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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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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①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①一译博洽德（一八四八——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译注
二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上）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作了十几次的谈话。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看一些历史事实。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转述了洛甫的话，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书记，曾经留学美国，我在保安访问了他。这部分读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认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发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博士同苏俄达成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协议。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当权，都自称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要达成协议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帮助下，按照列宁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员在领导和组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结果推翻了北京的腐败独裁政权。
这种合作的基础，就共产党人而论，可以归结为孙逸仙博士和国民党接受两大革命原则。第一个原则承认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第二个原则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对地主军阀实现民主革命，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性质的。
当然，共产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
不幸孙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
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共产党人为民族主义的主要两点——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被放弃了。接着就是军阀的内战，和后来对高涨的土地革命加紧进行镇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前农会、工人领袖遭到了杀戮。工会都被解散。所谓“开明的专政”对各种形式的反对力量都进行镇压。即使这样，军队中却仍有不少共产党员保存下来，在整个大恐怖时期党没有被打垮。在内战中虽然耗资达几十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红军在西北所占领的地方却是在他们完全控制下的一块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地区。
自然，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把这定做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于他们的论点，这里没有必要充分探讨。但是假使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特别在爱国青年中间是这样，为什么在目前它还能在历史的屏幕上投射东方大动荡、大变化的影子，我们就必须注意它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是什么呢？
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由于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中间引起了广大的不满和公开的造反。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中国现在也有了几条可以通行的公路，一队优秀的飞机和新生活运动，但是除此之外，凡是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的经济学家无不为黯淡的前途担忧。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①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律有减缓的趋向。
当大批农村人口迅速的趋于破产的时候，土地和财富就随着个体农民的总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②据报道，李滋…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如果此说过去不确的话，以后很可能成为事实。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缴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旱灾、饥馑、洪水这样的危机。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还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国共分裂之前，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时候，曾经负责搜集二十一省土地统计。据他说，这次调查说明了占全部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在乡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农占有百分之十五。但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据毛泽东说，“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就被禁止发表了。到十年后的现在，关于中国土地分配情况，仍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说明。”
共产党认为，农村的破产由于放弃反帝斗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即“抗日斗争”——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而加速了。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现在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在一九三一年，满洲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对伪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百分之四。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变化，已完全勾销了南京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
①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评出版的《民主》；②讨论这一问题的最杰出的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陈翰笙的近著《中国的地主和农民》（一九三六年纽约）。
二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下）
那末，南京的九年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西北当局最近曾在一个反对第六次反共“清剿”运动的宣告中，总结了这些结果。它告诉我们，第一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入日本的手里，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弃了热河，第四次失去了冀东，而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西北方面认为，蒋介石最新的剿共与日本侵略绥远北部发生在同一个时候，绥远必然就要丢失。
自然，只要共产党继续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内战的。但是早在一九三二年，红军就提出媾和，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上与南京联合。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红军在西北不断扩展地盘，占了战略上很大的有利条件，但共产党却在全国与抗日军队和爱国团体联合，又重申它原来的提议，愿意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它答应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换句话说，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重婚”，只要它能恢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中，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弃土地问题的国内斗争去进行；而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地解决的。
把毛泽东在我访问时候所说的话，引录几段在下面：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政府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显明的区分。毛泽东解释说：
“关于总的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朋友，请它们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根据毛泽东在别处所指，即意大利和德国＇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章乃器在最近发表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八万元钱。①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
“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将来的态度，他这样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它还受着本国军阀和日帝国主义的压制。”
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
毛泽东回答：“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它们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末这就是一系列长期的、可怕的、毫无疑义的战争的开始。因此必须做出抉择。从中国人民自己来说，我们将采取对压迫者进行抵抗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所决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
但是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共产党是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认为能获得胜利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而且也许确是有预见性的，即使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可能认为它在技术上是有谬误的。
①人民和“游击队”被杀得要比正规红军战士多得多。章先生的估计，除了实际军事费用外，还包括劳动力的损失、庄稼的损失，村庄、城市和农田的破坏等耗费。
四
悬赏二百万元的首级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
它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
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最后，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所以不怕轰炸是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很大的住人的窑洞、供佛的岩窟、防敌的堡垒，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有钱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这种奇怪的建筑物，用以防御洪水、外敌、饥荒，在这些地方囤粮藏宝，挨过历次的围困。这些洞窟深挖在黄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几间屋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是天造地设的防空洞，不怕原来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轰炸机的轰炸。红军大学就是在这种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一九〇八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刚二十岁，就成了国民党张发奎领导下的著名第四军里的一个上校。同年八月，南京发生右派政变后，他率领所属的一团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出现共产党的反对派活动的开始。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一九三二年，林彪负责指挥红军一军团，当时该军团有两万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厉害的一部。主要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的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它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它的歼灭，打败或者被其制胜，而它自己则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据说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然而关于这些著名的“铁军”的事，待我到了前线以后再说。
像红军的许多能干的指挥员一样，林彪从来没有出过国，除了中文以外，不会说也不会读任何外语。但是他不到三十岁就博得了红军内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
这是红军大学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学员。红大一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将“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就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①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琼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全国复兴署②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久？”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
“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
“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如何？”
“你认为李滋…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
“中国抗日后，美国和英国会帮中国还是帮日本？”
“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它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
“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如何？”
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两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最后得不出什么结论，暂告结束。
后来我参观了各个教室，并同林彪和他的教员们谈了话。他们把学校招生条件告诉了我，并且给我看了印好的招生简章，有好几千份这样的简章秘密地发到了中国各地。四个分部招收“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献身于民族革命事业的人，不分阶级、社会或政治背景。”年龄限制是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不分性别。”“报考者必须体格健康，不患传染病，”而且——这话有点笼统——“不染一切恶习”。
我发现，在实际上，第一分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的营、团、师级指挥员或政委，接受高级军政训练。为期四个月。根据红军规定，每个在役指挥员或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受四个月这样的训练。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首的是连、排、班级指挥员，红军中有经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失业教员或军官、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袖、从事组织和领导工运的工人”中招来的新学员。红军在东征山西省时，山西有六十多个中学毕业生参加了红军。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课六个月。第四分部主要“训练工兵、骑兵干部、炮兵部队”。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以前当过机工和学徒的人。后来，我在离开红色中国时，我还遇到八个坐卡车来的新学员，他们是从上海和北平来上红军大学的。林彪告诉我，全国各地报名的有二千多名。当时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因为每个学员都得“潜越”入境。
红大各分部课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内容可以作为样品以见一斑。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议、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军事课程校嚎谷照秸恼铰晕侍猓硕健⒖谷照秸械挠位髡绞醯姆⒄埂？/span》
有些课程有专门的教材。有些是从江西苏区出版机构带来的，据说那里的一个主要印刷厂曾经有八百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课程用的材料是红军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谈的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或者利用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统计的材料。
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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