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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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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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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6）
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张越霞在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张纪恩出狱后，回到家乡。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员张世民接头。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张纪恩为张越霞请了律师，姓潘，事务所设在上海马浪路新民村。但是，请了律师仍无济于事。她还是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博古和张越霞婚后，1938年在武汉生下一女，取名秦新华（博古本姓秦），即如今李铁映之妻。李铁映为李维汉之子。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解放后，张越霞曾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纪恩则在军委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获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转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这样的处理，即重新入党，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认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7）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8）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为戴厚英写《非命》（1）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为我的纪念戴厚英的文章加了如下编者按：
著有《人啊，人！》 、《诗人之死》等长篇小说的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下午在家中惨遭杀害。
戴厚英是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十期，又加了如下编者按：
上海著名女作家戴厚英8月25日在上海家中惨遭杀害，此事引来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震动。本刊独家约请戴厚英生前好友叶永烈撰写的缅怀文章已自上期开始刊出，并受到读者关注。戴厚英生前极少接受访问，近年更少曝光；叶永烈是少数被接受的采访者。叶永烈多次访问戴厚英，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精心整理成本文；追寻戴厚英的心路历程，行文真实、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尽磨难的女作家的一生，可说是戴厚英第一篇完整的传记。
本刊为满足读者要求，在本期内将叶文余下的两万字刊出，以此与各地读者共悼戴厚英在天之灵。
我出席了戴厚英的追悼会，还参加了对残杀戴厚英的凶手的庭审——她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儿子，为谋钱财，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戴厚英以及她的侄女。
我在《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一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写出了《非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心路历程》一书，奉献给文友戴厚英在天之灵，也奉献给众多关心她的读者。
我曾说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作为作家，采写过诸多人物，但是我几乎不写同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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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2）
即使不得不写作家，我几乎不写同地同行——上海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作家，我几乎不写年龄相仿的作家——中青年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中青年作家，我几乎不写异性作家——女作家。
我采写戴厚英，是唯一特殊的例外。
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上海女作家，本来我是很忌讳写这样的同行。但是，对她的命运的同情，使我决定采访她：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她在“清污”运动中遭到“左”的排炮的猛烈轰击……
那是1985年5月21日，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我想及写一篇报告文学——《闻捷之死》。
我大致知道戴厚英的处境。尽管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上海城，光坐车来回就要近四小时，但是我还是未在事先写信与她预约——
因为这样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6月4日上午，我朝复旦进发，七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九点多了。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大楼的第四层。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她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叔叔被镇压。她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的人。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女儿。由于意见不合，与丈夫离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参加造反派，成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她强调说，她不是组长——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小说中写成组长）。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动，爱上了闻捷。当时，闻捷的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与闻捷的爱情，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她被送往东北，闻捷自杀离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她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她对我说：“就像一个女儿，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作为母亲，多么想看一眼呀！”
为戴厚英写《非命》（3）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这位市委书记当时不在沪，不了解情况，显然有人向他乱汇报，欲置她于死地。
戴还说，上海某人访美，美国几乎不知道此人，却不断有人问及戴厚英怎样。尤其是此人看到了《人啊，人！》的烫金精装英文译本，很不是滋味儿。戴说，嫉妒是难免的。由嫉妒发展到压制、打击，那就很不应该了。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最近，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她说，她在上海已待不下去。汕头大学邀请她任教。她已决定去。学校不愿放，她正在努力说服学校。
我问及闻捷的三个女儿的情况。她说，大女儿咏桔在上海当医生，女婿是上海青年报记者；二女儿咏苹在江西；三女儿咏梅在萌芽编辑部。咏桔、咏梅住在一起，在上海体育馆附近。
正说着，电话铃声响了。电话里问：“戴阿姨吗？”戴则笑道：“是小妹呀！”打电话的正是赵咏梅，可见戴厚英与闻捷女儿仍非常亲密。戴在电话中，告诉咏梅，叶永烈要采访。戴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做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我问起戴，是否愿自己来写？她说，要写的。但是，现在不会写。等到她行将就木，那些干涉、压制她和闻捷结合的人也差不多了，那时她如实地写，揭露一切。她遗憾地说，她与闻捷恋爱时的信件，全被搜去，至今下落不明。那时，还有人盯梢呢！
戴说，她是羊，在狼的面前是弱者。但是，她又是一个看透一切、连死都无所畏惧的人。她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女儿不说话！”
她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她还说，现在处境好一些。去年，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说，应该对戴厚英落实政策。
于是，她终于从作协宿舍小屋中搬到现在的住所。她说曾在报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原先也住小屋，但她的小屋更小。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文汇月刊》五期，登着我的《思乡曲——马思聪传》送给她。
她说，最近算是对她“开放”了一点。韩素音前几天经沪时，要见戴，算是见了一面。
她谈及上海文学界很复杂，派系多，老的争权势，没有把精力用于培养中青年。我说亦有同感，但是我不打算也不会卷入任何一派。我写我的。她笑了，你一写关于闻捷的报告文学，就会被看成支持谁，同情谁。我也笑了。我说我的笔出于事实，我只是想写我感兴趣的人与事。
最后，她说让她再考虑一下，同时也希望我郑重考虑一下。如果同意了，她会非常痛快地把一切都说出来——她担心，现在是否还太早了一点。
我走后，戴厚英仔细读了我送给她的《文汇月刊》，读了我的新作《思乡曲——马思聪传》。当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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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4）
永烈同志：
读完了大作，很受感动。您写得严肃、认真，又富有才情。
关于闻捷，不知道您是否也能写得这么好。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记得北京一位同志曾打算写他的评传，结果也不知如何。如果您一定要写，我将尽力给您帮助。但，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心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之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女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报刊上关于我的文字已经够多了。
不论是美言或恶言，都不能过。过犹不及。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日子里被人忘却，专心写作。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一切由您自己决定。作为同行，愿意今后多向您学习。
祝
笔健
戴厚英
八五、六、四
于是，我多次前往复旦大学，对她进行详细采访。
我们开始了倾心长谈。
浓雾散去，她显示出真实的面目。她是那样的坦率、真诚。她说，她从未这样详细地谈她自己。
磁带盘缓缓地转动着。她的声音不断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带上。时间悄然流逝，一盘又一盘磁带录上了她吐字清晰的声音……
在她的长谈之中，她特别谈到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于她一生的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她的谈话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灾难，不光是坑害了那众多的右派分子本身，而且给更为众多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她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无缘。她本是赤贫土地上的一棵小草。但她是一棵奋斗的小草。她拥有脚下广袤无垠的大地。
她的家乡流行一句话：“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对我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在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灾难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丢失了一千元现款，硬说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坏！县里公安局派人下来，把他看起来，不许回家。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叔叔性格很刚烈，他受不了这样的冤屈，自杀了！二十八岁的婶婶成了寡妇，叔叔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婶婶肚子里还有一个，几个月以后才生下来——就是我现在的堂弟。婶婶不识字。叔叔死后，她孀居一辈子。她才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杀后一个月，小偷给抓住了！我婶婶要求处死那个小偷。我们都劝她，小偷毕竟只是偷你的钱，没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后，婶婶没法维持生活，就跟我们家合在一起过。那时候，我父亲本来是经理，因为成了右派，被降职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亲只有一点粗浅的文化。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后，母亲无法读懂《人啊，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啊，人！》会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当做最为珍贵的礼品。每当至好亲朋来访，母亲总是对戴厚英说：“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这样对我继续回忆道：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七个。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没钱买胰岛素，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几针胰岛素，怎么买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岁。她丢下一个小男孩，养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个弟弟。
为戴厚英写《非命》（5）
“父亲被打成右派，影响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接着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爱我的父亲。在那个小镇上，我是有名的孝女，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划清界限’。在经济上，我一直对家庭承担最大的义务。”
戴厚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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