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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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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自己的过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天花板，好像在数上面的星星。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过朱小迪介绍，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很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当我按照约定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长着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没伤着要害，但是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心里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创伤等于光荣的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16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就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业，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曾经也在境外从军多年，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我们的话题围绕金三角境外知青展开。梁晓军夫妇是一对称职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举行一场战友聚会的。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干部、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
1。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落实最高指示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十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2。越境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
他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学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游击队员邬江河。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选择。尽管金三角革命没有成功，但是我曾经选择一个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我没有虚度人生。
据我力所能及的资料查阅和采访判断，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他是一个带头吃螃蟹的勇者。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国境的主要动机出自对阶级偏见的勇敢反抗。康国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对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来说，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谁会来拯救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渺小灵魂呢？于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这个资本家的儿子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击碎界河的黎明，氤氲的雾气在东升的朝霞中渐渐隐去。极目远望，在界河对面黛黑色的山谷里，男知青看见一面游击队招兵站的红旗跳跃而出，这小小的一点红色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一张帆，顿时被海风鼓得满满的。
这一天康国华只有16周岁，距离他彻底告别我们这个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还有一年零七个月。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
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通常这天晚上中国人都要吃团年饭。但是梁晓军无家可归，因为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无法阻止运动，但是他能够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干革命。即使国内不许革命，他也要到外国去革命。男知青像一只扑向熊熊烈火的飞蛾，决心要让革命战场的血与火来验证自己，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仅仅当过一天知青的中学生梁晓军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义则是以逃亡的方式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国华侨的。
知青时代的刘义名字不叫刘义，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好好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国界对面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像石头砸进水里，让人猝不及防。当时他们躺在界河边上休息，在渐渐深重起来的暮色天光中，他们疲劳的身体像在岩石上生了根。这时候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在亚热带黄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界河对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战士们唱着歌，枪刺如林，战马嘶鸣，一刹那银幕上的革命年代复活了，《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红军不怕远征难》……猎猎红旗和战士扛枪的剪影像匕首一样刺进他们的眼球。
他们决定走进银幕的故事里去。
2000年，我在国外网站查阅到一篇资料称：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游击队人数激增到近三万人，鼎盛时期最高达到五万之众。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
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3。战争
三十多年前，我离开四川家乡来到云南边疆当知青。
我们刚下乡时农场不称农场，全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白天上山劳动，“砍荒”种地，夜晚站岗放哨，保卫祖国。
我们下乡的边疆地区俗称“外五县”，即与外国接壤的五个县，国境对面就是世界闻名的金三角。我们听说对面形势很复杂，既有敌军占领区，也有山官土司封建奴隶主的世袭领地；有贩毒武装和国民党残军活动出没，也有红色游击队活跃其间。不久我们果真看见“扁哒兵”在界碑对面巡逻，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看见这支扁哒兵真的很像一群反动派，他们穿一种好像从酱缸里捞起来的土黄颜色军装，腰间扎一条花格呢裙子（笼裾），穿着拖鞋，在国境对面松松垮垮地走过。天底下哪有这样乱七八糟的军队？简直是奇装异服，因此受到我们知青大肆嘲笑。
边疆是一个广阔天地，广阔就是没有界限，风儿自由往来，因此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有关游击队的传说。我们听说游击队装备精良，头戴红五星，军服跟解放军几乎一样（这正是我们心目中革命军队的形象），神出鬼没，到处打胜仗。游击队里还有许多男女知青，他们英姿飒爽，活跃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本来传说只是传说，给我们枯燥的知青生活增添一点新鲜感，然而不久对面发生一场战争，这场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改变了许多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的人生命运。
与我国领土畹町仅一河之隔的那座小城，是边境口岸和军事要塞，驻扎许多“扁哒兵”。我们下乡不久那个旱季，游击队忽然大举围攻，隆隆炮声彻夜不息震动大地。
枪炮声立即吸引了所有的边疆知青。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演习。一时间知青闻风而动，连数百里外的知青都赶来了，畹町镇人头攒动，像过盛大节日。时有子弹炮弹飞过界河来，但是人们不为危险所动，要知道这不是坐在看台上看球，而是观摩一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年轻观众如痴如醉兴奋不已。
战斗进行到攻坚阶段，游击队派出精锐之师“知青旅”，消息传出，中国一侧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当一面猎猎飘扬的红旗出现在河谷对面时，观众情绪达到顶点，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呼喊声，为“知青旅”喝彩加油。敌人垂死顽抗，机枪哒哒，许多知青战士倒下了，他们的鲜血染红异国土地。这时候看台上有人唱起《国际歌》，悲壮激昂的歌声经久不息，直到最后“知青旅”的红旗插上敌人要塞。
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个领头唱歌的人就是我的同学曾二杜。
战争如同一场山火，而山火是没有国界的。火星溅过国境，落进山坡上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观众心中。你想想，同为下乡知青，如今有人却穿上军装，扛起武器，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他们难道不是广大知青的人生榜样吗？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相比之下，国内知青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不仅平庸和苍白，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枪声未息，就有许多男女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地趟过界河，迫不及待地踏上异国土地去参军。我的同学曾二杜扔下一句豪言壮语是：妈的！要是世界革命成功，想打仗都没有机会……你们到底去不去？
据说当天越过边境的中国知青超过数百人。 txt电子书上传与分享
4。大路
时光流转，下一个旱季到来的时候，我的知青生活依然如故。但是我却不知道曾二杜如何，因为他一去不复返，连音讯也没有。
这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在界碑一侧劳动，山谷对面忽然出现一支行军队伍引起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能看清他们身着草绿色军装，军帽上缀着五角星，个个全副武装。队伍里还有一架电台，因为我看见电台的五角星天线。不用说他们是游击队。我激动地屏住呼吸，紧紧盯住他们，希望从队伍中间意外地找到我的同学二杜。
有个战士离队向我跑过来。他佝着背，肩上压着一挺沉甸甸的机关枪，他气喘吁吁赶到界碑跟前，压低声音对我说：朋友，能帮帮忙吗？
我吓了一跳，我说：什么事？
他说：寄一封信。很要紧的信。
我松了一口气。许多知青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那边知青在国境线上遇到这边知青，就赶紧把事先写好的家信或者什么事情托付给这边。天下知青是一家，不论是否认识这边的知青都会竭尽全力去办。这个机枪手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有一种广播电台的味道，他的口音立即赢得我的尊敬。这是我第一次与那边知青相遇，所以我忙不迭地回说：那当然……交给我吧，向毛主席保证。
他小心地掏出一封信来，信封皱巴巴的，看得出带在身上很长时间。信封用钢笔写着地址：北京市＊＊胡同＊＊号蒋＊＊母亲收。
我赶紧把自己裤袋里一盒皱巴巴的“金沙江”掏出来，还殷勤地替他点燃火。他犹豫一下，回头看看队伍。队伍原地休息，士兵都把枪架在地上。于是他也把机枪从肩头上卸下来，伸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听见他无限感慨地说：还是祖国的香烟好啊！
我们好像一对亲兄弟，一起亲热地吞云吐雾。我看见对方有一张年轻的娃娃脸，脸膛红扑扑的，嘴唇上方围着一圈浅浅的胡髭，那是一种乳臭未干的绒毛，因此我断定他顶多是个初68（初一）吧。我看见他扛机枪的样子并不轻松，甚至还有一点吃力，就有些敬佩地问他：你当兵多久了？
他向我竖起两根指头来，我说：两个月？
他说：两年。
我不由得对这个娃娃脸刮目相看，原来他还是个老兵。我问他：我有个同学也在你们那边，他叫曾二杜，你认识他么？
他认真想想，然后摇头说：游击队有很多部队，你知道他在那支部队吗？江东战区还是江西战区？
我只好瞠目，因为我根本说不清二杜在哪支部队。我说：上月他父亲工伤去世，请你把这个消息捎给他好么？
他安慰我说：我一定尽力替你转告。当然这件事比较困难，因为许多知青过来后都改了名字，也许你同学现在根本不叫这个名字。
随后我看见北京知青一双忧伤的眼睛像风筝一样越过界碑，投向我身后的伟大祖国。在我身后，近处有碧绿起伏的橡胶林，远处能看见星罗棋布的田野、村寨和带子一样闪亮的南宛河。白云在天空悠悠飘荡，白云之下有长江、黄河，有八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当然还有这个游击队知青的可爱家乡，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城。
此时呼啸的季风已经远去，空气澄明如洗，轻微的山岚拂面，把飘浮在我们面前的烟雾和惆怅带走。山坡上有人叫他，队伍要行动了，北京知青扔掉烟头，重新将机枪扛上肩头。一瞬间我惊奇地发现北京知青的身姿威武极了，庄严的界碑仿佛舞台，金三角汹涌的群山如同背景，而夕阳落照像追光灯一样从天幕上打下来，把这个机枪手定格成一幅近乎完美的逆光画面。我心中猛然涌出一丝依依不舍之情，好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已经认识很久一样。我忽然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朝那个远去的人影大声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晚风像潮水一样涌动，林涛起伏，海浪把几朵破碎的浪花溅进我的耳朵里：路……路、大……路（或大陆或大树）。
大路和他的队伍去远了，渐渐变成一根虚线，消失在绿色的山林中，而那根虚线就永远地嵌进我人生的书本中。第二天我步行去到县城，亲手将那封信投进邮箱，我能想象这封异国来信将像鸟儿一样张开翅膀，飞向那个遥远的北京城。在以后像流水一样长长的知青岁月里，我再也没有遇见那支步履沉重的队伍，还有那个名字叫做大路或者大树的北京知青。
九十年代我到北京开会，曾经试图寻找记忆中＊＊胡同，然而出现在我面前是一片现代化广场和高大建筑，那些灰暗陈旧小胡同和历史遗迹早已经无影无踪。
2。生存
军号嗒嗒，歌声嘹亮，新兵生活从此开始。
军人区别于老百姓不仅仅在于穿上军装，而在于生活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比方说，老百姓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生活更美好。但是军人活着是为了打仗，打仗就要不怕死。所以当你穿上军装，你就得准备去牺牲。
许多老知青特别对我强调说，当兵一切从头学习，一切从零开始。“零”指我们最基本的日常活动，比如吃饭睡觉走路。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有故弄玄虚的嫌疑，难道一当兵，就什么都不会了吗？比方我们下乡当知青，不是照样吃饭睡觉走路吗？没有谁把饭喂错地方，或者四肢着地走路啊。他们回说：你的话没错，但那是和平生活，不是游击队生活。更不是战争生活。
游击队每人发一条干粮袋，最多可装三天炒米，饿了就抓一把炒米填进嘴里。我说三天以后呢？他们回答自己想办法。或向老乡买粮，或者挖野菜，摘野果，打猎捕鱼，总之见什么吃什么。我说要是什么也弄不到呢？他们说那是常有的事情，你得学会填饱肚子，否则死路一条。南下作战，游击队被敌人围追堵截，战士只好嚼草根树皮，吃野菌野果，结果不少人死于食物中毒。
我想起当代一个军事电视片叫“极限生存”，但是老知青不同意。他们反驳说，你们那个极限生存不过是解决吃饭，可是我们还得跟敌人打仗。
睡觉是新兵学习的另一个全新科目。
我的同学二杜说：在游击队，当兵打仗的一个主要本领就是学会睡觉。你得站着睡，坐着睡，蹲着睡，靠着睡，走着睡，边走边睡，有机会要睡，没有机会也要睡。哪怕只有几分钟间隙，你也要抓紧时间睡一觉。
我对二杜有关走路睡觉的说法产生极大的怀疑。我说：如果边走边睡，前面人拐个弯，后面这位不就掉下悬崖去了吗？
二杜点点头，宽宏大量地笑笑，不与我争辩。后来许多老知青向我证实，尽管在和平时期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然而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
刘义说：你见过像鱼一样睡觉的人吗？我说鱼怎么睡觉？他回答泡在水里，只露出鼻子嘴巴。我说那不是鱼，是两栖动物，比方鳄鱼，还有乌龟。刘义不理会我的调侃，他说雨季作战，天地一片滂沱，夜里好容易盼到命令原地休息，人人倒头就睡。可是等到有人被雨水呛醒，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洪水已经漫过山坡，漫过身体，整个人就是浸泡在水中的一条鱼啊……
“零”还包括走路。
这种走路当然不是通常意义的步行或者散步，甚至也不是跑步赶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走路的前提是有路可走，没有路怎么走呢？但是游击队却偏偏选择没有路甚至连人迹也没有的原始丛林行军。翻开《辞海》，“游击”一词本意就是“游”（走路）和“击”（打仗）之意，不会走路的队伍能叫游击队吗？所以走路是游击队的基本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对新兵而言，不会走路就不会打仗，当然也无胜利可言。一位游击队首长向新兵诠释走路的伟大意义，他说：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会胜利么？
许多境外知青告诉我，他们都有过这样经历，走路不仅用脚，很多时候还不得不用手，四肢并用。比如攀援绝壁，涉过沼泽，又比如抓住葛藤飞越悬崖等等。不仅白天走，还得夜晚走，刮风走，下雨走，还得负重走，跑步走，背负几十公斤重量的枪支弹药干粮走。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在游击队当兵十年，那么他至少有九年以上时间是在金三角各种各样的道路上走过的：大路、小路、山路、险路，丛林之路，沼泽之路，采药之路，绝壁之路，或者根本没有路的路。学会走路绝不是件简单事情，比如南下作战、七次“反围剿”，游击队一天要爬几架大山，在深山老林跟敌人捉迷藏，每天走上百里山路是家常便饭。白天走，夜晚走，吃饭睡觉也走。如果你不走，只好被敌人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说，胜利是用脚走出来的。
很多老知青都指出，你别看好莱坞的越战片拍得轰轰烈烈，那是美国人的阿Q精神。优势装备的美国大兵为什么会在越南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走路，走不出热带丛林才向越南人认输的。 txt电子书上传与分享
3。解便
游击队外出打仗，风里来雨里去，生活艰苦流血牺牲自不待言，但是对许多中国知青来说，令他们尤其为难的竟然还有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一件就是解便。
游击队行军打仗，行踪不定，理所当然没有厕所。山区不是城市，军队不是老百姓，所以知青只能向老战士学习“野解”。“野解”就是随地大小便。向文明宣战有个从不习惯到习惯再到心安理得的适应过程。人人扛着自己的铁铲，彼此视而不见，在山坡上或者树丛里挖个坑解决问题。当然不挖坑也解决问题，戏称回归自然。
但是很快出现另一个问题是，解便不能没有手纸，否则怎么处理后事呢？游击队没有工厂，根据地也买不到纸，即使报务员用的电报纸都要从敌人那里缴获。有时候指挥员下达命令是写在竹片上，跟秦始皇时代的竹简差不多，战士哪能用什么手纸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当地部落民族根本就没有上厕所的习惯，他们也不用手纸，不是照样世世代代生存下来了吗？为什么偏偏你们知青要用什么手纸呢？难道不用手纸就不能干革命，不能打败反动派吗？
我们在边疆当知青，连队有厕所，如果没有手纸至少也能找到别的替代品，比如连队有过期报纸。问题是国境对面的游击队根本没有纸，他们怎么办呢？知青们有些难为情地回答我：用……青草、树叶、芭蕉叶，还有石头和土疙瘩。我知道许多知青因此害了“难言之隐”，至今仍被严重痔疮、肛漏和便秘所折磨。
据说一次行军休息，一个躲在草丛中野解的男知青忽然像杀猪一样痛嚎起来，好像遭到蛇咬。原来他对山坡上那些野草一无所知，顺手抓了一把荨麻叶子去揩屁股。荨麻是何等毒辣可怕的东西，照当地人话说是“比蛇蝎还要毒”，于是那个知青只好赶紧送进医院，他的下身因此险些报废。
我提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游击队还有为数众多的女知青，她们怎么办？她们也变成野人吗？女孩子都有特殊的生理问题，难道她们不怕遭遇荨麻吗？
面对我的追问，女知青一概拒绝回答，她们中有人脸开始发红，有人干脆起身离去。后来有个男知青替我揭开谜底，他说当时女生频频向前方告急，男知青在前方打仗，女生告急令他们个个忧心如焚。女同学可以为革命献出生命，可以壮烈牺牲，但是万万不能没有手纸。女生的需要就是前线男生的责任，因此男知青个个奋勇作战，只要打下敌人据点或者伏击成功，他们率先冲进敌营去缴获各种纸张。不论什么纸都成了宝贝，都成为见证男女真情的美好载体。从此以后，来自前线阵地的花花绿绿的手纸就像扬帆起航的小船，源源不断地驶往女知青心灵的秘密港湾。
这些手纸就被起了一个亲切的昵称，叫做“零碎”。
4。战场
许多老知青都说：上战场等于灵魂淬火，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人不是真正的军人
还有人说：上战场就是过生死关，你心里害怕，腿直哆嗦，但是你一看见那么多战友倒下，那么多人牺牲，你的血液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于是你手也不抖了，腿也不软了，这是一个飞跃。当你杀死第一个敌人，身上溅满人血，从此你就不再胆小害怕，你就会变成一个合格的游击队战士。
二杜告诉我，他第一次上战场几乎晕头转向，枪一响就胃痉挛，嘴里不争气地打饱嗝。老邬的职务是卫生员，他说他一看见那些哗啦啦的人血就险些晕过去，直到后来经历多了才忘记害怕，才有英勇抢救伤员的战场壮举。
我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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