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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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肴嗽蚪隙嗟乇Ａ袅硕�夷人的文化传统，又借鉴了中原文化，使本土的东夷文化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齐、鲁两地的文化是泾渭分明、各具特色的。
　　春秋时期，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学产生于鲁国。战国时期，孟子二度游学于齐，在齐国居住了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齐文化的熏陶。此外，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丰富和完善儒学思想的同时，通过学术交流将儒学思想在齐国的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此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辉煌灿烂的齐鲁文化。
　　第二节齐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的一部分，齐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齐文化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齐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明……
　　一、“齐”名的来历
　　当时，齐国位于泰山之阴，以临淄为都城，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靠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天的胶东、鲁北地区和鲁西大部），疆域占今天山东省的2/3，堪称“疆土辽阔”。
　　对于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姜子牙为什么要以“齐”为国名呢？
　　其实，早在殷商之时，临淄一带就被称为“齐”。也就是说，“齐”的名称在姜子牙被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齐国之所以称“齐”，只不过是沿袭了旧称而已。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中心区域图》中，“齐”被标注为城邑。郭沫若考证后认为：“齐当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更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由此可见，齐国的国名“齐”是源于齐地之“齐”的。
　　既然国名“齐”来自于地名“齐”，　那么齐地之“齐”是从何而来的呢？由于齐地的“齐”在古籍中没有详细的注释，所以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2）
第一种观点：“齐”字与天齐渊有关。《齐记》记载：“临淄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齐也。”《史记·封禅书》言：“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在古代，“齐”字与“脐”字相通，因此“天齐”就有了天的肚脐、天的中心之意。由于临淄附近有天齐渊，当地先民将之看成“天之腹脐”　、世界的中心部位，因此临淄地区便得名“齐”。
　　第二种观点：“齐”字与小麦等农业种植有关。首先，“齐”的古义是“禾麦吐穗，上平”；其次，甲骨文、金文中“齐”的字型很像小麦吐穗的形状；最后就是临淄地区自古就以农业为主，且极为发达。正因为上述三种原因，才有了“齐地”之称，也就是“小麦种植区”的意思。
　　第三种观点：“齐”字与弓箭和东夷人崇尚武术的习俗有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齐”字很像三枚箭头，再加上“夷”字的字型体现的是人背大弓，蕴涵了东夷人发明弓箭、崇尚武功等史实，后人因此得出齐地是“崇尚弓箭的东夷人所居中心之地”的结论。
　　不论“齐”由何而来，生活在齐地的齐人都坚信齐地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二、齐文化的特性：功利性和空灵性
　　齐文化中的功利色彩较重，却以空灵为基本表现形式。它主要表现在：虽然注重事功、物利，却从未使人产生肃穆的压抑感，而是带有极大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于恢宏的气势中透出无所不在的空灵。也就是说，这种功利性是以不拘一格的空灵性表现出来的，具有随意性和实用性。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系神仙方士的发源地，海内三神山的传说是由这里产生的，战国至魏晋时期出现的著名方士也大多是齐人。由此可知，齐文化中带有很深的“空灵”烙印。
　　关于“三神山”，司马迁在所著的《史记·封禅书》中写道：“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用今天的科学知识来解释，所谓的“三神山”应该是海市蜃楼，也就是幻景。战国时齐国的方士们正是从这种空灵斑斓的幻景中受到启发，创立了仙道学说。
　　当时的燕、齐一带盛行神仙观念与方术，就连统治者也十分热衷于求仙活动。加上战国属于社会剧烈变革与动荡的时期，许多人都对现实感到茫然、苦闷，想躲开这个“恶浊的世界”。但是，这个现实的世界是躲不开的，吃饭、穿衣等众多实际问题都需要解决。于是，人们利用玄想制造的“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仙人便产生了。
　　与此同时，战国时期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规范与秩序，出现了思想解放，个人不但在政治上取得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保障，还脱离了贵族的羁绊、“上天”的束缚，获得了相当的自由，由此产生了“做仙人，服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始终”的思想。
　　此外，空灵、缥缈的仙境也寄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现实纷扰、人生短促的超越、解脱心理。的确，人们越是向往“老而不死”的仙境，仙境就越发神奇、华丽，引起人们无尽的企盼，且这种企盼越强烈，人们求仙寻道的活动就越疯狂。在战国至汉的这段时间内，尽管人们从未找到过实际存在的神山仙境，方士们的预言也屡试不灵，尤其是封建帝王为寻得长生不老之药而耗资百万，却屡屡受骗上当，但寻仙求道的活动依然非常活跃。其原因在于：这种活动既符合普通民众躲避现实的愿望，更满足了封建帝王希望长生不老、永为人主的心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3）
从上述内容可知，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齐文化带给人的是一种由空灵构筑的仙境，又由于其中注入了功利的因素，这种仙境逐渐演化成人间仙境。在这个仙境里，原有的社会价值规范被逐一打破，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更多自由和想象的空间，也更加不看重世俗的约束。
　　三、功利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齐文化中的功利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反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尊贤尚功、学术上兼容包并。
　　1�本�济表现
　　齐国依山傍海、经济繁荣，但在姜太公刚刚受封时，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地薄人少、经济较为落后。面对这种状况，姜太公通过实地考察，决定因地制宜，制定出了农商并重、五业俱兴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出于齐人希望获取更多物质财富，以此来推动以经济繁荣为出发点与终级目标的功利观念。
　　在姜太公的努力下，齐地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极大增强。姜太公之后，几代齐王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政策。因此，齐国最终以春秋首霸的姿态成为东方大国。在齐国由兴盛至灭亡的800余年中，虽然天下纷争不断，但是齐国始终以国富民强而闻名于世。这些均体现了齐在经济文化上因地制宜、不守陈规、随时而化、力求发展的功利主义色彩。
　　2�闭�治表现
　　齐国政治讲求“尊贤尚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以功以尚，不重名分。这既与齐始祖太公的出身不显赫有关，也与齐国的文化土壤及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
　　齐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功绩显赫的贤相——管仲与晏婴。前者原本是小商人，后者也不是齐国贵族，但两个人最终都跻身齐国的显赫权贵之列。尤其是管仲，最初只是桓公君位竞争者公子纠的老师，还曾参与过谋杀桓公，只是在公子纠失败后才转入桓公手下做事。管仲的待人处事原则与当时士大夫们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他追求自己的功名，为了使自己“功名显于天下”，可以“不羞小节”。这里的“小节”，就是事君主的忠、参战争的勇、分财物的谦让、为人处世的尊严等，这充分表现出他的商人特性。
　　齐桓公重用他，不仅是看重了他在贫困时积累的丰富经验与追求利益时的灵活智能，更钦佩他为追求功名而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事情正体现出齐国政治文化的功利性。
　　3�毖�术表现
　　齐文化的功利特质在学术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兼容并蓄，具有多变性、接纳性与融合再生性。具体体现为姜太公刚刚治理齐地时，实行的“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和“因其俗，简其礼”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与老子的道家思想颇为相似，却表现出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形态。比如：管仲似法、晏婴近墨、邹衍创阴阳、淳于髡如道家、公孙丑实为儒家，他们均不属于一个道统。
　　此外，在齐国80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取得独尊的地位而一贯到底。　“百家争鸣”虽然是人们用来形容先秦学术交汇盛况的，实际上也是对齐文化兼容包并特点的高度概括。
　　先秦诸子思想能在齐国的稷下形成百花齐放的争鸣局面，充分体现了齐国学术的“集百花于一束，熔众家于一炉”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也正好表现出齐文化兼收并蓄、不尚道统、讲求事功的特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4）
四、黄老之学与齐文化
　　黄老之学是齐国土生土长的学派，即把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结合起来。它既和原始道家老子画像
　　有很深的渊源，又不同于原始道家，因此在学术上被称为新道家。
　　在齐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黄老之学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据考证：黄老学派大约形成于战国的齐威王和齐宣王时期。当时，取代姜氏政权的田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地位，进一步争霸天下，极需维护自己统治的历史根据与思想武器，于是将黄帝抬了出来，宣称黄帝是田氏的始祖。既然黄帝是田氏的祖先，姜氏又是炎帝的后裔，因此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的故事就成为田齐取代姜齐的历史根据。
　　此外，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苦县原本属于陈国，春秋时因楚国灭亡陈国而改归楚。由于田氏的祖先陈公子是从陈国迁到齐国的，因此田齐政权选择了出自陈国的老子学说，并将其与当时流行的黄帝学说结合起来，使黄老之学成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当时，黄老之说虽然逐渐兴起，但是儒、墨两家已有了很大影响，成为两大派别；法家在各国的变法改革中显示了自己的优势；其他各家也均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于是，黄老之学开始利用齐国稷下百家争鸣的有利形势，不断吸收各家的思想营养来充实自己，建立起一个以道家为主体兼有百家色彩的思想体系。
　　到了汉初，黄老之学已经与原始道家学说有了较大不同，发展成为以道家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并能适应汉初统治者需要的新学派。
　　黄老之学与无为而治经高后、惠、文、景四朝，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的60余年间，对汉初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与发展、国力的增强等方面都有较为积极的作用。汉武帝以后，黄老之学虽然仍盛行，但在理论上已经无法和儒家相抗衡了，只好转向神仙方术与宗教迷信。
　　到了魏晋时期，道家思想虽然因时事的改变而再度流行，但已经开始趋于空谈，失去了实用价值。
　　到了晋朝，葛洪对道家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改造，使其完全蜕变为一种宗教，即道教。从此，黄老之学成为历史名词。
　　第三节鲁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鲁人皆以儒教。”这里的“教”为教化之意。由此可见，儒学对鲁国人有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鲁文化在孔子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子思、孟子、荀子等集儒家文化之大成的思想大师。他们对鲁文化与儒学的承继、传播和发扬，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鲁”名的来历
　　“鲁”之得名，与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山有关。
　　据史料记载：周公旦在东征前，就已经在成王的劝说下建立了“鲁国”（今河南鲁山一带），伯禽便是鲁国国君。周初分封之时，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存在于商朝时期）占领着。伯禽被分封为鲁王后，就代表周王室担负起镇抚徐、奄的使命，鲁国的势力也开始由西向东逐步发展起来。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曲阜在内的大片土地。不久，在周公旦的决策之下，伯禽由鲁山迁往曲阜。后来的鲁国，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256年，鲁国被楚国所灭。后来，整个天下又被秦国所吞并，建立了统一的大秦王朝，但无论以后怎么变化，泰山以南的汶、泗、沂、沭水流域仍沿称“鲁”。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5）
曲阜的古建筑群
　　二、周公的文化方针——“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
　　据考证：当齐文化以开放、兼容和追求功利的姿态开始形成时，鲁文化正沿着强调道德至上和固守周朝礼乐的道路向前发展，而确定鲁文化基调的便是对周代影响非常大的政治家周公旦。
　　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兄弟，从政治资历上来讲比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晚一辈。在推翻商王朝的过程中，周公旦的表现与功绩并不十分突出。当时，他的光芒正被武王气势恢宏的鲁国城门与姜子牙的巨大身影所遮掩。
　　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以王叔的身份摄政称王，为周初政权的巩固、周朝各项制度的确立与周代文化的建设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成王初期的周公旦是周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地位、功绩和影响均远远超过包括姜太公在内的周朝大臣。
　　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旦受封鲁国后，因武王过早离世，而成王又年少，必须留下来主持朝政，于是伯禽代其父管理鲁，并延续了周公旦等姬姓贵族创建的宗周文化。因此，鲁文化不同于齐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决定的。
　　周公旦为鲁国确立的统治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以伯禽开始的鲁国统治者坚持*和固守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便是从这一基本方针推演而来的。作为西周文化的奠基人和鲁文化的设计者，周公旦的思想精髓和西周时代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长短得失，都在鲁国文化上得到集中和具体的体现。
　　所谓“变其俗，革其礼”，主要是指改革鲁国商奄遣民的原有政治制度，不断向他们灌输周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果说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侧重于包容、吸收不同宗族、不同方国的文化，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则侧重于向其他宗族人推广和传播周朝的文化。事实上，这两种政策都是从各自国情出发的、合乎实际的选择，都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前者如海纳百川，成就了齐文化的博大；后者如江河直泻，造就了鲁文化的精纯。如果没有“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没有坚决维护周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没有对祖先理想的执著追求，鲁国就不可能形成自周公旦到孔孟的一脉贯通的文化传统，鲁文化也就不能称其为鲁文化了。
　　“亲亲上恩”中的“亲亲”，就是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稳定和牢固，通过强化宗族成员间的血缘认同来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就是强调血缘情感在调节贵族内部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强调用传统的道德手段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以及从宗族组织整体复兴的大局出发，宽宥贵族的某些违礼行为。
　　事实上，伯禽虽然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曲阜，但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相对孤立的形势下在这片陌生的地域里站稳脚跟？这也是周公旦曾经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思考结果就是依靠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和姬姓成员的团结一致来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因此，伯禽等人严格遵循周公旦制定的“亲亲上恩”原则，取消了异姓贵族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机会，为自己开创了一条最保险、安全的政治路线。正是“亲亲上恩”，使鲁文化走上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这与齐国的“尊贤尚功”相比虽然显得有些保守、封闭、狭隘、漠视功利，但却可以较为纯粹而不走样地承继周文化，充分开掘此文化的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显示宗周文化的特长。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6）
总之，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和“亲亲上恩”表现出了一种唯我独高、睥睨一切的文化霸气，也是统治者自信与实力的反映。
　　三、孔子及儒学
　　鲁国历史虽然短暂，但以孔子及其儒家为核心的鲁文化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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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曲阜城东南约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尼山，又叫尼丘山。这座山虽然不太高，但周围五峰连峙，东面还有常年不竭的智源溪。每到夏意浓浓之时，阵阵山风将流泉细涓的清新吹送到人的身上、脸上，叫人恍若置身世外桃源。这犹如仙境般的尼山，就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圣人”孔子的诞生地。
　　据史籍记载：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陬邑昌平乡，父亲是陬邑大夫孔纥，母亲颜氏是一位平民女子。孔子是孔纥与颜氏在尼丘野合而孕的私生子，自幼随母亲居住，并不知道父亲的情况，母亲也从未向他提起过。孔子名字中的“丘”与“尼”可能就是其孔子画像母为纪念尼丘野合而起的。事实上，孔纥在孔子三岁时就已去世了。
　　孔子母子虽然只有三间房舍，物质生活非常贫穷，但鲁国有“礼乐之邦”的美誉，曲阜更有着极为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孔子自幼就受到周礼典乐的熏陶。幼年的孔子经常与同龄伙伴在家中摆弄碗碟，把它们看作礼器，并模仿大人的样子行礼。
　　孔子17岁那年，母亲撒手人寰。在安葬母亲的问题上，孔子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敢和对世俗的叛逆。
　　按照当时的礼仪，父母双方死后应当合葬，但由于孔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只好暂时将母亲葬在“无夫之衢”，并准备打听到父亲的情况后再进行合葬。此事传开后，以前的一位邻居告诉孔子他的父亲是贵族，如今已经过世。听到这个消息，孔子立即在其他人的引导下找到父亲的坟墓，然后将身份卑微的母亲与贵族父亲合葬在一起。这件事情显然不符鲁国社会的礼仪，对鲁国的上层社会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和震撼，孔子也因此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母亲去世后，年轻的孔子只能独自面对社会与人生。这时的他虽然面临着生活上的压力，却产生了使上层社会承认其贵族身份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想法。
　　当时，鲁国的实际权力由三大家族控制。一天，一个家族宴请鲁国的贵族，地位低微的孔子竟然身穿为母亲披丧的丧服赴会，并要求以贵族的身份加入。但他还未踏进那个贵族的家门，便遭到家臣的阻挡：“这次宴请并没有请你，请回吧！”
　　此次受辱非但没有使孔子气馁，反而令他更加发愤图强。天道酬勤，在34岁那年，他的贵族身份终于获得承认，并在鲁国开始拥有很大的名望。
　　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官职），第二年升任司空，没过多久又因政绩显著担任大司寇之职，达到了仕途的顶峰。几年之后，由于鲁定公终日贪恋美色、朝政荒废，孔子认为自己已经很难尽到辅佐国君的重任，愤而辞职，离开鲁国，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生涯。
　　此次出游对孔子而言本想寻找一条政治出路，但其“恢复周礼，仁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却接连碰壁，无奈之下只得重返鲁国。
　　返回鲁国的孔子厌倦了仕途，开始潜心著述：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但是，在著述期间却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射杀麒麟”；得意的弟子颜回病故。在一连串噩耗的打击下，孔子终于病倒了，并悲叹道：“吾道穷矣，吾已矣夫！”第二年（公元前479年）春，孔子溘然长逝，享年72岁，一代大儒就此告别人世。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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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一生的著述并不多（只留有语录体的《论语》，是孔子去世后，弟子遵照遗嘱将其言行、语录等编辑而成），但却极为通晓古代的礼乐制度和经典文献《易经》、《尚书》、《礼》、《诗经》、《春秋》等。正是由于他能够将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经典著作等通过自己的讲授传承于门徒，而这些门徒中的杰出者又将其流传下去，“儒家”才最终得以形成，并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应该明确一个观念，儒家与儒教并不同。所谓儒家，就是一种学说，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文化，充其量只是孔子所开设的私学。儒教则是一种官学，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夏商时期，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
　　3�笨鬃拥睦�史影响
　　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5000年来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
　　作为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都在追求理想社会。
　　孔子不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还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据考证，在欧洲近代启蒙思潮兴起时期（17—18世纪），已经传播到欧洲的孔子思想对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家的启蒙学者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伏尔泰等思想先驱都非常推崇孔子的高尚人格和人道主义思想。
　　近20多年来，风靡全世界、权威性的历史人物传记著作《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的作者迈克尔·H·哈特将孔子排在第5位，这显然是非常公正的评判。因此，孔子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四、儒学传承
　　孔子几乎将毕生的心力都放在政治上，但始终没能得其所愿，此后一直致力于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弟子们如众星拱月般推崇和一再传彰光大孔子学说，才使得孔子拥有了如今的地位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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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顾颉刚先生（1892—1980年，江苏苏州人）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写道：“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
　　热诚的人……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由此可知，孔门势力的强大除了客观环境的因素之外，与孔子的人格也有很大关系。
　　孔子晚年曾进行过自我总结，将自己的众多弟子进行了粗略的分类：有德行方面出众者，如颜渊、冉伯牛、仲弓、闵子骞；有政事方面出众者，如冉有、季路；有言语方面出众者，如宰我、子贡；有文学方面出众者，如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评价道：“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高柴）也愚，由（子路）也果，回（颜回）也屡空……”也就是说，弟子们各有所长和所短。
　　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们在孔子生前均不曾另立门户，但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比如：曾子作《孝经》，记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等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诗经》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为子夏所孔子讲学图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8）
传……），为儒家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埋下了伏笔。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当数子贡，孔子对他也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孔子死后，其丧葬事宜都由子贡主持和料理。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将要返回时，都向子贡作揖，并相向而哭。不过，子贡在为孔子守丧六年之后，基本上与孔门其他弟子失去了联系。他投身到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中，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此外，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较大贡献，但未被归入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人。曾子是孔子的晚年弟子，据说天赋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最终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为重要的道德楷模。孔子去世后，曾子开始收徒讲学和著述，主要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与宣传孔子的遗说。　　
　　有子也是孔子晚年的弟子，荀子在《解蔽》中写道：“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他勤勉好学，受到了孔子的喜爱与赏识。在学术见解方面，有子也基本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
　　子游比孔子小48岁，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对古典文献和礼乐教化有较深的研究。《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由此可知，子游与子夏齐名，在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子游之学称得上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子夏和子游一样，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比孔子小44岁。《荀子·大略》曾记载：子夏家贫，穿着破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回答：“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由此可见，子夏的性格虽然有些怪异，但一心向学，因此曾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孔子去世后，子夏离开鲁国，先到卫国为卫灵公做事，后应邀前往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影响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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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思（公元前483年—前402年），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子思曾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并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所以后人尊称其为“述圣”。
　　子思虽是孔子的孙子，但孔子去世时他还年少，并没有跟随孔子学习，而是通过向孔门的多位弟子学习，才全面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子思生活的战国年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