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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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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
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一
路上的邂逅
我从宁夏又南下到甘肃。四、五天后我回到了河连湾，又见到了蔡畅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们一起又吃了一顿法国式烹调的饭，遇见了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她最近从白色世界溜进苏区，刚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见的丈夫回来。
我在河连湾后勤部呆了三天，后勤部设在原来属于一个回民粮商的大院子里。从建筑上来说，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亚细亚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顶，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墙上的阿拉伯式窗户。我牵着马到那个宽敞的马厩里去时，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系着一条长可及地的皮围裙，走上前来，举手敬礼，他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黧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他把马鸿逵——我的马——牵了过去。
我心中纳闷，这个老爷爷怎么闯到我们童子军的营房里来了？我于是停了下来问他，从他嘴里套出一个故事来。他是山西人，在红军东征时参了军。他姓李，六十四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红军“战士”。他很歉然地解释，他当时不在前线是“因为杨指挥员认为我在这里看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来了。”
李在参加红军之前在山西省洪洞县卖肉，他痛斥“模范省主席”阎锡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苛捐杂税。“你在洪洞没法做买卖，”他说，“他们连你拉的屎也要征税。”老李听说红军来了，就决定参加红军。他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没有儿子，在洪洞县除了课税很重的卖肉生意以外一无牵挂；而且反正洪洞县是个“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气一些，所以这个冒险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红军这边来了。
“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他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说你就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
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哦！卖肉是龟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象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虑再娶媳妇吧，”我对他开玩笑说。他严肃地摇摇头，说他妈的这些马一匹接着一匹，他没有功夫考虑女人问题，说完他就慢慢儿地去照顾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过院子后面的果园的时候，遇见了另外一个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轻二十岁，但一样使人感到有趣。我听见一个小鬼在叫，“礼拜堂！礼拜堂！”觉得很奇怪，就四处张望他叫“礼拜堂”的那个人是谁。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见有个理发师在给一个青年理发，把他的脑袋剃得象个鸡蛋一样光光的。我询问之下发现他的真实姓名叫贾河忠，原来在山西平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小鬼叫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祷告。
贾河忠拉起他的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给我看肚子上的一个伤口，他说这都是打仗的纪念品，因此他没有上前线。理发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药剂师，又是红军战士。
贾河忠说，那家基督教医院里有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临走以前同医院里的中国名字叫李仁的美国医生讨论了他们的打算。李仁医生是个“好人，他给穷人治病不收钱，从来不压迫人。”当贾河忠和他的同伴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去吧。我听说红军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别的军队，你们能同他们一起打仗，应该很高兴。”因此他们就去当了红色的罗宾汉。
“也许李仁医生只是要把你们打发掉。”我这样说。
那个理发师愤然否认。他说他同李仁的关系一直很好，李仁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诉这个李仁——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仍活着，过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结束，他就回药房去做原来的工作。我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礼拜堂”。他是个好红军，好理发师，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带说一句，我在红军中间遇到过好几个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是个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国教会学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笃信的基督教徒。红军军医队长纳尔逊·傅①医生原来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会医院的医生。他虽然志愿参加红军工作，热情拥护他们，他仍笃信他的宗教，因此没有参加共产党。
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但是在西北实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实上，做礼拜自由是个基本的保证。所有外国教会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外逃传教士被请回去到他们的教民那里去工作。共产党保留了进行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权利。
共产党这种对教会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国人是一些比利时教士，他们是绥远的一些大地主。他们有一处的地产有二万亩，另一处有五千亩左右，在长城上的定边附近。红军占领定边以后，比利时人的产业一边同苏区相邻，一边是白军。红军没有想没收比利时人的地产，但是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保证保护教会财产，但教士们必须允许他们在这天主教大庄园里种田的佃户中间组织抗日团体。这个奇怪的协定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利时人为中国苏维埃政府拍一份电报给法国的勃鲁姆总理，祝贺人民阵线的胜利。
在河连湾附近发生过一系列民团的袭击，距此很近的一个村庄在我到达前两天曾遭洗劫。一队民团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里，杀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几个红军战士睡觉的房子外面就纵起了火。红军战士逃出来时，由于烟熏睁不开眼，被民团开枪打死，抢去了枪支。然后这批人就参加了另外一帮四百人左右的民团，从北方下来进行袭击，烧村劫寨，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国民党将领高桂滋所武装的。二十八军派了一营人去搜索他们，我离河连湾那天，这些年青的战士刚追击成功归来。
战斗是在河连湾不远几里路的地方发生的，白匪据说正在准备攻打河连湾。有些农民在山里发现了民团的巢穴，红军据此情报，兵分三路，中路与匪徒下面交锋。在红军左右两翼包抄合拢时，战斗就有了定局。民团死四十个左右，红军死十六名，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民团被全部缴了械，两个匪首被活捉。
我们骑马回陕西时遇到了该营带着俘虏回来。各村都准备大事欢迎，农民们在道路两旁向凯旋的部队欢呼。农卫队举着红缨枪肃立致敬，少先队向他们唱红军歌曲，姑娘们和妇女们送来了点心，茶水，水果，热水——这是她们仅有的礼物，但是使疲惫的战士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们都很年轻，比前线正规军年轻得多，我觉得许多头缠带血绷带的人才只十四、五岁。我看见马上一个少年，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边都有一个战友扶着，他的头上也缠着绷带，正中间有一块圆形的血迹。
这一队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中间走着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是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自己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傅锦魁时，他摇摇头。
“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
①即傅连璋。——译注
二
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两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三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三国语言比赛。
我对当地的人的一个更加腐化的影响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以后没有用过，有一天我拿出来教蔡树藩打“勒美”①。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勒美”后，很容易地就用一只手打败了我。有一阵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妇女们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赌博俱乐部来。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晚上你环顾四周烛光下的脸孔，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夫人。这就引起了旁人说闲话。
但是，对苏区道德的真正威胁是在保安学会了打扑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打网球的四个人先开始，每天晚上轮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恶渊薮打。我们把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淖。赌注越来越大。最后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去了十二万元，看来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盗用公款了。这个问题我们用仲裁办法来解决，规定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提出十二万元钱来交给蔡树藩，但是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为还不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反正筹码都是火柴梗，而且，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也是火柴梗。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当共产党已有十年，在湖南当铁路工人时就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去学习了两三年，还腾出时间来爱上一个俄国同志，同她结了婚。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别担心这样的小事，”伍修权教授这样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国留学生。“你再见到她时没有让你的传宗接代的东西给打掉算你的运气。”但是，蔡树藩还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
我接到不少这样办不到的要求，要我寄东西进去，这不过是其中之一。陆定一要我把出售共产党照片所得的收入为他们购买一队飞机，外加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徐海东要一对假牙补上他的缺牙：因为他陷入了情网。人人的牙齿都有毛病，他们都多年没有看过牙医了。但是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令人钦佩；你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很多人患胃溃疡和其他肠胃病，这是多年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造成的。
从我个人来说，吃这种伙食反而长胖了，增加了体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这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我作了让步，用保麸面粉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还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
一天图书馆来了一批《字林西报》，我读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巧克力蛋糕烘制法。我知道博古家里还藏着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猪油代替黄油，可以做个那样的蛋糕。因此我请李克农为我写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给我二两可可。经过了几天的耽搁，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领遭到怀疑和诽谤，许许多多繁复手续和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后，我们终于从博古手里逼出了这二两可可，并且从粮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还没有把作料掺和起来，我的警卫员就进来了解情况，这个可怜虫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经过了一番公文手续，我最后又设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开始了伟大的试验。结果是不用说的。无论那一个有头脑的主妇都可以预见到发生了什么。我的临时凑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没有发起来，我把它从火上移开时，它的低层是两英寸厚的焦炭，顶上仍是黏糊糊的。不过外交部好奇的旁观者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为里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费可惜。我大大地丢了面子，从此之后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请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顿“西餐”作为补偿。他有时候有办法弄到大米和鸡蛋，而且又是德国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国香肠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门口看到挂着成串的德国香肠。他正在准备过冬的存货。他也给自己砌了一个炉灶，教给他中国妻子——一个从江西同他一起来的姑娘——怎么烘烤。他给我看，马马虎虎做顿饭，材料倒是齐全的。只是粮食合作社（我们伙食是包在那里的）不知道怎么做。红军指挥员罗炳辉的夫人（长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脚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师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鸡蛋和白糖大概是这样搞到的。
但是李德当然不仅仅是个好厨子，打扑克的能手。中国苏区这个神秘人物是何许人？国民党将领罗卓英读了在江西发现的李德一些著作后称他为共产党的“智囊”，这有没有夸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苏俄有什么关系？俄国对红色中国的事务事实上究竟起多大影响？
①一种看谁把牌脱手快的游戏，像“争上游”。——译注
三
俄国的影响
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或整个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书的主要目的。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这里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谈一谈这种有机的联系和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史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本书就不免有所欠缺。
在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这在苏区固然是一个公认不讳、引以为荣的事实，在国民党地区也几乎同样是如此，尽管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在中国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体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很明显，不仅是作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作为宗教的一种代替品。在这种中国青年中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例如，高尔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国作家的作品销路还要好，只有鲁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
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为了一个原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经派了成千上万名的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都到中国去，积极向中国群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然而多年以来，俄国人在中国却没有设立一所学校、教堂、甚至辩论会，可以合法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除了在苏区之外，他们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的。此外，国民党到处还积极加以抵制。然而在这十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
同许多念念不忘共产国际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红区里，俄国的影响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响大于直接参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和与苏联团结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由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加以撤销。在他们看来，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这成了在中国人中间帮助锻炼钢铁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炉，而在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不具备那种性格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亿万工人都在关心地注视着他们，到时候就会仿效他们的榜样，就象他们自己仿效大俄罗斯同志的榜样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说“工人无祖国”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这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小小根据地以外，他们还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这种保证，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营养的来源。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说，“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它愿意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忠实盟友。”中国的苏区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时候不论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与世隔绝，上面所引的那句用着重体排印的话，对中国苏区究竟有多大意义，西方人如果从来不认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是很难理解的。
可是我却是耳闻目睹，而且深有体会。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强大盟友的思想——虽然越来越没有得到苏联表示积极支援的证实——对中共士气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使他们的斗争有了一种宗教事业的普天同归的性质，他们对此深为珍视。他们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的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
我觉得这种思想已经显示出，它们能够改变中国人的行为作风。在共产党对我的态度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排外主义”。他们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资本家置身于他们之间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个中国地主或上海买办更甚。种族歧视似乎已彻底升华为不问国界的阶级对抗。甚至他们的抗日宣传也不是在种族基础上反对日本人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中不断强调，他们只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压迫者”，日本人民是他们潜在盟友。的确，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这种从民族偏见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地可以溯源于许多中共领导人在俄国所受的教育，他们上过中山大学，或东方劳动大学，或红军学院、或一些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干部的其他学校，回国以后成了本国人民的导师。
说明他们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其关心。报上发表的公报张贴在村苏维埃的会议室，也向前线部队宣读。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作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了对比。另外还举行了群众大会，进行了示威，鼓励大家进行讨论。有时甚至在穷山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这不免相当令人惊异。尽管地理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是这些乡下佬由于无线电消息、墙报和共产党的报告和宣传，对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况，现在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农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和组织都讲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纪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似乎已经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合作和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一般的“中国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心理”的外国传教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很难相信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如果担任领导，就要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作为物质创造者，则是不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当然共产党人之间发生过争论和内讧，但都没有严重到使党或军队受到致命伤害的程度。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
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是南京能够把他们的军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永远相互打内战的派系，象它对其他所有反对派那样，象蒋介石对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夺权对手那样，那么剿共的任务就可能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南京的尝试都失败了，例如，几年以前，南京曾经希望利用国际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来分化中共，但是，尽管出现了所谓中国“托洛茨基派”，他们却只博得了特务和叛徒的臭名，因为其中有许多人由于他们的立场所决定而参加了蓝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卖给警方，而且他们在群众中间从来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和很多的追随者，始终只是一批悲剧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识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形成任何严重的破坏威胁。
共产党基本抛弃了所谓中国礼节这种封建糟粕，他们心理和性格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极为不同。爱丽丝·蒂斯达尔·荷巴特是永远写不出一本关于他们的书的，《王宝钏》的中国作者①也是如此。他们直截了当、坦率简单、不转弯抹角、有科学头脑。一度是所谓中国文明的基础的中国旧哲学，他们几乎全都摒弃，而且，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也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共戴天的敌人②。我与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样。附带说一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出现对他们很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苏区来的好奇心，当作他们的运动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具体证据。他们把我当作一种给怀疑派看的头号展品来加以利用。
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苏联，因此难免有不少抄袭和模仿外国思想、制度、方法、组织的地方。中国红军是按俄国军事方针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战术知识来自俄国经验。社会组织总的来说按照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规定的形式。共产党的许多的歌用俄国的音乐，在苏区很流行，有许多辞汇直接从俄语音译为中文，苏维埃三个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们借用的过程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当然，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模仿和采用西方的过程也正在进行，因为甚至古老的封建遗产中的诗——斯宾格勒③称之为“伟大历史的废料”的东西——也很少有什么东西，不论对于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应付国家今天千头万绪的新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有很多价值。在旧中国这个子宫中同时孕育了两个卵细胞，而且都是从国外受精的。因此，有意义的是，举个例来说，共产党在组织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国的固然很多，而蒋介石总司令则不仅利用意大利轰炸机来毁灭他们，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会来组织他的反共的新生活运动。
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象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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