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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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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木连初稿中的用词也都很细心加以斟酌：
文章中写及陈云生活“简朴”，她改为“俭朴”；
写及她父亲“主办”山东第一师范，她改为“创办”；
写及1994年春节陈云在荧屏上亮相，“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陈云健康情况良好”，她把“海外”改为“海内外”……
这些一字之易，显得更为准确，也表露出她的认真。
她是营养学家，连医学名词都帮我改正。
比如，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患吸入性肺炎，大夫不得不使用抗菌素杀菌，可是这么一来，把肠内有益的“双曲杆菌”也杀死了，减弱了消化力。她把“双曲杆菌”改为“双歧杆菌”。
又如，文章中写及陈云晚年从喝牛奶改为喝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的胆固醇低，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她把“胆固醇低”改成“无胆固醇”。
这些科学方面的改动，充分表明她对自然科学的熟悉。
她送给我三封很珍贵的信的复印件，并同意在文中加以引用。这三封信是陈云去世后才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是陈云、她和她的妹妹在1939年从延安寄给正在英国伦敦的她的大哥于道泉。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流落到北京的集邮市场。幸亏被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发现，买下了这三封信，送给了于若木。由于于若木的帮助，使我有幸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
8月8日，我又对她进行补充采访。她回答了我一批新的问题。内中，她谈到一些文章，由于已是好几年前发表的，她怕我查找费事，后来就复印寄我。
这篇专访发表之后，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海外诸多报纸转载。于若木告诉我，当她后来前往法国访问的时候，巴黎的《欧洲时报》特地选择了她到达巴黎的那一天，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这一专访。
《陈云之路》在北京安排出版。按照国内的规定，必须办理报审手续。经过前后将近四年的时间，有关部门终于完成对这本书的审阅，并给予肯定。在《陈云全传》出版之后五年，《陈云之路》于2000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上海《解放日报》闻讯，全文连载了《陈云之路》。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1）
许久没有露面，听说王光美身体欠安。1991年7月7日，我出差北京时，正值她从外地回京，便去拜访她。
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那年七十大寿，看上去仍非常敏捷，步态轻盈。时值盛暑，她理着短发。虽然白发不少，但她不染发。她爽快、直率，谈笑风生，心态依然年轻。
她拿出一本英文版精装书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即《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扉页上有作者题签。那是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送给她的，征求她的意见。书上夹着许多回形针，那是她的阅读记号。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琦，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员姚依林。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8年5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1945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居中”调解国###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员）。
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
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
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允真一子一女；
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
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化大革命”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2）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
王光美对我说，红军长征时，她还不过是个学生而已，但《长征》一书多处涉及少奇同志，她尽自己间接所知的情况对书中有关少奇同志的史实加以校核，转告作者，以求在再版时改正讹误。
她说起刘少奇，总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她说，少奇本名刘绍选，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他有二十多个化名、笔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个笔名。他用得较多的化名是“胡服”。后来，竟以笔名“少奇”传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少奇同志参加过长征，而且担任“筹粮委员会主任”——这也是鲜为人知的。那时，粮食是头等重要的。党中央要少奇同志出任“筹粮委员会主任”，为的是替全军筹集粮食，确保红军顺利长征。
她拿出《刘少奇画册》说道，由于白区工作时不可能拍照，长征途中又没有条件拍照，那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的照片很少。直到进入延安，才有一些照片。少奇同志的工作环境很艰苦，工作担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体重只有四十八公斤！长期的艰辛困苦，使他患了胃病。
她说，少奇同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思索。他的眉间有很深的川字纹。他陷入沉思时，就皱起眉头。他不像毛主席那样幽默，爱开玩笑，但他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时也会大笑，但不会像周总理那样仰天大笑。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一旦考虑成熟了，他在会议上会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在路线斗争中，他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他作报告前，大都事先拟好提纲，但讲话时并不照本宣科，往往会阐述许多新的见解。正因为这样，他在历次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记录稿和他会前亲笔所写的发言稿，都收入了他的文集。
她说起现在的电影里，一出现刘少奇，便是皱着眉头在那里吸烟。她指了指屋里的一张照片说：“这张流传很广的照片上，正巧他在吸烟，演员们都按这张照片上的姿势，学他吸烟的样子。”不过，他也并非一开会就吸烟，不必老是塑造他的“吸烟形象”。不要简单地模仿他的某些动作，要着重表现出他的气质。他深沉，不轻易说话，但一旦说话，他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性格温和，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塑造他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不过，不能老是皱眉头，老是抽烟。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她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比江青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1963年4月20日至26日，访问缅甸；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访问柬埔寨；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访问巴基斯坦；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访问阿富汗；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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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3）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 《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化大革命”，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揪斗王光美，使王光美受到凌辱。
王光美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混在红卫兵之中前来刘宅抄家，那抄家的“水平”很高，抄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手稿。原本是为打倒刘少奇提供“炮弹”，如今却为编选刘少奇文集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历史如此始料不及，完全超出了当年专案组们的意料，仿佛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
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
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历史终于翻过苦难的一页。
在王光美家的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4）
王光美健谈、开朗，身体已经复原，不日又将离京。我很庆幸当她在家小住时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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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1）
记得，香港一位朋友曾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后来，我从报上的介绍文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1991年7月8日，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拜访了她，请她说明“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曾一起留学日本。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又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于是，她由医生成为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江青秘传》是其中的一部，而《黎明与晚霞》则是关于王稼祥的长篇文学传记。
从1931年至1945年，王稼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曾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内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第一件事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王稼祥立了大功。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2）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 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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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3）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
以前我一直以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内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七十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向我详细谈及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过程……
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他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和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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