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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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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只能以后勤物资最少的支援量来做打算，因为其中一样东西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处，所有的物资中润滑油只能支援八天，没有一辆车子到了没有润滑油时，还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我说本案只能支援八天。”后来父亲还大大地称赞我一番，并告诉我一个参谋作业必须如此细腻。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是因为相似的例子时常发生，向元首报告必须注意，攸关战略的才是重点。
预备役
我们的预备役不健全，对国家而言是一种浪费。“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了那一朝，都得养着，这是不行的。要发展预备役，保持预备兵的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在民间的职务都已经是经理级以上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官阶只是预备役少尉、中尉而已。有一次我在瑞士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银行经理，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在写东西，我问他：“一个银行经理还需要自己写东西吗？”他说他在做一个演习作战计划。他是预备师的师长，每一个月他都要请团长级的人聚餐，包括师部参谋长、第一科至第四科科长、第一团至第三团团长、炮兵团团长以及其他直属部队的营长，每一次聚餐都讨论一个问题，同时团长回去后会找各营营长聚餐；依次类推，营长找各连连长，连长找各排排长，排长找各班班长，班长找本班的兵，都是一个月见一次面，讨论问题，所以瑞士全国皆兵。反观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在三军大学创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人的计划、行动都是“太监式的”———做了一半，下面没有了。我在三军大学一提出这个名词之后，他们在作业上就提高警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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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一体制
一个防御计划一定有一个逆袭计划，敌人打进来时，我们如何把他打出去，保持我们的阵地；此外，如果我们是守势，守势计划的最后一段则是转移攻势的时机与方式。我们对于“攻守一体制”叫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做好，如何从守势转移攻势，在哪种时机转移，以哪种方式转移，为了这种有计划的做法，联勤的生产一定要有策划。如果我能够早十年当联勤总司令，我就可以把国军发展到相当程度。我曾经说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准备，就敢发动欧洲大战，希特勒是以五十年以前的德国工业来备战，打一个五十年以前的战争，现在以台湾的工业基础，给我六年的时间，我绝对可以让国军打回大陆去。因为以中共当时的工业基础而言，除了拿到一点二次大战所留下的武器之外，只有愈用愈坏，愈用愈少，敌不过我们所建立的新军，只要给我六年的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打回大陆去。而且经过六年之后，大陆人民对共产主义也厌倦了，所以这场仗很容易打，只可惜我当联勤总司令的时间太晚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有机会反攻时，美国又百般阻挠。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一架战斗机要飞跃一百几十海里的海峡才能到大陆，还要进入内陆五十里或一百里，甚至更远，到了那里没有多久又要赶回来，否则回不到基地，因此飞机外有外加油箱，通常是翼肩外加油箱，这个东西看来简单，像个雪茄烟似的，挂在翅膀两端，在过海峡之后，先用翼肩油箱，一有状况就把翼肩油箱拉回掉，飞机就恢复战斗性能。这种油箱我们自己不会制造，因为其流线型要和飞机性能配合，否则可能折断机翼，因此要计算好流线力学。后来我们想制造，美国也不准，说由他们供应很方便，不必花这么多钱，结果每当有一线反攻时机时，美国就把此地的翼肩油箱收回送到关岛，每一架飞机只给四个，只能飞两次。试问每一架飞机只能飞两次还能打什么仗？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美国限制。此外，如果陆军要以超过一个营的兵力向大陆做一个突击登陆的威力搜索，必须经过美方同意，美方不同意，我们就不能做。究其实，就是怕我们反攻。所谓协防司令部，究竟是协谁的防，坦白说，就是不让我们反攻。大陆的赤化，从延安到雅尔达会议，可以说是美国一手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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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的经验（1）
我这次大病一场，心脏曾经停止跳动三次，最长的一次是四分钟，最后又活过来了，而且脑子也没有受损，可能与我自小水下的功夫有关。
小时候，我家前面有一个潭，就在武岭之下。笤溪非常湍急，到了武岭下形成一个潭，溪水比较安定。有一个叔公经常带着我到溪水游泳，也在潭中教我潜水，使我练就了一身的游泳功夫。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母亲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母亲与其他香客都在庙里拜拜，只有我一个人到海边游泳。我游着游着，突然发现岸上的人愈来愈小，我就警觉到海水退潮了。潮水非常快速地把我带到海中，我怎么游也游不到岸边。当时我非常镇定，也幸亏我水下的功夫还不错，我就一下潜到海底，抓着海底的沙，爬进岸边；憋不住气时，就浮到海面上呼吸几口，虽然会被冲走一段距离，但是我又迅速地潜回海底，抓着沙爬进岸边，就这样，我爬回了岸上。
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能够在水里待多久，后来在学校里有一次测验，成绩是两分半钟，相当惊人，因为一般人能够有两分钟以上的非常少。
苏州东吴大学靠近城边，那时候有内城河及外城河，学校与城墙之间有一条内城河，同学们常常在内城河里游泳。有一次，我们有七个人一起去内城河游泳，结果有八个人起来，这下子把我们都吓坏了，那个尸体不知道沉在河里多久，经过我们拨动河水后，就在我们七个人中间浮起来，脑胀得好大，而且尸体已经发绿。我们一见状，就赶快游回学校边上一个小码头的台阶，速度之快，我想应该有资格参加亚运了。我从来没有游得那么快过。
学校在下午三点钟有一堂游泳课，老师向来要我们先站队、报数，看看有没有人缺课，等到上完课之后，再站队、报数，我们向老师鞠躬之后就解散。有一天，我们站队时发现少了一个人：我们都认为他没有来，他事前也没有请假。那天的课程是跳水，学校的游泳池是十公尺宽、二十五公尺长的小型标准池，深度分别为三公尺、九公尺、六公尺。我们跳水是在九公尺处跳，我跳下水后，身体翻过来，脚一蹬，感觉踩到一样东西。回到岸上后，我就跟老师报告：“报告老师，下面有一个西瓜。”老师一听，立刻潜下水，把那位同学拖起来，大家一看，原来就是那位缺课的同学。原来那位同学在中午吃过饭后，就先到游泳池游泳了，他的泳技并不好，因为天气热，所以他喜欢在上课前去游泳池泡泡水。我们检查时发现，他并不是溺毙的，而是胃里的东西涌出来，塞住食道，食道一胀开，就把器官憋住了，他是闷死后沉到游泳池底的。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与教训。
我在德国留学时，经常与几位德国同学结伴去游泳。有一年冬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四人租了一部车子，开到郊外，我们把冰砸破之后，就在冰河里游泳。我们并不怕冷，而且我们的身体锻炼到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光着上身，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与大自然好象合为一体，不受大自然气候的影响。
有一次我在周末到南德的一个大湖游泳，湖中有一个小岛，距离大约有五千公尺，通常我们都不带游泳衣，骑着机车，到了湖畔后，把衣服一脱就下水了。不必担心有人会偷车和衣服。湖边与中间岛屿之间，还有一个突出的半岛，我刚游过半岛时，发现有一条船，船上有三位女性在划船，她们将船与我平行，还问我要不要到船上休息，喝汽水、吃冰淇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们说：“你看看我们。”我就扒在船边上，没想到她们三个也没有穿衣服。她们说：“我们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所以我就到船上与她们聊天、吃东西。这个经验让我觉得一个中国乡下土孩子出国，看到一个新世界，新的生活方式，我发现中外对礼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次我真是上了一课。
我回到国内后，哥哥把我调到江西，帮他办夏令营。那个夏令营一共有三个大队及一个直属区队，区队的队员都是女生，其他三个大队的队员都是男生。第一、二大队的成员是中学生，第三大队的成员是高中毕业生与大学肄业生。我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有一次出去远足，回到赣州城时，要走过一座渡江的桥，我还没有走到桥头就跳下水了，横渡赣江。赣江的水相当急，我算好我游泳的速度，并配合河流的速度，正好游到桥头上岸，比队伍还早到。但是我事后想一想，那时候我毫无准备，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就跳到湍急的赣江，虽然渡过了，毕竟也是年轻逞强，多少有点冒险。
游泳的经验（2）
我家有一个游泳池，有一天，我邀请很多朋友到我家游泳。前几年我因为白内障，水晶体被取出，并装了一副隐形眼镜。当我跳下水后，发现隐形眼镜被冲掉了。那时候我有一点紧张，因为根本看不见，完全白茫茫的一片。幸好我可以辨认上下左右就立刻浮出水面，我叫着说：“我的眼睛掉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的眼睛居然会掉。那副隐形眼镜戴久了，会影响角膜的呼吸，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开刀，安装了一个人工水晶体。所以现在我既没有远视，也没有近视，我戴眼镜完全是因为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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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乩之奇
陈济民（陈济棠之兄）会看相，陈济棠叛变那年，陈济民看到父亲印堂发黑，认为父亲时运不济，他还特别到我们溪口老家看风水，他一看到丰镐房门口大街旁的两面墙中间有一个弄堂，两面墙显得一高一低，他就断言说我们家的风水断掉了。陈济民离开没有多久，父亲也回乡下去了，他常常在进行大事之前，会先回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在祖母坟茔旁边的房子住上几天，思考问题。他回到乡下后，看到丰镐房的弄堂，觉得不好看，所以就做了一个门以及一面弧形的墙，把原来一高一低的两面墙连接起来。当时广东有一所航空班，能够使用的飞机有二十五架，作为平时作战与训练飞行之用。教育长是蒋孝棠，人长的瘦黑，很像广东人，他的父亲是蒋国英。蒋孝棠虽然年龄比我大，但是他比我小一辈，在那时候都没有人知道蒋孝棠是我们蒋家的人。蒋国英的父亲很早就离开溪口，他长大后赴日习医，他的父亲住在南京镇江，所以蒋国英回国后便在镇江办了一个医院，自己当院长。蒋国英字怀仁，所以以“怀仁”来替医院命名。他生了五个儿子，蒋孝棠排行第四，从小就跟着祖父到广东，就在广东念书，所以他一口广东话。后来他学习飞行，慢慢地就变成陈济棠的手下，先后担任飞行学校的教官、组长，继而担任教育长。陈济棠叛变时，蒋孝棠就带着二十五架飞机飞南京。在事情发生之前，陈济棠曾经去扶乩，得到的答案是“机不可失”。他以为是要掌握时机，叛变方可成功，没有想到“机不可失”的“机”指的是那二十五架飞机，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扶乩是非常神奇的，不但预测得准确，而且在开始时神灵都会先报出自己的身份或名字。我当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时，有一次在孝感住在一户大户人家里，这户人家因为战乱而离开，我们的军部就设在这户人家里。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人懂得扶乩，他们就开始扶乩，到后来，突然出现英文字，他们叫我去看，我一看，上面写着Williams，我们问过看房子的老家人之后才知道，原来威廉士是附近天主教堂的神父，在两年以前过世，没想到我们扶乩时把他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把关公请来了，有的时候则请到了诸葛亮。
同名之累
夫人有一个秘书，名字叫Pearl Chen。她是檀香山华侨，她的英文很好，但其貌不扬。我回国时，结识了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碰巧她也叫Pearl Chen，结果外面传言因为她到我们家吃过几次饭以后，被父亲发现，父亲非常喜欢她，就把她留下来当夫人的秘书，把我派到西北，使我们相隔两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刚回重庆不久，我与这位朋友也没有婚嫁之谊，而且我到西北是原本就计划好的，没想到外人竟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有一次我在家里吃晚饭时，向父亲及夫人提起这件事，夫人大笑，还问父亲：“我这个Pearl Chen你会要啊？”父亲则笑得假牙都掉下来了。
翻译
我最怕帮大官翻译，因为无法翻译出来，即使你把他每一句话翻译完，对方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些官员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绕圈子。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任内时，有一次我经过参谋总长门口，他叫我进去做翻译，因为外宾快要到了，而他的联络官还没到，他要我先翻译一段，等他的联络官到了以后再接替。我心里想翻译是我最讨厌的事，也是最不擅长的，可是说着说着外宾来了，只好去帮忙翻译。那时候刚好有韩战后到台湾的一万四千个中共官兵，就是所谓的一万四千个证人，总长向外宾说明“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口号是“一二三，到台湾”，要我翻译成英文，而且要押韵。我不知道从那儿来的灵感，翻译成“One Two Three，We Weat to be Free”。既押韵，意思也对。这么一翻译，这位长官就认为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我说你完全误会了，我的英文很糟糕，不过我自己知道糟在那里，错在那里。我的英文是不够好的，但是人家讲错了我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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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我当少将长达十余年，父亲要升我为中将时，我向父亲婉辞。原因有二：一，在未###之前，没有心情升级；二，如果升迁慢，我还能多当几年军人，因为上将是特任官，一当了三星上将之后，就会与政治有所接触，我个人不想与党政业务有任何接触，因为一接触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到那时候，我不论表达意见与否都不好。父亲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就做了十几年的少将与十几年的中将。那时候我还向父亲说了一句赤裸裸的话：“蒋家的下一代，有一位政治家就够了，不要再有任何人去搅合。”
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太爷故世那年，我升上将。原本他要升我为上将，我没有答应，我跟父亲说：“希望父亲把这个人情留给哥哥，而且我做军人做到中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上将是个政治官，所以一开始父亲要升我为上将时，我不愿意。后来我是在父亲过世后那年在哥哥任内升上将的。我升上将一事，老夫人、何应钦将军都有帮忙，因为那年我六十岁，如果再不升上将的话，就要退役，我退役对哥哥不利，人家会有批评，所以就升了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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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风波
近几年来，每当有一点###的可能时，管区警察就会借故把我的自卫手枪（左轮38）拿走。第一次的理由是知道我有一把奇特的手枪，想拿去看看，起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计谋。以后他们又假借替我检查武器的理由，把我的手枪拿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起初我也不疑有他，后来我才发现，每次有选举或其他特殊状况时，管区警察就会把我的枪拿走。
我是个武器收藏家，有许多很珍贵的武器，政府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把自卫手枪之后，我就把这些武器都放进联勤总部的陈列馆，馆内角落有一个柜子，放的就是我所收藏的武器。我有空时，就到联勤总部去看看它们。
我不是编制内的总统府资政，每个月只能领两万两千元的车马费，总统府也没有派随身护从给我。有一些顾问、资政虽然有汽车与随从，但是都是使用原单位的车辆与人员，而不是总统府编派的，如果没有人提出抗议，这些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从前我住在天母时，住处有宪兵守卫，冬天时我替他们增购冬衣，雨天时替他们买雨衣，而且我的住处与宪兵排本部有一段距离，我还替他们买摩托车、脚踏车，过生日与节日时，还要请他们吃东西。我的收入实在不够照顾他们。虽然在规定上我不用如此照顾他们，可是我不能不照应他们。起先我不要宪兵护卫，民国六十七至七十年，王永树当国安局长时，他跟我说：“纬国兄，你的侄子那儿我都派了卫兵，你的住处不派，人家会骂我。”他跟我说了第三遍后，我才答应，所以他就派了两个卫兵过来。后来我搬到山上之后，宪兵队就和我商量，原来的宪兵排驻在地在我家附近，房子不好，而且交通也不方便，既然我正在盖新房子，能否在我家前面多盖三间，让宪兵队能够移过来，一方面他们也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我家也可以受到保卫。所以现在变成好像是他们派了一个加强班，有十几个人住在我家前面，实际的情形是我供应住的地方给他们。他们现在有一间储藏室、一间卧房、一间厨房以及一间小型康乐室。这些宪兵虽然住在我家前面，但是并不是我家的卫兵，所以我仍然要有一只自卫手枪。但是每当我特别需要自卫手枪时，他们就把我的手枪拿走。
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耻就是缴械，除非是战俘才要缴械。欧洲至今还保留一个古风，在战俘营里面，一个被俘虏的指挥官仍然被允许保有指挥刀（佩剑）。我当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临了还要一年数次的缴械，我百思不解。国安局无法管到“国安会”秘书长的头上，如果没有政策性的指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几次都是由警局出面，而不是国安局出面。警局不是我的指挥关系人，实在没有理由来替我保养及检查枪支，而且时间经常在一二个星期左右，第一次时间最长，后来还有一次把我的枪弄坏了，一打开之后，左轮的轮子居然掉下来，装不上去，结果我拿到联勤去修理。这种事情实在无从追究。由警局出面让我缴械，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侮辱，连这一点的尊敬都没有，实在是使人无法接受。
我查问了一下，登记个人私枪的有十二个人，但是个人有私枪的不止十二人。这十二人是守法的好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十一位是否也被缴械，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是受到这种对待的，动不动就要我缴枪。而且他们并没有说出缴枪的真正理由，这是我在经历过几次经验之后所分析出来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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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素质（1）
民国二十一年，我在东吴念书，住在苏州。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该地很容易受到波及，所以我就暂时离开苏州到湖州去，在湖州待了两个多月，上海平定之后我就回到苏州。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带了一个小铺盖，就是把一条被子叠好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这个兵要我伸手进铺盖摸一摸有没有东西，我心里想：是你检查我还是我检查我？既然是你要检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即使有东西，我还会告诉你吗？我问那个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个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所以我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一摸，摸完后，他把手一挥说：“走了。”我也就走了。之后，我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开的，弄得乱七八糟。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当兵这个职业也不好玩，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耀武扬威。另一方面这一次我所看到的军队，与我在广东所看到国民革命军完全不一样，使我对军队的认识又增加了一层，同时对社会的认识也增加了一层。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军人素质（2）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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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敌为友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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