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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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秩序，这是*政治所不许的。”

艺文研究会（3）
艺文研究会控制舆论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拟定宣传方针指导及资助，收买拉拢非国民党系直接办的报纸杂志，使其接受艺文研究会的“指导”。如研究组，其任务除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分析国内各种报刊的言论动向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拟定宣传纲要，供各报刊采用。据统计，艺文研究会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区域。143
　　除此，艺文研究会以及周佛海本人还大力散布失败主义，为对日“主和”制造舆论。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4月30日，《民力》周刊登载了周佛海所写的《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他打着宣传、解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旗号，鼓吹*和大肆散布“抗战必亡”的谬论。
　　他说：“这一次的宣言与纲领的内容，博大精深，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全部加以说明，现在仅就宣言与纲领里面提出两点来说，这两点也就是我们在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中心观念。第一点是民族国家的信仰，第二点是科学的信仰。”
　　周佛海所谓“民族国家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他反对共产党所进行的抗战宣传，要共产党在言论和行动上，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以“统一思想与行动，于军事指挥之下，共同以抗战胜利为我们一致的行动目标。”他反对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共产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说：“民族国家的胜利，就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胜利；民族国家的危亡，也即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危亡。所以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
　　周佛海所谓“科学的信仰”，只不过是宣扬日本工业发达，科学领先，武器优越，不可战胜；中国经济不发达，武器落后，而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他说：“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的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而是应当贯通平时与战时”。他指责抗战以来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用事，是“忽略武器，单重社会运动”，因而是错误的。
　　周佛海为什么要发表这篇阴阳怪气的文章呢？这是因为他虽然反对继续抗战，但面对全国高涨的民族情绪以及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抗战政策，而不敢公然反对。于是，便在暗中施放冷箭。他在叛逃当了汉奸之后，关于主持*时反对抗战的手法，有过如下的供述。他说：
　　为着振奋人心起见，（国民党）召集了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我于是实际上便担负起中央宣传部的责任了。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方法，向蒋先生辞职……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最痛苦的是每周三种会议。一个是*、政治部和其他有关宣传的各机关的宣传会议，一个是召集外国记者的谈话会，一个是本国记者的谈话会。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厅长郭沫若。*是我和董显光、萧同兹。每次会议，听着陈诚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论，真使人啼笑皆非。听着周恩来、郭沫若等捏造事实，欺骗民众的报告，真使人切齿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144
　　

暗中通敌（1）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周佛海由于对抗战前途万分悲观，所以便亟谋与日本恢复外交联系，并促成外交谈判的渠道。为此，他与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进行了种种策划，施展计谋，作出了派遣高宗武前往香港，建立机关，暗中与日本联络的决定。关于这件事，周佛海在他所写的《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说：
　　我们听到此话（指陶德曼调停失败——笔者），便想到此际对于中日间的关系，若再想不出什么办法是不行而大为兴奋了。在此协定（指陶德曼转告的日本有关“议和”的条件——笔者）失败之后，南京便告陷落。但那时我与高宗武认为：“必须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才行，现在中日间已经完全被切断了，但这是不行的，应当想出一个脱出汉口的方法才好。”而想了种种的计划出来。我那时正担任着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副主任，主任是由陈布雷担任。我因为站在那样的立场，所以便首先抱定了必须想什么办法，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计划，并设计要在汉口设立一个机关，以便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并决定任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担起此职务。于是我便对高宗武说起：“你到香港去吧，我可对蒋介石荐你去，我可对他建议命你到香港去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145
　　在战时收集有关敌方的情报，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侍从室的一项任务，也是要向蒋介石提供敌我双方，有关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供决定军事、政治、外交方针之参考。而高宗武谙熟日语和日本政局，其亚洲司的主要外交对象便是日本，当时的香港，是情报工作的集中地。所以，周佛海提出在汉口设立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并提议派高宗武赴港，是名正言顺，天衣无缝，不会暴露任何别有所图之用心的，因而也易于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他便与高宗武进行了密商，并由高宗武提出具体计划。周佛海说：
　　高宗武那时也拿有其所计划的计划书来，所以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146
　　经周佛海如此一说之后，蒋介石认为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决定每月拨出8000元的经费供其使用。因此，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
　　高宗武是在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此事，周佛海早在2月10日写信给时在香港的杨淑慧就已谈及。信中说：“高宗武夫妇廿二日飞港。”高宗武直等到要飞往香港的前一天，即21日，才去向蒋介石辞行。当他去辞行时，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接着，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是王宠惠却阻止高宗武前往香港。他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呢。”并且说，这是蒋介石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叫高千万不要上香港去。147
　　高宗武立即将这一新的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在听完高的讲述后，立即推想到，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他说：“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高宗武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他留在汉口安妥的样子。”148

暗中通敌（2）
由于有蒋介石的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是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宗武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结果高宗武被说服了，于是便下定决心，于22日飞往香港了。周佛海说：“当时我若不说出要负责任，则高宗武绝对下不了出发的勇气。”149因此，他对高宗武的决心衷心地佩服。
　　高宗武到香港的公开名义，是设立机关搜集与研究日本情报。实际上，他的活动范围不止于香港，这一点，在其赴港时，周佛海已对高宗武有了明确的交代。周佛海说：“我曾对高宗武说过：‘你到了香港之后，立即转赴上海去吧，在香港仍是得不到情报的，还是到上海去吧’，因此，他就立即上上海去了。”150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高宗武22日飞离汉口往香港后，周佛海才对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周佛海说，蒋介石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只说了‘是的吗？’一句而已，那时并无说出什么话。”151
　　此前，周佛海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和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有很大的区别，而蒋介石并未作出何种反对的表示，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时至今日，我们尚未找到何种史料予以说明，也不能妄加猜测。但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即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了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抵香港后不久，便照计划到了上海。当时，周佛海本人也曾计划去香港，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反对，终于未能成行。3月5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谓：“最好我能赴港，因为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会里可以替我买票，林柏生就是我们委托他办此事的，大约宗武已介绍他和你见过面了。”152
　　周佛海所谓“国际研究室”，亦即国际编译社；所谓“会里”，亦即“艺文研究会”，林柏生时为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负责人。他所谓要“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究指何事，信中并未说明，但必定与高宗武的行动有关。
　　3月13日，周佛海写给杨淑慧的信中有谓：“宗武若回，你可留他们夫妇暂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并“附致宗武夫妇一缄，请转交。”
　　从他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高宗武已去了上海，并且即将返回香港。而且高宗武由香港赴上海时很匆忙，连住处都未找好，以致返港后不得不暂住杨淑慧处。这也说明周佛海对高宗武的一切考虑得都很细心。据周佛海信件的地址，杨淑慧时住香港铜罗湾大坑道12号3楼。
　　那么，周佛海为何要高宗武到香港后，立即转赴上海呢？其中原因也并非是由于在香港搜集不到情报的缘故，而是另有秘密。
　　早在1937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议和”条件，陶德曼调停已经失败，周佛海、高宗武便有了派人往上海与日本谋和的秘密计划。1937年12月27日，周佛海在他当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宗武来，谈接沪电，日有进行调解。”
　　这则日记实在过于简单，使人难于完全理解。但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高宗武始终与上海某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对方已表示愿意调解。而所谓“调解”，当然是指中日战争。如果我们把这则日记与下述董道宁的活动联系起来分析，也许能从中悟出某种必然的关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暗中通敌（3）
董道宁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他虽然生在浙江宁波，但长在日本，长相也像日本人，有“日本人”之称，是一个地道的日本通。他虽然比高宗武年长10岁，但却是高的部下。1938年1月16日前的某一天，当时陶德曼的“调停”尚未公开宣布失败，董道宁由战时的汉口到了已经沦陷的上海，并往黄浦滩和南京路拐角上的汇中饭店会见了日人西义显。
　　西义显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总裁（后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门生。战前曾在南京出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此时，西义显奉松冈之命，正从事于中日“和平运动”。对于董道宁的来访，西义显非常惊奇，因为在战时，作为一名外交官与敌方人员会见，非同寻常。他猜想，董道宁此来一定是与陶德曼的调停有关。经西义显的询问之后，董道宁对此完全承认。他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希望陶德曼调停取得进展外，对世事无所指望。”153当他从董道宁的讲述中得知董曾与川越会见，想求得日本在条件上作出某种让步之后，就鼓动董道宁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
　　在西义显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及日本同盟通信社驻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安排下，1938年2月15日，董道宁乘船在长崎上岸，16日抵达东京，直至3月上旬，离开东京经大连会见松冈之后，回到上海。他在东京期间，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他从多田那里“证实了日本在1月16日近卫声明发表之后，因为预感到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情况，确实希望从速实现对华和平。”154
　　董在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两封信托董带交。影佐说：“我写了两封信给一向为我所尊敬，又是蒋介石军政双方的重要助手何应钦和张群，托他带去。那是因为在近卫声明发表后不久，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是不恰当的。并且还想，以一个课长的地位写信给蒋介石，也是不妥当的，所以写给这两个老朋友。”155
　　影佐的信大意如下：
　　日中两民族不幸发生战争，导致1月16日帝国政府之声明的发表，东洋之命运不能不说穷途末路了。为打开此穷途之道，首先是贵国出现一个伟大的王伦，以解除我国朝野之士误解。现董道宁先生来日，以身传达贵国的诚意，使我当局大为感动。这是摆脱困境的第一步，但愿有人继他之后，再进一步试行启我等之蒙，以期待贵国的真意和我国的感动心情得以交流。156
　　影佐信中所谓的王伦其人，是南宋时主张与金和议的代表人物。1127年（建炎元年），他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赴金，被扣至1132年放还。1137年再次赴金，见金大将完颜昌。1138年复与金使同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约定和议。后被兀术扣留，1144年死于北方。影佐援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典故，是把自己比作完颜昌，而把董道宁比作王伦，要中国政府继续派人与日本谈判和平结束中日战争。
　　董道宁到上海后，与已至上海的上司高宗武会见，然后一同返香港。　　　　4月2日，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董道宁赴日的情况。影佐的书信，当然也会经由周佛海或陈布雷之手，转呈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董道宁只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个小小的科长，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他是不敢胆大妄为，潜赴敌方国都，进行“和平”交涉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像高宗武往香港一样，事前是经由蒋介石同意了的。但是除高宗武外，周佛海也是支持的。尽管周佛海曾否认他与董道宁的日本之行一事有关。他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董道宁的人。此人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到过日本，由他的活动的结果，断定日本也有和平的意思，把他所得到的材料供给高宗武。此事高宗武也有对蒋介石报告过。”157　。　想看书来

暗中通敌（4）
但是，据西义显说：1939年4月16日，他与高宗武等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会见时，高宗武曾说：“作为我个人，我认为，即使陶德曼大使的调停破裂了，和平工作仍必须继续下去。因此，我便与周佛海（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等商量，决定一方面以一再表示和平主张的汪兆铭为中心，加强同志的集结；另一方面，派遣董道宁到上海，并请董与川越大使谈判，请川越大使说服日本政府放宽条件，为此做了全面安排。总之，决心使国民政府改变态度，接受和平。”158
　　周佛海在听了高宗武的报告后，很是兴奋，并且决定亲自飞往香港，直接与日方交涉。3月21日，他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夫妇住我家。”这说明此时高宗武已到了汉口。信中还说：“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但是，周佛海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阻。3月27日，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说：“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周佛海听到这个通知后说：“闻之不胜懊丧。”159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是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大约不能回港。”是何原因，信中未见说明。高宗武到汉口后有何活动，也不得而知。但是，到了4月4日，据周佛海日记所载，是日上午8时，他与陶希圣由武昌过江到汉口高宗武处，与高“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一直谈到12时。午睡1小时后，又与高宗武乘车沿长江东下，到郊外散步，一直谈到5点。160他俩的“散步”，绝不是像一般人出于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必定与对日交涉有关。之所以要到郊外交谈，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人耳目。
　　4月5日上午，高宗武曾往见蒋介石。中午午饭时，高宗武便向周佛海报告了晋谒蒋介石的情形。161　4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周佛海忙于会务。8日，杨淑慧由香港飞抵汉口。至11日上午，周佛海才又得与高宗武商“谈应付日本外交办法”。16213日，周佛海应陈济棠之邀，出席晚宴，但未终席便往高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163
　　高宗武到底负有何种秘密使命呢？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在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董道宁赴日本的情况后，“蒋介石便对高宗武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决不是反对和平，但是要首先*，然后再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就会*起来，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呢。’”
　　周佛海的这段话，是和西义显的*：《中日事变和平工作秘史》一书中的记载相吻合的。西义显说：高宗武由汉口飞抵香港后，于4月16日偕董道宁在浅水湾饭店与日本方面的西义显，伊藤芳男及松本重治等人会见时，高宗武单独向西义显等人口述了“蒋介石氏亲口告诉”他的话：“影佐大佐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我已看过。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而影佐敢于这样做，说明其对两国和平外交具有足够的诚意。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蒋介石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是：
　　（一）在对苏关系上的安全保障。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依赖的确保。
　　这两项意思，原则上予以承认。
　　第一项更进一步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
　　2。内蒙。
　　3。河北、察哈尔。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协商，3则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确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须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164
　　尽管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也没有理由和证据来否认它，但是从实际内容看，是与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的。它说明蒋介石既不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又不从其原则立场后退一步。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打算向参谋本部报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于徐州战役的进行，形势的变化，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西义显说：“我倾尽自己全部热情的报告和劝说，连关键人物影佐祯昭都打动不了，更何况对参谋本部当局，我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他说，他在参谋次长室召开的会议上，拼尽全力的讲演，但出席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165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使战局日益扩大之后，引起日本内部一派人士的忧虑，害怕日本陷入长期对华战争的泥淖，因此极力想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使战争适可而止。西义显所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代表了这一派人的主张。当然，这两派人之间，在主张上并未根本性的差别，在灭亡和奴役中国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主张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实现日本侵华亡华的手段与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张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张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国屈服于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项要求。
　　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对西义显的主张不加理睬，所以他在东京的活动毫无结果。5月17日，即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之际，西义显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报告了毫无结果的东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汉口的周佛海，报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与之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和详细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与日方交涉的结果。5月20日，当他接到高宗武的来信获知“所事渺茫”时，说：“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166
　　

从拥蒋到反蒋（1）
1938年4月至5月，继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与南北夹击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结果，中国军队不守，于5月中旬相继西撤。5月20日，徐州陷于敌手。徐州的陷落，使日军实现了打通津浦铁路这一南北重要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其目标是在夺取中原战略要地郑州之后，一方面沿平汉铁路南攻武汉，一方面沿陇海路继续西犯，夺取潼关进攻西安。以此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便迅速结束战事。
　　但是，徐州会战的失利，并未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意志，在日军西犯时，仍继续节节抗击敌寇。6月7日，为阻挡强敌，国民党当局掘开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水漫漫，水流之处，土地淹没，房倒屋塌，淹死者无数，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但是，黄河之水，也使日军无法前进，不得不放弃攻占郑州的计划，而改以沿长江西犯。
　　徐州会战的失利以及最后的失守，这是在战争初期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面。它也丝毫表示不了中国的失败。但周佛海却不做如是想。5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国防会议。外交、军事消息均不佳，尤以军事情形紧急，南京失陷前心理又复恢复矣。”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与（范）绍陔谈徐州情形。至为焦灼。闻徐州四面被围，数十万大军退路已断，恐上海退却之情势又将重演，而武汉且生动摇矣！”167特别是由于日军的西犯，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准备保卫武汉，同时为防备不敌于敌，从6月7日起，下令在武汉的各机关分批撤离，而其宣传部也要一部撤离，一部留守。形势的如此发展，使他对前途“悲观之至”，168因而更促使他急于与日本谈判“和平”。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来信后，即于22日复信高宗武，“谈大局前途”。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在信中对“大局前途”是如何估计的，但除了“悲观”“失败”之外，是不会有何种信心表示的。高宗武接周信后，于5月30日中午飞抵汉口，立即往见周佛海。下午1时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传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两小时”。169
　　高宗武此次到汉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武汉了。他于5月30日中午到武汉，6月6日上午便“奉命”飞往香港。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周佛海几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他们是如何商讨的？又作了何种决定？周佛海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难于确切说明。但是，我们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以及他们的活动中，仍可窥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武来见，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170这段日记说明高宗武飞往香港，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并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时，这个“命令”非同一般，因为如果实现，决定了今后他们“再会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另有所图。
　　高宗武抵香港，并执行所负使命之后，梅思平则于6月23日由香港飞抵汉口。当即，周佛海便请陶希圣来寓，一起“商中日外交问题”，并谈“中日外交趋势”。24日，又一次商谈。25日，梅思平往见汪精卫，回来后，与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1717月1日，梅思平离汉口飞往香港。周佛海前往送行，临别时感慨万分，再次表示：“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172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拥蒋到反蒋（2）
上述记载已明白说明，高宗武已经赴日，其任务是进行中日外交谈判。事实也确实如此。
　　高宗武是在6月22日晚，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外交部专员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前往东京的。据周隆庠的回忆，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高宗武与我从香港乘坐日本轮船到东京去时，先是晚上九十点钟光景，坐出租汽车，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再换乘领事馆的汽车，由领事馆派人护送我们登上轮船，并秘密指示轮船负责人妥善照料我们，作了保守机密的特殊布置。伊藤芳男则等候在长崎港外，秘密接我们上岸，乘汽车取道云仙，转乘火车，由伊藤一路护送我们到了东京。173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义显等人的提议，也是周佛海的怂恿，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
　　由于徐州会战的进行，西义显的“和平”提议，未能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和响应，但他并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后，极力鼓动高宗武去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他对高宗武说：“如果您能决心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日本当局建议的话……与影佐直接取得联系，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实无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内部确立实现和平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你也应去日本，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174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