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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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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莫雷尔教授正在哪儿呢。他的房间现在已经住着戈培尔夫妇了，这位外科医生已经离开。林格依然兢兢业业，冷静和蔼一如往日，他告诉我，莫雷尔教授与元首发生戏剧性的冲突，今天一早就乘飞机离开了。昨晚，元首睡觉前，莫雷尔又照例跑去要给元首打针。希特勒忽而满怀恐惧，满脑子猜疑，认定那针剂里有阴谋，觉得莫雷尔也是叛徒。“莫雷尔，马上滚出我的房间！你想麻醉我，这样他们就可以强行把我运出柏林了。他们都想这么干，可我是不会答应的。”他这么吼了一通。莫雷尔吓得发抖，差点心脏病发。他又命令莫雷尔搭下一班机离开柏林。希特勒从未离开过这位外科医生超过24小时，出出入入每一段旅途，莫雷尔都陪伴在他身边。现在他要驱逐莫雷尔了。他不再需要医生，不再需要药剂，不再需要特种饮食。没关系了。
元首指挥部里又来了些新脸孔。其中有帝国的新晋领袖阿瑟·阿克斯曼，他是最最忠心的人之一，简直是个盲目的理想主义者！他只有一条手臂，双眼燃着好战的热火，神色却又镇静沉着。他也是随上司一起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个鬓角斑白的小个子，他穿着党卫军的灰绿制服。无论在哪儿，聚头谈论形势的军官堆中，都少不了他。他就是高级队长米勒，卡尔滕布伦纳的副职。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7）
施佩尔忽然又出现了。埃娃来见他，伸出手：“我知道您会来。您不会丢下元首一个人的。”可施佩尔只微笑着，停了停，他才回答说：“今晚我会再次离开柏林。”然后，他去见希特勒。他们之间这次谈得很久，也很严肃，可谈的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另一个热闹话题则是戈林的“变节”。戈培尔、赫韦尔、福斯、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一块儿站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我从接待室外听到他们说，这生死攸关之际，戈林已经背叛了元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往掩体上层走的路上，我遇见克里斯蒂安太太。她已经从冯·贝洛上校那儿获知此事，后者是她先生的同僚。戈林发来电报，说既然希特勒已不能行动自由，他要接替希特勒掌握大权，如果当晚22点前元首不表态，即意味着他的意见生效。
这份电报落到博尔曼手中。他呈交希特勒看，一边还用自己的话解释。毫无疑问，希特勒把戈林的意见看作叛变，就这名帝国元帅的所作所为大发雷霆，当即撤了他的职。博尔曼现在一定得意地暗笑，夜半五分钟内，他顺利除掉了自身势力的最强劲对手。他下令，在上萨尔茨堡把戈林及其手下一网打尽。
戈林成为掩体内当日的惟一话题。我们几乎没有留意，长谈过后，施佩尔又消失了，他彻底离开了柏林。希特勒在房间内向隅独坐，谁都不想见。同时，军官们又聚集起来，在会议室研究柏林的街巷地图，商议着抢救行动如何部署。元首对此毫无兴趣。可将军们还不肯放弃。文克将军手下的某支部队可能正往西部进发。一旦文克奉诏打回柏林，我们也许就能得救了！若能得到文克的支援，高级队长施泰纳也可从北部发动攻击！军事计划的细节，我也不懂，可这些话又让我擦亮希望的微细火星，军官们把此计划报呈最高统帅。他们想让元首来看看桌上的地图。他又一次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下达了命令！文克将军改变路线，来柏林救援。
我们没有一个人睡得着。我们像幽灵一样在房间内转来转去，等待着。有时，瞅准什么时候炮火暂且停息，我们蹑手蹑脚爬上楼梯，眼看那毁灭的世界铺展得越来越广，毛骨悚然。我们身边只剩下瓦砾和楼宇的残骸。一匹马陈尸在威廉普拉茨的碎石街中心。我已如行尸走肉一般，整个人已经被抽空了似的。身边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自然的。我们已不再大惊小怪，我们再也哭不出来，所以只好挤出笑颜。要把心底绝望的声音压下去——那声音让我们想起家，想起母亲，所以我们拼命开口说话。一瞬间，我想起拜仁州临湖安居的人们，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回来，他们爱我，替我担心着。男人们不必运筹帷幄，女人们也不必害怕弄权。那儿的生活还在继续。可掩体内那紧张沉重的气氛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元首现在已经成一个落魄的老头子，还死守着那份无形的盼望。他单单站在那儿，即足以扼杀一切真实的感情，一切自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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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8）
我们几个女子总是粘在一块儿。埃娃也掺了进来。我们跟孩子和狗嬉戏。所有的房间都为我们敞开，再也没有人要为公务忙碌。一旦有报告发过来，一旦某个浑身尘灰、汗流浃背的军士从附近的前线冲过来说苏军的坦克又进了一步，希特勒只报以沉默，不屑一顾。帝国总理府已交由一名防卫总司令主持：蒙克队长。我真要虚脱了，绝望地想，苏军马上要攻入总理府，我们只好坐以待毙。而警卫的暗号却是：“振作起来，活着就还有希望！”耳际不断回响着这句话，可我们已经僵硬麻木，像一个个木偶。我们已经不再计算日期了。偶尔，我们还腾得出一小时来睡觉，可神经绷得那么紧，稍有动静即醒过来了。我们都想亲眼看着文克将军的援军降临。明明知道地狱已经大门洞开，我们可还竖起耳朵，满怀希望，仔细听什么时候会响起德国军队的枪声。
现在，城里已开始巷战了。苏军的重型坦克越过一个个街区。怎么还能依赖希特勒青年团的小男孩守在每处桥头炸掉坦克呢？元首曾给他们授勋，褒奖他们打下几辆苏军的坦克，可现在又来了几百辆坦克。文克一点音讯都没有。也没有施泰纳发动进攻的消息。帝国总理府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巡逻兵也两手空空地回来。＇…手稿无法辨认…＇汉娜·赖奇空降于勃兰登堡门外的东西轴线上，连同格赖姆将军，优秀的空军军官。今天，我才第一次认识他们中的一位。汉娜·赖奇是柔弱的小女子，仅从外表上看，你简直无法想象她巾帼不让须眉的一面。她的黑色汗衫领子熨得笔挺，戴着铁十字勋章。格赖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斜着肩。他是冒着大险飞过来的，被苏军的战斗机击中，负了伤。现在，作为戈林的继任，他统领空军。不过，首先他得进手术室，让施通普费格医生动手术。施通普费格脸色苍白，矜持缄默。汉娜·赖奇急着要去见元首。她全心全意忠于元首，毫无保留。今天发生的一切让我不无惊奇，因为她是惟一与希特勒没有私人交情的女人，她的角色是军人，是司令官。她已陷于热情的火海，准备着为元首和他的意志死而后已。＇…＇
那天晚上，她照顾戈培尔的孩子们入睡。埃娃又唤了大家来聚会。孩子的母亲已经无法平静面对他们了。每回跟孩子们呆在一起，她都难过得要死，过后总要掉眼泪。她和她先生已如鬼魅一般，死亡的念头已决。
经过那房间的时候，我听见六个稚嫩的童声在唱歌。他们分坐在三张双层床上，双手捂着耳朵，好不受邻座的干扰，唱准三个不同的声部。唱完歌，他们高高兴兴地互道晚安，便睡去了。只有最年纪大的黑尔佳，时不时从明亮的棕色眼睛中透出哀伤的目光。她是最恬静的孩子，我不免为她满怀悲慽，因为她的童心已看穿我们大人的一切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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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9）
我离开了孩子们的房间，一边想着谁能把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推向死亡呢。戈培尔太太已跟我谈过。前面没有别的解救了，我们都让命运绑在一起。戈培尔太太比我们每个人都痛苦。她要面对的是六个亲生孩子的死，而我们只需要面对自己的死。“我情愿让孩子们死去，也不愿意让他们受到侮辱。战争结束后，我的孩子们断然无法在德国立足。”
埃娃、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齐亚利女士和我，还与希特勒一起吃饭。这会儿，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了。我听见自己说话，声音那么陌生。“我的元首，您认为纳粹主义会复活么？”我问。“不，纳粹主义已经死了。也许，１００年内，还会有某个相似的思想诞生。信仰的力量会席卷整个世界。可德国已经失败了。德国太幼稚、太弱小，不足以承托我的使命。”元首说着，似乎不过在自言自语。我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
新帝国总理府的掩体内，每个房间都充塞着绝望的混乱。剩下的军官有冯·贝洛、费格莱因、布格多夫、克雷布斯、赫韦尔、空军上校鲍尔和高级队长拉滕赫贝尔，他们都是拜仁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人亦来自慕尼黑。此外，还有海军上将福斯、一些我不认识的军官、新闻办公室的海因茨·洛伦茨。博尔曼及其同僚也驻扎在这儿。疲惫的国民冲锋队和国防军战士出没在走廊里。一个战地厨房负责给他们提供热饮料和汤。地下到处横着睡熟的人，女人们跑来跑去帮点忙——她们中有难民、女孩子、护士、帝国总理府的职员，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她们都会尽心尽力。一个大房间专用作紧急手术室。外科主任医师哈泽来自已被炸毁的沙里泰医院，他没日没夜忙个不停，截肢、开刀、包扎，做一切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地方加塞病床了。没多久，供伤员使用的内、外衣也告罄。
长长的走廊，连结着帝国总理府和元首的掩体，部分已被摧毁，薄薄的天花板掉了下来。希特勒希望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可以陪在他身边过夜。会议室地面已经摆好几张床垫，我们可以在此和衣睡一个小时左右，而外头，隔着一扇没关严的门，则睡着克雷布斯、布格多夫和博尔曼等几位军官，他们在扶手椅上打呼噜，干等文克的救兵！事实上，我们离地狱只一步之遥。4月25日至26日，炮火到了最猛烈的程度。枪声就没停过，我们躲在掩体内，却都像在刑场上一样。忽然，跑进来一个卫兵，告诉我们：“苏军的机枪正在入口处向我们开火。”他慌慌张张地跑过一个个房间，可守在这里的人们沮丧得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最后证实这是误报。只有一响炮声的确来自近处。又能苟活一会儿了！我简直不知道这几个小时是如何打发的。我们不停地抽烟，不管元首在不在场。烟雾再浓烈，他也不介意了，埃娃也不再收敛她的“坏脾气”。有时，会有从前线撤回的人呈送上报告。主力战线一步步逼近安哈尔特车站。每每登上地面，望见战火连天，烟雾弥漫，我们耳边就回响着柏林城内妇孺的悲号。我们听说，德国女人都成了苏军坦克的人肉盾牌。又一次，我们不住地想，死亡该是惟一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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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0）
我还记得，我们谈来谈去的，无非是关于最好死法的细节，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现在还活着。希特勒听说过墨索里尼死得有多耻辱。我想，大概有人给他看过米兰广场上倒吊着的裸尸照片吧。“不论死活，我都不愿落入敌人手上。我死了之后，尸体得马上烧毁，好让人再也找不着。”希特勒吩咐。谈着如何死这个话题，我们都没了胃口，只呆呆地往嘴里塞食物。“最好的方法是往嘴里开枪。这样头颅瞬间粉碎，而你什么感觉都没有。马上就能死。”希特勒告诉我们。可几个女人都让这主意吓坏了。“我想留着美丽的尸身，”埃娃说道，“我宁愿服毒。”说着，她从华丽的衣裙口袋中摸索出一只小小的黄铜药囊，药囊内藏有小玻璃瓶，里面是氰化物。“这会很疼么？我可不想痛苦地挣扎好久，”她坦言，“我时刻准备着英勇就义，可不管怎么说，我想死得毫无痛苦。”希特勒给我们讲解，服这种毒药是完全没有痛苦的。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会瘫痪掉，几秒钟内人就死了。既然这么“舒服”，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都请求元首也给我们一剂。希姆莱送他十剂，吃过饭后，他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剂，说：“我真遗憾，没能送给你们更好的礼物。”
4月26日。我们已经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只与凯特尔还保持着无线通讯。文克的救兵和施泰纳的进攻都毫无音讯。可以肯定的是，再也没有一支军队能把我们解救出来了。苏军已经攻到蒂尔加滕。到了市中心，抵抗苏军的力量明显减弱。他们势如破竹，已接近安哈尔特车站。
元首在掩体内像幽灵一样活着。他不停地在房间内踱步兜圈子。有时，我忍不住猜想，他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既然大势已去，他为什么还不赶紧结束这一切。他定要自杀，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幻灭。您想想，孩子们还在为保护首都而战，然而“帝国头号战士”已经打算自杀了！我又跟他谈到这儿。我问：“我的元首，您难道没有想过，德国人民正期待着您率领军队冲到战事最前方吗？”现在，跟他说话，已经百无禁忌了。他不耐烦地回答：“我再也没有战斗的身体状态了。我的双手不停颤抖，连一把手枪都握不住。倘若我负了伤，甚至也找不到自己人给我补一枪。而我也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他是对的。他的手颤得那么厉害，连拿个小勺子小叉子送食物到嘴里也难，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拖着腿走路，对他来说也不容易。
埃娃正在写诀别信。她所有的心爱衣裳，她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要运回慕尼黑。她也只是在默默忍受，在等待着。外表上看来，她一如往常，显得平静又快乐。可有一回，她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话的声音嘶哑颤抖：“容格太太，我实在太恐惧了。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她的眼睛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让她大出意料的是，赫尔曼·费格莱因居然对她漠不关心。两天以来，她都没有见到他。在此之前，他也似乎一直在躲着她。她问我有没有见过他。没有，费格莱因今天根本就没呆在掩体内。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人们找他处理党卫军的公务，可他不见了。也许他冲到前线去察看军情？连在帝国总理府跟他在同一个房间工作的军官都对此一无所知。4月27日，希特勒也想召见费格莱因。他踪影全无。晚间，党卫军将军费格莱因才回到帝国总理府，不着制服，也没佩勋章，穿得像个平民，醉得一塌糊涂。我都不敢正眼瞧他。可埃娃震惊不已，失望极了，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晚上，赫尔曼从他的私人寓所给她打电话。“埃娃，如果没法子劝说元首离开柏林，那么你得赶紧离开他。别干傻事——现在不是生，就是死！”她回答：“赫尔曼，你在哪儿？马上过来吧，元首正在找你，他有话跟你说！”可电话就挂断了。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1）
柏林城内，连报纸都停了。只有电台还在广播，报告新消息，说元首还留在这座不幸的城市中，坚持着抵御敌军，与大家共担命运。可元首掩体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都明白，希特勒早就无心恋战，只一心等死。帝国总理府掩体上，战士和卫兵们负隅顽抗，唱起老战歌，而护士和女帮工们忙得都抓狂了。难民和帮工来自全城各处，集中在帝国总理府。人们在这儿苟延残喘，幻想着，战斗着，工作着。可元首的掩体已成了蜡像博物馆。人性或许也还存在。有人过生日，老拉滕赫贝尔六十大寿。我们坐在掩体上层的走廊上，摆好桌椅，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埃娃与我相对而坐。我们聊起慕尼黑和拜仁州，客死异乡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为了普鲁士，为了一切，”拉滕赫贝尔嚷道，他的眼睛兴奋得溢出泪水。我们又一起欢笑，想在这几分钟内忘却一切。
忽然，掩体内又挤进了很多人，有些是陌生人，有些则曾在掩体的别处见过一面。一大队穿制服的军人正往元首掩体走下去。我们也看到元首慢慢走来。他弓着身子，左手藏在背后，与每个人握手，望着他们的脸孔却眼神空洞。他们的眼睛亮起来了，能听到元首亲口致谢，该有多么高兴，他们心满意足，带着一肚子自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可我们都懂，元首并非在褒奖他们的勇气和忠心，元首是在向大家告别。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我问埃娃：“时间马上要到了吧？”可她说：“不，道别还在后头。元首会跟大家亲口说再见的。”
那天晚上，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婚礼。一个厨娘嫁给了一个重型运输车司机。这个勇敢的司机甚至穿越地狱一般的柏林城，把岳母一家子也接来了。我们都沿着阴暗的走廊爬上去，来到元首寓所的废墟上。高高悬着的天花板上晃着朦胧的蜡烛光。眼前的景况多么古怪。还有一排排椅子，一座乐队指挥台。政府秘书瑙曼博士作了演讲，新人十指相扣，外头回响着可怕的枪炮声，仿佛斯大林为我们弹奏管风琴。然后，我们祝福新人，回到死气沉沉的掩体内。婚礼来客继续庆祝，其中一位带来了手风琴，还有一位拉起小提琴。火山口上，举行着新婚舞会。
我跟戈培尔的孩子们嬉闹，给他们念诵童话故事，陪他们玩捉迷藏，好让他们逃脱恐怖的魔掌。他们的母亲再也没有跟他们说话的勇气了。夜里，他们在六张小床上睡得香甜，而掩体内人人在等死，厄运一步步降临。
4月28日，希特勒遭受致命的打击。他尚未最终决定如何处置费格莱因，可他觉得此人已在叛变的边缘，正对他落井下石。新闻办公室的海因茨·洛伦茨报告这一警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党卫军全国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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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2）
正尝试借助贝纳多特伯爵牵线，与盟军谈判。
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呆在哪儿呢？他可能又暴跳如雷起来，指着谁破口大骂。好在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有埃娃双眼红肿，泪痕未干，因为她的妹夫刚刚被判死刑。在外交部的花园里，那美丽的仙女铜像旁的花树下，他被枪毙了，死得像条狗。她曾向希特勒求情，说费格莱因眷念太太和儿女，想救全家逃出生天，也是人之常情。可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只看到他满口谎言，背信弃义。他曾把“忠诚的海因里希”看作动荡的海中最坚定的磐石，可现在连他都背叛了他。这下子，费格莱因的行为引起他猜疑：此人是希姆莱的同谋无疑。也许希姆莱正打算暗杀他？也许要把他活捉，送到敌人手中？希姆莱的幕僚，他一个都信不过。他甚至疑心希姆莱留给他的毒药也有问题。与我们一起留在掩体内的施通普费格医生脸色苍白虚弱，比从前更加沉默。希特勒连他也怀疑。
于是，哈泽教授应召马上赶来新帝国总理府的掩体，其时他还在替人做手术。我们看见元首与他谈话，给他一颗毒药囊，然后他们一起走到洗手间门口，金毛和它的小狗们就系在那儿。医生弯下身子凑近狗儿，我们闻到一股苦杏仁的味道，金毛就一动不动了。希特勒转身回来。他的脸就像死人面具一般。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希姆莱的毒药还是可靠的！
汉娜·赖齐与格赖姆将军准备坐飞机离开了。＇…＇他们走出掩体之前，与希特勒作了长谈。
我们几个女子都躲在埃娃的房间里，陪孩子们与狗嬉戏。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神经绷得快要断了。埃娃跟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说：“我敢打赌，今天晚上你们俩都会哭鼻子。”我们紧张兮兮地盯着她看：“是最后的时刻了么？”不，她回答说，我们要目睹别的场面，这将非常感人，可她不会透露更多。
我不知道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我们是怎么度过的，简直就是噩梦。几场谈话的细节，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呢？耳边只回响着炸弹、手榴弹、大炮和坦克的呼啸声，像地狱一样。也许再过几小时，苏军马上就打到波茨坦广场了，下一步就到我们的门口。掩体内还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国家的领导人们只呆滞地坐在一旁，等待元首颁布最终的命令。连一向热心的博尔曼和勤勤勉勉的戈培尔也无所事事了。阿克斯曼、赫韦尔、福斯，一众侍从和副官、卫兵及勤杂，他们都只空等着最终的命令。现在，没人再幻想胜利降临。我们只等着最后被驱逐出掩体。
难以置信，在这样的景况下，我们还能吃得下，喝得下，睡得着，聊得起天。我们机械麻木地活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3）
就叛国的题目，戈培尔向同僚们作了长篇演讲。戈林的所作所为，他甚为不齿。“这个人永远称不上纳粹主义者，”他声称，“他只是倚仗元首的威望，他的生命中根本没有理想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存在。德国空军的失败，就是这个人造成的，我们现在坐以待毙，都是拜他所赐。”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戈培尔与戈林这两位国家要人，原来是一对你死我活的政敌。戈培尔太太也跟先生一起声讨这位帝国元帅。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都越来越麻木了。我们也不再等待。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而内里的时间已粘滞。我们坐着聊天、抽烟，乏味无比。只能这么做。这些天以来的紧张状态终于消退了。我面前只剩下虚空。我随便找到张行军床就可以躺着睡上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大概已是深夜时分了。侍从和卫兵们忙着出出入入，往返于走廊与元首的房间之间。我洗过脸，换了衣服，现在该去找元首喝茶了。而茶话会上，死神正是那位看不见的客人。可今天，一推开希特勒办公室的门口，我大吃一惊。元首向我走过来，一边握手一边说：“孩子，你休息得可好？”我还没缓过神来，只回答道是的。他继续说：“过一会儿，我有话让你记录下来。”我都忘了，原来这个疲惫虚弱的声音，与从前势若悬河、而我跟都跟不上的那个声音，来自同一个人。可现在还需要写些什么呢？我匆匆瞥了一眼希特勒，发现旁边的桌子装饰得像要过节一般。这是为晚间8点钟准备的，还有香槟酒杯。客人们已经落座，戈培尔夫妇、阿克斯曼、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齐亚利女士、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他们为什么要聚会，我忍不住揣摩着。希特勒要举行诀别宴会了？他招呼着我。“也许现在我们该开始了。来吧。”他说着离开了房间。我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我正准备把打字机的罩子挪开，可元首说：“在速记簿上写就行了。”我只好独自坐在桌子旁等着。一如往常，希特勒站在桌子的宽边前，双手靠着桌子，眼睛盯着空荡荡的桌面，上面再也没有地图或街区图了。好一会儿，外头不断的爆炸声、枪声都淡去了，只听见屋里两个人的呼吸声。忽然，元首迸出第一句话：“我的政治遗嘱”。我的手颤抖起来。现在，我终于听见我们这些天忐忑不安所等待着的事情安排了：对所发生之事的解释，直认无讳，甚至内疚之情也一表无遗，或者应该说，那纯粹属于辩解之辞。这是“千年帝国”的最后一份文件，一个穷途没路的人将一切真相和盘托出。
可又到底与我的想象不相符。元首的声调冷漠机械，他所解释、谴责和质询的内容，不单是我，就连德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早就耳熟能详了。希特勒委任下一届新政府成员，这不免让我吃惊。我真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我们已经一败涂地，既然德国已经被毁灭了，既然纳粹主义已死无葬身之地，既然元首除了自杀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么他现在任命新政府成员又有什么用呢？希特勒说个不停，几乎头都不抬。他只稍稍停下来想想提纲，随即开始传授他的个人旨意。而我现在才知道，他打算与埃娃结婚，然后共赴黄泉。我猛然想起埃姆说过的话，她说我们今天非掉眼泪不可。可我真的哭不出来了。元首在分配他的遗产，这时，忽然间，他说，待他死后，可能再也没有德意志国家存在了。笔录结束。他离开一直倚靠着的桌子，好像大松一口气似的，可刹那间，眼里又泛起绝望、伤痛的目光。“马上替我打印好三份副本，然后交给我。”他说得如此迫切，令我惊讶的是，希特勒这份最终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的文件连修改、斟酌都免了，就急着向全世界公布，刻不容缓。本来，就连发给州长、艺术家的生日贺信，他都坚持一再润色——可希特勒一点时间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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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4）
元首回到宴会现场，这是一场婚宴。而我，只坐在戈培尔房间外间的等候室，忙着打印第三帝国历史的最后一页。这会儿，会议室已经变成结婚注册署了，一个注册官员从附近的前线赶来，宣布两位结成夫妇，埃娃签名的时候仍把自己的姓写成B开头，希特勒马上纠正说她应该改H开头的姓了。大家举起香槟杯，该说什么祝酒辞呢？难道祝这对新人生活幸福吗？
元首不大耐烦看我打印出来的纸页。他来到我所在的房间，只瞧瞧我打印到哪儿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瞥了一眼速记簿上的字，就回去了。
忽然，戈培尔推门而入，一脸激动，像粉笔一样白，泪水沿双颊淌下。他说现在没有其他人了，他总算可以把心里话倾吐出来。他哽咽着，颤抖着。“容格太太，元首命令我离开柏林！我得去组建新的政府。可是，我不能离开柏林，我绝不离开元首！我是柏林的地方长官，所以这里就是我的岗位。要是元首死了，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他甚至对我说：‘戈培尔，我不希望你违抗我的最后命令……’元首现在作这些决定，已经太迟了——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颁布呢？”他绝望地问道。
接着，他又要我给他笔录遗嘱，作为元首遗嘱的附录。他这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不得不违抗元首的命令，因为他不能离开柏林，不能离开元首。到了最后的时刻，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尽忠捐躯……他也要向全世界宣告，他和他全家都宁愿死，也不愿生活在一个没有纳粹主义的德国中。
我尽全速把两份文件打印出来。手指都麻木了，而居然没有出什么打印错误。博尔曼、戈培尔和元首自己都时不时过来瞧瞧我打完了没有。他们让我更加紧张，打得越来越慢。最后，我终于把最后一页纸从打字机中拖出来，走回会议室，标记好三份副本，当晚，它们就由信使送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冯·贝洛上校、海因茨·洛伦茨和博尔曼的同僚灿德尔会执行希特勒的遗嘱和最后意愿，然后才离开柏林。
此后，希特勒的生命算是真正走到了终点。现在，他只等着目的地发回最后一份文件的收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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