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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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总结河间县反“蚕食”斗争受挫的历史时说：“我们仍以1939年反扫荡的老想法和老做法来估计和对付敌人，而对敌人政治上、军事上变换了新的策略和手段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尤其是没有仔细地研究反‘蚕食’的对策，究竟怎样叫‘蚕食’？对它还没有认识。”
　　###也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宝贵财富，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未来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交通战，除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外，从主观上讲，对敌总结受我‘百团大战’大破击打击的教训，而于1941年初提出‘新交通政策’，分块修路、筑碉、挖沟、浚河细碎分割，步步为营，先‘蚕食’十分区，后对其他区边缘同时分块‘蚕食’的阴谋诡计，认识不很够，也是一个历史教训。”他还说，当时对敌“充实了新的内容”的交通战，“我各部队并未及时引起重视，甚至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或者只看到敌人暂时的一些成就而夸大之，消极悲观。”■药是好药，可惜开晚了一点
　　打仗，是斗勇，更是斗智。好比下围棋，双方都要争主动权。老是人家得“先手”，老是跟着对方落子，事情就不好办了。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太行山上的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冀中的吕正操、程子华，都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摆脱日本人这一套“新交通政策”、“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造成的被动局面？聪明的指挥员不会坐在那里苦思冥想，而是非常善于
　　总结现实中的经验教训。这应包括两个方面：从历史中学习，即从过去的现实中总结经验。向百姓学习，即总结现实中百姓创造的好办法。
　　比如说“敌进我进”，就是当时采取的新的对策。聂荣臻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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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2）
聂荣臻的这个办法，是根据内战时期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会议上，聂荣臻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聂荣臻讲，“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此次会议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中共北方局成员，在清漳河畔一个名叫下南会的村子，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彭德怀首先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
　　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不过这时还未有谈到具体的方式，具体的口号。会后，彭德怀不断找人谈话、查看各地的报告，心里的想法愈来愈明确。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说，该旅有一个连，在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晋察冀军区报告，1941年夏，军区组织有武力掩护的宣传队，到敌后去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效果很好。
　　…………
　　这许许多多的信息告诉彭德怀：敌人的后方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大部队进不去了，可以派小部队去。纯粹的工作队站不住了，可以派武装工作队去。敌人从四面八方来
　　挤压我们的地盘，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太舒服了。也应该去搞乱敌人的地盘。1942年1月，彭德怀正式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了一个文，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纪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并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的口号。5月4日，又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往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你利用“点”、“线”封锁的“囚笼政策”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也要让你的老巢四处冒烟，八方告急。
　　你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来搞我们，我们也要派人到你们的地盘开展全面的进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一对策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起了很大的作用。聂荣臻指出，到敌人后方去这一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武工队把日本人搞得多么狼狈吧？”
　　从现有的资料看，“敌进我进”的策略、武工队的作法是彭德怀首先提出来的。历史，应记住彭老总这一功绩。
　　“敌进我进”的对策，虽说早在1942年2月就已正式见诸文件，但如同现在的许多政策一样。政策本身虽说是好政策，但要真正变成群众的行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正如聂荣臻指出的，“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更不要说，有的地区有的部队，连这种“很不自觉”的行动都还没有。1941年，许多人还沉浸在“百团大战”的胜利声中，觉得只有打大仗才过瘾，小打小闹没意思。当年任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的肖锋，曾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当年五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很有典型意义。他写道：一天，军区来人到我们团检查工作，我正在汇报，八连副指导员曹振国同志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他早上带着半个班出去执行侦察任务，走到觉石院村北，看见一群鬼子押着民夫在山上修炮楼，还抢着吃东西，他们六条三八枪同时瞄准，突然开火，一下把鬼子打倒四个，剩下的拔起腿就往碉堡跟前跑，半路又给放倒了一个。听了这个报告，军区来的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办法，值得推广。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地问曹振国同志：“缴来了枪没有？”他低声回答说：“没有！”我冷冷地说：“没有缴到枪，只撂倒几个人，算个什么了不起的奇闻！”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3）
当时我这样讲，倒不是专门给曹振国同志泼冷水。主要是自己思想上扭着一个大疙瘩，觉得那样零打碎敲解决不了大问题，还认为主力团用不着去干那些小手小脚的营生。
　　肖锋说，当时“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着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肖锋说，正因五团有一定名气在1941年前后，部队的骄气“相当严重”，他说：
　　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到二连去有事，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就有人得意地问：“政委，你说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嚼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的高兴，顺口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咱五团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旋就旋出来了，但它却旋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起决定因素的。”肖锋写道：“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当时“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提意见。
　　一位教导员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反映了当地老乡的意见，说当地老乡本来对五团是很好的，可近来有些群众却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
　　聂司令员的批评，使肖锋震动很大。这次会，又让肖锋受到很大震动。“同志们讲的许多事，过去很少听到过，也很少去留心过。这说明自己脑子过于热了，主观主义抬头，民主作风不够；只想痛痛快快地去硬冲硬打，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次会上，大家不仅批评了领导，同时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的说：“敌人搞‘蚕食’，正是他外强中干的表现。敌人第一线兵力不足，新兵多，这些兵既缺乏战斗经验又胆子小，便于我们政治瓦解，便于给我们当冷枪靶子，也便于小部队打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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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4）
有的说：“敌人向咱根据地‘蚕食’，我们给他来个以蚕食对蚕食，也到他的‘治安区’里去发展。那里什么咱们不熟悉，闭着眼睛也能跳来蹦去。日本鬼子再控制的严，咱们总会有办法活动。它就是个刀山，咱们也可以把它给踩平了。”
　　会后，“部队迅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行动起来了。”首先，我们从全团抽调了一百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二十五个孤胆射击小组，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活动，瞅到空子就打敌人的冷枪。这办法非常有效，使敌人防不胜防。
　　一天清晨，江家河据点的鬼子在炮楼下练刺杀，一来一往，毫无戒备。张钦指导员带的射击组沉着地埋伏在村旁，等到敌人集合讲评时，一阵排子枪打过去，鬼子虽然纷纷往炮楼里跑，但还是有五六个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七连二排带着射击小组，在北石殿看见有个鬼子哨兵，端着枪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二排长瞄准一枪就把他打倒在门口；小组的人还想乘鬼子出来收尸首时再给他两枪，但等了许久，再也不见有人敢露一下头。
　　在燕川北炮楼附近活动的射击组，看见有个鬼子小队长牵着一匹大洋马，像是有事出门的样子，当他的左腿正要跨上马背时，神枪手“啪”地一声，鬼子小队长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下了。
　　肖锋说：“这种冷枪杀敌运动的开展，一时打得敌人闻声丧胆，坐卧不宁。出操不敢出，站队不敢站，以至吃喝睡觉、散步放风，都只好闷在那方圆不过二三十步的炮楼里。”
　　随着经验的积累，冷枪慢慢发展为冷炮。“有一次，我们得到内线情报，日寇驻南甸的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南甸镇召开‘庆祝蚕食胜利大会’。我们连夜把迫击炮架在离南甸三里路的小北庄，严密隐藏好。第二天上午，鬼子和伪军刚集合好要开会时，突然一顿迫击炮弹掉在会场里，敌人死伤一片。他们的庆祝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晚上悄悄开了个追悼会。”肖锋说，“在冷枪、冷炮杀敌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几支坚强的武工队和便衣队，伸向建屏、正定、灵寿等敌人的纵深地带去，到处打伏击、捉汉奸、砸伪乡公所。有的一直摸到石家庄郊外的西兵营，袭击了日寇毛崎旅团的司令部。西兵营附近的陆军医院和飞机场里，也响起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枪声。”
　　照这个指导思想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把所得的战果作了初步统计，仅我团‘飞行射击’冷枪杀敌一项，在一个月内，即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余名，而我们的伤亡却微乎其微。”肖锋深有感触地说，“对着这个几乎是‘四百比零’的数字，不禁使我又想起五团近年来的那些战斗，想起每次战斗中的伤亡和战绩。两种战术思想，两种作战方法，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像肖锋这样原先热衷于打大仗，看不起零打碎敲的，后来逐步认识到积小胜为大胜这个道理的干部，当然不止一个。像五团这样原来只会死打硬拼，后来学会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部队，当然也不止五团这一个团。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干吧。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有一次，在山西辽县，他跟刘伯承师长骑着马聊天，正说着，他骑的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同时也受惊了，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使劲抓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呢？”李达很有兴趣地问。
　　“游击战。”刘伯承说，话音刚落，又一群黄蜂飞过来，两匹战马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战栗起来，嘶叫着又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捋了捋马鬃，让马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
　　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李达领会了刘伯承的比喻，兴奋地说。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应像黄蜂一样去蜇敌人。五团一个团，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多，华北八路军上百个团，一个月就可打死打伤4万多敌人，一年就是近50万。日本人在华北总共才几个兵？可当年许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抱着老经验不放手。当年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头脑顽固，眼光狭隘，不容易转弯子，又容易骄傲。正如毛泽东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讲的，农民革命“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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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5）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到敌人后方去”总算变成了各部队的自觉行动。在敌后开辟了许多隐藏的、秘密的根据地。彭德怀讲：“1942年秋，隐藏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日本人也供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当年，整个华北都吹响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号角，但由于各地区敌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领导人重视程度的不同，这号角有的响得早一点，有的响得晚一点；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
　　像晋察冀军区，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概括地说，华北各地区通过“敌进我进”的对策。早则1942年秋，迟则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这步棋又走活了。无怪当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称赞这一做法对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
　　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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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1）
■“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人民军的高级将领访问北京时，曾当面请教林彪：怎样打败美帝？林彪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熬。他说，你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八年抗战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敌强我弱。没别的办法，熬吧。
　　林彪的回答令越南客人感到有些意外，他们本以为这位元帅，会说出一套道理来，没想到只说了一个字。这个字特有的中国含义，还着实让翻译为难了半天。怎么翻呢？你总不能翻成熬白菜的熬吧？其实，持久战的确要靠熬，看谁熬得过谁，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是敌对双方意志的较量。日本人是很害怕这种较量的。1940年12月1日，当日军参谋总长杉山上奏时，“天皇”就曾不无担心地问道：“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在中国的日本军是否感觉到不好对付了？”
　　日本人虽说害怕持久战，可现实又迫使他们认识到，要征服中国，要打败共产党，必须作持久打算。“百团大战”后，一位名叫微中利一的日本众议员，甚至发表文章说：“要想消灭中###，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多田骏则有一句“名言”：“治安工作必须抓紧但不可急躁。”冈村宁次在1941年7月到任后，则“拟订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三年长期计划。”打算到1943年，争取使华北“达到满洲国的治安状况。”也即从1941年的“治安区”占10％，发展到1943年的“治安区”占70％。
　　冈村宁次这个3年计划实施了大约不到1年的样子，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战后日本军史研究人员认为，“从日本方面来看华北治安战的全部经过，”1941年秋至1942年秋这一年度，“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特别是1942年，过去的各种施策逐渐显示出效果。”“这是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他们还不无惋惜地说，“如能顺利进展下去，收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冈村宁次的3年“肃正计划”，为何未能“顺利进展下去”了呢？这与1941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有关。12月7日清晨，一百余架日军飞机呼啸着冲着珍珠港中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军舰俯冲下来，一通狂轰滥炸。日军飞行员一看命中目标，兴奋的大叫“奥托！奥托！奥托！（虎！虎！虎！）”这就是后来导致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叫“大东亚圣战”）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在华日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方文献说，“1941年以后，时局急转直下，大东亚战争下的中国战场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召集各兵团长官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冈村宁次宣布已接到大本营发动“安”号作战（即太平洋战争）的特别电报，并即席作了“训示”，他说：新的作战并未减轻方面军的任务。随着新的作战的扩大，华北方面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