组建的，如五、七、九路游击师。其中有大刀会、红枪会改的，我们只下个委任令，派少数干部去改造。有的是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组成的。各路游击师，成份新、复杂，战斗骨干少，每一路只有几名干部，枪支弹药少，又未经战争环境考验，经不起风吹草动。但他们成立以后，除九路游击师外，三、四、五、六、七路游击师活动比较积极，消灭了一些地方反动团队，在配合主力作战、担任侦察警戒、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安置和掩护伤病员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豫陕方面：一九三五年三月，由方升普、李隆贵带二二五团八连组成豫陕游击师（八连后来军部又收回去了），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特委书记李隆贵。下辖：
第一游击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李振远，政委张培真。第四游击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四个大队约四五百人，是由工农群众组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主要活动地区为峦庄、庾家河、留仙坪、杨村、古城、三要司、高耀等地。他们成立之后，主要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为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
红二十五军进入鄂豫陕地区半年多时间，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消灭敌人几个旅，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两 个特委、游击总司令部，组建发展了一些地方武装，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了根据地的发展规模和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二、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五年七月，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省委这个决定，没有向两个特委打招呼，事先我们不知道。后来在北京听徐海东讲，当时他们决定北上，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他们离开后，要我们留在陕南继续坚持斗争，两个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两个游击师合并组成主力团等。可惜这封信我们未收到。此信是交给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带回交我们，而三路游击师内部出了叛徒赵九海，把师政委打死，带着信和部队叛变了。由于我们不知道军主力离开陕南到陕北，一切工作安排和各路游击师的活动仍按军主力在时那样活动。敌获悉我军主力北上，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各路游击帅进行分割包围，企图各个歼灭。在敌重兵“围剿”下，我年轻的各路游击师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之 下，受到很大损失。有的叛变了，如九路，把我们派去的几个人杀了，他们投敌了。有的受到很大损失，如三路、六路、五路、七路。
在这种情况下，鄂陕特委决定，要千方百计很快查明军主力行动动向，以便决定我们的行动方计。九月，我们游击总司令部行至大小米粮川以西两河口时，截获一份《西京日报》。从敌人报上看到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并得知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我们分析，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去了。当时特委开会决定：1、很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2、集中之后向东行动，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商讨集中领导和部队整编问题。特委这几条决定是正确的，合乎当时的斗争情况，事后知道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如果不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各路游击师有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危险。我们根据特委的决定， 游击总司令部由西到东，到店垭子、二天门找到六路游击帅，五、七路游击 师未找到。然后向北，到红岩寺找三路游击师，他们跑到西边去了，也未能会合。然后再向东南，到袁家沟口，找到西区游击大队约四十人。我们会合 这些部队以后，即向东，在山阳、郧西交界的碾子坪同豫陕游击师会合了。 他们在敌重兵“清剿”下，也得知军主力离开陕南北上，主动将各路游击大队集中起来，向西找我们。这样，两个特委和部队于十月十九日胜利会合了。会合之后，两个特委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军主力走后我们怎么办，一致同意要讨论今后部队集中统一行动的方针、两个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这个会议从总的方面来说开得是好的。首先分析了红二十五军走后的不利形势 和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大家认为，主力北上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一定会组织全部力量对我留下的部队进行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清剿”，斗争将是残酷的，困难是很多的，加之部队新，枪支弹药少，军主力离开陕南，我们能否继续坚持斗争，部分同志缺乏信心，部队思想混乱，情绪较低。但陕南群众条件好，地形对我们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三省交界有矛盾可利用，有几百老同志作骨干，又有半年多坚持陕南斗争的经验，对地形、社会情况 有了基本了解，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会得到发展。随后，讨论了两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一致同意两个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部队合编为红七十四师。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当时特委讨论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决定：1、继续会合三、五、七路游击师，并收容失散人员；2、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摆脱敌人重围，离开老区，到镇安、柞水、佛坪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游 击根据地；3、不同强敌正面接触，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反动团队，补充枪支弹药，提高部队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士气；4、 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5、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起，活在一块。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隆贵提出自己当书记，理由是：一是职务高，是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二是工农出身，会打仗，并说位三一贯右倾，老犯错误，在鄂豫陕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职务比他低，是省委候补委员、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知识分子出身，不能指挥打仗。位三同志很谦虚，说自己身体不好，犯过错误、同意让李隆贵当书记。我和其他同志坚决不同意李隆贵当书记，认为他虽然是工农出身，但没有文化，没有社会知识，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缺乏组织全面工作能力，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军阀主义，严重脱离群众，团结不了同志，不论在哪方面都不如位三同志。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郑位三为特委书记＇6＇，我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为参谋长＇7＇，曾焜为政治部主任。部队组成一、二营和手枪团、特务连、警卫排，共约七百人。当时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祟安，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刘建挺。红七十四师的成立，是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取得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将我各个击破的阴谋，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陕南革命斗争的烈火不熄，红旗为倒，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保证了陕南革命斗争继续和发展。实践证明。碾子坪会议所确定的政治、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如果让李隆贵当特委书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按特委的既定方针，西进到镇安、柞水、佛坪、宁 陕地区活动。部队进至店垭子、大小米粮川、曹家坪，找到三、五、七路游击师，他们有的只剩几十人。至此，我们各路游击师全部会合了。我军进至青铜关时，敌四十四师一个营出来阻击我们西进。当时我居高临下，待敌接近，一个猛烈反击，打得敌人抱头回窜，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接着西进到 营盘街、东江口，消灭两个地方保安团。经过几天休整，以奇袭占领佛坪县城，消灭县保安团。为了熟悉地形，继续西进到西江口，到城固、洋县附近。此次行动，先后击溃敌一个营，消灭一个县保安团、五个地方保安队，共缴 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和一批弹药物资。熟悉了地形，扩大了声势，提高了士气，补充了弹药枪支。使广大群众知道了陕南红军并未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我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开仓济贫，宣传我军主张，扩大红军。
十二月又回到佛坪四亩地。特委开会研究认为，此地群众条件和地形条 件都好，可以开辟新根据地，决定派刘建挺、汪世才带一个连下去，组建宁佛工委，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建立小型的游击根据地，作为师主力行动 的立足点，同时还决定，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军影响，收容失散人员和伤员，师主力向东返回老区。我们先到大小米粮川，店垭子，一、二、三天门，红岩寺，袁家沟口，收容了一些失散人员和伤病员。所到之处，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又回来了，并且不走了，号召群众用各种方式配合我军行动。并警告地方反动派不准做坏事，谁要是欺压群众，一定要谁的狗命。同时，镇压了极少数反动分子。这样大大鼓舞和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我们行至山 阳沙窝时，遭到敌人两个团的突然袭击，激战两个小时，我即撤出战斗。此仗我牺牲营长以下四十余人。此仗之后，我们急行军向东南，打开漫川关东赵川、荆紫关、河南西坪，先后歼灭三个地方保安团，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然后由东向西，到庾家河、峦庄、三要司、兰草、官坡，消灭当地保安团。此时发现敌人调动兵力“围剿”我们。特委决定，东进任务已经完成，部队再西进，摆脱敌人“围剿”。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们山东向西回到东江口，部队正准备过春节时，杨虎城独立旅进山“围剿”。我们甩开敌人，一个夜晚插到山外周至、户县过了一个好节。然后背靠秦岭，向宝鸡挺进。等宝鸡敌人派两个团出来迎击我 们时，我又以急行军翻过秦岭，利用天下大雪，拂晓时突然打开宁陕县城＇10＇，全歼守敌保安团三百余人，活捉敌县长，斩首示众。我们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分浮财，扩大红军。这次行动给敌人特别是地方保安团队很大的打击和震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影响，解决了我军全部服装。敌人开始调动六、七个团兵力，向宁陕地区“围剿”我们。一九三六年二月，我们为了 摆脱敌人的“围剿”，从宁陕出发，再一次向西打开佛坪县城，消灭了刚组建的保安团。然后西进到凤县双石铺＇11＇，消灭当地保安团，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破坏公路桥梁几十处，使公路中断停车达半月之久。这一行动，打得敌人很痛，敌人调集驻汉中之四十九帅，安康之四十四师，关中杨虎城之 独立一、二旅，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十余团兵力，采取追堵合围的手段，妄图消灭我们于太白山以西地区。战斗一开始，正面敌人日夜不停地穷追，弄 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我们后退无路可走，只好爬上了三千公尺的太 白山山顶。但我们刚一下山到厚畛子，又遇敌人迫击，打了一天一夜才摆脱了敌人。这次“围剿”，我们处境相当困难，敌人以绝对优势轮番追击。敌人的口号是，只要我们放一枪，就等于打死我们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弹药几乎打光了。加之我们思想准备不足，估计敌人要来“围剿”，但没有想到敌 人用这么多兵力来搞我们。部队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七天多未很好吃东西，没有休息，伤病员又没有地方安置，部队中产生了急躁情绪，要同敌人拼掉算了。
我们摆脱敌人穷追后，到四亩地安置了一下伤员，一直东进到河南伏牛 山、兰草、官坡、庙台、双槐树地区，消灭当地保安团。然后进至河南卢氏县城附近，消灭卢氏县保安团二百余人。回头打开西坪、富水关，消灭地方保安队百余人，再打荆紫关、漫川关，消灭保安团二百余人。这几次小仗， 进一步解决了部队服装，补充了弹药和枪支（先后共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稳定了部队情绪。到梁家坟休整几天，特委开会，分析了前一段情况，认为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部队战斗力大有提高，这 一时期，部队先后扩充新兵五百多名。我们的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注意，估计今后敌人会重新组织重兵对我“围剿”，我们要抓紧时间训练部队，发动 群众，创建游击根据地。从陕南整个情况看，宁、佛地区还是敌人薄弱之点，那里的地形、群众条件对我们有利，应利用敌大“清剿”之前，回到宁、佛地区做好群众工作，继续扩大红军。五月我们又回到东江口休整，部队除抓紧时间训练外，主要分散做群众工作，组织贫协小组，打土豪，分浮财，扩 大红军。五月中旬，我们从敌邮电获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部计划在三个月内用驻、堵、追等手段围歼我们。我们根据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再集中行动，不易解决吃、住问题，也利敌集中兵力穷追。因而特委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自己行动也方便，又可以解决部队行动、吃、住问题。陕南地形条件，经前一段集中行动，大家都熟悉，部队经过了锻炼，分散行动的条件已具备，分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力量，消灭敌人，待敌“围剿”过后，再集中活动。根据特委的决定，部队分为一、五、六三个小团，方升普、位老带一团，以太白山为中心；李隆贵带五团，向东在商州地区活动；我带六团，向西汉中活动。实践 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还打了些胜仗，消灭了不少地方反动武装。六团消灭了漫川关特别是西照川地方民团。西照川是郧西县民团团总赵六娃常驻之地，我们打死了赵六娃，真是人心大快，缴获长短枪两百余支。一团在秦岭附近活捉刚要上任的商州国民党专员汤有光。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使敌人妄图围歼我们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在东江口地区集中，先到南汉江边，消灭镇安云盖寺保安团，再回到东江口地区，改编了杨虎城部哗变的何振亚带的一个连。由东江口进到曹家坪，收编了宋登贤大刀会（号称三百人）。再东进河南，打西坪，因西坪敌人有了准备，未打开。回到富水关附近休息时，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相当团）和商州、商县保安团近两千人来犯。我们开始并不知道公秉藩是国民党嫡系特务队，以为是杂牌军。他们的火力强，其部队是由国民党校尉级军官组成的。待敌接近，我们集中力量一个反击，将敌击溃，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人，缴获二十响盒子枪和步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俘虏敌校官二人。此后我们进至蓝田县，正值“双十二”事变。
“双十二”事变的真实情况，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只听传说。有的说是张、杨军阀混战， 有的说是张，杨把蒋介石扣起来了。当时我们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张、杨扣蒋，预计先打蓝田县，然后乘机打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先捞他一把，占些地方再说。第三天我们接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封信，要我部原地不动，由李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部队今后的任务，并要我们派部队到蓝田接李涛。我们接到这封信是半信半疑的，不信吧，是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来的信；信吧，又感到很突然。因我们和中央从无联系，同红二十五军也无联系，外面 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特委决定，既执行，又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第四天，李涛带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来我部。开始我们先问李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情况，有点盘问性质。当我们解除疑问后，李涛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蒋抗日，一致对外，停止打土豪分田地；部队改为南路军，成立军委会，郑位三为军委主席、李涛为副主席；部队要进至灵宝之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军队向潼关进攻，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听了李涛这些传达，在思想上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很突然，也很新颖，开始有些怀疑，后经李涛反复解释才相信了。部队迅速动员和整编，经四天的准备，主力向东开进执行新任务。由方升普、曾焜带一个小团向西，找何振亚、宋登贤、宁佛工委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开辟宁佛地区工作。师主力进至灵宝附近，接周副主席电令，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命我部开回商州，同十五军团会合。我们回到商州，受到军团首长和部队热烈欢迎，军团营长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说我们坚持陕南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军团首长还说：我们在陕北打了几个胜仗，也有你们一份。你们这几年不但没有被敌人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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