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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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掳走人俘，扣在他们的山东省寨里勒索赎金。他们的行为很象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里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除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的西方的红军主力有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象阿基利斯②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象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③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象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

①中阳在山西省，怀疑此地为甘肃省镇原县之误——译注。
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因与统帅亚伽梅农争吵，生气退回帐篷——译注。
③即保安——译注。
　
二
　　　　死亡和捐税（上）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二
　　　　死亡和捐税（下）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等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担任顾问的著名的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统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他指出在“公元　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　；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　，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〇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一九三〇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　〇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②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博士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③”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名胜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①见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由国家经济委员会非公开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国联其他调查华南和华中的专家的许多说明问题的报告一样，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
②这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没有提到甘肃和陕西两省军方主要的非法税收——多年以来一直是鸦片税。西安府给我的数字表明，冯玉祥将军控制这一带时，每年可从这一来源得到八千万元。从那时以后，此数无疑已大为减少，那是由于南京鸦片专卖的竞争，但仍每年有好几百万。
③在加拿大西北边境，上世纪末曾发现金矿。——译注
　
三
　　　　苏维埃社会（上）

　　　　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著。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虽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但是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

　　　　前已强调指出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这个地区比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受到的工业化影响要少得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好几个世纪以来，文化趋于停滞状态，虽然现在存在的许多经济上的弊端无疑地是半工业化城市中经济情况变化的反映。但是红军本身就是“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的显著产物，它对这里化石般的文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

　　　　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初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对此他们自然只能从未来角度来加以考虑，以期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那时他们可以把外国租界中的工业基地接过手来，从而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以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象俄国以前的民粹派反动纲领，但是，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①中详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提到“最高纲领”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须记住，红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一直不过是一种非常临时性的过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于苏区从一开始起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地规模上扩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国试行共产主义”，而有不少人却以为这就是共产党在他们小小的被封锁的地区中在尝试的事情。

　　　　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

　　　　从理论上来说，苏维埃固然是一种“工农”政府，但在实际执行中，全部选民中不论从成分上来说，还是从职业上来说，农民占压倒多数，因此政权得与此适应。为了要制约农民的势力，抵消这种势力，把农村从口划分这几个阶层：大地主、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流氓无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即专业工作者，包括教员、医生、技术人员、“农村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不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政治上的划分，在苏区选举中，佃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比其他阶层的代表是名额比例大得多，其目的显然是要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专政。但是，很难看到这些类别之中有什么重要的根本阶级区别在起作用，因为他们都是直接依附于农业经济的。

　　　　在这些限度内，凡是政权稳定的地方，苏维埃似乎工作得很顺利。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建立的，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每村各选代表若干人参加上级苏维埃，依此类推，一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凡年满十六岁的，普遍有选举权，但选举权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

　　　　每一乡苏维埃下设各种委员会。权力最大的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那往往是红军占领一个乡以后经过一阵紧张的宣传运动再举行群众大会选出来的。它有决定选举或改选权，同共产党合作紧密。乡苏维埃下面设教育、合作社、军训、政训、土地、卫生、游击队训练、革命防御、扩大红军、农业互助、红军耕田等等委员会，由乡苏维埃指派。苏维埃的每一分支机构中都有这种委员会，一直到负责统一各项政策和作出全国性决策的中央政府。

　　　　组织工作并不是到政府机构为止。共产党在工农、城乡中有大量的党员。此外，还有共青团，团之下又有两个组织，把大部分青年都组织起来。这两个组织是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共产党把妇女们也组织到共青团、抗日协会、幼儿院、纺纱班、耕种队中去。成年的农民组织在贫民会、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它参加到苏维埃生活中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农卫队和游击队也属于组织严密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①伦敦劳伦斯书局上引书。
　
三
　　　　苏维埃社会（中）

　　　　这些组织和它们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来领导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引用详尽的统计数字或令人厌烦的图表来说明这些机构的组织联系，但是总的可能说它们都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尽管每个组织似乎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苏维埃这种紧张频繁的活动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是他们为了要增加产量、利用大片荒地而采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员会发给各个分支机构，指导他们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和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的许多命令，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使人相当惊讶。例如，我在土地委员会一个办事处看到的一项命令，对于春耕工作发出了具体的批示，土地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四项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四项要求根据去年冬天苏维埃的决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这项命令①为了扩大劳动力，特别是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那些由于参加红军而男性人口减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这个绝妙的指示说明红军利用现有材料极有效果：

　　　　要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担任主要的或辅助的工作。倒如，应动员大脚妇女和年青妇女组织生产训练队，从事从清地到农业生产主要任务等工作。小脚妇女、儿童、老人应动员起来帮助除草、积肥等其他辅助劳动。

　　　　但是农民的反应怎样？中国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共产党听到这话就大笑。他们说，中国农民如果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民团……地主和税吏，他们没有不喜欢组织或社会活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战斗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工作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象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极其机动的作战，而这正是它的特点。

　　　　但是要真正了解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我已经谈到过西北农民在旧政权下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现在，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在新区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税，使农民有透口气的机会，在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们把土地分给缺地的农民，大片大片地开“荒”……多数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们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什么人算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②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百分之六十，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工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够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二、三元银洋一英亩。

①土地委员会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