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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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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将军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父亲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将军处，可是他大部分都没有好好运用。他不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做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炮的位置到目标）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迫击炮一直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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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印度受训（1）
（一）行前诤言
我原来担任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后来调到团部当副团长（升中校）。民国三十四年初又调到青年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任营长，地点在汉中。我离开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时，胡长官为我饯行，那次有好几位师长参加，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席间我讲了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因为当时日军的战力可以说已经到了尾声，日本早晚会投降，如果国军要转移攻势，很可能是从我们这个正面（黄河以南）向东截断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包围日军。同时我们在陕西还有三个游击师，一个游击师即使没有一个师的力量，至少也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力量，这些也够日军瞧的了。只要把平汉路、津浦路挖断，日军就进不去，所以游击师捣乱日军的力量足足有余。而中共借抗战的机会一直扩张实力，所以是“一根毛”，当时我一再强调，虽然毛泽东尚未形成气候，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我们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一次就把延安的###彻底消灭，绝不能容忍。
（二）任职青年军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我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三十四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我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父亲指示下来，把我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父亲就把我先动员起来了。
我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我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我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整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不过蒙巴顿的风度很好，而且他很有才干，值得骄傲。但是史迪威就不同了，连美军都在背地里称呼他为“Vinegar Joe”。史迪威少年得志，后面又有马歇尔替他撑腰，所以难免心高气傲。我的任务就是在英军美军之间做协调，希望他们能够相处融洽。
我们到印度的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而训练中心则在蓝姆迦，我自己则又抽空去参加战车保养班，学习如何修理战车。那一次受训，我把战车里外的机械都弄懂了，我能够自己单独把十八辆战车拆散、修理、重装，也就是所谓的大翻修。战车炮有一个自动平衡器（战车瞄准目标，不论战车如何移动，战车炮所瞄准的角度不变，就是因为有自动平衡器的关系），这种自动平衡器不大，只有一个小方盒大小，蓝姆迦中心只有一位中尉是经过五角大厦批准，被允许拆除自动平衡器的，别的美军还不能拆。有一次，有一个自动平衡器坏了，那位中尉把它拆开修理后，竟然装不回去，我就自告奋勇要帮他装自动平衡器。我跟他说：“你信不信，凭我的知识来猜想，我判断这个平衡器是利用地心引力，里面有若干机械下坠，经过地心引力的作用，能够维持角度不变。如果我说的是对的，我来帮你把它修复。”那位中尉说：“你说对了，里面机械的道理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让你来修，因为我是此地唯一被允许修理自动平衡器的人。”我向他承诺不会将此事外泄，他最后答应让我修理。我没有花多少功夫就把自动平衡器修好，当我把它装在战车上时，那位中尉对我说：“Perfect！”结果他就打电报到五角大厦建议，在中国方面只有我可以参与战车炮自动平衡器的修护工作。五角大厦也核准了，所以那位中尉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负责了。
战车上有一个分速箱，如同汽车上有一个分速器一样。战车轮轴是以固定的方向旋转，转到分速箱时，再经由分速箱的齿轮，使左右两边的轮子转速不同，以便转弯。汽车上的分速器比较简单，战车上的分速箱则相当麻烦。有一次，战车的分速箱坏了，我也凭自己对机械的知识来判断，负责修复的人也同意让我参与分速箱的修理工作。就这样，我慢慢地接触了一些新的科技，而且很快地进入状况。凡是机械的东西，在战车上可以用的，在飞机上、火炮上也可以用，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战车保养班中增进了很多。
赴印度受训（2）
访问团有十一位将官，我们到印度之前，父亲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派遣高级将领为访问团，代表国家到印度去，你们每一个人要降一级。”我本来是少校，就降为上尉，结果其他人都没有降级。最妙的事情是原来访问团的团长因为军务的关系被胡宗南将军留下，无法与我们一起去，结果就由副团长带队，换句话说，副团长就变成团长了。我是访问团的副官，这位团长对我说：“你是委员长的公子，你怎么可以做副官呢？”我说：“你也是留德的，我也是留德的，你一定知道，在德国一个副官是如何精挑细选出来的，如果你说我不能当副官，是不是太侮辱我了。”他说：“你还是委员长的公子啊！你自我介绍时，一定要说是委员长的公子，不能说是副官。”我也没有理会他。当我们抵达加尔各答时，对方将领来接机，下飞机后，因为我是副官，所以走在最前面，我自我介绍时说：“蒋纬国上尉，访问团副官。”然后带队团长下来，我就向对方介绍：“这位是访问团团长。”结果他竟然说：“我不是团长。”对方就问：“团长呢？”他说：“团长没来，我是副团长。”对方说：“团长没来，你就是团长了。”他还一再改变说他是副团长，不是团长，当场就出现了辩论的景况。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赶快上车吧！”才结束了一场困窘。
出国前，访问团的每个成员可以做一套新的军装，质料有呢制品和卡其布制品，由我们自己选择。抗战时大家都穷，能够借此机会做一套呢军装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都争取做呢军装。我做的是卡其布军装，因为加尔各答很热。果不其然，到了加尔各答后，他们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军装店里去买两套卡其布军装。可是他们居然不到更衣室更换，就在柜台旁边当场脱衣裤，弄得店里的女职员都跑光了，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为了解决团员的生理需求，我在每位团员房间的枕头下，放了两个保险套，以免感染性病，结果他们竟然要我带路，我加以拒绝：“我也是第一次到加尔各答来，这种事情总要你们自己去做，怎能叫我带路呢？很抱歉，我今天晚上还有饭局，不能陪你们去。”在住进旅馆之前，我还叮嘱过他们，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在旅馆内走动、串门子，结果他们还是这样做，旅馆其他的客人看了都摇头，还有好几个人在走廊上大声谈话，最后旅馆服务人员来制止。真是丑态百出。
我方驻在印度的军队是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炮四团和炮五团。父亲到蓝姆迦训练中心视察时，部队举行了一次演习，刚开始是炮兵试射，有一个中国翻译，翻译的人就是青年军团员。青年军是征召大学生入伍，没有加以军事训练，一部分就编入军队，另一部分就派到海外当翻译官。试射在英文中是“Fire Registration”，他翻译成“现在炮兵开始注册”。父亲是炮兵出身的，而那天我也被派为父亲旁边的特别说明官，父亲就问我：“什么是炮兵注册？”幸亏我反应快，马上明了其中的错误，就跟父亲说：“翻译的人不是军人，是入伍的青年军，他们没有经过军语训练，早晚会出问题。”从这一个例子来看，军语本身并不简单。再举一个例子来说，EENT对医护人员来说就是耳重新训练，父亲后来也下令实施军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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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二O六师
（一）灭蝇运动
到青年军第二○六师报到之前，我先到重庆见父亲，再到汉中向第二○六师报到。我刚到差时害了痢疾，一天泻了七八次，后来病好了之后，知道痢疾的可怕性，便下决心要消灭苍蝇。我在军队里发起灭蝇运动，由部队做好苍蝇拍，发给每一个士兵，起初规定每个士兵每天要交十个苍蝇，后来规定每天五个、二个、一个，依次递减，到最后已无苍蝇可打，士兵就把包楮面搓小、弄黑，权充苍蝇交差。于是我们就从自己的营房扩大到别的地区，在别的村子也发动灭蝇运动。
此外，我们自己挖深坑作为便坑，旁边摆一大堆土，每一个人解手后，就把土盖在上面，等到深坑填平后，我们再另外挖坑，所以我们那里绝对没有苍蝇去吃排泄物。等我们这个村子附近的苍蝇都打光了之后，我们就到邻村去打，后来别的村子，都发动打苍蝇，所有村子的苍蝇都绝迹了。百姓很感激我们，我要老百姓继续持续灭蝇运动，绝对不要认为西北应该有苍蝇，而不做任何努力。由此可知，苍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主动去消灭它就可以了。
（二）收服回教兵
我到汉中第二○六师报到后，发现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两三个回教兵，我就向师长方先觉报告，如此编排非常不方便，因为回教徒不吃猪肉，我们也没有钱为他们买牛肉，而且这些回教兵每人身上都有一把小刀，经常到街上闹事，不如集中管理。师长说：“这些回教兵刚来时是一个队，为了方便管理才在每个连编派两三个，几乎是全连的人在看管这两三个人，你再把他们集中起来，那可不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刀子。”我就请师长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看看我能不能制服他们。我对这些回教兵说：“各位弟兄，我知道各位在各连的生活起居习惯不同，非常不方便，我很想把你们编成一个连，我也向师长建议了，我这个营里面有步枪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重兵器连只有武器没有兵，如果你们能够依我一句话，我愿意把你们集合在我的重兵器连下，从指导员到排长、连长，都是回教徒。以前师长要你们把身上配刀缴出来，你们不肯缴，现在我非但不要你们把刀缴出来，我还要训练你们，我唯一的条件是如果你不会用刀，你就不配带刀，因为你不会用刀，挨刀反而是你。现在你们派出一个人来，只要能够刺伤我，我就不管你们，如果刺不着我，你们就得听我的，接受我的训练。”
他们推选了一个人出来，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动手，因为万一伤了营长，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我就叫他把枪上的刺刀套上刺刀鞘来刺我，只要刺刀鞘碰到，我就算输了。起先他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我就说你再不动手，我就要下重手了，所以他就冲上来刺我，结果我轻轻一带，他的刺刀就到了我的手里，人也摔了出去，全队的人拍手叫好。我要他们再挑一个比较好的人，结果他们挑了一个高大健壮的人出来。我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也不是一个高手，他和我交手时，我一手抓他，另一手一拖，就把那位大汉甩了出去，刀又落在我的手里。其他回教兵也顾不了纪律，连喊带跳地说：“营长好！营长好！”我就喊：“立正！”部队立正后，我就转身向师长报告：“报告师长，演习完毕，请求师长下决心，可不可以把他们集中一起，派到我们营里？”师长说：”马上带走！”就这样，这些回教兵就成了我营里重兵器连的士兵了，连指导员是武宦宏。后来，这个连纪律很好，也不在外闹事了。
（三）庆祝抗战胜利
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无线电，有一天我从小无线电中听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日本投降，那时候部队里还没有人知道。那天营部刚好发饷，我就叫营行政副官把所有人的薪饷及福利社的钱通通拿来买鞭炮及酒，汉中集上的酒和鞭炮差不多都被我们买来了。士兵们说：“营长发疯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等到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这个营就开始放鞭炮，晚上庆祝喝酒，别人买不到酒的都到我们营福利社来买，我不仅把原先所有买酒及鞭炮的钱都赚回来，而且还有盈余给士兵发双饷，每个士兵都很高兴。
装甲兵之建立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于次年三月一日举行第一次大阅兵，当时就有第一支战车队参加阅兵行列，这一支战车队是由北伐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搜索连改编而成，单独成军的。战车队原来就隐藏在上海税警总队，由宋子文负责，武器则是买英国制造的Gart on Lioyd（枪战车），只有机枪没有炮。
装甲兵刚成军时只有一个营，下设三个连。一个连有三个排，每排有五辆战车，加上连长、副连长各有一辆，共计十七辆。三个连有五十一辆战车，加上营长、副营长各有一辆，所以装甲兵的编制内一共有五十三辆战车。第一位战车营营长是彭克定。彭氏为湖北人，黄埔一期毕业。后来装甲兵编入第一百师，师长是邱清泉。
抗战时，国内有两个战车团，胡宗南将军率领的是战车第二团。所谓两个团，事实上是两个营。后来在抗战后期，我们在印度预备编练七个战车营，其中有一个战车第一营，就是参加瓦鲁邦战役的战车营，后来还成立一个战车第七营，是最后的补充营，中间还有几个营预备陆续成立，但因战争结束未成立。
等到徐蚌会战时装甲兵有三个战车团，以及一个装炮团和装汽团。
装甲兵在三个不应该用装甲兵的地方打过三次漂亮的仗，第一次是昆仑关战役，这是一场山地作战，很成功，但也很艰苦；第二次是森林作战，由战车第一营与其他支援的部队，从缅北的瓦鲁邦攻破日军十八师团部指挥所。青年远征军新一军辖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孙立人，还有新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该次战役是战车营在原始森林开林辟路时发现一条很粗的电缆，一看就知道是日军的通信线，于是就循着主缆找到日军第十八师团部指挥所的位置，不仅攻下指挥所，而且还拿到师团的大印。整个新一军在那次战役中很顺利，接着就打败缅甸的日军，救出英军。第三次是在汉头海边，也就是古宁头大战，那是场很艰苦的作战，也是一场很光辉的胜利。
进入装甲兵（1）
（一）教导总队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父亲把我调到装甲兵教导总队第四团当中校团副，从此与装甲兵结下不解之缘。当时石祖黄为装甲兵教导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起先只有一个参三缺，而他预定的参三处处长是明世绩，陆军十期的，毕业后留美。不过明世绩当时在华北，职务尚未调开，所以石祖黄就暂时把我安置在第三处，职位是代理处长，阶级是中校。
我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拟一份干部教育计划。当时我就问石祖黄，这份教育计划的对象是吸收年轻人加以训练成为干部还是旧干部回笼，他说要训练旧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尉级官，再加上少数的少校。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这些人都是军校毕业的，而且也有作战经验，应该是非常成熟的，怎会需要干部教育呢？”石祖黄说：“不然，抗战期间很多军校毕业的干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很多干部都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所以虽然是尉官、校官，但是都没有受过军官教育与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石祖黄的想法是，自己如果没有训练过干部，这些干部就始终不是属于自己的。后来我也发现哥哥办的干部教育也是为了要把那些人变成自己的人，并不是真正注重军事教育，而且他们也让被训练的人知道，要跟着他才会有前途。所以我的教育计划做好之后，派不上用场，后来石祖黄叫别人重做，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父亲规定石祖黄每周都要去见他一次，专谈装甲兵的事情，父亲知道要培养装甲兵，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培养，绝不是以“国防部”的力量就可以达成的。当时父亲对装甲兵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石祖黄对装甲兵却是一无所知，父亲问不出所以然来，非常着急，所以就借着我回家的机会问我有关装甲兵的问题。我这个装甲兵是土透土透的，我在部队里不声不响，就是不要让他们认为我喝了几杯洋水之后，就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也不会假传圣旨。我在装甲兵里面谨守本分，但是装甲兵有任何缺点，我都会向父亲报告。父亲再交给陆军总部，由陆军总部加以改进。总之，像石祖黄这样不懂装甲兵的人来指挥装甲兵是不行的。
后来，经过白崇禧的介绍，徐庭瑶接替石祖黄担任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白崇禧的人，属于新桂系，他自己是安徽人，那时候桂系在安徽的势力很大，有一句话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安徽天高三尺。”徐庭瑶那时虽然当了装甲兵司令，但是他还是脱离不了与新桂系的关系。而且他对装甲兵的现代化与机械化也是一窍不通。徐庭瑶曾经参加过昆仑关战役，但是他对装甲兵新的战略战术（机动）所知不多，他将装甲兵当步兵用。
当时本来要成立战车第四团，我被调任为战车第四团中校团副。在筹备期间，既没有团长，也没有副团长，完全由中校团副当家。我的另一个任务为装甲兵教导总队驻沪代表，负责把散居在印缅战场的装甲部队接回上海，重新加以整修，也就是将所有的战车大翻修。我在沪江大学外面的空地上搭上棚子，进行临时收容与修理的工作；同时我也筹划装甲兵的服装，从破烂的军装变成漂亮的呢夹克，吸引了很多沪江大学的女学生，装甲兵有好几对结婚的新人，对象都是沪江大学的女学生。
在驻沪代表任内，上级也没有给我任何经费。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分别是负责幕僚、行政与技术，把这项任务全部承担下来。这些战车就是而后编为战车第一团的战车，全部是美制的，型号是M3A3，使用三七炮，在当时来说，已经非常进步。我在美国受训时，使用的是M3A1，到印度受训时，才看到M3A3。后来因为人力、战车都未达到需求标准，上级认为无法编成第四团，所以就将战四团与战一团合并，不成立战四团，改为充实战一团，并派我为战一团中校团副。我就带着新翻修好的美国战车到战一团，地点在徐州。
当时与我一起去报到的还有一位上尉成家复，交通大学毕业，非常优秀，当时他也正预备要分发，我就找他一起到战一团，他也欣然同意，那时候他还很单纯。不过，他太太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撤离大陆时没有离开。
进入装甲兵（2）
我们到第一团报到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团长办公室内翻动抽屉，那个人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汗背心，背心上还破了两个大洞，我以为是勤务兵乱翻长官的东西，觉得很奇怪，我就站在那儿不动，看他究竟要做什么。后来他看到我们时，就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一听这种口气，就知道他是一位长官，而不是勤务兵。我说我是蒋纬国，这位是成家复。他说：“很好啊！欢迎你们！”那时候我还不晓得他究竟是什么人，便试探地问：“我们是向团长来报到的。”他说：“我就是团长。”我们这才知道他就是战一团团长谌志立少将。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少校技术员带了一位士官，手上拿了一碗机油和战车引擎活塞进来。他向团长报告：“因为机油的号码不对，所以活塞杆打断了。”第一团使用的是美国战车，结果用了日本战车的机油，我走过去在油里捞了一下后，便向团长报告：“美国战车用的是五十号机油，这个是四十号机油，虽然相差十度，只是浓度较稀一点；机油较稀一点时，顶多温度高一点，但是不至于会把活塞杆打断。活塞杆会被打断，多半是有一个汽缸的程序不对，刚好是逆方向，以八个汽缸的力量来对一个汽缸，活塞杆当然会被打断，我想与这位技术员去看一看。”团长同意后，我便与技术员前往勘察。汽缸里面有一个分电盘，电线通过时，分电盘会控制汽缸爆发的时间，我一看便找出其中有一条线接错了。这件事情传开后，第一团成员对我是另眼相看，他们知道我不是外行，不是因为“国防部”的命令就可以来接团副职位的。从此以后，我在战车第一团的工作非常顺利，而且我与他人相处也很热诚，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对阶级低的人没有摆过架子，对长官则毕恭毕敬，团长也很喜欢我。
我到战车第一团后，就把战车第一团重新教育，彻底从头来过。我把所有官兵按照编制调查专长，发现共有一千一百余种专长，其中六百余种是属于后勤的，五百余种是属于作战的。只要有一种专长，我就开一个训练班，重新加以训练，就这样把装甲兵重新改造。后来我又把老婆的金项链当掉，筹了一点钱，跟着宋子文所特派的小组，由江杓带队，到太平洋去看美军的剩余物资。我把两栖登陆军（LVT）全部搜罗来，编了两个大队，附编在战车第一团，为而后新编两栖部队（海军陆战队）开了先锋。因为我当时觉得大陆的局势极为不妙，如果不早做准备是来不及的。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指导，“先战至上，先胜致胜”，否则临时光凭血肉之躯、感情用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刚开始，第一团还有日本战车，体积比较小。有一次，中共打下徐州的九里山后，把几门山炮推到山顶上，用山炮炮轰徐州机场，有一位空军上尉被弹片击中脑部，我刚好站他旁边，他的脑浆溢出，沾满了我的背部，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感觉那些脑浆还在我背上，非常不好受。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吃猪脑。中共的作战速度非常快，我就自己领队，把日本战车开进两栖登陆车，并且把一连的人运过黄河，绕到敌人的背后，把两栖登陆车的门打开，小战车立刻向敌人进攻，我方步兵接着占领山头。如果九里山落在敌人手中，我们的机场就不保了，徐州本身也受威胁。
在战场上，我充分发挥运动家的精神，我把战争看成是一场竞赛，也训练我的官兵要发挥这种精神。因为这样，大家就不觉得害怕，反正只要事前按部就班地侦察清楚，计划确实，等到执行时，踏踏实实地去执行，就无往不利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把机动的观念输入到每一个官兵的思想里面。
很快地，第一团有了副团长的缺，我就升上副团长，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
（二）战一团团长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我升为战一团团长。其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公文中原来写明是“战车第一团谌志立少将另有任用，遗缺由该团蒋纬国上校原阶升充”。送到父亲那边以后，父亲将“上”字圈起来，改为“中”字，结果我是上校副团长升为中校团长。我向来对职位的高低没有特别注重，只要上级指派，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对降级一事觉得无所谓，如何使战一团上轨道才是重要的事。
进入装甲兵（3）
特种兵团的编制是少将，不论是任官、授阶或受职都由父亲亲自来颁授，那时候有五个团长同时授阶，分别为战一团、战二团、战三团、装炮团、装汽团。我们传统的习惯是授印，我向父亲分析并建议改为授旗，因为授印是授权，世界各国都采用授旗，其意义是在授责，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样，与授权不同。父亲同意我的分析，并接受我的建议，将仪式改为授旗，那一次也是国军第一次改用授旗仪式，我们团里面也都改以授旗为仪式，不过可惜国军并没有普遍做到。过去授勋的对象是一个人，如果是团体行动，就把勋带挂在旗上，我们从外国军旗上的勋带就可以知道该团的战绩，我们战一团也开始实施这个制度。
三十六年七月沂蒙山区被中共部队占领，徐州也落在中共手里，山东等于已经沦陷。美援总署有几个仓库位于该地，我就派了一个卡车的部队，以及一个战车排掩护，突穿到敌人后方抢救物资。我们抢救了十几辆卡车的皮夹克，袖子是呢制品，内里是毛制品，穿起来还蛮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夹克发给战一团每位官兵以及战二团每位军官一人一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装甲兵一营有三个战车连，另外还有勤务单位。当时政治指导员也要每人一辆战车，但是我们在装备上并没有这种编制，而且队上也争取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上战车，就要充当车长，一方面作政战，另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而且他们要先接受车长的训练，如果能够指挥该战车上枪炮的运用，以及明了战车路线，我就把副连长的战车让给他们，让他们执行副连长的职务。换句话说，我们就用副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或是指导员兼副连长。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在战车上担任职务，要负责后方补给、伤患照顾等事，并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各种事务。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分配，后来大部分政战人员都在后方负责后勤，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状况，战车里面不仅温度高，气味也难闻，呼吸很困难，同时待在里面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天气热，一次战斗下来，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劳；同时，他们也不懂机械方面的知识，无法配合作战。不过，他们虽然负责补给事务，但仍然在第一线，称为前方整补。
战斗时，士兵们大半是上身受伤，因为他们在打得眼红后，喜欢从炮塔盖子里面钻出来，一不小心就受伤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块血型牌，上面写明兵籍号码及血型，一块带在身上，还有一块在官兵阵亡后取下，列入伤亡统计，这种就叫做“坟墓勤务”。官兵埋葬的确实位置，都要在地图上标出，等到战斗完毕，再去收尸。
许多制度建立好以后，官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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